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語「殷鑒不遠「的由來！解開夏朝的滅亡之謎！

盤庚是湯的第九代孫，繼兄陽甲即位。時商朝多次發生內亂，國勢衰落。盤庚即位後，為了控制局勢、擺脫困境，決意「震動萬民」從奄遷都到殷。遷殷前後，盤庚發表了三次講話。

《尚書·盤庚》就是他作的講話稿，分上、中、下三篇。三篇的對象不同，分別是民眾、百姓、眾戚。三種人的身份也不同。民眾是「畜民」，亦稱為「眾」；百姓是百官，即「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眾戚是「婚友」，即同姓或異姓的貴族。﹙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

上篇是決定遷殷後對眾戚講的話。盤庚首先告誡他們遵守舊制，正視法度，不要憑藉小民的諫誡反對遷都。

接著，盤庚說，我要把我的真心話告訴你們。你們是和我共同掌管政治的舊人。你們的祖先立過功勞，商王祭祀祖先時，你們的祖先也配享先王。你們與商王同心，民就得服從；你們與商王離心，民就會生亂。

最後，盤庚竭力開導眾戚道：「你們每個人都掌管著自己的封地，要努力使出你們的力量，聽從我一個人的所作所謀。我用刑罰懲處那些壞的，用賞賜表彰那些好的。沒有遠與近的分別。國家治理得好，是你們眾位的功勞；國家治理得不好，是我有過有罪。」

「你們眾位都要思考我告誡的話。從今往後，各人務必履行自己的職務，擺正自己的職位。閉上你們的口，不許亂說。否則，懲罰就會降臨你們身上，後悔也來不及了！」盤庚如此結束他的講話。

中篇是針對那些反對遷都的民眾講的。盤庚威脅說：「你們要聽清楚我的話，不要忽視我的話！」

接著，盤庚說明遷都是為了繼承先王拯救臣民、安定國家的意願。他以救世主的口吻恫嚇說：「現在我命令你們同心同德，不要傳播謠言來敗壞自已！恐怕有人會使你們身子不正，使你們心地歪邪。我要勸說上天延續你們的生命，我哪裡是在虐待你們呀！我是在幫助你們、養育你們呀！」

最後，盤庚嚴厲指出：「你們如果不和我同心同德，先王就會對你們降下罪責，問道：『為何不同我的幼孫親近友好呀？』因此，有了過錯，上天就會懲罰你們！你們便不能久安！」

下篇是遷殷後，盤庚對「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講的話。邦伯，指諸侯。師長：眾位官長。百執事，指執行政事的諸位官員。

他首先告誡眾人道：「我披肝瀝膽把我的心裡話告訴你們。我不會懲罰你們，你們也不要聯合起來，共同發怒，毀謗我一個人。」

接著，聲稱將儘力考察他們「念敬我眾」的情況。盤庚最後說：「我不會任用貪財的人，只任用經營民生的人。對於那些養育民眾並謀求其安居的人，我將按次序敬重他們。現在我已經把心裡話告訴你們了！你們不要有不敬慎的地方！也不要聚斂財寶，要經營民生而自立功勛！該把恩惠施給民眾，永遠和我同心！」

盤庚為何遷都於殷？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一說是為了糾正奢侈的風氣，一說是為了躲避河患，一說是為了逐水草以游牧為生……

在傅築夫看來，上述諸說似是而非，皆不能成立。為此，他提出一個假說，要點如下：

﹙1﹚從盤庚三篇講話看，商人遷都顯然是為了經濟上的原因，完全是為了人民的生活。原來聚集的地方之所以不能再繼續住下去，是因為那裡已經不能很好地維持生活了。倘若留戀故居，苛且偷安地勉強活下去，就會招致災難性的後果。

﹙2﹚何以一個地方長久住下去，原來的經濟生活就難以維持呢？這是因為，士地的生產力隨著時間的流駛會逐年衰退，致使收穫成果隨之逐年遞減，因而原來的經濟生活愈益難以維持下去。

