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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

凡歷煉彌久，對人世間之實也即彌深之徒，便也消斥了年輕的蠢貨的無聊大夢。無怪乎回往人生不過一夢、幻滅之感。若僅僅是批判，又怎能認識？人除了否定，別無其他任何反抗的招數。年輕的人欠缺對於一種真實的認識，雖則熟習無論往古的還是現今的經書幾百卷，對理性下的邏輯學或哲學掌握很深刻，但不過仍然是汲汲於表面的摩耶，從不願意認識到這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上帝，也沒有神，有的只是命運。年青人以希望自愚，這是此時代的我們的最大之悲，而頭童齒豁之徒還尚有希望嗎？存在是命運，希望也是命運，命運顛倒過來就叫做理性。希望是寄託於命運的幻影的二度虛幻之物，是守株待兔的陷阱，信之彌深，則劫火猛烈，濕婆一舞，命運閱後便將你付諸一丙而已。

法國文學家大仲馬在其《基督山伯爵》里寫道：「何謂生命？即死神候見室中的一刻兒逗留而已。」按所謂之文學家，既然能將世界成之為文，雖不盡有年青的念經專家們對世界所謂的「正確認知」來得深刻，但誠如列寧所說過的，一個善於觀察的資產階級學者可是比無產階級革命家之流來得好些的（見於《經驗批判主義和唯物主義》）。按所謂成文，即已技高之一籌，則耽於念經和隔靴搔癢式的外在批判的教派信徒們，其又如何覥顏批判它呢？

成文是一個形成的過程。此過程不甚神秘，甚至來說還頗顯簡單。按念經者們善於背誦的律條中，即有意識發乎於外界的說法。基於一個人，一個文學家的潛在，由於他記錄下世間的情況，哪怕略有些許先入為主的擇擷，然而既然成文以後為世界所公認，也就不見的其主觀性有多強。人們的意識首先是符合於外界事實的。即使論斷是完全的違背常識，但是誠如前文所證明的，對立的二者的結論乃是本質一致的了。——當然，前提即形成於同一形式的規範，同一個形式的邏輯。

人所承認的，無非有兩個。一個是純粹與外界一致的，某種實證化的意識；一者是和外界截然相反的，某種因乘同樣的規範過程而出的，本質而言同樣是實證的意識。總的意識只是二者的毫無質變的混合。至於質變，並不是想變就變的。念經家們自以為質變了，其實不過是矛盾的集合，在一暫時的調和中，最終導向某一方的勝利：實證的勝利了，念經家就成了老老實實地幹活的人，順天從命；形式上反實證的勝利了，念經家就成了口號天尊，於是世界上又多了一個楊帆。恰如人們今天心高氣傲壯志凌雲地不信命運，明天破產了或家裡橫遭不幸了，於是也就哭天喊地求神拜佛地信了命運。堅韌之如基督山伯爵者，其人不堪稱之為命運的化身嗎？豈不是命運的小提琴手，奏出在天上才能奏出的樂曲么？天上只是人間的反映，而天神意志、抑或是什麼老天爺，不過是人間的命運罷了。人之今日不信命運，明日信了命運，無非是尋常的矛盾的調和中的一例而已。猶如黑格爾精妙地證明有就是無，二者在本質上又有何不同？因之皆發乎於亞里士多德和萊布尼茲朝代所傳下來的四大定律而已。

則文學家之成文作品，呼應甚眾，則也就不難套就上文的公式，不過是對立現象的匯合罷了。此上是對成文的分析考察，是進之其內，既不是外在地指點江山，也不是實證地復讀恩氏致瑪·哈克奈斯信簡中的已有的結論了。

描繪出了一種對立的綜合的現實的小說，其意義可見一斑。何兩者對立？對立的就是現實性與非現實性，或者也可以叫虛構性的。然而亦如同魯迅「幾尺長膀子」的描述，虛構性和現實性也不過是同一種東西罷了。通過這裡簡單地拆文學於二，我們看到了其對立之處；通過合二為一，我們又上升了一個抽象程度：我們抽象掉了具體的對立，進入了現象和本質的對立。而合二為一的二者，那同質的虛構性和現實性，其實就是現象。從而，以上的考察揭露出文學之作為描述、作為形式的世界而言，它的本身也只是形式。若抽象掉其現象的描繪，則其本質亦是空洞。

這裡應當做一注釋以防誤解。「作為表象的世界」或類似的提法，其用語的短語中心詞或重點詞都在於表象，而不是世界。不是世界為表象而生的世界，而是表象之為世界所生出的表象。世界之根本，乃是一種本質，將在後文揭示。而現在僅僅是批判表象，就已經需要一番長篇大論了。

姑且將文學之本質空虛，或謂質料、內容，且是本質性的質料和內容（同位語從句），其的空洞留作一引，以供後文追述。今先批判和揭示形式。因為目前除了那四五個著名的人以外，尚不存在哪個人不在於形式之內。

那麼文學之作為形式的文學，不過是雙向度的形式。因之對立潛在地調和於一爐，而非單向度的念經的形式，故而內中有火，有火即可燒，有對立即有矛盾，也就宣布了發展到外面的可能性。故而文學生動有生命力，不在於什麼信仰主義的人性，只不過在於此，在於其提供了一種突破自我的可能而已。如果人們稍微看看認同性的政治表演中始終存在、並且波動不大、恆常對立的兩派，所謂的自由派和念經革命家，就會發現：政治認同表演之所以生命力久長，並且長期分裂為誰也不能說過誰的對立兩派，或者說是兩方總能維持一定人數，是因為此二者對立的兩方都是一個總的社會意識的形式規範所形成的出來的。猶如有即是無，猶如虛構性就是現實性，其實自由派又何嘗不就是念經的精神革命家呢？只要表演式的政治認同存在一天，則二者的對立永不可能停歇。

《基督山伯爵》中即揭示出來一種現象。此種現象被描繪地較為全面，因為它在文中是對立產生的。此就是命運與非命運的對立。人間的一切事件，有如上文所敘述過的，也不過是兩部分，一部分符合理性所推測出來的結果，另一部分不符合，另一部分就往往被稱為是命運。前者我們覺得理所當然，後者我們難道就不覺得理所當然嗎？人們的實際表現告訴我們，他們對於命運也是坦然接受的，從總的來說。這也就是說，身為存在的我們所接受的一切形式化的信息中，這些外來的形式和形式的推論的形式中，也是對立的此二者。

形式作為二者的調和，毫無作用。這裡且先不談雙向性，不談我們作為接受的一方，我們又不自覺地做了什麼。這裡僅僅指出，形式的對立是調和的，命運和理性是折衷的，命運和理性都是一種東西。

經過以上紛繁複雜的一番考察，實際上我們已經可以下結論了。這個結論就是，存在的形式僅僅是命運。因為畢竟理性和命運是同質的。

作為本節的結束，需要指出的是，這一結論或許之後會補充、會推翻的，但不代表它出現在這一頁的它的存在是錯誤的。本書本來就是形式到內容、通過一次次的自我否定試圖達到某個已被預言過、但也僅僅只是預言過的目的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