闢謠之崇禎即位殺魏忠賢公公後廢商稅加農稅

總有一些人造謠說，朱由檢即位後除掉魏公公，並廢除商稅，增加了農稅，這當然是這些精神閹黨造謠自嗨。

崇禎元年五月初九

上召諸臣於平台，諭輔臣來宗道等曰：票擬之事，須悉心商確。

諭吏部曰：起廢太重，會推宜慎。

責戶部帑金零星，邊餉措辦無術，侍郎王家楨引罪，遂論及邊事。

兵部尚書王在晉語良久，上未悉，命內使授筆札錄進。

諭刑部曰：天時亢旱，一切用法務先平允，已出故給事中毛士龍辨疏，問果枉否？諸臣俱曰：士龍事屬風影，望皇上寬之，各頓首退。

乙酉。諭吏、戶、兵三部曰：昨召對九卿科道等官，輔臣劉鴻訓言官員更調甚速，若不行久任之法，終鮮實效。又雲，海內役繁賦重，不可加派。朕切思之，更調速則民滋擾，官久任則課成功，今後籓臬郡邑，務擇人地相宜，俱如舊制，言官薦舉人才，不無過私市恩，吏部可以薦疏成冊，其後隳職僨事，舉主連坐。遼黔兵事未給，加派已多，可將新舊兵餉造簡明冊進呈，若有司私派，省直撫按即行參處，三尺具在，斷不爾貸。司農繫軍國命脈，非清嚴心計之臣，豈勝厥任。至所薦畢自嚴，才品兼優，如戶部尚書缺，可以自嚴領其職，遂召自嚴為戶部尚書。

朱由檢雖然有各種缺點，實為亡國之君，但並不是弱智，即位之初，朱由檢就表示，因為遼黔事起，加派已多，要求將新舊兵餉造冊進呈，並嚴禁有司私派。

但崇禎元年，新餉缺額125萬（畢自嚴《覆戶科題覆新餉入數疏》），在這種情況下明廷不得不想盡辦法廣開財源，現將其中征商部分錄於下

崇禎二年五月十六日，戶部尚書畢自嚴所上的《會議邊餉事峻通行匯冊頒布疏》

一、加增榷額，議之者科臣解學龍也。該臣等看得各關榷稅，臣部年前曾有軍餉維艱、榷政宜飭一疏，正與科臣意合。蓋自有關稅以來，人莫不艷視之，求其淡泊自操，寬商

裕國者有幾人。然人品原不同科，不肖者多營私之念，惟知因以自肥，賢者抱急公之懷，正可藉以自見。南北榷關凡八，有舊額，有新增。

查北新關原額四萬，天啟元年加增二萬，天啟五年加增二萬，共八萬兩。

滸墅關原額四萬五千，天啟元年加增二萬二千五百，天啟五年加增二萬，共八萬七千五百兩。

九江關原額二萬五千有奇，天啟元年加增一萬二千五百有奇，天啟五年加增二萬，共五萬七千五百餘兩。

兩淮鈔關原額二萬三千，天啟元年加增七千六百，天啟五年加增一萬五千，共四萬五千六百兩。

揚州原額一萬三千，天啟元年加增二千六百兩，天啟五年加增一萬，共二萬五千六百兩。

臨清關原額銀八萬三千八百兩，河西務原額四萬六千兩，以上二關並無加增，因解不足額，臨清議減二萬兩，河西議減一萬四千，總期於必完耳。

崇文門原額六萬八千九百二十九兩零，天啟五年加增二萬，共八萬八千九百二十九兩零，此舊額與新增數也。

查以前榷關司屬有如額起解者，有不足額者，今再申飭，嚴加考覆，以完欠為殿最，以溢額為優紀。

又查天啟六年奉旨助工，稅差照正額每兩加羨餘一錢，後來各差所解多寡參差，有名無實，臣因大工已竣題改助工為助餉，每兩加羨餘銀五分解入太倉。查正額已兩經議增，尚有完欠不等，應難再增。今於解羨之內，仍量增五分，為一錢，照正額通算，合計八關每年共增銀五萬餘兩，務要全解，毋托空言。仍不許借口增稅致剝商膏以叢物議，至差滿日亦同正額考覆，庶法平而商不稱困，羨報而數亦頓增矣。及查憲臣曹於汴、楊鶴，銓臣孫居相，科臣沈惟炳、陳良訓、劉斯來、張鼎延，台臣蔣允儀、譚汝偉、劉學詩、王相談、鄧啟隆、樊尚璟、龔一程、胡良機，其議相同。

