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多多傳「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發光,到了地上，就 成了冰冷的隕石……」
03-05
作者：徐孟南 節選自《高考0分聲》 13 「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發光,到了地上，就 成了冰冷的隕石……」
2007年一二月的樣子，也就是在我高二時，一次在學校的閱覽室，我在一本著名教育雜誌上看到了河南高考0分生蔣多多的高考壯舉，文章中也寫了和她同年的重慶的幾百位學生集體拒絕高考的事件。雜誌上說,他們在表達對現行高考、現行教育的憤怒。顯然人人都知道高考的暴行，只是咱們的聰明人太多，都不出來反抗，都坐壁上觀呢！
當天晚上,我就急不可耐地去上了網,我很興奮地看著關於她的報道。她的0分發生在2006年高考。
蔣多多是個性格比較內向的女孩，人很老實，不愛和別人交流。這樣就適合埋頭苦幹，所以她的分數一向都很高，從小學四年級到高二初，她的分數一般都在班內前十名左右。她是家裡的第二個女兒，家人認為她多餘就起名「多多」。好在，她的高分數使她的家人對她充滿希望。在家人看來，她考個重點大學沒問題，當然她也很自信。家人只希望她以後能考個好大學，找個好工作，嫁個好人，建個幸福的家庭。當然這也是所有父母對孩子的期望。 帶著家人的期望和自己將來的幸福生活，蔣多多象老農民一樣埋頭練習做試題——非讀書，因為考試考得是做過的類似的題目，只讀書，不練習試題，是被認為白上學的。 可自從蔣多多上了高中，接觸的東西多了，視野開闊了，不再被書本上的東西迷惑了。她常看到報紙上關於現行教育弊端的報道：很多學生自殺，殺別人。老師只關心學生的分數，不關心學生的生活，特別是學生的心理。其實，聰明的領導應該下令媒體不要報道關於校園負面的新聞，就好像一些媒體宣傳某某一樣宣傳大好的中國教育，這樣「叛民」就會越來越少，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國民都是很容易被馴化的。 蔣多多也知道不少批判高考的名人，如韓寒，鄭淵潔等，他們都有本領，但他們的才能不是來自學校教育，而是靠自己方式讀書——也就是因自己的才施自己的教了。 「難道現行教育真有問題？」她開始這樣問自己。其實,她以前就懷疑過現行教育,只是為了全心做題目沒想那麼多。 高中的學習壓力令她喘不過氣來。特別是高二時，老師規定學生飯後多長時間必須進教室，而且每節自習課上都在教室里「監視」。一點自由都沒有，就象囚犯，她們不想學還得裝著學，怕老師批評嘛。對啊，學生最無奈了，我們學生肩負著家人的期待和自己的未來——不說國家的未來，那個太遙遠——我們的家人愛我們，我們的未來很重要，一般人都不敢造次，我們不得不被逼著學習，做著不斷重複的試題。 又加上蔣多多的數學分數不行，每次老師提問，同學都非常踴躍，而她在座位上傻站著，回答不上來不說，也聽不懂，真是生不如死。所以，她漸漸產生了厭學情緒,甚至想「造反」。 高二時，她看到很多關於教育的報道。有一篇報道說：一位分數差生見到老師就笑，有一天老師對他說：「你成績那麼差，還有臉笑出來？！」 她就想了：老師怎麼可以這樣？！她思考了：如果不是高考指揮棒在那兒揮動著，老師們會以分數（決定升學率）作為評論學生的標準？！沒有升學率遷引著，老師會視分數差生如眼中釘、肉中刺，恨不得把他們全都踹出去？！狗屁高考害人不淺！！
