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乎曰:
相比那些「聰明人」,我更喜歡王茂蔭這樣的笨人。
踏踏實實的做事,本本分分的做人,不負自己不負蒼天,他們才是民族的脊樑。
一、
在晚清萬馬齊暗的年代,如果有一位堪稱「國器」的經濟學家的話,那一定是王茂蔭。
當所有人都不知西洋為何物的時候,他用中國本土的經驗,提煉出同世界主流經濟理論相媲美的學說,並穿越萬里大洋,來到馬克思的桌子上。
並在他的巨著《資本論》中提到:「清朝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摺,主張將寶鈔改為可兌換的鈔票。」
寶鈔不可以兌換成可購買物品的金銀,相當於的廢紙。
憑藉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學說,王茂蔭取得了當時貨幣理論的最高成就,也是唯一進入《資本論》的中國人。
二、
1798年,王茂蔭出生在歙縣的一個徽商家庭。
6歲時,母親就撒手人寰,父親又在外做生意,他只能跟著奶奶方氏生活讀書。
老太太是個傳統的中國婦女,在家恪守孝道,在外與人為善,對待子孫又特別嚴厲。在奶奶的栽培之下,王茂蔭刻苦讀書,日復一日從不懈怠。
1832年,35歲的王茂蔭終於考中進士。
在他帶著榮耀回家的那一天,方奶奶並沒有想像中的高興,反而給了他當頭棒喝:「毋躁進,毋營財賄,與家人守吾家風。」
埋頭苦幹絕不貪污受賄,恪守道德學業,努力成為國家之棟樑,就是奶奶教給王茂蔭最樸實的道理,也是他一生為官做人的本分。
三、
或許是因為不善經營,王茂蔭的仕途平平淡淡。
自從中進士後,他20多年來一直在戶部任職,擔任「主事」、「行走」之類的閑散官職。
如果用現在的職位類比的話,大概是調研員、委員之類的非領導職務,顯然不受重視。
就這麼勤勤懇懇的工作了20年,1851年的時候,王茂蔭被任命為戶部右侍郎,成為清朝主管財政貨幣的官員之一。
苦熬了20年終於出頭了,按照一般人的做法,應該再接再厲才對嘛。可王茂蔭剛剛走馬上任,就搞了一個大新聞。
當時的「太平天國起義」已成燎原之勢,走出廣西大山,橫行湖南的長沙、岳州一帶。
清朝的財政本來就一塌糊塗,現在為了圍剿起義軍更是雪上加霜,為了挽救朝廷的財政危機,
王茂蔭給咸豐皇帝上了《條議鈔法折》的提案,請求改革貨幣制度:有限制的發行貨幣。
意思就是:貨幣需要根據金銀的儲備量來發行,想印多少就印多少是不可以的。
「先求無累於民,而後求有益於國。」
此時距離英國真正確立「金本位」制度,也不過30年時間。
王茂蔭的方案其實很簡單,就是想阻止通貨膨脹。但咸豐皇帝和朝廷大臣壓根沒有概念,對於他的提案只有一種反應——PASS。
好吧,人微言輕的王茂蔭只好閉嘴,眼睜睜的看著清朝經濟一步步的走向深淵。
僅僅2年後,印鈔已經不能滿足需要了,朝廷又發行了不兌現的「大清寶鈔」和大錢。
不兌現,就是紙幣不能兌換成金銀,大錢,就是面額遠大於實際價值的銅錢。這樣一來的話,紙幣就是廢紙,大錢也是廢銅。
僅僅100年後就又有人走上了這條不歸路,就是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發行的金圓券,幾十億也只能吃頓早餐......
清朝的貨幣也是這樣,各大城市的物價飛漲,鈔票也被叫成「吵票」,信用和價值都降到谷底。
1854年3月5日,王茂蔭又站出來提意見了。
他又一次向咸豐皇帝上書《再議鈔法折》,想將不兌現的鈔票改為可以兌現,鑄造大錢的事情必須要停止。
他試圖把廢紙變成真正的貨幣來挽回通貨膨脹。
平心而論,王茂蔭屬於清政府里少有的明白人,至少,他懂得市場和價值的關係。
可掌權的人不懂,咸豐皇帝罵他是「受商人指使」,毫不利國而專門利商。
因為他的提案不僅影響了朝廷的收入,也阻礙了官員們搜刮民財,最終的決定當然是——不接受,貶官。
咸豐不接受意見,很快就吃到了苦頭。
太平天國不久就攻入南京,最終威懾東南半壁,派出的北伐軍甚至打到天津一帶。
因為沒有錢給軍隊發軍餉,不得已允許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在東南各省就地徵稅,以做為軍餉,從此東南的賦稅不歸朝廷所有。
能拿到多少得看地方官員的心意。堂堂大國朝廷的威信蕩然無存。
有時候百年命運就在於一念之間,無論大國還是個人。
而當時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還以為是最平常的一天,殊不知颶風早已出現了小漩渦,即將呼嘯天地。
而王茂蔭的這兩封奏摺,卻被俄國駐北京的佈道團收錄在《帝俄駐北京佈道團人員論著集刊》中。
1858年,德國人梅克倫堡將這本書翻譯成德文出版。馬克思正是看了這本書,注意到王茂蔭的經濟觀點,並將其寫入《資本論》第一卷中。
王茂蔭也不會想到,這本收錄了自己觀點的書,日後會被中國奉之為經典。而自己又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在中國歷史上留下重重的大名。
其實王茂蔭的初衷,不過只是想盡自己的一份力,為國家盡一份責罷了。
五、
當時的大清王朝也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徘徊,無論是財政貨幣制度,還是教育、人才的培養方式。
這艘大船行進在十字路口上,彷徨失據、進退無序,當大家都不知道該什麼走的時候,「老祖宗的智慧」就成為判斷的唯一標準。
1851年11月11日也是一個「雙十一」的日子,王茂蔭沒有剁手買買買,反而舉起大刀要剁清朝的手。
當時的科舉制度,要有三場微問。
提問的主要問題都來自《四書五經》,學子們根據經書的大意來回答。明清幾百年來都是如此,大家都習慣了,
可王茂蔭覺得不行,這樣培養出來的都是不通實務的書獃子。
於是他上書朝廷,請求把三場微問改為五門答題。這五門基本包括了當時的最廣泛知識面:博通史鑒、精熟韜略、制器通算、洞知陰陽、熟諳地形。
如果換成現代的課程的話,就是歷史、經濟、政治、製造、數學、氣候、地理......