奉聖旨：關課按考成欽此欽遵相應備札南北榷關，除每兩加羨五分外，仍量增五分為一錢，照正額通算，合計八關共增銀五萬餘，而務要按期完解到部充餉，不許借口增稅致剝商膏，以叢物議，差滿之日應同正額一體考覆。

一、增加鹽引，議之者禮臣何如寵。憲臣曹於汴、楊鶴也，該臣看得，自正引積而官鹽雍掣，坐費而官鹽貴，知者皆歸咎鹽少而奸徒私販乃十倍官鹽，豈天所雨哉？其故商人所受者，引內之鹽而夾帶之，更嚴於私販竈戶之餘鹽又安售焉。於是亡命之徒揭竿興販了無禁忌，怪乎似鹽日多，正引日滯，官鹽日貴也。邇者商人正引之外，既許夾帶余鹽，亦示以通融矣，合無產鹽地面或於額引之外量增新引，或於額引之內量增斤重，俾令商人盡其資本，任買場鹽，則商人可以公平交易而不必坐守，竈戶可以憑鹽售利，亦何樂私鬻，商引自銷鹽價自賤，竈鹽自行，私販自絕，自無窮之利端在於斯矣。臣前疏所以欲於淮南增引者，正因官鹽廣而四鹽，不謂諸臣所議亦復相同，所當移會各省直巡鹽御史，亟行商榷具奏者也。惟積引在科臣解學龍、台臣李柄俱雲當覆真偽，以酌行止，誠為有見。至台臣劉學詩又以巧者，不過習者之門議，欲仍用袁世振借其心計，俾令通變宜民，疏理鹽課，亦今日鹽政之急務也。

奉聖旨：增鹽舊商自承，不準新商攫利，欽此欽遵為照量增新引，加重鹽斤，俾竈鹽有所售而私鹽自可屏絕，此拔本塞源之法也，舉朝有同心矣。聞長蘆等處商人亦有願增新引而苦於創始者，粵東行減斤配引之法，歲增課數萬，是行之而有效者，相應移咨都察院，轉行兩淮、兩浙、長蘆、河東各巡按御史，並福建、廣東各巡按御史，查照欽依事理，或於額引之外量增新引，或於額引之內量增斤重，並增課銀若干，務要秉心公虛，從長酌議，限三月內回奏以憑具覆施行，慎勿高閣置之，徒令會議成空談也。

一、搜括雜稅，議之者憲臣曹於汴、楊鶴，樞臣申用懋、科臣沈惟炳、張鼎延，台臣蔣允儀、姜兆張也，該臣等看得關稅年來增加不一而足，復以僉議又照每兩加羨一錢，幾及五萬，而商已重困矣。除咸陽木稅、潼關雜稅該省撫臣近題作新兵糧餉不開外，如浙之黃魚稅，閩之沙埕木稅，海澄雜稅，山東之泰山香稅，粵東之南雄橋稅各有定額，從來俱作本省公費，支銷多者十數萬，即少亦不下四五萬，各有項款，應當查明原數，以一半作本處公費，以一半歸臣部，是以應得之稅搜括充餉，原非奪其所有者也、南京宣課司稅似猶存乎見少，仍當增額。至於呂宋商船。香山澳船，果若真享其利，即每歲數十萬亦不為過，但恐姦宄閘入，禍出叵測，是以小利而遺大害，其稅之應榷與否，又非臣部所敢遙度者。惟是下海船隻，閩廣最多，率領司府印帖於外洋貿易，或有領帖一張納稅四兩至十數兩者，如侍郎申用懋尤見之真而言之切，然不用以市得即籍以潤槖，倘有肯輸之公家所得不既多乎？臣向有此條議，而眾論悉以為可行，撫按司府不得博寬大而聽令乾沒者也。

奉聖旨：雜稅嚴禁私潤，欽此欽遵，為照廣東南雄府太平橋北抽盤商稅四萬三千餘兩，除解部五千兩，余作本省充餉、公費。浙中魚稅歲入不下萬餘金，除料價三千餘兩，余作操賞公費，不列正項。閩之沙埕木稅，海澄雜稅渾在本省商稅、魚稅項內，約有三萬餘兩。泰山香稅舊有解京額銀，後以兵亂免解，又有撫按充兵餉銀六千兩，布政司科場銀二千兩，以上四款雖亦各省難割之物，既已奉旨充餉，嚴戒私潤。即本省有不得已之用，亦當各分一半，速解本部可也。至於下海船隻，如閩之漳泉、福州，浙之寧紹溫台，粵之惠潮等府，處處有之，皆司府自作公費，其納價有三五兩至六千兩者，數之多寡難定，是在各官誼切同舟，亟當自認報解，擬合移咨該省撫按查催南雄橋稅等項，每歲應解若干，以一半作本處公用，以一半解部充餉，其餘下海船稅等項，酌量起解，如乾沒不報者，恐物議叢而白簡隨之矣。

