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少年為何自殺？
作者：林中客
兩起初三少年自殺事件近日曝光於媒體。一個在衡陽，三個少年相約吞服處方葯秋水仙鹼，擔任班長的13歲少女顧晗（化名）因服用劑量過大而不治死去。一個在西安，男生畢升（化名）在被老師強制帶去減短髮後棄學在家，一度離家出走，隨後跳樓自殺。
在媒體的報道中，兩起事件有不少共同點。其中最顯眼的一處是，當究因少年的自殺時，到底是學校有責，還是家長有過，各方各執一詞，事件陷於撕扯狀態。而自殺誘因，似乎也不可簡單歸咎於應試教育和考學壓力。
家人和同學都猜測，顧晗吞服秋水仙鹼，是為了反抗。至於反抗的對象，家人認為是嚴厲的班主任、追逐成績的學校和應試的教育制度，同學則認為是父母的壓力，他們偏愛顧晗的弟弟，初一即送她住宿，並嚴格要求她的學業，對她一再疏忽。
在媒體的報道中，顧晗是一個有自主意識的孩子，她在同學中有威信，不滿學校的補課制度和老師的體罰行為，當被母親批評考試退步、名次落後時，她曾寫下抱怨，「說好的13歲以後時間由我自由分配，現在又開始來管我了」。
而畢升被老師規訓，剪短了頭髮後，曾在網路空間上寫下對老師的不滿，「讓我去上學？除非姓林的拿命來見」。隨後他賭氣不去上學，父母勸阻，不料他最終躍下高樓。媒體在他發給同學的簡訊里發現，他將死因指向父親，「是我爸逼的」。
兩個死去的孩子都成長於殷實、小康家庭，家人對於他們赴死都感到意外，無法接受。在他們的立場，把孩子推向死亡的是學校和老師。顧晗的父母尋找諸多痕迹，說服自己，體罰學生的新班主任、加碼考學壓力的學校是壓垮孩子的稻草。畢升的家人則篤定，孩子是「被理髮」了，才走向了絕路。
這是大人們推演的版本。死者驟逝，為何求死，答案難尋。但顧晗和畢升都給同齡的夥伴留下了和父母爆發矛盾和爭吵，並因此承受壓力的線索。
曾系統研究過自殺的吳飛在《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一書中指出，自殺個案赴死前所面臨的壓力和矛盾處境多是瑣碎的，例如家庭里無比瑣碎的爭吵，卻可以讓「委屈」者走向自殺。理論可佐參照，藉以細思這兩起悲劇，也許能給社會一些警示。
▲ 我國農村15歲及以上年齡段青少年人群的自殺率高於城市相應年齡段人群的自殺率，2005年、2006年之後各年齡段青少年人群自殺率的降低趨勢不再明顯。 ? 國家衛生計生委
吳飛的研究對象主要是農村婦女。2002年，加拿大醫生費力鵬發表了《中國自殺率：1995-1999》，中國婦女、農村人口、年輕人高自殺率的現象被披露。吳飛由此產生研究興趣。進入田野後，自殺的農村婦女處於被壓迫地位的預設被推翻了。
赴死的多數不是地位低的那一類人，「人們恰恰是因為獲得了更大的獨立空間，所有有更多的權利來追求獨立人格和尊嚴」，當遇到「委屈」時，才「逞其戾氣，率而投繯」。
在兩個案例中，青春期的顧晗和畢升都正處於個體意識萌發的時候。少年人有自己看待世界的眼光，他們飛揚，甚至任性。對於畢升，頭髮剪短一厘，就是大事，老師的強制意為不尊重。而顧晗生前則流露了不少對學校增壓補課，老師體罰學生的不滿，她裁剪了一本自己的「今日頭條」，以戲謔的語態記錄了不少在同學們眼裡看來很「正常的」「是為了他們好」的教師管教行為，如老師拿戒尺打學生手心。
兩個少年都對學校和教師的管制流露過怨憤和委屈情緒。兩個少年性格里都有較真的成分。這份「真」可能在成人眼裡不值得一提。這也能在吳飛所說的「中國的自殺者往往並不是遊離於社會常態之外的人，而恰恰是對某些社會規範和道德過於認真的人」找到印證。
但學校對少年人個性的權力壓制可能只是第一根稻草，壓在他們身上的還有更複雜和難以把握的「家庭政治」。顧晗尋找秋水仙鹼的導火索是母親的一番責罵。因為成績排名退後了70多名，她被母親罰寫了一份檢討。在同學回憶中，進入初三後，她和母親間的矛盾一直不斷。畢升則在父母不斷催促其返校的過程中負氣離家出走，孩子和大人可能也爆發過矛盾。
如果與學校的對抗是兩個少年走向自殺的引線，助燃它們的則可能是父母和家人的隔閡，他們對少年心緒無法理解。顧晗的母親覺得批評孩子成績退步，自己只是做了「每一個母親都會做的事」。畢升的家人也對媒體宣稱，孩子不上學，父母著急而施加壓力，也是正常的事。