由於對學校的學習不感興趣了，她就去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她沉迷於寫作。不去練習做試，分數必然會低。她的分數自然也直線下滑，進入了分數差生的行列。由於便於管理照顧分數優生，老師把她調到教室最後的位置，分數差生都在這裡。老師不管她們，只要別影響優生練習做試題。差生要注意的事是千萬別打擾優生，以防老師把你踢出教室，滾吧，一個老鼠屎害了一鍋湯！ 她還記得在小學二年級，老師不讓分數低的她參加期末考試，每當想起，她就十分氣憤。而四年級以後她成了分數優生，以前對她愛理不搭的老師主動來找她了。現在，她又成了分數差生，自然也能習慣老師的冷漠。我記得我小學一年級時語文很差，老師天天打我，一次我上完數學課就逃回家了，我怕老師又找我背課文，我最厭煩死記硬背了，我每次都背不出——我背書緊張，背過的東西全拋之腦後了，以致後來我最怕背書——老師就經常打我，並且罰我站教室後面，我現在還清楚記得那老師的嘴臉；從二年級開始，我成績漸好，老師不再打罵我，也能和顏悅色地和我說話了；但高二時，老師的嘴臉又出現在我面前，冷漠。這兩張醜惡的嘴臉，我永遠揮之不去。 所以我也很是理解蔣多多當時的心情的。對待差生上，我們也類似，只是我對所有同學都一樣，而蔣多多隻和自己相同身份的分數差生很熱情。她覺得差生特別可愛，他們活潑，能給人帶來歡笑，重人情，會關心人，不像有的分數優生連機器人都不如。他們差生也有特長學科，也有喜歡的科目，可一科出色也和大學無緣，也和老師的關注無緣。她還認為，世界上沒有垃圾，只有放錯位置的資源。因為人人有不同的天賦，老師的任務就是發現學生的興趣並把他的興趣發展起來。她有時甚至認為：站著的差生比跪著的優生偉大得多 蔣多多的寫作是從高二開始的。那時候母親經常看到女兒一回家就躲在房間里寫東西。一開始，母親認為她在學習，後來才知道她在寫小說。見此,母親很不解，也很擔心，這樣會不會影響學習成績？為此母親也勸過她，但她不聽。
在蔣多多的心中，「寫作是件可好玩的事情」，所以一開始便一發不可收，《開學伊始》、《天涼好個秋！》、《魂斷北京城》、《睡美人復仇記》、《網中人》等，一部接一部地開始寫起來。在蔣多多家裡，她保存厚厚一摞英語作業本，打開這些作業本，便出現密密麻麻的字跡，這些全是她的作品。一共有40本之多，大概有一百多萬字。這些作品，她讓同學看後有的誇她有才華，但卻被老師批為「亂七八糟看不懂的東西」。
第二天上午，蔣多多和其他考生一樣去參加改變命運的高考。她的父親蔣光奇偷偷地跟著去了。之前，憨厚的父親提出陪她考試，可她不允許。不就考個試嘛，有人陪又有什麼用。可父親不放心，怕她在考試的路上出意外，不能參加改變命運的考試，耽誤孩子的前程。父親遠遠躲在考場外看她，見她安全進考場才放心。
高考的第一門是語文。蔣多多用了大約20分鐘做完選擇題，使的是雙色筆。然後翻到試卷的最後一頁，倒過來，開始刷刷地寫。她很緊張，把頭埋得很低，左手緊緊捂著試卷，一口氣寫了大約2000字，把主觀題的空白處都填滿了。 而作文最為暢汗淋漓，談的是「高考制度該不該改」，以對話的形式，讓幾個人參與討論，在結尾處她寫道：「要讓民主大眾來決策，而不能讓一兩個當權者決定。」試卷上方留下自己的筆名「碎心飛魔」——也就是「心被無奈的社會現實擊碎了，喜歡孤魂野鬼似的自由。」至於作文題是什麼，她直到晚上在寢室聽同學們議論時才知道。 交卷時，蔣多多故意將客觀題放在上面，監考老師提醒她：「試卷放反了。」