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全球化的今日，我們如何《超越後殖民理論》？

寫在前面：本文是筆者在1月15日晚一場讀書討論會中的發言整理，作為《超越後殖民理論》一書的讀解心得而寫出，本文並不能完全的表明筆者觀點，但是仍然值得參考。

我曾經在想法中談到過《超越後殖民理論》這本書。需要重申並再重申的是，從來沒有一種觀點被在此書中提出，以否認後殖民主義作為研究方法的必要性。作者小埃·聖胡安在他的序言中，頗為尖銳的指出了後殖民主義所存在的弊病，然而作為一個相當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比較文化學者，他的答案則是複雜而需要一篇長長的敘述來展開的。

後殖民主義：我們被誰代言？

隨著小埃·聖胡安在導言中尖銳的指出，隨著後殖民主義理論在日以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今日正在變得無力與喪失其激進性，這一自文化研究與反殖民實踐而產生的理論在異質性的現實中頗為水土不服。正如其言：「洛杉磯市區的重建表明真正後殖民時代資本主義的『第三世界』的崛起，它集中體現了全球化程度的參差不齊性。」隨著全球化的儘管參差不齊而堅定有力的腳步，第三世界不止作為一個地理概念與經濟概念而存在——同時也打破了往日的區隔，同第一世界雜糅為一部分，滲透而入全球化的世界的每一個毛孔。隨著如此第三世界與第一世界的交錯，基於原有的殖民與宗主國二分的判斷論據也因此模糊，「內部殖民」理論也在更精細的層次暴露了其不足。想像加州阿卡迪亞市一座佔地數十英里的奢華酒店——第一世界的完美代表，同時又存在著數萬名來自不同國家國家的工人承受著「超級剝削」，當面對這樣的雜糅性，建立於原殖民地的經驗卻在這一第三世界飛地中無所適從。在這種發展的新階段，日益無所適從的後殖民主義逐漸的與他們曾經的天然盟友，也就是激進左翼相隔閡了。

當針對性的批評不再激進，後殖民主義理論真正的聲音就很容易被其卑劣的利用者掩蓋。我曾經提到過帕沙·查特吉「在對過去的追憶中構建塑造於追憶者本身而又超越現代性的社會」與斯皮瓦克「發掘庶民的聲音，在庶民研究中讀解社會行為」的觀點，然而這些觀點——像任何觀點一樣——很容易的，被當作一種右翼的辯護武器，而在左翼整體衰退的情況下，結果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在今天的知乎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對「文化相對主義」的批評，刨去一些根本意義上不知所云的攻擊，一些對問題的指出還是值得重視的，即「文化相對主義」可以被拿來用於對事實上的保守與殘害辯護——即使非常少，但是這已經是個事實了。印度的右翼教族主義團體在踐行自己的保守主張的時候，可是也會拿庶民研究來為自己辯上兩招的，而這一問題的關鍵，還是要回到在後殖民理論研究中激進左翼的衰退。

然而，激進左翼也曾經在後殖民主義問題上犯下過錯誤。弗朗茨·法農曾經在非洲的激進獨立運動中抱有極大的期望，將希望寄託於殖民地對宗主國的反抗反映到宗主國的社會：「最末的將會變為最先的。」而無論在全球化分工未完成的過去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今日，單純在此寄託希望的法農式思維隨著第三世界意義和問題的廣布開始失去其針對性。在此之上的拘泥業已變了一種味道，「第三世界」於此時不再是一個真實的描述，而成為了一種救世主式的崇拜，其地位也就由曾經的異端而轉變為今日的盲信。而在另一方面，法農與其後繼者也未能預料到，或者至少是未能阻止。第三世界這一概念在帶有其激進意味的同時，也會在激進的左右方向搖擺，當非洲的種族主義仇殺開始的時候，早已不在人世的法農大概會目瞪口呆，儘管這並非是激進左翼與後殖民主義實踐的問題，相反則是其在第三世界中的缺位使右翼與跨國資本在此中發揮了作用，但是，這一缺位為何會存在則是一個更值得細思的發問了。

小埃·聖胡安在此指出了他所認為的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問題所在，他的看法即為，應該回到激進意義的後殖民理論軌道中去，同時再度吸收長久以來抵抗新殖民主義地區的經驗。而在理論方面，則應重審庶民研究、文化相對主義與內部殖民觀點。

菲律賓：我們新的嘗試

有這麼一種說法，「菲律賓是拉丁美洲漂流到太平洋上的一角」，這並不是指一個地質概念，而是指出菲律賓政治經濟情況比起東南亞的列國，更與拉丁美洲相似。隨著美西戰爭的結束，美國人在菲律賓的霸權地位取代了西班牙，而這一地位並非隨著1946年直接殖民統治的結束而結束，相反則是無時無刻的表現著其文化與政治霸權。菲律賓在此被納入新殖民主義的框架，受到了信息/知識-生產壟斷，而長久的鬥爭是對這一切的回應。

