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並立的甲申年 （公元1644年）之三 --- 張獻忠在大順元年

大順元年即1644年。

同時代人張岱在涉及甲申之變時指出：

「論者咸謂自成之罪上通於天，而予未嘗不嘆息痛恨於群盜也。譬猶蠹木，獻忠啄之，自成殊之，實群盜鑽穴之；譬猶逐鹿，獻忠犄之，自成攫之，實群盜聚踣之。則群盜之罪，可末減自成也哉！」（《中原群盜列傳》）

《平寇志》亦云：

「莫崛強於闖」，而「莫狡於獻忠」，又說他：「強不如自成，而狡猾過之」。

在明末群雄並起爭奪天下的年代，張獻忠與李自成堪稱難分伯仲的雙子星座。

李、張兩人同在甲申年建立了政權。李正月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張十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

兩人皆出生於丙午年（1606年），屬馬，都殊死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張獻忠與李自成都出生於陜西北部，皆出身貧苦。成年後獻忠個子很高，狀貌魁偉，長眉豎立，臉有微麻，剽勁果毅，常以豪傑自負。祟禎三年在米脂參加起義軍，自號「八大王」。因身長面黃，人稱「黃虎」。初屬王自用，後自成一軍。在十三家中勢力僅次於高迎祥。

舊史書幾乎眾口一詞地說張獻忠「性狡譎」、「陰謀多智」、「狡而多詐」、「狡黠驍勍」。獻忠之「狡」，與《孫子兵法》的影響密不可分，無非熟諳兵法而已。

崇禎十一年四月到十二年春，張在谷城「蓄銳」期間曾讀過兵法之類的書。「諸生徐以顯，陰譎無賴，進獻忠以孫吳兵法」，「自是進不可御，退不可追」。

張獻忠在谷城時，名義上歸朝廷節制，實際唯向兵部尚書熊文燦催索餉銀，並利用這一時機加緊補充和訓練部眾，屯兵數萬，打造武器，為再舉義旗作好準備。

經過一年多的休整補充，張獻忠誅殺谷城知縣阮之鈿，「刼庫縱囚，毀其城」，再造官府的反。谷城駐軍多投降起義軍。羅汝才也在房縣響應張再起。

七月下旬張、羅率部自房縣向西進入山中。兵部尚書熊文燦遣左良玉部追擊。左「謂路險餉艱，不可追」，熊「強使行」。左部至羅猴山遇義軍伏兵，「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千萬餘，士卒死者萬人」。左僅收殘兵百人逃奔。獻忠軍威大震。崇禎帝大怒，逮熊文燦入京，左良玉降秩三級。

十月兵部尚書楊嗣昌進駐襄陽，檄集各路兵十萬，布「四正六隅」之陣十面圍剿張獻忠。張羅聯軍欲入陝西，而官軍扼守興安不得過，乃進入川東，又遭抵禦。於是，張羅分開活動，羅部轉向湖廣，張部向陜西轉移。

祟禎十三年正月，張部義軍在瑪瑙山被左良玉部打敗，「精銳俱盡」。張僅以五百人突圍脫險。二月收集余部，走避陝南。四月左部躡蹤而至，將張部圍困於興安、平利山中。

張獻忠巧妙利用楊嗣昌與左良玉之間的矛盾，派部將馬元利攜重資往賄左良玉，並趁機離間說：「獻忠在，故公見重。公獨不之思乎？公聽所部多殺掠，而閣部（指楊嗣昌）猜專，無獻忠，即滅不久矣」。左聽了不免「心動」，雖「順旨極請戰，然其中實不用命」。張部因此得以「收散亡，養痍傷，兵復振」。時四川防務空虛，獻忠便偃旗息鼓，含枚疾走，轉進四川。

楊嗣昌偵悉張部入川後，以為「蜀險阻，賊不得逞，諸軍合而蹙之，可盡殄」。遂「謀以蜀困賊」。六月間，張部陷於孤立無援之困境。楊嗣昌督令官軍入山搜索。張獻忠「益入深箐，掩旗息馬，寂若無人」。楊嗣昌派遣輕騎及小舟入山偵察，「登極頂四望，寂無煙火」。當地山民也「不言蹤跡」。結果官軍一無所獲而去。