蔣多多的心怦怦亂跳，她擔心監考老師不會收她的卷子。回到寢室，她看到幾米外的辦公樓里，老師們在整理試卷，好像有卷子被抽出來，她又嚇了一跳：「我的試卷會不會被……」 考數學時，蔣多多感覺「寫得最不成功」。試卷還沒發，監考老師就兩次查驗她的證件，讓她很不安：「是不是語文考試太出格了，上面注意了？」終場前15分鐘的哨子快要吹響時，她的行為暴露，一位監考老師拿起她的試卷對同事說：「這個學生不做題，在上面亂畫。」蔣多多看到「滿臉嘲笑的表情」。她不知所措。 考英語時，蔣多多「寫得有點狼狽」。主觀題都在第二卷上，她只好做一會兒選擇題，趁老師沒注意，再寫幾句觀點，寫完一行趕緊用第一卷蓋起來。 「不過，我的試卷很有保存意義」，她後來說，「特別是語文卷」。如今，她寫在試卷上的一些觀點已廣為人知：「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發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隕石。」「世界上沒有垃圾，只有放錯位置的資源。因為人人有不同天賦，老師只有發現學生的興趣，把他的興趣發掘出來。」「學校關心學生的分數，對學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卻幾乎是一個空白。」 寫得興起，平時沒有的想法也落在了筆端：「現在的教育完全是大批量標準化生產，輸送的是一個模型的人才。」「社會上之所以有文憑造假的現象，是因為社會提供了機會，用人單位招聘人就看重文憑，這種觀念也要轉變。」但在平時，她認為自己說得再有道理，也不會有人注意。這也就是人微言輕的道理。我們高考考0分就是想獲得話語權來發聲。 考試結束後，父親聽別人議論，今年的考題不太難，就想知道女兒考得怎麼樣，他去看她。蔣多多來到校門口，胖乎乎的父親一臉笑容望著女兒，額頭上滲出細密的汗珠，問：「考得還行吧?」 她輕聲說：「考上是不可能了。我自己自有打算」父親的臉一下子變得特別難看。他沒說話，心裡特別難受。
而她心裡卻有淚水大顆大顆地滾落。 父親失望而歸。看著父親遠去的背影，愧疚之情油然而生。她突然感覺壓力向她襲來。 只願高考能達到目的——引起教育部門的關注，並找她談話，說說教育問題。蔣多多只能這樣安慰自己。 6月9日下午，也就是高考後的第一天，蔣多多回到了家，臉色很差，父母什麼也不敢問。吃完飯，她就鑽進了自己的房間，「害怕看到爸媽的眼光」。她也不敢跟父母說自己做的事情。12日，她清點了幾件衣服，帶著高中省吃儉用攢下來的200元錢，借口填報志願離開了家。在學校的時候，蔣多多已經考慮到了這一點，為了實現自己的計劃，她開始偷偷地攢錢。父母每月只給她100元的生活費，勉強夠一個月的生活。但為了省錢，她每頓只吃一個包子，這樣下來了，她積攢了200多元錢，當作出門打工的路費。 填報志願結束的當天，蔣多多就坐車去了鄭州。到鄭州時已經是次日0時許，她給在鄭州上學的姐姐打電話，姐姐的手機關機，聯繫不上。她就在火車站廣場上遊盪，直到聯繫上姐姐。在姐姐那裡，她向姐姐說了她的作為，並說她想出去打工。姐姐批評她的做法太幼稚，並勸說一個人出去太危險不讓她出去。但她並沒有聽取姐姐的話，第二天就去了山東菏澤。到菏澤時，已是次日1時許，她躲在火車站裡坐到天明。在車站裡，有不少人問她是幹什麼的，是不是想找工作，並表示願意幫助她。她都警惕地一言不答。 等到天明，她到菏澤市區到處尋找小廣告。 在這一段時間，她特別無助，壓力特別大，老覺得對不起父母。好幾次連死的念頭都有了。 