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某些日本人總在南京大屠殺的死難人數上大作文章
12月13日是第五個國家公祭日，當日多地舉行了沉痛的悼念活動，南京城拉響了凄厲的防空警報，網友紛紛哀悼並「等候30萬人歸來」。
為何某些日本人屢屢對於侵華罪行避而不談，而執著於所謂死難人數的「理性爭辯」？那是因為，當我們對於苦痛進行抽象化嘗試的同時，也就離具體的在場性越來越遠，沒有了感情記憶作支撐，而簡化為「yes or no」的學術問題，這不僅是日本右翼的陰謀，更是我們在進行為了忘卻的紀念時所常常忽略的。
截止目前，牆上共刻有10644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姓名。
吳曉東教授在漫談西方文學的過程中，對於這一「記憶的暗殺者」進行了深刻的探討和分析。
《讀書》雜誌2000年第3期發表了小島潔先生《思考的前提》、溝口雄三先生《「戰爭與革命」之於日本人》和孫歌女士的《實話如何實說》三篇文章。這組總題為「思考『戰爭與革命』」的筆談，從不同的角度思考了中日兩國學人對待日本侵華戰爭以及南京大屠殺的立場和姿態。
其中小島潔的《思考的前提》指出了一個值得重視的事實:日本的一些研究者、批評家把中國方面對南京大屠殺中三十萬死難者的數字的堅持視為一種政治行為，而他們認為死難者的數字首先是一個「必須『客觀地(學術地)』進行考察的對象」。對此，小島潔認為:
中國方面絕不肯對於「三十萬人」這一犧牲者數字讓步，正是對於日本方面政治行為的正確反應，是理所當然的政治行為。
這一中國的「政治性行為」的意義如果被放在它的歷史具體性中加以考察，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顯然是為了回應日本方面已經存在著的「政治性行為」，是為了與其對抗而產生的。
這種說法表現出了對於中國堅持「三十萬」死難者數字的理解和同情。在此基礎上，小島潔指出:三十萬的數字能夠成為研究的對象的前提，是日方「以毫無保留的態度批判本國政府以及多數國民對於這一問題所顯示的不負責任和遲鈍的『政治態度』，並敦促政府建立能夠追究國家政治中『記憶的暗殺者』們責任的態度，這難道不是『學術的』態度得以成立的必要的政治條件嗎?」
儘管小島潔堅持「學術的領域」無法獨立於政治的場域之外，表現了對學術與政治的糾結關係以及對學術政治本身的一種清醒的認知態度，但小島潔的文章仍反映了近年來對待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兩種具有普泛性的傾向，即政治化與學術化，這兩種傾向在日方以及西方學術界均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在對待大屠殺的立場上，無論是政治化的態度還是學術化的態度都有一種如小島潔所說，「顯示了我們的知識結構的抽象性」的危險。而糾纏於死難者是否是三十萬的數字的行為——無論是政治上還是學術上——也都是試圖把大屠殺抽象化的一種努力。
大屠殺不僅僅是個政治化的歷史事件，它更不是一個數字，它是沉埋在中國人以及有良知的日本人心中的活生生的歷史記憶，是孫歌在《實話如何實說》一文中所說的「感情記憶」。作為記憶的存在，它以具體性和感官性與政治甚至學術的抽象化相抗爭。
《東方》雜誌1995年第5期上曾刊登了一篇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的專稿——猶太裔漢學家舒衡哲的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博物館的光照之外》，文章認為，我們今天常常說納粹殺了六百萬猶太人，日本兵殺了南京三十萬人，實際上是以數字和術語的方式把大屠殺給抽象化了。六百萬、三十萬的數字看上去似乎觸目驚心，實際上是以抽象概括的方式總結歷史，大屠殺的真正意義反而在各種數字的抽象之中淹沒了。
與此相反，大屠殺的意義只能一點一滴顯現，換句話說，當我們嘗試著在一個一個故事，一段一段記憶中去直面它的時候，大屠殺才有其意義，否則它就會被抽象數字埋沒。而數字和術語都有可能引起爭議，乃至於某些篡改者會得出大屠殺從未發生過的結論。所以舒衡哲說:
抽象是記憶的最狂熱的敵人。它殺死記憶，因為抽象鼓吹拉開距離並且常常讚許淡漠。而我們必須提醒自己牢記在心的是:大屠殺意味著的不是六百萬這個數字，而是一個人，加一個人，再加一個人......只有這樣，大屠殺的意義才是可理解的。
2018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群像實錄。新華社記者韓瑜慶、李響、季春鵬 攝
這篇文章令我悚然一驚，因為平時看電視新聞，看到這裡水災，那裡空難，就常常聯想到唐山大地震的二十八萬，這樣一比，幾十或幾百的死亡人數，就會顯得有點微不足道了。
這正是舒衡哲所反對的那種抽象式數字式的理解。一個巨大的數字總會瓦解較小或更小的數字。而換一種方式理解，即使是幾十人，乃至幾個人，也是一個人，加一個人，再加一個人，我們面對的就是一個個生命個體的具體的消亡這樣一個事實，就會使我們深有觸動。
因此，舒衡哲的文章最終探討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懸置數字化的歷史而進入苦難歷史的細節，如何以個體生命的具體記憶方式對抽象進行抗爭。而大屠殺的意義正保存在個體的具體生命記憶之中。這種意義甚至也是博物館所無法體現的。
