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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世界上的真實位置,很多人並沒看透

作者:王小五進化營

來源:松鼠財智

沒有人不關心自己的位置,國家也一樣。

但很多時候,即使做出正確選擇,也不一定能達到目的。

在中國崛起過程中,確實存在重大的歷史機遇,起到了催化、推動的作用。

這個重大歷史機遇的催化,使中國逐漸演變為今天的樣子,深刻影響著世界秩序,並重新定義著中國。

1、重大歷史機遇

工業化、城市化遭遇西方產業外包大趨勢

科技創新,在西方經濟發展中,一直有著重要作用。

從最初紡織機械、蒸汽機、內燃機等掀起的工業革命,到現在計算機、智能化技術,每一輪創新,都為西方帶來突飛猛進。

創新帶來高額利潤,極大增加社會財富。

在舊時代,增加的社會財富,雖大部分被創新部門佔有,但也會拉動周邊行業發展,而且富人財產也附著社會義務,如救助窮人、修路等。

然而,西方20世紀末21世紀初這一輪創新發展,卻沒有顯著惠及普通百姓,它體現出截然不同的特徵——生產流程大規模外包。

諾基亞等傳統企業,擁有完整製造產業鏈,生產統一的消費品,滿足人們基本需求。

但隨生活水平提高,個性化需求井噴湧現。

擁有全產業鏈企業,在面對多樣的個性需求時,無力承擔高昂的調整成本,逐漸走向「越努力越失敗」的邏輯終點。

捨棄對全產業鏈的奢求,著力打造創意和品牌,才能成為制勝法寶,比如蘋果公司。

這就導致生產製造、裝配等環節,需要大量外包。

誰能承接這樣大規模外包?

需要兩個條件:生產必須高效率;生產必須高彈性。

高效容易理解,彈性來自於不斷變化的個性化需求,越能適應不同需求,越有可能承接大量外包業務。

兩個條件耦合,承接方只有一條路可選:有大量專業的、精細化的中小型企業。專業化能帶來高效率;中小企業彼此配合、適應帶來高彈性。

舉目全球,只有中國,能滿足製造業外包的需求。而且,簡直就像虛位以待。

因為在這個關鍵的時間節點,很多城市,建設了大量的工業開發區。

90年代,中國輕工業大規模發展,為全社會提供了越來越豐富的生活必需品。

在輕工業向重工業換擋過程中,即9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分稅制改革,直接導致了土地財政。

分稅制改革簡單說,就是原來全國的財政收入,大約80%歸入了地方政府,中央收入很少。錢少很難辦事,很難大規模投資,很難支持西部不發達地區。

分稅制改革後,全國大部分財政收入,劃歸了中央。第一年就從前一年的兩成,增加到了六成。

但是,城市土地有償使用收入、土地增值稅、房產稅等與土地增值相關的稅種,全部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很強的動力,鼓勵建築業大發展。

在此之後,地方政府建設了大量的空白開發區(廣義城市化)。

而這些開發區,如果沒有企業進駐,企業無法盈利,系統就無法長久運營下去,政府的融資無法償還,風險會大增。

巧合的是,恰逢西方大量外包機會,為中國的企業,提供了巨大的市場,促成了工業化的關鍵騰飛。

當然,後來加入WTO,也為中國製造業,提供了更多機會。

中國經濟在世紀之交的崛起,是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與西方產業外包互相催化的產物,是世界大勢。

2、中國崛起的顯著成果

構建起超大規模的供應鏈網路

在經濟騰飛過程中,十多億人民,辛苦勞動,追求更好的生活,釋放了前所未有的生產力,構建起超大規模「供應鏈網路」。

供應鏈規模越大,其內部節點越多,互相配套、嵌入越深,效率越高。

中國面向全球承接合同,也面向全球生產製造;國內電商平台發展,又催化出更細緻的分工。內外融通的格局,使供應鏈網路進一步擴大和深化。

超大規模的供應鏈網路,成為經濟發展的最大成就,也造就中國的「世界製造中心」地位。

事實上,製造中心已經超出中國範圍,擴展到東亞、東南亞地區。

中國從這些國家、地區進口大量零件、半成品,再加工、組裝成成品,銷往全球。

整個東亞被中國整合進「環中國海供應鏈網路」,成為全球的製造業聚集區。

這個製造業區域,無法被世界上其他區域替代。

中國崛起,帶來龐大的供應鏈網路,網路的不斷擴大和深化,將東亞、東南亞地區納入進來,形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終局性的世界製造中心。

3、世界雙循環大格局的形成

以往的世界秩序,基本是「中心——外圍」結構,即以西方為中心,其他非西方國家依賴於西方的科技、資金、製造業等。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尤其製造中心的形成,使得「中心——外圍」結構演變為「西方——中國——其他非西方」的雙循環大格局。

第一循環:中國向西方國家出口製成品,進口技術、高端金融服務、資金等;

第二循環:中國向亞非拉等國家出口製成品,進口原材料、能源等。

中國處在雙循環的節點。

西方創新經濟轉型,使得西方無法對亞非拉,產生直接拉動作用。

上世紀80年代到世紀末,西方經濟發展,但發展中國家,很多出現大滑坡。因為,原材料只對接中低端製造業,無法對接高端製造業、服務業。

中國崛起為新的製造業中心,為發展中國家的原材料、能源,提供了超大規模市場。

未來,這一雙循環結構,會趨於固化。

美國將繼續佔有價值鏈上游,通過品牌、知識產權保護,強化領導地位;