工作未果，又快身無分文，蔣多多又回到南陽，可她不敢回家。十幾天中，白天整天在大街上毫無目的地轉悠，晚上就到親戚家借宿一晚。甚至有兩個晚上，她跑到南陽師院校園，準備在長明燈教室里度過一晚，但長明燈教室沒有開放，她只好到女生宿舍樓下，坐了兩整夜。 等待是漫長的，也是備受煎熬的，蔣多多擔心改卷老師不按違紀來處理，那樣等於白費了自己的冒險。她希望能夠早出處理結果。離家十幾天，蔣多多給家裡打過兩次電話。第一次實在想家就忍不住撥通了家裡的電話，是媽媽接的。聽得出媽媽很焦急，很為自己擔心，對於高考的事兒，她沒敢跟媽媽提。
第二次跟家裡聯繫是6月24日，那天她去了叔叔家一趟。接到的還是媽媽的電話，說學校通知她去一趟，讓簽個名。當時媽媽在電話里安慰她說，如果考不好，再複習一年。 她意識到應該是考試的事情終於有了結果。去學校的路上，她心裡想肯定是學校知道了高考違紀的事。她以為是教育部門的人看到她寫在試卷上的建議後比較重視，找她談話了。 第二天見到老師的時候，老師讓她在「考試違規處理決定書」上簽字。她問老師，為何只有一門「考試違規處理決定書」？老師說，你問那麼多幹嗎，上級只給發了一門。蔣多多把自己在考場上故意違規的情況向老師做了說明，並說她本來是想全部得零分的，但沒想到是這樣的結果。老師批評她說，你寫這些幹啥，教育制度不是你所能改變的。
正當她斷斷續續向記者講述時，她的電話斷了。她的電話卡沒錢了。之後換成公用電話再打過去，他們約定在南陽師範學院門口見面。
不久後，記者趕到了南陽師範學院門口一公用電話亭旁。 見到的是一個瘦弱、黝黑的女孩，手裡拿著幾本書，背一個黑挎包，正四處尋望。 之後，蔣多多受到全國媒體關注，但媒體只關注她本人卻很少關注教育，更沒教育部門找她談話，她很悲憤。 更令蔣多多難受的是：7月7日下午，她們區婦聯一行幹部來看她，帶來了兩件短袖衫和400元錢。幹部們起身離開時，她三次追上去退錢。看著汽車發動起來，她不安地哭出聲來，將手上的筆和紙狠狠地朝地上摔去，抹著淚大喊：「我要的是精神，不是金錢！」媽媽蔣樹梅趕緊給一位幹部打電話，要他們折回來，然後拿著衣服和錢追了出去。此後40多分鐘，蔣多多一直在抽泣，她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 有很多人對她表示佩服和讚賞。貴州民族學院一位退休教師在特快專遞中稱讚蔣多多「是一個思想和心理都十分健康的人，很有主見、很能思考，而且敢做敢為」。 也有人批評她天真、幼稚，不現實。央視一位記者把許多網友的意見下載到電腦裡帶給她看，蔣多多隻看批評的意見。「他們的認識太自私，太狹隘，沒有抓到問題的根本。」「我很大度，不和他們計較。」她堅持自己的看法。 有網友把她比作堂吉訶德，她不明白「高考制度怎麼不能改變？」
據語文老師華鋒回憶，在高三剛開學沒多久的時候，他在課堂上說了高考幾句好話，多多便寫了篇四五千字的文章《我就不再批評你了》反駁他，「你看看吧。」她面無表情地把文章交給了華鋒。
華鋒當時有點哭笑不得，但他很佩服這個學生的勇氣。「這是一種很可貴的行為，太特別了，她喜歡完美和透明。」華鋒說，多多的文章激起了他讀高中時久違的一種感覺。但他有點擔心多多的高考，試圖在評語中提醒她：「人在紅塵中想絕然超脫物外，可能嗎？」但蔣多多說：「起碼精神上可以，思想是最自由的。」 華鋒是與蔣多多交流較多的老師，他認為這個女生「和別的學生不一樣」，很有個性和主見，對規定的話題作文不感興趣，經常不按照要求去寫那些議論文，而會代之以小說、戲劇，甚至讓古人和今人在文中相會。