八月楊嗣昌見起義軍「盡萃於蜀中」，乃決計入川，集中兵力捕捉起義軍主力。張獻忠審時度勢，採取「以走致敵」之策應對，即以大規模快速流動作戰以疲敝敵軍。

從是月到次年正月，張獻忠率軍與官軍「馳逐山谷風雪中」，幾乎走遍大半個四川。左良玉、張應元等部跟蹤尾追。起義軍「倏東倏西，晨南暮北」，官軍疲於奔命，望塵莫及。義軍還編歌謠嘲諷尾隨的官軍：「前有邵（捷春）巡撫，常來團轉舞。後有廖（大亨）參軍，不戰隨我行。好個楊（嗣昌）閣部，離我三天路。」

楊嗣昌鑒於張羅相互配合，難以取勝，乃施離間計，在重慶張榜告示：「赦汝才罪，降則授官。惟獻忠不赦，擒斬者賞萬金」。張獻忠即予以反擊：「翌日，自堂皇至庖湢遍題：有斬督師（楊嗣昌）獻者，賚白金三錢。」楊見狀極為驚愕，「疑左右皆賊」，不得不「勒三日進兵」。

長期的流動作戰使官軍疲憊之極，也加深了各部官軍之間的矛盾，甚至公然抗拒楊嗣昌的節制與調遣。於是，張部由劣勢轉為優勢，由被動轉為主動。

當張部自劍州、綿陽南下時，萬元吉向楊嗣昌建議：「從間道出梓潼，扼（張部）歸路」，以防其轉返湖廣。楊拒不採納，反而加緊督促「諸軍躡賊追逐，不得距賊遠，令他逸。」

張獻忠及時抓住楊嗣昌這個失策，先引誘官軍「諸將皆盡向瀘州」，爾後突然折而東返，把敵軍甩掉，再快速行軍抵開州。時賀人龍西歸，只有猛如虎孤軍追及張部。諸將因士卒困憊，請翌晨再戰。猛如虎不從，擂鼓而進。張獻忠令所部屢卻以誘之，然後登高眺望，見敵後軍不繼，遂遣精銳騎兵繞至敵後，向敵軍發起猛烈衝擊。官軍喪亡大半，馬仗軍符盡失，僅千餘人突圍逃逸。

楊嗣昌如夢方醒，遂「引兵歸楚」，張獻忠搶先一步，「席捲出川」，並「焚斷驛舍七百里」，沿途截殺塘卒，斷絕四川與湖廣之間的聯絡，並親率輕騎北上，智取襄陽。瑪瑙山一役中被捕的獻忠妻妾及謀士時拘於襄陽獄中，遂得以團聚。襄陽乃楊嗣昌儲存軍資甲仗之處。張部因此得到補充，從而恢複壯大起來。

攻佔襄陽，標誌著張獻忠部起義軍從此進入極盛時期。

崇禎十六年五月，張部奪取武昌，執楚王朱華奎以王府所存銀錢散濟貧民。這是張獻忠率領的農民軍第一次佔領省會級的大都市。六月張獻忠在武昌城建立政權，武昌改稱天授府，以為京城，稱大西王。「據楚王第，鑄西王之寶」。建制置官，設六部五府。「開科試士，取七十八人，補二十一州縣官並佐貳」。蘄州、黃石一帶二十一州縣悉附。

八月撤離武昌，南下湘贛。張獻忠率軍在今湖南、江西之間流動作戰，進兵神速，所至輒破，使官軍猝不及防。其時湖南大部、湖北中南部、江西中部、廣東北部皆在農民軍控制之下。

崇禎十六年歲末，隨著跟蹤而至的官軍越來越多，張獻忠決計放棄湘贛，西攻四川。

祟禎十七年即甲申年正月，張獻忠率軍下夔州、萬縣、涪州（今四川涪陵）。接著由江津順流東下，六月攻克重慶，執殺四川巡撫陳士奇和瑞王朱常浩。

重慶既下，成都東面的門戶洞開，張獻忠留部將守重慶，親率主力向成都進發。沿途州縣望風瓦解，烽火數百里不絕。成都兵微將寡，危在旦夕。四川巡撫劉之渤請求蜀王朱至澍出貲募兵設守，蜀王以「祖訓不典兵」為藉口予以拒絕。後因出逃不成被迫答應「出財招募」，卻「三日無應之者」。