一、牙行換帖，議之者寺臣康新民、科臣張鶴雲也，該臣等看得寓內州縣，地方有肥瘠，而牙行換帖無處不有，蓋不論原行之多寡而論產物之有無，貨之細軟珍貴者無論矣。即如米麥油酒為民生所必用者，定有所產之方而富商大賈於此兢逐焉。未有所買貨物日以千金、百金計，而牙行日積月累毫無所得者也。查舊例換帖不過數錢，即設立名色，折罰贖谷亦僅一兩二錢已耳。今後查天下州縣有物產所驟行貨富饒者，縱量行加增，亦不為多，即以寺臣原任固始之，每歲納米一百八十餘石以供縣官之用，而多者尚不知其數也，此外不必再議商矣。約計天下州縣千餘，多者可得二百兩，少者亦得幾十兩，與其入貪墨之囊，不若充軍國之需，此與臣原議行稅相彷彿。但各處風俗不同，亦有原無行稅者，善哉科臣之言曰原無者，自不可增，原有者，亦不可減，此不煩加派，亦不煩催征者，勿借口充餉，分外科擾也。是在賢有司據實呈報，賢撫按加意查核耳。查行稅一議，台臣趙洪範、李長春、顧其國皆謂猥瑣且擾市，而憲臣曹於汴、楊鶴又謂牙行換帖稻有千古不止者。刑臣胡世賞雲有行稅者，當行搜括，科臣解學龍等疏雲牙行納銀、納谷，夫既已征之於民，不可歸之於國，故不敢盡廢焉。

奉聖旨：牙行換帖因地酌宜，欽此欽遵，為照寓內省份除雲貴暨窮邊州縣免議外，以腹內地方言之，凡貨物出產聚集處，所有商賈往來因有牙行，經紀一行領帖至十數紙，納帖折價可數百金，即小縣僻州必有市肆貿易，必有牙行，居聞亦有三五十金，本部第知各省直之肥瘠，而各撫按能知各州縣之肥瘠，今照省直額定總數，約有七萬餘兩。至於酌量本省地方產聚若合，應派多寡若合，撫按督行司府，自能定之，要勿失原派之額而止，今將省直酌定額數開列於後，行令省直如數徵解，以佐軍餉，仍造冊揭報部議憑稽覆，毋得隱漏，有辜屬望。南直北江三千兩，江南七千兩，浙江一萬兩，河南七千兩，山東六千兩，湖廣六千兩，福建六千兩，廣東六千兩，山西五千兩，陝西四千兩，北直六千兩，四川五千兩，江西六千兩，以上州縣共一千三百一十七處，共銀七萬七千兩。

一、賈稅酌征，議之者科臣解學龍也。該臣等看得軍興以來，在在有稅，稅契、稅當等稅俱用以充餉矣，而獨有賈稅未及，說者謂恐其擾民而多事也。乃聞各府州縣亦有徵收在官者，而國家曾不得其分毫之利，大率以供有司私費耳。夫取之有名，業已盡錙銖而不諱用之，盡實止以供漏而不問其謂之何，宜如科臣議，令其盡數解部充餉，要於百姓非有加捐者，總之此數彼取之民，我取之官，挹彼注滋移私為公，本無者固不可創，本有者亦不容隱，計莫善於此也。若夫牙行折谷，則臣於議單疏中詳載之矣。

奉聖旨：司府紙贖、賈稅查解二款，該撫按官酌議，無為貪官籍口，欽此欽遵，為照賈稅業已奉旨，應行各省直撫按所屬備查，賈稅一項如在行商報稅之外，原另有賈稅者，無妨盡數查明徵解，不嫌其多。倘仍在門攤、地鋪、店房之內行，商先已稅過者，而復令稅之，恐一人兩稅，不圖厲商，抑非政體，亟宜曉示，即行裁禁，毋令貪官奸胥藉此誅求，若夫牙行經紀，本部另議輸課矣。

根據以上五款，一鈔關增課，每年增稅50000兩，二增鹽引或鹽斤，三搜括各地雜稅，可得銀十數至數十萬，四增加牙稅，每年77000兩，五加征賈稅

崇禎二年六月十六日的《覆南贛巡撫橋稅充兵餉疏》

其原派贛稅一萬兩並上杭河稅八千兩，斷應在崇禎三年為始，解部濟急。臣部已括之遼餉入數內，萬難久假以供別需者也，既經具題前來，相應復請恭候命下臣部移文各該衙門遵奉施行。