﹙3﹚盤庚在位時的商代，農業已經成為主要的生產部門。換言之，人們賴以生存的生活資料，主要來源於農業，而不是畜牧或漁獵。卜辭中為農稼而貞卜的文字極多，與農業有關的文字亦很多，充分反映了農事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

﹙4﹚商代的農業雖已成為生產的主要部門，但仍停滯在初級階段，還是一種極其粗放的原始農業。這主要是因為生產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從而妨礙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

﹙5﹚燒田是當時商人普遍採用的一種耕作方法。由於生產工具極其簡陋，開闢原野、剷除林莽的能力不足，而在曠野的深林茂草間，常有野獸出沒。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用火把荊棘林莽燒平，把野獸趕走，把土地剷平，才能撒播種子。在當時的條件下，除了用火焚燒外，實在找不到更有效的辦法，使荒原變為耕地。這種方法一直到秦漢年間楚越江南一帶仍採用這種方法。非洲的許多國家差不多都採用過這種耕作方式。

﹙6﹚根據上述耕作方法，可以推測商人經營農業的程序：一是選擇耕作地點，自然是未經墾殖的荒原。二是擇日卜問焚田吉凶。三是縱火焚燒，叢林茂草燒光後，再用農具耙平土地，然後在灰土之上撒播種子。由於不懂灌溉，也不知施肥，完全利用土地的自然力從事種植活動，一塊土地不能年年耕作，農人必須經常更換地點，而不能固定在一塊土地上。卜辭中關於更換耕作地點的文字很多。

傅築夫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上述的論證如不錯，則殷人『不常寧』、『不常厥邑』這一歷史秘密，便可真相大白。其實這個問題本不難解釋，因為為改換耕地而常常遷徙的現象，乃是初期農業社會的一個共有的現象，凡是農業發展到『游耕』或『游農』的階段時，都是這樣遷徙不定。三千多年前的殷人不可能了解土地收穫的逐漸減少，是由於土地的肥力有一定的限度。他們只是從長期的經驗中，體會出在一個地方住過若干歲月之後，必發生收穫遞減的現象，他們以為這是上天降下來的災殃—『殷降大虐』，不許人們永久住在一個地方，故非遷徙不可，及近到一個新地方以後，又獲得豐收，所以盤庚才說：『視民利用遷』，說：所以要遷到新邑中去，正是為了你們大家的利益，而這個利益原是大家所一致要求的，這個利益就是大家切身的經濟利益。」

﹙以上結論，參見《中國經濟史論叢》上﹚

又說：「總之，我們認識了殷代的農業系處在『游耕』或『游農』的階段，便可以弄清楚殷人『不常厥邑』、『不常寧』的原因所在。他們前後十六次的大遷徙，不是為了政治的原因去遷都，也不是為了河患的緣故去逃難，而是為了經濟的原因，即為了農業生產的需要去改換耕地，實行游農。」

﹙以上結論，參見《中國經濟史論叢》上﹚

張光直從考古學視角試圖揭示盤庚遷都的原因。他指出，「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都屢有遷徙，這是古史上的定論。」這個規律性就是：「三代國號皆本於地名。三代雖都在立國前後屢次遷都，其最早的都城卻一直保持著祭儀上的祟高地位。如果把那最早的都城比喻做恆星太陽，則後來遷徙往來的都城便好像是行星或衛星那樣圍繞恆星運行。」再換種說法，「三代各代都有一個永恆不變的『聖都』，也各有若干遷徙行走的『俗都』。聖都是先祖宗廟的永恆基地，而俗都雖也是舉行日常祭儀之所在，卻主要是王的政治、經濟、軍隊的領導中心。聖都不變，緣故容易推斷，而俗都屢變，則以追尋青銅礦源為主要的因素。」

﹙以上內容，參見《考古學專題六講》﹚

對這個看法的說明，要從商代的都制說起。因為聖俗分都，俗都圍繞聖都團團轉的這種都制，是在甲骨文的研究中首先提出來的。

商代遷都，古有「前八後五」之說，但這十三個都城究竟在何處，則學者的意見並不一致。按照歷代學者的考證，這些都城的地望，都在黃淮大平原之上及其邊緣地帶，自山東西部到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中部與東部。﹙同上﹚

