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弒母，法律是不是存在空白？

在日本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不負刑事責任，美國、德國、法國……世界各國的法律均不約而同地有類似規定（今天同條推送了各國的刑事責任年齡規定）。

我國刑法第十七條規定：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姦、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因此，14周歲，也被稱為「罪犯保命線」。

只要行為人在犯罪時指針沒有划過14周歲生日當天的24點。

那麼，不論行為人闖下如何滔天的罪過，在法律上也會被「赦免」。

為什麼要設置這樣一條年齡界限？

簡單的說，現代刑法理論持這樣的觀點：要對一個人苛以刑罰，需要滿足三個前提條件，犯罪構成要件齊備、沒有法定阻卻事由，且具有刑事責任能力。

而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刑法推定其不具有完全的認識和控制能力，因此缺少承擔刑事責任的前提。

這是一種法律上預設，或者說是法律對某類一般情況的普遍性假設。但在個案中，卻容易出現問題。

比如在湖南少年弒母案發生後，不少人都發出下列質疑：

這個孩子實施行為的時候明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案發後還試圖以撒謊等方式逃避懲罰。從任何角度都看不出他是因為認知能力弱、控制能力不足才實施的犯罪。他的行為與一個成年人實施該行為有何區別？

退一步說，即使我們都接受對未成年人處罰可以網開一面，那麼網開一面≠不處罰。發生了弒母這樣天大的事，還能若無其事地回學校讀書，這不是縱容，是什麼？

法律對未成年人犯罪真的是縱容的嗎？

當然不是。

刑法第十七條同時規定：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

而上海等地也一直在試點進行「未成年人保護處分」等非刑罰機制。根據未成年人犯罪的情節評估保護處分的需求、措施和時間。對實施輕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實施社會化的教育矯正，對實施重型的未成年人進行收容教養，由專門機構（如少年收容所）或者專門學校進行，一段時間之後評估表現，達到效果的終結保護處分，沒有達到效果的更換措施或者延長期限。並且在行為人達到刑事責任年齡之後再犯罪的，不再考慮相對不起訴、附條件不起訴，加大其再犯罪的刑事成本。

根據最新的消息，弒母少年返校的願望最終是落空的。他被公安機關送到湖南長沙開展為期三年的收容教養，與原生家庭隔離的同時，希望這個相對封閉的環境，能讓這個少年，真真正正反思其所作所為的殘酷。

但是為什麼這個事件一開始不是這樣的處理？

這還是理論和國情脫鉤的問題。

輕微犯罪行為由父母嚴加管教，似乎還能被民眾接受，實施了嚴重犯罪的未成年人父母管教往往已經無法達到懲戒作用，並且往往實施這類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原生家庭就存在著諸多問題。

而收容教養未成年人卻面臨著諸多的阻力

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規定》，「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需要送收容教養的應當從嚴控制」，但這「從嚴控制」的尺度一直難以把握，部分地方甚至認為只要有家人監護的，就不予收容教養。

而在一些小的城市，羈押場所本就顯得不足，如何與成年人分流，專門設立未成年人收容場所面臨著經費、場地、政策等多重困局，此外如何保障憲法規定的受教育權也需要考慮。

像少年弒母這樣的案件可以得到特別處理，但更多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然可能面臨刑法無法處罰、收容教養無法執行的尷尬境地。

蘇力教授在其《大國憲制》一書中，曾有下過這麼一句經典的論斷：

如果法律完全不在乎政治和社會現實，那麼政治和社會就一定會完全不在乎法律。

所以，儘管立法上已經有相關規定，但若司法、執法、社會的大環境無法跟上，結果就是立法約等於零。

所以，與其一味地呼籲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不如先一步一步走，先想想如何盡最大限度地改善這個司法的大環境。

我們可以從嚴肅謹慎認真對待每一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開始，想一想，對該犯罪個體的預防幫教。

我們可以從整體工作入手，積极參与推動未成年人社區幫教、矯正制度的建立。

我們還可以從更廣層面的對策建議入手，對推動針對犯錯未成年人專門學校的建立、構建分級保護處分機制發聲吶喊。

在法律允許的框架內，我們可以先行先試。

投身其中，總比隔岸觀火，望洋興嘆強。

而越來越多法律人投身其中所努力推動的一小步，將來都能匯聚成推動少年司法制度變革的一大步。

期待！加油！

（本文首發於檢姐姐個人微信公眾號：檢姑娘講故事，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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