導語:如何在實驗室里尋找科研的意義和價值?
Melissa Craig發現像藻類這樣的生物可以通過釋放化學物質幫助將海底山丘粘合在一起,從而減緩大型水下滑坡的速度。這讓她的同事們興奮不已,而她自己反倒沒什麼感覺。她所在的英國班戈大學的科研團隊在水箱中製作了水下滑坡的微縮模型,並通過改變土丘材料的組成和含量來模擬海底的劇烈滑坡。
她的發現是空前的。「在她之前的研究沒有發現相同的結果。」Craig的導師、海洋科學家Jaco Baas說。但Craig卻看不出自己關於藻類的發現如何能引起非學術界的興趣。當時她是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的一名博士生,正在訪學。「我難以體會我的工作所具有的影響。」她說。今年2月底,Craig加入巴布亞紐幾內亞的一家能源公司Oil Search,成為了一名地質學家。她希望從事具有明確實際應用價值的研究。
早在未來的科學家們開始讀博之前,導師和媒體就會告訴他們,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會產生持久的影響。無論是通過幫助治療疾病,建設清潔能源基礎設施,還是為受饑荒或乾旱影響的社區提供食物或飲用水,許多處於職業生涯初期的研究人員都希望他們能以某種方式發揮作用。「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想著去解決這世上的問題。」 Florie Mar說。她於2015年從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獲得腫瘤生物學博士學位,現為加利福尼亞州南舊金山基因泰克(Genentech)公司的科學傳播負責人。
儘管驅動研究人員的常常是探索世界運行方式的好奇心,也有一些人將科學視為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一種方式。眾所周知,科學的發展靠的是微小發現的不斷累積。倫敦國王學院的癌症成像化學家Philip Blower說:「無論有多難以預料,無論看起來有多無用,你的知識總是會有價值的。」但Mar和Craig表示,她們希望在研究過程中取得更多實實在在的成果。「我想要一些我可以實際衡量的東西。」Mar解釋說。Craig也提到了類似的想法,「我想要一些看得見的東西。好比說你能看見一個人走過來,帶著某種你參與研究了的東西。」
兩人現在都覺得她們正在利用自己的科學技能在學術界之外從事著有意義的工作。例如,Mar指導醫生和藥劑師了解基因泰克公司生產的藥物的臨床用途。她希望這些信息能夠進一步幫助到患者。
許多科學家都會為如何在工作中發掘更深遠的意義而困擾。他們時常會感到自己陷入了一個非常殘酷的體系——這個體系更關注文獻索引,而非研究轉化。許多人還提到,他們看不到自己的研究如何能夠為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專業人才服務公司領英(LinkedIn)在2016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41%的研究專業人員表示他們的動機主要來自於目的而非金錢或地位;給出相同回答的人佔全體的37%。
僱主們應當注意的是,同一份報告還發現,目的驅動型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更高,並且更可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至少三年。為了保持對工作的興趣,研究人員會嘗試各種方式來保持動力。一些人會尋找從事轉化研究或與產業界合作的實驗室的工作機會,另一些則在產業界尋找研究相關的崗位。不少專註商業應用的科學家甚至會成立初創公司來尋找他們需要的影響和價值。
對於許多尚處於職業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員來說,科學研究的規模,以及不斷增加的基金申請和成果發表的壓力令人沮喪。 「當我和博士後以及博士生聊天時,他們常常覺得自己像一台大型機器上的齒輪。」倫敦大學學院的公共政策和工程學講師、物理學家Jason Blackstock說, 「無論英國研究理事會資助什麼樣的研究方向,要在這些方向上發表成果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Dolores Del Prete也贊同說這個系統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她是德國海德堡一家合同研究機構BioMed X公司的博士後研究員,主要研究某些大腦細胞在精神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第一次做博士後期間,她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研究一種與阿爾茨海默病有關的蛋白質。後來,她決定換一個能夠開展更多應用性研究的環境。「我當時做的是基礎研究,」她說,「我喜歡這些研究,但我面臨著發表的壓力——發表更多論文,得到更多基金,如此循環往複。這挺令人沮喪的。」
她覺得自己在「不出版就出局」的倉鼠轉輪里疲於奔命,學術界的許多研究者對此都不陌生。「這是論文和基金牽著科研走,而不是科研牽著論文和基金走。」她說。在BioMed X,Del Prete能夠更明確地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 「將來產業界可以開發我們的藥物。」她解釋說。
對於一些人來說,在主業以外做點別的事情可以減輕挫折感,並幫助他們找到工作的意義。當Mar發現她的博士研究從一件愉快的事情變成了三年的繁冗負擔時,她開始製作視頻,通過白板插圖加配音的方式來向公眾解釋遺傳變異、神經科學和糖尿病等複雜話題。迄今為止,她已經在YouTube上發布了60多條視頻,這成了她與觀眾互動、跟進他們的興趣、教授科學,從而找到真實、即時影響的一種方式。後來她成立了獨立的科學傳播公司Youreka Science。
Mar說她在博士學習期間學到的東西,包括批判性思維和向公眾傳播科學思想,都有助於她的新事業的發展。 「這是一種學以致用的方式。」她說。