華鋒勸過她好幾次，她說：「文學必須是發自內心的東西，不能被強迫，否則就是無病呻吟，千篇一律。」華鋒在評語中肯定多多的作文，「見解深刻，感情真摯」，「文章雖然很偏激，但那也是你的文氣」。 三年來，蔣多多寫的百萬字作品都是利用自習課和課餘時間完成的。「她很遵守紀律，不遲到、不早退、不曠課。」華鋒說，多多並不是一些人認為的怪女孩，她只是不愛主動說話。「從來沒有一個學生敢拿自己的前途挑戰高考制度。」華鋒說，「但多多做了。」 在英語老師郭雲濤的眼裡，多多也沒有違紀行為，「一點也不調皮，根本不令老師頭痛」，但「基本不抬頭聽課」。「她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很少與外界溝通，看到更多的是事物的陰暗面。」她在文章中說校園「陰森可怕」，說自己的世界「沒有光明、溫暖和真誠」，但儘管如此，她「還是不能徹底地放棄對光明的呼喚」。 「她看起來很冷，但打交道後，會發現她對人挺好。」和蔣多多同宿舍的胡楊說她「心胸一點也不狹窄」。一次，胡楊有一件事做得不太好，她向多多道歉，「她很大度地原諒我了」。平時，宿舍的同學會聊到很晚，連胡楊都難以忍受了，但多多一句話也不說，「躺在床上，很安靜」。對於多多在高考中的行為，胡楊嘖嘖兩聲：「挺膽大的，有一定道理。」 但母親蔣樹梅卻覺得多多「很傻」，因為「幾百萬考生都沒人那樣做」。6月29日，她才從鄭州的親戚那裡得知女兒的行為。蔣樹梅原本對多多考大學充滿希望，打算貸款送她讀書，但她實在弄不清這個「成天不愛說話不愛笑」的女兒在想些什麼。「我實現自己的理想後要去幫助別人。」多多對母親說。蔣樹梅覺得很可笑，「你都這個樣子，還去幫別人？」 此事稍有平靜後，11月18日，《成都晚報》刊發該報記者采寫的一篇《高考0分女孩蔣多多寫言情小說成都百萬富翁擲萬金為其出書？》的稿件，文中，「百萬富翁」王翔進自稱在蓉（四川成都的別稱）城做生意，打算擲萬金為蔣多多出書。 報道中說，11月2日，王翔進做生意順路來到鄭州，出發前他特意給蔣多多發了個簡訊：「明天我這張火車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得到蔣多多的「默許」後，他來鄭州「拜會」偶像，蔣多多到車站迎接他。待在鄭州的兩天里，兩人一起逛公園，吃西餐。王翔進稱談到為她出書的問題時，蔣多多比較沉默。「但我知道她內心是很希望出書的，這畢竟是她的一個夢。」後來他肯定地說。臨走時，蔣多多在王老闆的筆記本上寫了一段留言：「堅持你想堅持的，追求你想追求的，記住初衷矢志不愈（正：渝），我心飛揚，夢想早成。一切好運。——碎心飛魔」
看到多多寫下的這句話，王老闆自認為這是多多對出書的默許，所以，離開鄭州後，他趕往北京聯繫出版社諮詢出書事宜。他還聯繫了幾家圖書批發商，意欲打開銷路。 「沒賣出去就算我虧損，如果賣出去，大家就一人一半分成。」王翔進稱，當他把這些情況告訴多多的時候，蔣多多卻發來簡訊「你誤解我了」，這讓他「感覺很尷尬」。他沒料到蔣多多根本沒打算出書。 為什麼你準備為她出書，還要加上自己的名字？到底是為了幫蔣多多圓夢，還是為了借她的名義來炒作？ 針對這個話題，王翔進後來說：「當初蔣多多不同意用她的名字出書，我只好說加上自己的名字，沒想到她最後說『那是你自己的事』，經得她『默許』後，我就和成都媒體說了。其實我在幫蔣多多圓作家夢的同時，也有炒作自己的想法……」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