中國及東亞製造業區域,將繼續通過製造業,對接上游和下游國家。

下游國家將繼續通過能源、原材料等,獲得國際發展空間。

4、從坦贊鐵路看中國在非洲的無限想像空間

印象中的非洲,多是戰亂、貧窮、飢餓,但事實不是這樣。

非洲的農產品種類豐富,產量高,耕地面積大。以坦尚尼亞為例,其國土面積只有中國1/10,耕地面積卻達到中國1/2;

礦物資源豐富,在我們國家屬於富礦的,在當地只能用來鋪路。在非洲還發現了世界唯一的天然核反應堆,鈾235丰度很高;

生物多樣性高,珍奇異獸應有盡有,旅遊資源潛力巨大。

等等。

如此豐富的物產,使得非洲大陸,在第二循環中,具有重要地位。

尤其對於中國而言。

中國與非洲的關係,是真正的源遠流長,比改革開放的時間都長。

開創緊密聯繫的重大事件,是坦贊鐵路的修建。

上世紀六十年代,坦尚尼亞和尚比亞計劃修一條貫通兩國的鐵路,然而耗資巨大。

向西方、蘇聯等大國求助後,均被拒絕。

後來到中國尋求幫助,獲得支持,於1970年動工。

中國為其提供了十億元人民幣無息貸款,及整套勘探、施工、維護、運營技術和人員,付出極大代價。該鐵路也是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成套援非項目。

為坦贊兩國修建的這條1860千米的鐵路,激活了兩國經濟。

坦贊鐵路的修建,使中國在非洲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和認同。

1971年的聯合國大會上,17個國家提議:中國重返聯合國。最終投票通過。

17個倡議國家,和投支持票的國家中,有大量的非洲國家。

可以說,「是非洲兄弟們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

坦贊鐵路極大解決了兩國的農產品、礦物、人員的運輸問題。

但幾十年來,當地缺乏鐵路運營管理技術,鐵路運力嚴重下降。

近年,中國與坦贊兩國約定,計劃重新激活坦贊鐵路。

其中重要的一個項目,在終點站港口城市達累斯薩拉姆北邊的巴加莫約市,重新修建一個出海港口,將鐵路修一條六十公里的支線連過去。

新港口設計吞吐量,比東非現在所有港口之和還要大。

可以想像,新港口將作為東非最大的出海門戶,與世界聯通,與中國聯通,將坦贊兩國、非洲南部國家的礦物、農產品,源源不斷的運往世界,以及中國。

一方面實現非洲國家自身經濟發展,從第一產業,逐漸過渡到更高階產業;

另一方面,為中國農業和工業,提供必要的原材料,緩解資源稀缺的壓力。

事實上,中國在非洲,投資了不只坦贊鐵路,而是.....

5、中國在世界上的真實位置——樞紐

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龐大的供應鏈網路。從微觀層面上,個體和企業,溝通著上游下游、國內國外,成為微觀意義上的中介和樞紐;

在世界秩序的演化中,雙循環格局逐漸生成,在宏觀層面,中國成為西方與非西方的樞紐。

中國之所以成為關鍵的聯繫節點,因為兩個特徵:多元和超大規模。

多元結構,決定了中國內部,始終存在著深刻的彼此連接。

中國內部有海洋、大陸、以及海陸中介,三大部分。

海洋區域即東南沿海,資源豐富,生產力強大;中原地區人口眾多、市場巨大;西部地區生態脆弱、物質資源缺乏,但精神文化豐富。

東南沿海地區生產的物質資料,經由中原龐大的人口和市場,形成對西部的秩序投放;

而西部的宗教、文化等資源,又對中原和沿海地帶,形成反哺和平衡。

海陸中介,將海洋和陸地聯繫在一起,形成完整的、統一的中國。

在海洋和陸地區域,又各有一個特殊地區,分別聯繫著更廣闊的海洋區域和大陸區域,即香港和新疆。

香港溝通著世界主要的海洋區域,如英美;新疆溝通著世界主要的大陸區域,如歐洲大陸及以東的西亞、中亞國家。

海洋區域一般實行普通法,大陸區域如歐洲的大陸國家、中國等實行大陸法。

普通法對中小投資者的權益保護,要好過大陸法。在普通法地區,直接融資市場的效率,遠高於間接融資市場,大陸法區域相反。

香港本身具有二元性:始終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又與世界海洋國家,共享普通法秩序,成為溝通中國與海洋世界的關鍵節點。

中國可以通過香港,影響國際資本市場;也可以通過香港,從國際資本市場吸收力量。

新疆同樣具有二元性:它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同時與歐亞大陸世界,存在著深刻的歷史聯繫。

從中原看新疆,這是中國西部的盡頭;但從新疆向西看,這又是中國向大陸世界投放秩序的起點,也是歐亞世界影響中國的起點。

中國的崛起,有工業化道路的正確選擇,也有城市化和西方產業外包時間重合的歷史機遇。

在高速發展中,中國形成了龐大的供應鏈網路,極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和適應能力,並深刻嵌入世界經濟體系中。

中國的超大規模性,不斷改變著世界秩序,使原來「中心——外圍」結構,逐漸演化為雙循環結構。中國在其中,發揮著溝通西方與非西方的中介和樞紐作用。

中國因加入世界秩序而崛起,在深刻影響國際秩序重構的過程中,只有將自己的視野和格局,提高到世界高度,才算真正回歸了「中國」本該具有的普遍主義精神,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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