Blackstock認為,如果那些處於職業生涯早期的科學家希望他們的研究可以產生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就應該找機會在注重科學可轉化性的機構里工作學習。
「如果你真的想改變世界,只學習技術的東西仍然會讓你困惑於這些東西為什麼重要,」他說,「你需要去尋找真正需要深度參與的實用項目,或者至少是有實際合作夥伴的項目。」
這些項目可以教會學生在學術界之外應用他們的研究發現。例如,Blackstock提到了他負責的倫敦大學學院「如何改變世界」的培訓計劃。這個計劃讓工程專業的學生與產業界代表和政府代表兩兩組成搭檔,共同考察諸如水質和公共交通這樣的問題。該計劃的合作夥伴包括英國交通部和倫敦的工程公司阿特金斯(Atkins)。
他還建議學生找到與產業界有直接合作的博士項目就讀。例如,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Fraunhofer Society)70%的研究經費來自與外部合作夥伴簽訂的合同。這個協會還負責運營一些專攻激光和木材技術等課題的研究機構。在這樣的項目里,開發人們需要的設備或程序是研究計劃的必要組成部分,而不是額外的加成。
在Atma Ivancevic獲得阿德萊德大學的生物信息學博士學位後,她意識到自己需要謹慎選擇做博士後研究的實驗室。Ivancevic之前研究了DNA中的可動因子——每個世代都在圍繞基因組移動以驅動演化,雖然這種研究很快樂,但她看不到明顯的轉化的可能性。她說:「現在還很難看出它能有些什麼實際用途。我們談論的這種影響需要數百萬年才能顯現。」
在一次面試的過程中,當面試官將電腦屏幕轉向她時,Ivancevic知道自己找到了合適的實驗室。她說:「他向我展示了他當天收到的四五封來自不同家庭而非其他科學家的電子郵件。」有一封在向他諮詢關於女性嚴重癲癇遺傳學的研究,以及這些研究最近有何進展。「他在這一年裡有沒有發表論文並不重要,」她說, 「他仍然會回答這些電子郵件,而那就是實實在在的影響。」
Ivancevic認為運氣和計劃都可能會對科學家們的職業生涯造成影響。「或許他們只是還沒有發現自己的研究如何能得到實際應用。」Blower也相信科研需要一點運氣,並且提倡說研究並不總是要去解決一個特別具體的問題。他說:「你在一大堆石頭裡翻找,大部分下面都沒有東西,但偶爾也有些什麼。如果你不翻,你就什麼也找不到。」
基因編輯技術CRISPR就是這樣被發現的。Rachel Haurwitz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Jennifer Doudna的實驗室獲得了博士學位並做了博士後。這裡是CRISPR技術的發源地之一。Haurwitz現在擔任伯克利馴鹿生物科學公司(Caribou Biosciences)的首席執行官,該公司旨在將CRISPR技術商業化。她將CRISPR的興起視為在大量轉化性工作之外,基礎研究持續受到資助的依據。「我認為這個故事進一步強調了投資基礎研究的巨大價值和需求,」她說,「假裝我們很清楚去哪兒能夠獲得下一個大發現是非常幼稚的。」
她建議那些希望看到自己工作實際影響的科學家去尋找從事轉化研究的實驗室和公司。「積極尋找能在那裡工作的機會吧,」她說,「學術界有一些實驗室更接近這樣的風格,並且有很多企業都在使用生命科學和技術來嘗試解決實際問題。」
對於部分研究人員來說,自己創業能夠為他們帶來自身所尋求的意義。 2000年,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的分子腫瘤學家Paul Harkin開始意識到,為了擴大他在與遺傳性乳腺癌有關的基因BRCA1方面的工作,他不得不離開學術界。
Harkin發現,如果臨床醫生擁有可靠的工具可以從組織中提取部分降解的RNA,那麼保存在全世界實驗室和醫院的腫瘤樣本將成為把患者遺傳信息與患者結果關聯起來的寶貴數據來源。但他無法在女王大學的實驗室啟動這個項目。「為了取得商業應用,我需要引入大量資金和額外的專業技術支持。」Harkin解釋說。
2004年,他在英國北愛爾蘭的克雷加文與人合夥成立了一家名為Almac Diagnostics的公司,以便將他的研究成果推向市場。 「我從未有過幻滅感,」他說,「但對於在學術環境中可以取得什麼成就,我的看法是非常實際的。」
該公司一直專註於為製藥行業提供臨床試驗支持。Harkin指出,至少有一種他們公司研究的藥物已經在美國上市銷售。
讓Harkin感到滿意的不僅是自己建立的公司直接參与了為患者供葯的過程,還包括Almac Diagnostics對北愛爾蘭科學求職領域產生了積極影響。他估計約有50%的Almac Diagnostics員工持有博士學位;母公司Almac集團在當地僱用的員工超過3000人。「現在,北愛爾蘭的學者們並不是只能從事學術界的工作,而是有了其他選擇。」他說。
Harkin認為,處於職業發展初期的研究人員如果希望產生實際影響,就應該認真考慮到產業界就職。「年輕的科學家不了解產業界的潛力。」他說,「你可能不會獨立掌控一個項目,但你是為臨床應用做出貢獻的功臣之一。」
不過,許多科學家堅持認為好奇心就足以驅使他們去探索研究問題了。Baas對海底沉積物的興趣來自於對世界如何運作的好奇。「去探索發現是讓我進行研究的動力,」他說。「我的腦子裡一直都縈繞著一些問題,而我想找到答案。科研正是達到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我的工作同時也是我的愛好。」
Ivancevic將於8月份開始二次做博士後。她說,即使自己離開了學術界,也會持續跟蹤本領域的最新研究進展,並且她也理解好奇心的驅動力。「我明白好奇心的影響,」她說,「但你就是想一探究竟。」
Craig預計自己也會跟進本領域的進展。「這類似於一個愛好,對於地球科學的圈子來說非常酷,也很重要,」她說。 「但同時吸引我的還有其他能讓我的研究得到實際應用的東西。」?
Nature|doi:10.1038/d41586-018-03925-8
原文發布在2018年4月3日的《自然》職業專題上,作者:Jack Lee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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