八月五日，張部騎兵自資陽、水軍自洪雅、新津直薄成都城下。總兵劉佳允出戰落敗，新任巡撫龍文光派人去灌縣決都江堰，試圖引水注城壕。但當江水至城，成都已落入起義軍手中。蜀王只好率宮眷投井自盡。巡撫、總兵則投花溪自殺。

攻克成都後，張獻忠又分兵略地，先後佔領四川五六十州縣。

崇禎十七年十月，張獻忠在成都即帝位，國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京。改蜀王府正殿為承天殿。以養子孫可望節制文武，以桐城汪兆齡總決諸事。又以孫可望為平東將軍、李定國為安西將軍、劉文秀為撫南將軍、艾能奇為定北將軍。上述四人都是張養子，皆賜姓張，均封王。又分別以王尚禮、白文選、王自奇為中、前、後軍府都督。並設置內閣和六部，對投順官吏加以任用。以汪兆齡為內閣大學士兼左丞相，嚴錫命為大學士兼右丞相。還建置各院監寺科道，委派官吏。

地方政權分府、州、縣，分設知府、知州、知縣。同時統一軍制，共編一百二十營，孫、李、劉、艾四將軍之下轄七十營。獻忠自領之營稱御營。營有大小之別，各營人數不詳。營設總兵。最高武官為將軍，次為都督。諸營合計約數十萬人。

從祟禎三年率十八寨農民響應王嘉胤起義，到崇禎十七年在成都即皇帝位，張獻忠南征北戰，流動作戰總里程世所罕見，遠超李自成和其他起義軍部隊。在長達十四年的征程上，張獻忠迭遭挫敗，幾度身陷重圍，又幾度絕處逢生。是故獻忠「稱帝後，每行一事，必謂奉天之命，以證其實為天子」。並規定文字稱謂不許觸犯「獻忠」二字，凡郡邑人物犯必改，坊碑必鑿其字。

大西政權建立後，張獻忠致力於鞏固政權的舉措有以下幾項：

嚴厲鎮壓橫暴百姓的官紳和地主，但措施過激，打擊面過寬。

厲行整頓吏治。如孫可望自漢中還成都，臣僚「連名狀迎之，獻忠怒其沿故朝舊習，按名棒殺二百人」。右丞相嚴錫命家在綿州，獻忠發現其宅第壯麗，即斬之。文武官員不許擅娶本土婦女為妻妾。

嚴格約束起義軍將士，不許「假借天兵名色，擾害地方」。對違紀者處以捆打至「梟示」的處罰，但往往禁而不止。

嚴格實行政治控制，要求轄區居民歸從大西朝，並加強治安防範措施。成都諸門嚴緝出入。凡出城者須先呈報某甲某姓名、因某事出城與何時歸來，合符始得返城，失期每殺戳。每過四日察驗城內居民一次。外出歸來的，或因病臥床的，多被指為姦細。一家犯罪，上連九家，下連九家，連同犯罪。是故民間惴惴奉法，冠婚喪祭，不敢鼓樂用酒，不敢同席圍坐。

又禁民間私藏金銀，藏一兩的，全家坐誅，藏十兩的處以剝皮極刑。

禁止居民聚保山寨。崇禎年間,四川湧現了不少據保山寨的地方勢力。對於這些山寨，大西政權「盡勒紳士入城，軍民入村，凡居山紮寨者攻之」。如在洪雅下令：「凡爾處市鎮，俱順民，毋恐；家給大順錢，綴於首，可不死，而山中作逆者，當剿除之。」

防範和控制士人。獻忠稱帝後即開科取士，不至者要受處罰。這就是說，招徠士人參加科舉考試有一定的強制性。考試之後，「已中者不得寧家，未中者不得在鄉居住。以為秀才在鄉造言生事，並家眷盡驅入城中。十人一結，一家有事，連坐九家。」

張獻忠佔據四川期間，李自成率領的起義軍在清軍進攻下已逐漸敗亡。大順二年（清順治二年）清廷派人入川招降獻忠，獻忠嚴加拒絕，並召集諸將計議征伐。三年八月清軍逾劍閣入閬中，獻忠率軍迎擊。至西充鳳凰山，清兵猝至，未及交戰，疏於防備的張獻忠即被敵箭射死。大西軍落敗，余部由孫可望、李定國率領，南下雲貴，聯合南明政權共同抗清，康熙元年（1622年）最終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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