如果照這樣的要求選拔人才,也許大清朝以後的命運就要改寫了。
可咸豐皇帝和滿朝大臣放棄了改變命運的機會,固執認同「老祖宗的智慧」,不願睜開眼看看世界早已走到了哪一步。
王茂蔭是個有責任心的人,他知道不變不行了。於是第二年,他又一次上書請求改革科舉,可結果還是一樣的:被駁回。
這時候的王茂蔭已經看到了世界的潮流,再也不是中國稱雄世界的時代了。
愚昧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麼落後,他們認為大眾的方向就是光輝大道。
抬頭看到與自己不同的進步者,反而覺得是異類,必會排擠打壓,保持自己的絕對正確地位。
可什麼是判斷進步和愚昧的標準呢?
只有時間。
時間會證明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即便當時可以掩人耳目苟且度日,百年後終究會被扒的底褲都不剩。
咸豐和朝臣可以把責任推給歷史的慣性,可歷史不接受道歉,該背的鍋想甩都甩不掉。
王茂蔭在北京做官將近30年,於國盡忠職守,像老黃牛一般勤勤懇懇的苦幹,哪怕被貶職也毫無怨言。
為什麼?只因肩頭的一份責任罷了。
事情總要有人做,成與不成在天意,做與不做卻在自己。就像王茂蔭自己說的:
「不必以利害之見存於心,能盡此心,自邀天鑒。」
王茂蔭在京任職時,曾舉薦過一個人。
此人叫吳棠,當時只是一個七品知縣。王茂蔭沒有見過他的面,只是經常聽人說起:「這個人有才,很優秀。」
於是他就利用職務之便向朝廷推薦了吳棠,從此以後,吳棠的仕途青雲直上。
1864年王茂蔭的母親去世,他要趕回安徽歙縣奔喪。當路過江蘇淮陰的時候,已經出任江蘇巡撫的吳棠親自送來500兩銀子,報答當年的舉薦之恩。
王茂蔭在京做官從來不帶家屬,妻兒、母親就留在家鄉種田織布,自己也沒有落戶帝都,而是在歙縣會館裡住了將近30年。
對這樣一個兩袖清風、家無餘財的人而言,500兩白銀可謂巨款,更何況他已經退休,算是安全著陸,隨大流拿了錢也無妨。
而王茂蔭卻對吳棠說:「保舉,公也。涉於私,則不足道也。」
公私分明,是王茂蔭最質樸的品格。
他提拔李鴻章也是這樣。
當年李鴻章剛剛考中進士,在清朝的仕途上一級一級往上爬。做為安徽的前輩和老鄉,王茂蔭經常儘力去提攜聰慧的李鴻章。
在他退休那一年,李鴻章已經是剿滅太平天國的功臣,大名鼎鼎的淮軍領袖。
自己的前途暗淡無光,王茂蔭也不肯利用這層關係,請李鴻章稍微照顧一下自己的子孫。
反倒是李鴻章覺得過意不去,位極人臣之後經常照顧他的家人,就連他去世後,墓地的神道碑都是李鴻章親手書寫的。
公私分明是讓人敬佩的人格,提攜後輩卻是讓人尊敬的溫情。
了解王茂蔭越多,就會對他越來越充滿好感。
他就像一個隔壁大爺,和顏悅色的對你講一些自己的人生經驗,不圖別的,就希望後來人能少走一點彎路。
可敬,可佩。
六、
做為「開眼看世界」的清朝官員,王茂蔭是孤獨的。
懷大才而不得重用,有見地而不得其時。假如他晚生20年,必然能與曾國藩、李鴻章干一番大事業。
可惜,沒有如果。
王茂蔭就這麼默默無聞的,做了一輩子螺絲釘。
相比那些「聰明人」,我更喜歡王茂蔭這樣的笨人。踏踏實實的做事,本本分分的做人,他們才是撐起民族脊樑的人。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中,很多有才華的人都被埋沒了。
何止是王茂蔭,或許還有你身邊的同學、朋友,他們有才華、有品德,只要有一個機會,未嘗不能青雲直上。
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只有一個,很多才華不比他們差的人,未必有他們的機遇,和由此而來的閱歷。
就像湖北的紅安縣,在1563年成立以來一直都默默無聞,守著貧困縣的帽子勉強度日,但400年後卻將星閃耀滿中華。
與其說武曲星降世、風水轉移,不如說是那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造就的。
人生,從來如此。
人生的迷人之處,也在於此。
你不知道自己行走在哪一段歷史進程之上,能做的只有兩件事:
得到機遇的時候,拼盡全力去抓住它。
默默無聞的時候,不負自己不負蒼天。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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