董作賓根據甲骨文中有關卜辭，判定：「今之商邱，蓋其地為殷人之古都，先王之宗廟在焉」。

商代都制以聖都為核心，以俗都為圍繞核心運行的衛星為特徵，延續殷商一代而不變。

商朝自盤庚遷殷後，「更不徙都」，「行湯之政」，加強王室的統治，為商朝後期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武丁繼位後，四方用兵，進一步擴大了商朝的統治區域和影響。武丁在位59年，死後被祀為「高宗」。相傳他少時生活在平民間，了解「稼穡之艱難」。即位後，勵精圖治，任用甘盤、傅說。後者據說是奴隸出身，武丁擢以為相。

武丁用兵的重點在西北方面的邛方、土方和鬼方。邛方、土方是居住在今山西、陝西北部直到內蒙河套以北的游牧部落，曾聯合侵犯商朝的屬國沚。武丁征伐土方，每次徵發三至五千人。經過幾次戰役，吉方和土方被消滅或趕跑了。

鬼方活動範圍在今陜西北部、內蒙及其以北的遼闊地區，是強大的游牧部落。武丁調動屬國的兵力，用了三年的功夫，終於取得了勝利。

商朝在南方無勁敵。武丁曾南征，「奮伐荊楚」，把商朝的勢力擴張到長江以南地區。

武丁征伐過的方國、部落還有許多。總之，武丁用武力征服了從西北到南方的廣大區域，達到了商王朝統治的極盛時期。

隨著武丁四齣用兵，商朝的國家機器達到了空前強大的地步。商代後期的國家形式是以商王為首的貴族政體。由於商朝貴族同時又是各大家族的族長，商朝的國家組織是以王族為主體，聯結著許多旁系、支系的貴族大家族所構成的一個統治網路。商王既是最大的貴族家族即「王族」的族長，又是各同姓貴族家族的大家長。商王掌握國家最高統治權，所有的貴族，不管是同姓還是異姓，都隸屬於商王一個人。

商代後期，隨著階級矛盾的激化和對各方國部落頻繁的征伐，奴隸制國家不斷強化，商王和貴族的權力也越來越大，從而在奴隸制大家族的統治網路中逐漸孕育了宗法制度。這種制度從氏族的血緣關係脫胎而來，現在又被貴族用來維護其統治特權。

嫡長子繼承製是宗法制度的核心。「兄終弟及」的王位繼承製到商代後期逐漸被廢除。武丁時已設「太子」。廩辛、康丁先後繼位後，武乙、文丁、帝乙和紂四代商王都是父死子繼。微子啟是帝乙的長子，但因生母身分微賤，不能繼位為王。紂是少子，但因生母是帝乙的正妻，便繼承了其父的王位。由此可見，以區別嫡庶為核心的宗法制度到商代末年已經形成。

武丁死後，祖庚、祖甲先後繼位。祖甲在位33年，社會矛盾開始激化。其後的幾代商王，「惟耽樂之從」，加緊搜括和奴役。商朝西部的方國部落不堪承受，群起反抗。商朝對這些方國進行了長期的征伐，但始終未能把他們的反抗完全鎮壓下去。

「兄終弟及」的王位繼承製，到商朝後期逐漸遭到破壞。當繼位之弟死時，弟之子都不願將王位交還兄之子，「廢嫡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造成了所謂「九世之亂」的局面。王室的紛爭削弱了商朝的統治。原先臣服於商的一些方國部落乘機擺脫控制，向商朝進攻。

商朝末年，地處西方與西南方的諸多方國部落，以周人為首，聯合起來，推翻了商朝的統治。

商朝六百年統治被推翻，末代商王負有直接的責任。商朝的社會矛盾，紂王統治時發展到了極點。商紂王「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而盈鉅橋之粟」；「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肆意擴大王都的範圍；商紂王終日和貴族們飲酒作樂，又在對東夷的多年戰爭中消耗了許多人力、物力，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商紂王一方面加強搜括剝削，一方面用重刑鎮壓人民的反抗。

