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看中國之二：生於癸丑年的柳宗元
與李白一樣，柳宗元也是牛年生人。柳宗元生於773年﹙唐代宗大曆八年﹚，比李白小七十二歲。字子厚，河東解﹙今山西運城縣解州鎮﹚人，世稱柳河東。晚年貶官柳州﹙今屬廣西﹚，故又稱柳柳州。
柳宗元是在安史之亂平定後步入政壇的。安史之亂是唐朝統治由盛而衰的拐點。安史之亂平定後，那些參加平叛的將領有意保存安史余部，作為擁兵自重、向朝廷討價還價的資本。代宗李豫繼承玄宗、肅宗的衣缽，繼續重用宦官，苟且偷安。安史之亂以史思明自縊，其黨羽降唐而告結束，但朝廷無力徹底消滅這股殘餘勢力，被迫以魏博、成德、幽州三鎮分授安史舊部為節度使，賦予軍事統領、財政支配及監察管內州縣的權力，形成河朔三鎮的割據態勢。三鎮節度使名義上是唐朝地方官而實際割據一方，不受朝命，不輸貢賦。現在的山東、河南、湖北、山西也存在類似河北三鎮的藩鎮。列鎮相望，九世紀初藩鎮多達四十幾個，形成「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的局面。
八世紀末，當朝廷與藩鎮之間的戰事暫時減少時，朝廷內部各集團間的政治角逐卻日趨激烈。尤以宦官與朝臣之間的爭權奪利最為激烈。
唐初對宦官的職權有一定的限制。玄宗時宦官的權勢漸漸擴大。安史之亂後，宦官廣泛躋足政壇，逐漸形成左右朝政的勢力。783年德宗重用宦官，派竇文場、霍仙嗚任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從此由宦官統領神策軍遂成為一項制度，直到唐朝滅亡。這支軍隊迅速擴大到十五萬人，控制著京畿地區。宦官變成掌握中央禁軍的軍閥，「藩鎮節將，多出禁軍；台省清要，時出其門」。唐廷還以宦官為監軍使，派兵出征由宦官監軍。於是，宦官足跡從中央擴展到各地，權勢越來越大。「威懾朝廷，勢傾海內」，成為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反而處在宦官的卵翼之下。
805年﹙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死，李誦繼位，是為順宗。李誦為太子時便在東宮搭建了以「二王、柳劉」為核心的班底。「二王」即王叔文、王伾，都是太子侍讀。李誦常與東宮侍讀們議論政事，獨有王叔文的見解得到順宗賞識。在李誦支持下，王叔文結識並引進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形成了以王叔文為首的革新集團。
柳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20歲登進士第，授校書郎，調藍田尉，升監察御史里行。王叔文奇其才，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
劉禹錫比柳宗元大一歲，同年共登進士第，同為八司馬之一，同年﹙815年﹚一起從貶地召回長安，又分別改貶為柳州﹙今廣西柳州﹚、連州﹙今廣東連縣﹚刺史。柳宗元詩云：「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歧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鄰舍翁。」﹙《重別夢得》﹚劉與柳宗元交誼甚深，人稱「劉柳」。
柳宗元臨終前留書劉禹錫：「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柳河東集》行於世。
順宗登基後，王叔文集團掌權。在順宗支持下，頒布一系列明賞罰、停苛政、除弊害的政令，「市裡歡呼」，「人情大悅」。
王叔文集團特別注重掌握財權及從宦官手中奪取兵權，以統一事權，革除弊政。因遭到宦官集團的強烈抵制，奪兵權未能落實。
宦官串通藩鎮反對王叔文集團。先是迫使順宗立李淳﹙後改名純﹚為太子，然後迫使順宗讓位於太子。王伾被貶為開州司馬，不久病死。王叔文貶為渝州司戶，次年賜死。
805年﹙永貞元年﹚八月，李純即位，是為憲宗。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准、程異及韋執誼八人先後被貶為邊遠八州司馬。王叔文集團掌權，旨在抑制專橫的宦官集團，改革德宗時期弊政，具有進步意義。惜僅146天就遭慘敗，史稱「永貞革新」。
永貞革新失敗後，柳宗元先貶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馬，815年遷柳州刺史。四年後即死於柳州，年僅四十七歲。這個時期柳宗元的文學創作沒有留下顯著的成果。
柳宗元在貶謫永州十年間創作的文學作品，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柳宗元考中進士後，便廣事交遊，顯示其淵博的學識與驚人的才華。永貞革新失敗後，身受殘酷的政治迫害，使這位年輕政治家的思想和創作有了質的飛躍。
柳氏《封建論》堪稱傳統政治性文學扛鼎之作。「封建」一詞系指帝王分封土地給諸侯，使其建立邦國，與後世所指的社會形態迥然不同。
西周的分封制是封建制的濫觴。武王、周公東征克商後，周朝的勢力範圍壙展到東海之濱。但姬姓宗族人口只有幾十萬，僅靠王室難以控制廣袤領土，邊陲之地更是鞭長莫及，