當我們談到文化霸權，則不可能繞開知識的生產。不同的宗主國在其殖民過程中分別有著不同的敘事方式，英國於印度是關於啟蒙議題之上的「白人的負擔」，美國於菲律賓則是「自由主義的十字軍」。在此我又要轉回我常談的部分，殖民主義意識形態是如何反映了宗主國的社會意識形態，又如何影響著殖民地的文化建構。這是讓我們很熟悉的部分，因為這是我們將後殖民主義理論應用於歷史研究時的話題，而小埃·聖胡安在接受了關於自己家鄉歷史研究的這種觀點之後，同時又指出了在文化領域抵抗時與民族主義的妥協。

隨著菲律賓人嘗試取得自己的文化同一性，無數過去的故事、傳說與寓言被在20世紀末一夜間被發明了。民族主義的構建——一個集體想像與實踐的過程拙劣的被菲律賓民族主義者從本土部落首領殺死麥哲倫開始，又被確定為隨著海軍上將杜威入侵馬尼拉灣而結束。隨著在此方面後殖民主義者的無所作為，他的觀點則是「後殖民主義不能成為『伐木工與汲水工』。」，也就是說，不能為了擺脫殖民主義的陰雲而將自身的歷史在此進行無意義的搬運，這種發明就如同伐木與汲水一般，只是將一個時段移到另一個時段罷了。

當我們追憶過去，我們要做的不僅僅是追憶，否則只能成為一種文化與歷史上的戀屍癖。追憶是為了在追憶的基礎上建立更加美好，並且由追憶者自身確立的理想社會，但是假如追憶的過程中只存在美化與粉飾，這一行徑就與伐木汲水別無二致了。後殖民主義的路徑在小埃·聖胡安看來，是反對霸權主義的一條路徑，但是也並非一劑萬靈藥。假如想要在再生產的「第三世界」中建構充當未來與希望記憶的解放主體，使未來的夢境預示著一種得以完善的美好生活，後殖民主義理論是需要加強自身構建的。

庶民研究的葛蘭西起源

小埃·聖胡安在談到庶民研究時，出人意料的，並未過多提到古哈、斯皮瓦克與查特吉，庶民研究的印度起源也被他有意無意的排除在了討論範圍之外。只是作為關於葛蘭西思考的引子，他提到了斯皮瓦克對於葛蘭西庶民研究的曲解，將論文《南方問題的一些情況》中提到的更加趨向於革命性的庶民研究轉向了一種「增補」他者與差異的文字遊戲。儘管我仍然是斯皮瓦克的支持者，但是小埃·聖胡安關於葛蘭西的看法一樣有著其吸引力。

葛蘭西為人所知的一點即是，他是第一個關於與嚴肅對待「庶民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他認為這是義大利民族生活的中心問題。比起其精神後繼者們，葛蘭西的思考更「務實」一些，也就是義大利從北至南工人與農民的分裂、城市與鄉村的分裂，而他從傳統的階級聯合觀點又更加的深入了一些。在他敏銳的目光中，他發現了庶民歷史的被剝奪，並提出了庶民定義的問題——而這正是庶民研究的核心與起源。在葛蘭西看來，一個庶民階層是一個「被剝奪了歷史主動性，不斷無序的擴大，無法超越某個質的水平，即仍然停留在佔有國家和對整個社會霸權的真正運用水平之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葛蘭西將庶民的存在目為了一個爭取霸權（通過武力同時也通過文化）的基本階層的策略中的一個環節。

1926年的葛蘭西則比1921年的葛蘭西有著更深入的思考，他研究了在組織和教育中的階級聯合和無產階級領導權的主題，並在此上指出：義大利無產階級只有實現了自身的階級要求，才能確保自身與農民的一致認同。當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將「庶民」當做需要改變與教育的主體時，葛蘭西的慧眼卻能看出他們「構成了最具革命性的社會元素」。

在21世紀初，在想像帝國漫長的歷史篇章中，我們到達了傳統與現代的十字路口。很明顯，一個旅途的比喻暗示了後殖民主義反對固定性與停滯的元敘事，也就是說後殖民主義質疑「總體化的」形象。如果否定了這一總體化的靜態元敘事，後殖民主義的敘事又該如何選擇？

當我們從歷史終結論中走出，我們將會面對不可避免的問題：從必然性中贏得人類自由的啟矇事業只是帝國主義征服有色人種的一項詭計嗎？進步的話語是對壓制的一種掩蓋？作為啟蒙理念的繼承者，馬克思主義是與是與現在被稱為「文化匯流」的現代性話語共謀？「原始的」人類文化能夠提供邊緣的「土著」居民何種武器以對抗擬像化、混雜化和景觀化的拜物教？文化為了誰，又以怎樣的名義為之服務？

我們在暴風雨的前夜面對著這些問題，而我們再也不是那些殖民與後殖民劃分之時誕生的「午夜之子」們。他們的解答富有教益與變革性，然而也在殘酷的事實面前碰過壁。當後殖民主義理論由我們以大筆書寫，也許「進一步，退兩步」是新的回答，而我們將在此上開始新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