大屠殺紀念館保留的只是公共記憶，而人類記憶有一個更晦暗的空間，那就是無法進入公共記憶的個體記憶，它存活在博物館的光照之外，存活在電影《蘇菲的選擇》中的蘇菲的記憶中，存活在《辛德勒的名單》中一個個在辛德勒墓前擺放小石子的倖存的猶太人的記憶中，甚至也存活在東史郎的日記里。它們被放逐於宏大歷史敘事之外，卻真正提供著苦難歷史的忠實見證。它們的生存方式正是一種個體性和具體性，並以這種個體性和具體性抗爭遺忘與抽象。
那種把災難數字化抽象化的簡約方式背後必然是對苦難歷史的一種超然姿態。在南京大屠殺的三十萬和唐山大地震的二十八萬死難者數字面前，一切個體性的災難的分量似乎都會化為烏有。在這裡，三十萬與二十八萬的數字成了某種終極性的標尺，它消解和遮蔽了個體性災難的悲愴感。而更可怕之處還在於，這種極致化的數字凸顯出中國人歷史的災難深重，其結果反而會導致當事人以及後來者對苦難的麻木和超脫，苦難甚至可能成為玩味和咀嚼，從而難以轉化為一種精神資源。
與這種數字化的歷史相抗衡的，正是對歷史的具體的記憶。記憶由於其具體性、現場性以及情感性註定了是同抽象相抗爭的最好方式，正是記憶的具體性逼迫我們去直面，而只有通過這種直面才可能真正把我們引入歷史原初情境，引入大屠殺「現場」，才可能產生驚心動魄的切身感，這種切身感會使我們知道大屠殺並不是外在於我們每個人的，它並不是永遠逝去了的與當下不發生具體關聯的抽象存在，它其實每時每刻都潛伏在我們身邊，並隨時都有可能重現。
而僅僅把大屠殺數字化和抽象化的所謂客觀公正的政治與學術傾向則可能使大屠殺成為逃逸與遠離我們的切身性的一種輕飄飄的存在，並使一次次慘絕人寰的反人類反人性的暴行最終縮減為一個個不帶絲毫感情色彩的數字。
在這個意義上，「記憶的暗殺者」不僅僅存在於國家政治中，也存在於諸如教科書的冷漠的歷史敘述中，存在於學者的「客觀公正」的學術研討中，存在於抽象的概括和歸納中。而一旦我們暗殺了記憶，我們也就暗殺了歷史，暗殺了那些無辜的死難者，使他們再死一次，暗殺了我們的感情和以感情為真正支撐的良知，而最終我們暗殺的則是生存著的人類自身。
溝口雄三先生的《「戰爭與革命」之於日本人》以及發表於《讀書》1998年第2期上的《日中之間「知識共同」的可能性》一文都執著地表現出追求中日雙方「知識共同」的努力。這種努力很讓人感懷。但如果缺乏感覺認同以及感情記憶的認同取向，其「知識共同」所能達到的作用恐怕是有限的。學術和知識也迫切需要一種「感情記憶」的支撐，至少這種感情記憶應該成為學術研究的某種背景性的存在。單單堅持一種「客觀的」知識與學理的立場和姿態恐怕是有所欠缺的。正像孫歌所指出:
在南京大屠殺數字上糾纏的，並不僅僅是日本學人，歐美的學者也有同樣的姿態。支撐這一姿態的基本學理就是歷史的「客觀真實性」，它的對立面就是活人的感情。這種歷史觀導致的嚴重後果，首先在於感情記憶的喪失，它使得歷史失掉了緊張和複雜，變成了可以由統計學替代的死知識;而恰恰是這種死知識，最容易為現行政治和意識形態所利用。
中日間的共同的知識如果正是這樣的死知識，反而會使「知識共同」的原初立場發生偏轉，甚至遮蔽了可能存在著的真正問題。2000年3月30日下午，《21世紀中國、日本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的「文化」部分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中日雙方的青年學者的報告和討論熱烈而有秩序，前聯合國副秘書長明石康和日本著名魯迅研究專家竹內實等先生不時參與討論，也為會議增添了幾分活躍的氣氛。一切都按部就班。
真正具有「事件」意義的是一個中途闖入者向日方的一個與會者發難，認為他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措辭和態度模糊曖昧，一再追問他是否承認有南京大屠殺的事件，是否承認遠東國際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判決，語氣中充滿火藥味，會場的空氣十分緊張。我作為主持人一時有些不知所措。
有意味的是會議的日方的組織者匆匆過來讓我趕快轉移話題，結束論戰。會間休息的時候另一位日方組織者希望我續會時能解釋一下這個發難人只是一個臨時的旁聽者，並不是會議邀請的正式代表。會議繼續進行，那位被闖入者所責難的日方學者聲明，剛才休息的時候不少中國學者對他表示安慰，請他不要介意，並說這種親切的態度令他非常感動。於是會議又在友好而輕鬆的氣氛下進行。
然而我卻覺得這種友好而輕鬆可能掩蓋了中日交流間的一些根本欠缺，那就是輕鬆的外觀下隱含的是對雙方都感受得到的沉重歷史記憶的迴避，在小心翼翼的同時雙方都難以正視彼此間真正需要建立卻註定難以建立的其實是感情記憶的基礎。
我想起了溝口雄三先生在《日中之間「知識共同」的可能性》一文中曾感嘆中日雙方學術交流的「禮儀化」，彼此都止步於彬彬有禮不傷面子，從而使深入的交流難以進行，使真正的「知識共同」無法企及。而更難以企及的大概是感覺、感情以及歷史記憶的共同吧?
《廢墟的憂傷：
西方現代文學漫讀》
作 者：吳曉東 著
探究世界文學經典的敘事藝術
觸摸作家深邃的心靈世界
透視20世紀複雜的社會歷史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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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黃泓
觀點資料來自
《廢墟的憂傷：西方現代文學漫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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