奉聖旨：是，欽此。

崇禎二年六月，又議定從崇禎三年為始，將贛州橋稅10000與上杭河稅8000兩解入戶部充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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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二年，根據戶部尚書畢自嚴的《覆戶科題覆新餉入數疏》及《覆戶科題覆新餉出數疏》，預計崇禎二年新餉歲入5160558，歲出5115886兩，但崇禎二年十月皇太極繞道破關而入，發生己巳之變，按畢自嚴的奏報，從崇禎二年十月二十八至十二月三十，總計實支過銀1051983兩，在這種情況下，明廷因不便加派田畝，於是再次加派征榷

崇禎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的《覆議原題軍興足用六款疏》

士首四民，素諳忠義，年來獨寬優免，皇恩則既沃矣，士獨無所自效於危時乎？通查海內生員，大州縣五六百名，即小縣亦二三百名，計一年所入可得三十萬兩，足當一省賦役，今自崇禎三年為始，盡扣充餉，亦不後其君者之當然耳。

奉聖旨：生員優免，委多詭寄，仍著徵解。

崇禎三年為始，徵收生員優免銀，定為每年三十萬，分三年解進

崇禎三年二月初二日畢自嚴所上的《酌議措餉未盡事宜疏》

科臣解學龍議加榷稅，謂米布棉花，貧民所需者，當照舊，惟金帛玩好等物，富商所鬻，富民所買，量加足餉，誠為物本抑末之意，及查南北各關，舊例有稅船料者，有稅商貨者，又有兼稅船料商貨者，俱系祖宗朝舊制，不可輕變，似難一概取盈商貨，姑以關稅舊額新增言之，北新八萬兩，滸墅八萬七千五百兩，九江五萬七千五百餘兩，淮安四萬五千六百兩，揚州二萬五千六百兩，臨清八萬三千八百兩，河西務四萬六千兩，以上二關因解不足額，臨清議減二萬，河西務議減一萬四千兩，崇文門八萬八千九百二十九兩零，此各關舊額新增之數也。及後臣部兩次，每兩共加羨餘一錢，通計八關已增五萬，如欲於商民船貨之內另設條以稅之，恐成法一變，囂然喪其出途之原，合無比照舊例，每兩加二錢，內崇文門、河西務新值虜警，商賈甚稀，宜聽先後補湊原額，不必議增。臨清亦屬北地，虜警之後人多裹足，姑於每兩各加一錢，通共各關歲可增六七萬金，眾擎易舉，事便而商不擾。至於欠罰米為公費用，亟當嚴行各關禁革，其完欠考成仍遵照舊例，差未滿者不許推升，即推升者，仍須考覆，勿托空言，力為舉行。又南京宣課等司，為貨物通行之衢，設有南部司屬管理，與北京崇文門出納相埒，何以額止一萬，是有遺利，宜行南部酌議再加二萬，無拘舊額。仍有江西贛州稅銀二萬與福建汀州稅銀數千，昔年以贛撫用兵議留，今當通行解部充餉者也。

奉聖旨：南部關稅依議加額，還立法嚴飭，無令榷司借端生擾。

崇禎三年二月，八大鈔關在原增五萬兩的基礎上，每兩又加以前，共加銀60000~70000兩，南京宣課司額加二萬，贛州與汀州稅銀20000數千兩悉數解戶部充餉

崇禎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戶部尚書畢自嚴上言：昨臣部以軍餉告詘，議加關稅，因查南京宣課司額稅僅止一萬，題令南部議加二萬，南部臣鄭三俊謂留都所榷皆落地貨稅所得無幾，惟蕪湖密邇南京，扼據上流，凡滇、黔、川、廣奇貨珍物靡不輻湊於此，商賈倍於南都，而徵收不及，是亦不均之事，議於蕪湖商賈之貨，照先年舊例，令赴宣課司報稅領單，以湊新增二萬之額，當囯家多事時，得此一稅，未必非涓滴滴助，所當即為允行，其董理之官南都原有宣課司大使，即令至彼收解，不煩另設，而徵收之法或如南都舊例，徵收落地貨稅，或照別處則例徵收，遇關錢糧，其額以三萬為率，聽南部酌量裒益。若夫南都宣課雖不能比照北京崇文門事例面一萬之額甚微，合令量加一萬，其銀盡解臣部以充薊遼之用。倘徵收逾額，則破格優錄，若厲商濡染，即重行參處可也，帝悉從之。

