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按美國大學的標準，那我們從來沒有「人文教育」

文：魚鮮支

徐賁是美國加州聖瑪麗學院英文系的教授。二十餘年來，他為本科生開設「經典閱讀課」，積累了豐富的人文教育經驗，也對美國大學的人文教育有著深刻的理解。

為了向國內介紹這種教育，他撰寫了《閱讀經典——美國大學的人文教育》一書，2015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這本書里，徐賁用他從事人文教育的親身經驗，深入剖析了美國人文教育的特點。對比之下，我驚訝地發現：當我們一聽到「人文教育」就聯想到「文科」、「文史哲」、「國學」等詞的時候，其實我們對這種教育毫無認識。若按美國大學的標準，那我們從來沒有「人文教育」。

舉一個例子來說吧：徐賁在書里介紹了他的一堂人文課——閱讀和討論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

在閱讀這部經典之前，學生們往往已經知道阿基米德、亞歷山大、凱撒、克萊奧帕特拉等人的故事。這相當於沒有讀過《三國演義》的中國人，也會知道諸葛亮、曹操、劉備、關羽……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學生們會隨時將自己頭腦里的歷史人物形象和普魯塔克筆下的人物形象進行比較，糾正一些既往的印象。他們認為，普魯塔克的敘述要比大眾文化里的故事更真實。

但這只是最粗淺的收穫。更重要的收穫是，他們可以獲得「對人的善與惡的最清晰的洞察」（普魯塔克語）。正如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蒙田所說：

「孩子們閱讀普魯塔克的《名人傳》，怎能不大有裨益呢？但是，為師者不要忘記自己的職責，不要讓學生死記硬背……老師不光要教學生歷史故事，更要教會他如何判斷。在我看來，這是我們大腦需要特別專註的內容……普魯塔克寧願我們頌揚他洞察是非，而不是學識淵博。」

可見，老師指導學生閱讀這部經典的目的，不在於知道多少歷史人物和他們的故事，而在於「提高判斷力，使自己對事物洞若觀火」（蒙田語）。

在理解歷史人物的人生遭際和個體選擇的基礎上，學生會對這些人物形成自己的獨立價值判斷（這種判斷無需統一）。但這還遠遠不夠，老師會把討論引向更深的層面，比如：

一、《名人傳》是一本可以歸入「道德教諭」的書，還有哪些以道德教諭為目的的寫作樣式？傳記的道德教諭又有什麼特別之處？

老師會引導學生去對比不同種類的道德教諭，如：柏拉圖的演講、對話形式的道德教諭，索福克勒斯的戲劇形式的道德教諭，亞里士多德的論說形式的道德教諭，蒙田的隨筆形式的道德教諭……而傳記的特別之處在於：它的內容是具體的人和事，本身並不提出道德原則，但對道德原則有說明作用。它似乎特別適宜於用例子來進行道德教誨。

二、普魯塔克是傳記作家，那他是否同時也是歷史學家呢？傳記更接近於文學還是歷史？

老師會啟發學生去進一步探究「傳記」和「歷史」的定義，了解歷史學家的著眼點和傳記作家有何不同。亞里士多德認為歷史是敘述已發生的事，而文學則描繪可能發生的事；文學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老師引導學生去評價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從而形成自己的看法：普魯塔克的傳記應該歸入歷史還是文學（不必形成統一看法）。

三、普魯塔克在傳記中經常運用人物比較的方式來刻畫人物。他所比較的人物，如亞歷山大和凱撒有哪些相似之處？

老師引導學生展開討論。他們越是能詳細數說相似之處，就越是能增進關於偉大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感性認知。而這種感性認知，對於他們將來去了解和評價其他軍事家和政治家，是有幫助的。

……

閱讀和討論繼續進行下去，老師和學生之間早已超越了原有的師生界限，都是這場討論的平等參與者。他們沒有統一看法，也沒有形成固定答案，但卻各自深化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

這是徐賁在《閱讀經典》一書里介紹的一堂人文課的實例。像這樣的人文課，在我的受教育經歷里確實沒有過，而直到今天也沒見到哪所學校開設這樣的課程。這不得不說是一個遺憾。

徐賁介紹說，人文教育開設兩門課程：經典閱讀和寫作。人文教育的主要內容就是閱讀、討論和寫作。而這三種教育內容，在我們的教育里似乎是有，但又不實在、不獨立、不深入。

閱讀

我們一直沒有獨立的閱讀課。

語文課承擔了閱讀課的部分功能，但受其學科所限，始終傾向於文學性的閱讀。而且，這種閱讀都是篩選了的、截斷了的，選一本文集里的一篇，或選一部長篇里的一小節，學生沒有機會獲得關於如何閱讀整本書的指導。學科課程排得如此之滿，語文老師們即使有心，也根本不可能一周擠出幾個小時，來指導學生閱讀。

課外閱讀則更虛。教育部規定幾十上百本必讀書，老師從中選幾本作為假期閱讀作業，學生抄抄騰騰地交上去幾篇讀書報告，就算完事了。沒有人關心：學生真讀了多少，理解深入到了何種程度，獨立形成了哪些看法，讀完之後還有哪些困惑……

我們常常拿中國人的閱讀量去和世界各國比較，卻往往忽視了：比閱讀數量更重要的，是閱讀的質量和深度。一流大學的學生喜歡讀《平凡的世界》《明朝那些事兒》等，都是在補中學的課。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還在吹噓自己讀了多少故事類讀物、成功學書籍，這實在是一種悲哀。

討論

我們沒有討論課。這主要受到兩大因素的限制：

一是班額。從小學到大學，我們的班額大多數時候是50人，70人，上百人……老師的精力有限，面對這麼大的班額，他們只能進行「管理」，而很難進行「引導」和「啟發」。課堂上不可能有那麼多時間，讓每個學生都發表看法。所以，中國學生表達的意願和能力都遠遜於美國學生。甚至有美國教授笑稱，中國學生招多了，討論課就進行不下去了，因為有一半學生保持沉默。

別說班額大是中國國情，因為人太多了。關鍵不在人多，而在於對教育的投入太少了。如果多建學校，多招老師，班額自然就降下來了。

第二大限制是教育觀念。老師的注意力還聚焦於傳授知識，而不是增進學生的智識。學生的批判性思維不受鼓勵，平等的對話也就不可能展開。對任何一個問題，都必須得出「正確答案」、「統一觀點」，而不是引導學生形成自己的看法。這樣教育出來的人是缺少人文精神的，他們彷彿知道很多知識，喜歡炫耀辭彙和引用名人名言，但卻很難說出自己的見解並言之成理。

寫作

關於中國式寫作，我在《為什麼寫作是一門必修課》一文里已經談過了，這裡不再贅言。

總之，以徐賁介紹的美國大學的標準來看，我們的人文教育是極度稀缺的。

如今，許多中國大學都熱衷於開設通識課，給理科生普及文科知識，給文科生普及理科知識。好的中學也開設了不少選修課。但那充其量只是拓寬知識面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而不是關注人的智識增長的人文教育、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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