「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其懷柔天下也，憂具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左傳》﹚
秦漢以來，要不要分封諸侯，怎樣分封諸侯，歷來是朝野上下爭論不休的問題。唐太宗即位之初，即向朝臣提出：「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唐朝中葉之後，藩鎮割據幾成常態。「藩」即保衛，「鎮」指軍鎮。所謂藩鎮割據是指一部分地方軍政長官據地自雄，不服從中央命令的政治局面。
唐之藩鎮本與封建制無關。然而安史之亂平定後，瓜分河北地以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遂與春秋時諸侯強而王室弱之局面不謀而合。
柳宗元在《封建論》里反覆論證「封建非聖人意，勢也」。就是說，分封諸侯制的形成是客觀必然的趨勢﹙「勢」﹚，並不以個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進而論證歷史上的治亂興衰、制度變革皆取決於這種必然趨勢。在他看來，商、周兩代所以不能變革分封諸侯的制度，是因為歸商諸侯有三千，商湯依靠他們戰勝了夏朝。商代末年歸周諸侯有八百，武王依靠他們打敗了商朝。故曰「殷﹙商﹚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
《封建論》還將分封制與郡縣制加以比較研究。唐代中葉，鑒於藩鎮割據的政治局面，分封制與郡縣制孰優孰劣的爭論再起。柳宗元認為藩鎮割據乃兵驕將悍所致，並非郡縣制之過。當務之急是把兵權和州縣官的任免權收歸中央，通過「善治兵，謹擇守」予以解決。
柳宗元從客觀必然趨勢的視角著眼，充分肯定郡縣制是優於分封制的政治體制。他認為：所謂「夏商周漢因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的看法，純粹是一種陋見。秦漢以來的歷史反覆證明，「封建」乃是導致國家分裂的重要原因。柳宗元認為，漢初郡縣與分封兩制並行，結果「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劉邦﹚困平城，病流失，陵遲不救者三代。」魏承漢制，晉承魏制，「二姓凌替，不聞延祚」。因此，把秦朝的短命歸咎於郡縣制是不公正的。
儘管秦朝「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以致「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但「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秦朝滅亡咎在人怨，並非郡縣之失。漢初七十年間郡縣與封國參半，「則有叛國而無叛郡」，足以證明郡縣制較分封制更利於國家統一、社會安定。
柳宗元認為，唐朝「盡置郡邑，連置守宰」，至今近兩百年，現如今雖藩鎮割據、叛亂迭起，但「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宋代蘇軾高度評價《封建論》，認為
「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東坡志林·秦廢封建》﹚
宋代史學家范祖禹亦以《封建論》為然，謂後世如有王者擇守令以治郡縣，
「亦足以致太平，何必封建哉？」﹙《唐鑒》﹚
永州十年是柳宗元文學創作的高峰期。他的名作絕大多數產生於這個時期，而前期作品比較浮泛，後期在創作上無明顯發展。《河東集序說》：柳宗元「於遷謫中始收文章之極功。蓋以其落浮誇之氣，得憂患之助，言從字順，遂造真理耳」。
柳氏永州所作頗具政治性，涉及地方政治的方方面面。
--、地方官的職責
《送薛存義序》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就是說：你知道在地方做官的職責嗎？
作者答道：地方官都是受「民」所「佣」，理應是「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說白了，地方官是人民的僕役，而不是奴役人民的。「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於我也。」意思是說，以種田為生的農民拿出他收入的十分之一僱傭官吏，就是要那些官吏公正地為他們辦事。而那些官吏拿了薪俸，卻辦事馬虎偷懶，且天底下皆如此。﹙「今我受其值，怠其事者，天下皆然。」﹚
作者進一步指出，「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佣一夫於家，受若直，怠其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這種事現如今多的是，而人民不敢表示憤慨，也不敢懲罰那些做官的，把他們趕走。
「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意謂官民所處的情勢不同，地位也不同。但勢不同理同，我們人民會怎麼辦呢？