兩個少年成績都優秀，負載著家庭的考學希望。處在初三這個關鍵時刻，大人們以學業大局為重，相形之下，他們的「委屈」就屬於小事了。但對於自殺，這個嚴肅的問題，一些隱而不彰的引線卻可能瞬間引爆大火，令生者追悔不已。
吳飛在研究中稱，凡是家庭之內的各種關係，都有可能帶來可怕的悲劇。很多悲劇的發生，固然是因為家庭之中已經形成的無法化解的矛盾造成的，但同樣有很多，「不過是因為一時的賭氣和想不開」。
他解釋了其中的情感動力機制——家庭中的「委屈」總是與感情糾纏在一起。很多時候，感情不但不會減弱家庭中的衝突，反而會強化彼此的矛盾。因為家庭成員之間彼此總有一個感情的期待，如果對方沒有表現出自己預期的反應，由此帶來的「挫敗感」尤其強烈。吳飛認為，彼此顧惜的親人之間，易生賭氣行為，因而不斷發生把自己的親人推向死亡的悲劇。
處於苦學應試壓力的顧晗和畢升對學校和教育制度有拒斥，憤激情緒難解，當他們在家人處也不能得到理解時，就如坐孤島了。即使顧晗逝後，她的父親仍然難解，顧晗只是一個孩子，不用賺錢，不用養家，會有什麼壓力呢。
對於中國青少年自殺的權威統計和研究目前還很有限。學者程平源曾研究過中學生自殺現象，他公開表示，大多數中學生自殺案例屬於瞬間意志力崩潰或一時衝動，但並不是個體單純的心理脆弱，而是高度的學習壓力導致的普遍心理崩潰，「根源在於高度應試的教育制度」。
而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於2018年4月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215例死亡及未遂案例自殺原因可歸納為「家庭矛盾、學業壓力、師生矛盾、心理問題、情感糾紛、校園欺凌」等六類，但考慮間接作用的話，學業壓力才是中小學生自殺的首要原因。
將靶心打嚮應試教育的歸因顯得統而化之了。如果有對個案的深入調研和分析，也許從中國少年的自殺中，也可以發現更微觀和複雜的學理問題。
柴靜曾在《看見》一書中披露了她在2003年調查甘肅武威少年集體自殺的細節。這群少年和顧晗、畢升年齡相仿，他們連續服毒，並沒有什麼蹊蹺的實情，而都與最早死去的苗苗有關。青春期的苗苗有感情困擾，她被起鬨被男同學「摸了胸」，自己喜歡的男孩又不理解她，而在一種委屈的情緒下赴死。其他的孩子或者因為和她感情深厚，或者覺得對她內疚羞愧，也陸續吞服農藥。
文中提供的心理老師的解讀讓人印象深刻，他們說「這個年紀的孩子，特點就是以夥伴的價值觀和情感為中心。他們這種非常牢固的小團體友情，一旦關鍵鏈條斷了，就很危險」。
在衡陽的少年相約自殺事件中，顧晗也是這樣的鏈條中心的角色。有兩個男同學和她一起吞服了秋水仙鹼，有其他同學幫忙買葯。但這些少年為什麼這樣做，目前還是一團迷霧。孩子們不說，家長也怕他們被媒體攪擾，將他們保護在身後。
其中一位吞葯少年，在事發前曾被母親上繳了一部手機。他在學校用省下的零花錢把同學摔碎屏幕的閑置手機修好了，藏著偷玩。畢升在死前發給同學的簡訊中也寫到，「手機沒了」。對於這些少年，手機的被剝奪，可能意味著很多。根據一份針對2016年10月到2017年9月的392起兒童青少年自殺死亡及自殺未遂案例的統計，超過10%案例的自殺誘因為手機引發的衝突。
吳飛寫道，中國的自殺似有特殊模式，而西方大多數國家的自殺集中在男性、城市、中年人，其原因可以從塗爾乾的經典自殺理論獲得解釋，因為這類人群更容易遭受社會失范的衝擊，也在更大程度上面臨現代性所帶來的異化、孤獨、疏離群體的問題。
以此做啟發，在中國並不罕見的中小學生自殺問題是否也有特定的範式，有特殊的社會心理和文化土壤？孩子們有何特有的孤獨和疏離情緒？這種將他們推向毀滅的情緒的形成，學校、老師、家人、同齡人各有什麼影響？針對這些疑團，期待有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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