商紂王的倒行逆施，使奴隸、平民與奴隸主貴族的矛盾，以及被奴役的方國部落同商朝的矛盾，都達到空前尖銳的程度。連紂的庶兄微子啟都感覺到商朝面臨的形勢大為不妙，哀嘆「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立國六百年的商朝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周武王選擇這個時機，領導西方諸方國部落，對商朝發起大規模的進攻。奴隸和平民在戰場上反戈，配合周武王率領的武裝部隊，一舉推翻了商紂王的統治地位。商朝和六百年前的夏朝一樣，被徹底埋葬了。

商朝從開國到亡國，歷時六百載。其間雖有盛有衰，但也出了不少聖君賢相，國家的基礎相當雄厚，難以一朝傾覆。故以商紂失政，仍維持了六十幾年的政權。《孟子·公孫丑》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

商紂的政治資源固然雄厚，也經不起一再的倒行逆施。幾經折騰，這個政權終於支撐不住，而土崩無解了。

周人是一個古老的部落。這個部落原處黃土高原，在陜甘一帶活動，同夏朝有聯繫。古公亶父帶領族人遷居岐山之南的周原，開始稱自已為周人。古公亶父之前，周同商已有聯繫。古公亶父開始臣服於商。商王文丁曾封季歷為「牧師」，即職司畜牧的官員，周成了商朝西方的一個強大方國。文丁為了遏制周族的勢力，殺了季歷。其子昌繼位，就是後來的周文王。在文王統治的五十年里，周名義上仍是商的屬國。在這種名義的掩護下周繼承擴充自己的勢力範圍。

文王晚年，周的統治區域更加擴大，已具有強大的實力。反之，商朝統治癒益腐朽，階級矛盾，同周邊方國部落之間的矛盾，都空前激化。文王認為滅商的條件已經成熟，臨終前囑咐武王，準備推翻商朝。武王繼位的第二年，文王的臨終遺囑就實現了。公元前1048年武王率軍佔領商朝，宣告商朝的滅亡和周朝的建立。

「只有三千奴隸的小奴隸主周人結果把有億兆奴隸的大奴隸主殷人打敗了。殷人之所以致敗，主要在帝乙、帝辛經略東南夷的征戰上流血過多；其次大約殷人好酒，生活腐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吧。」﹙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評》﹚

殷人始終稱自己為「商」，而不稱「殷」。從卜辭看，「商」是國名，「殷」是王都名。稱商為殷，似乎出於周人對商人的敵視。

「殷鑒」一詞最早見之於《詩經·大雅·盪》：「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意思是說，殷人的後代應以夏亡作為鑒戒。

殷商亡於商紂，夏朝亡於夏桀。商紂和夏桀是中國歷史上亡國之君的典型人物。夏商兩朝的滅亡頗有相似之處。其亡國的原因皆在於失政，失政的原因皆在於失民。

所謂「殷鑒」，就是後人要把這個亡國之君引為鑒戒。後世儒家每引為論據，用以揭示政治上興亡成敗的根源。

這首詩的作者假託周文王斥責夏桀與商紂，以警戒當時的周厲王。

這兩句詩見於全詩最末一章。「末章深探亂本，嘆其將亡，而欲其殷鑒以結尾。『殷鑒』二句尤妙，若無此語，全不見作詩者託言之意。」﹙張叔翹語﹚

周厲王是西周國王，姬姓，名胡。在位時任用榮夷公執政，實行「專利」，又令衛巫監視國人，殺害議論厲王的人，引起反抗。公元前841年國人發難，姬胡逃奔到彘，後死於此地。

厲王無道而致亂，乃是周人的一段傷心史。為了以史為鑒，扭轉國運，詩人假借周文王的名義，譴責商紂王的惡劣行徑，警戒後王醒悟。前七章借文王斥商紂以斥時王，第八章即末章總結歷史教訓，以鞭策後世統治者。

由此看來，周人的殷鑒當稱「周鑒」。

這兩句詩後來簡化為一句成語：「殷鑒不遠」，泛指可以作為鑒戒的往事，進而演化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以史為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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