柳宗元鄭重告誡官吏說：做官的如果明白這樣的道理，能不感到畏懼嗎？
官民同理不同勢，是柳宗元對官民關係的理性概括。在他看來，官民之間有相同的一面，即同理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即不同勢的一面。也就是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又有互相對立的一面。
官民同理不同勢，實際上是以官民關係的形式表達的民本論。所謂民本，即指治理民眾、安定民生關乎國家存亡、社會治亂，是君主政治的根本。民本論至少有兩種表達形式，一種是以君民關係的形式表達的，一種是以官民關係的形式表達的。
前者可以唐太宗為代表。他說：「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君主的情勢與地位有賴於國之存亡，國家的興衰與治亂取決於民之苦樂。因而主張君主要重民、畏民。
柳宗元這個命題則從官民關係的角度，表達「民惟邦本」的理念。
官民同理的「理」似可概括為「立官為民」。《慎子·威德》曰：
「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國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長也。」
《呂氏春秋·恃君》亦稱：
「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下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長官也。」
「立官為民」的「理」則源於民養官說。民眾供養君主、貴族早在《詩經》已為人們所認知。《國語·周語下》：
「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源﹚而為橫汙也，其竭也無日矣。」民眾的農事活動是國家庫府之源，亦是人們從事政治活動的前提。
唐太宗也說：
「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在他看來，民眾是賦稅之源，財政是政治活動賴以開展的基石。用清代唐甄的話來說：「封疆，民固之；府庫，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職，民養之。」﹙《潛書·明鑒》﹚
二、如何實施政治
孔子關於「為政以德」、「先德 後刑」的主張，到唐朝成為統治者實施政治的基本原則。故官修《唐律疏議》稱：「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
柳宗元認為，禮之大本，以防亂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理應誅殺的行為，必然有違於禮，如予以表彰，就是「壞禮」。理應表彰的行為，必然不悖於刑，如加以誅殺，便是「黷刑」。表彰與殺戳是不能同時並用的。殺掉那應該表彰的人，叫做濫殺。表彰那應該處死的人，就是越軌。﹙參見《駁復仇議》﹚
武則天執政時，徐元慶為父報仇，手刃無辜殺害他父親的縣尉趙師韞。諫臣陳子昂建議：先按殺人罪將徐處死，以維護國法；再就其為父報仇的行為加以表揚，以彰明禮教。
柳宗元尖銳地批駁了這種主張，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分是非曲直，破壞刑禮統一的「非經背聖」，絕不能為斷獄者效法，並建議撤銷把它作為判例予以規定的法令。他明確指出：
「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
在他看來，假使能判明事情的真假，分清其是非，追溯其根源，那麼禮和刑的應用，就能明顯加以區別了。﹙同上﹚
《斷刑論》一文極力反對按時令行賞罰的觀念，認為賞罰的目的在於勸善懲惡，而要達此目的，就要及時賞罰，所謂「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傳統的做法是「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柳宗元對此不以為然。他責疑說，假如有人在秋冬為善，卻要等到來年春夏才給予獎賞，那為善的人就得不到鼔勵；假如有人在春夏作惡，卻要等到秋冬才給予懲罰，那作惡的人就得不到警戒。如此這般就等於「驅天下之人而入於罪」。驅使人犯罪，卻遲遲不予處理，只能助長他們的輕慢或疏忽，這就是刑罰不能少用或廢置的緣故。反之，如果為善或作惡的人能「不越月逾時」而得到賞罰，使他們及時受到鼓勵或警戒，那就會使人們「從善遠罪」，減少刑罰，收到教化的功效。
柳宗元總結道，按時令行賞罰是專講天意，不講人事。雷霆霜雪只是自然現象，是「非有心於物者」，把它們看成是有意識的是十分荒謬的。「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某些人所以不明白這些道理，是由於不動腦筋。
三、經權統一於道
經，即守常。權，即變通。實施政治要「節以制度」，變通也要「以制度數」。﹙《周易·象傳》﹚
漢唐儒者以道為經，在經的範圍內肯定權變的必要性。「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寧不執其發乎？是其義也。」
這裡視權變為反經，不免對通達權變有所妨礙。柳宗元率先將經權統一於道。
他推祟的道叫「大中之道」，其稱三綱五常為「中道」，中庸為「守常執中之道」。在他看來，「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意思是說，貫徹大中之道須知經知權，缺一不可。
柳宗元把權理解為達經：「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在他看來，經與權互為條件，雖為二名實是一事。兩者都是對道的取准。因此，
「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斷刑論》﹚
柳宗元認為，經權合一，仁智兼用，方能避免偏離大中之道，故
「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同上﹚
意思是說，知經的人不會以特殊情況來妨礙我的常理；知權的人也不會持一般人的見解而違背我的思想。
柳宗元還從反面論證經與權之統一。他認為，如果把經與權割裂開來，就會產生亂象。「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經，若離開了權，就會變得死板；權，若離開了經也會產生錯誤與混亂。
柳宗元的結論是：「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於道而已者也。」﹙同上﹚只有把經與權統一起來予以考慮的人，才是真正明白事理的人。
四、苛政猛於毒蛇
柳宗元在《捕蛇者說》一文中，借捕蛇者蔣氏三代人的悲慘遭遇，揭露了苛重的賦稅和兇悍的官吏給人民帶來的災禍。全文不足500字，但讀完全篇，很自然會得出與作者相同的結論：殘害人民的苛政比毒蛇還要厲害。
永州之野產異蛇。其始太醫以生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如何？」意思是說，你苦於這個差使嗎？我告訴有關官員更換你的差使，恢復你的賦稅，好嗎？
蔣氏大戚，淚流滿眶地說：你是可憐我讓我能活下去嗎？捕蛇這差使雖然不幸，但恢復我的賦稅更為不幸。我們家居住此地已有六十年了，而鄉鄰生計一天比一天窘迫。把他們土地上所出產的東西全都繳出去，用盡他們家的全部收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過去與我祖父居住在一起的鄰居「十無一焉」，父親的鄰居「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
作者最後寫道：「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尚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柳宗元的政論文寫得條理井然，論證縝密，內含豐溢而卓有識見。他一生寫了一百四十餘首詩，大多是在貶官以後寫的。這些詩篇或追悼與自己有共同政治抱負又同遭貶竄的諍友，如《哭呂衡州》、《哭凌員外》等；或抨擊現實政治，如《行路難》、《古東門行》等；或抒寫仕途的險惡，如《跂鳥詞》、《籠鷹詞》等；或直接反映社會生活，描述橫徵暴斂下農民的悲慘場景，如《田家三首》等。
柳宗元的詩作清朗疏淡，用功精細，與陶淵明、韋應物的風格有些近似。
東晉詩人陶淵明，一名潛，其詩兼有平淡與爽朗之勝。語言質樸自然，又頗為精練。
柳宗元晚年詩，極似陶淵明。蘇軾評曰：「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
唐代詩人韋應物，又稱韋江州，其詩以寫田園風物著稱，風格筒淡秀朗，「真而不朴，華而不綺」。如《滁州西澗》：「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嗚。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蘇軾評曰：
「李﹙白﹚杜﹙甫﹚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宗元﹚，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書黃子思詩集後》﹚
有意思的是，上述三位詩人都是牛年生人。陶淵明生於乙丑﹙365﹚年，韋應物生於丁丑﹙737﹚年，柳宗元生於癸丑﹙773﹚年。
柳宗元在永州作《牛賦》，把自己比作牛，把趨炎附勢的小人比作瘦驢，認為像他這樣的人，勤勤懇懇，辛辛苦苦，做了許多有利於天下的事，卻不得好報；而那些趨炎附勢的小人，不勞無功，無益於世，卻因善於鑽營而被重用，橫行天下。
作者最後寫道：「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意謂人一生的遭遇有好有壞，並不是你的才能可以改變的。奉勸諸位切莫怨天尤人，等待老天爺降福罷！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