崇禎三年五月，經過一定，蕪湖加設榷關，增稅三萬，南京宣課司由原來議定的加增二萬，減為一萬

崇禎三年二月十六日的《再議措餉未盡事宜三款疏》

一、議鹽課之應存也，查得天啟六年，該臣部題覆工科給事中楊所修疏議，將各運司每引量加鹽課，以助大工。在兩淮運司加銀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四兩四錢，兩浙運司加銀三萬一千一百三十三兩八錢三分，長蘆運司加銀一萬二千一百九十四兩，山東運司加銀六千四百三十七兩三錢七分，福建運司除題減外，加銀一千五百八十六兩八錢，廣東提舉司加銀五千四百一十二兩一錢二分，河東運司加銀八千四百兩，陝西鹽課司加銀一千一百八十六兩七錢四分，以上各運司、提舉司共增銀一十四萬餘兩，原議工完即止，已於崇禎元二月內題准停罷在案，至元年十二月內復該工部以陵工繁費咨會臣部，題准再征元年一年，各已陸續解交工部，完日即當停止矣。但今國家遭百年未有之變，處極窮至迫之時，曩所本無，尚且議增，昔所本有，豈可議減，合自崇禎三年起，照舊加征，以濟軍餉，候事平停止。

一、議加引加鹽之當行也。查臣部於崇禎二年採集廷議，曾有加引加鹽之議，通行省直，今止據兩浙運司加引三萬道，增課八千兩，其餘尚未有以報也。夫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生齒日繁，而所行之鹽僅如舊額，豈不尚有遺利哉。良以私鹽充斥而公家之利盡為奸徒吞噬耳，即如淮鹽割沒一項，乃因鹽引多帶附余之數，而增加之以補正課之不足者，是即不加引而加鹽之說也。但聞每引該割沒銀二錢，據所報解似有未盡，當此軍興緊急之時，仍當盡行清核，以為國家之用，其他運司亦可仿而行之，即不盡拘二錢，亦豈遂無數分，所謂錙銖而積毫釐，有益者也。合無敕各鹽臣禁緝私販，量議加引加鹽，引加則國課自增，鹽加而正額亦廣，商不稱病，國計有俾，何憚而不為乎。再查天啟六年，兩淮鹽臣陸世科議加和州、含山等處食鹽二萬九千餘引，每年徵課三萬兩以抵杭州織監、袍價，至崇禎二年，鹽臣張養以織造停止，題將前銀停免，已經臣部覆准在案，但袍價雖停，而地方之鹽斷無不行之理，鹽既行，則課必不免詢之於眾。僉謂可復，宜令盡解臣部以充軍餉，每年可得三萬兩，未必非軍糈之一助也。

奉聖旨：這條議措餉三款有裨軍興，便著依議申飭行，欽此。

同時，將天啟六年，用來修三大殿145962兩鹽課銀，自崇禎三年為始，充作遼餉。又增加割沒鹽課，每引割沒二錢，同時將原和州、含山食鹽額課30000兩，復征解部充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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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征農稅是怎麼回事呢

萬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六

戶部以遼餉缺乏，援征倭、征播例請加派，除貴州地磽有苗變不派外，其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隸，照萬曆六年會計錄所定田畝，總計七百餘萬頃，每畝權加三厘五毫，惟湖廣淮安額派獨多，另應酌議，其餘勿論優免，一概如額，通融加派，總計實派額銀二百萬三十一兩四錢三分八毫零。仍將所派則例印填一單，使民易曉，無得混入條鞭之內，限文到日即將見在庫銀星速那解，隨後加派補入，設督餉撫臣一員，請敕節制，庶軍實充而膚功可奏。

計浙江派銀一十六萬三千四百三十九兩四錢三分八厘；

江西派銀一十四萬四百二兩九錢四分四厘；

湖廣派銀三十三萬三千四百二十兩九錢一分一厘；

福建派銀四萬六千九百七十八兩七錢五分二厘；

山東派銀二十一萬六千一百二十四兩六錢四分八厘；

山西派銀一十二萬八千八百一十三兩七錢四分五厘；

河南派銀二十五萬九千五百五十二兩八錢三分一厘；

陝西派銀一十萬二千五百二十三兩三錢四分七厘；

四川派銀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九兩六錢八分五厘；

廣東派銀八萬九千九百兩七錢八分七厘；

廣西派銀三萬二千九百兩二錢六分一厘；

雲南派銀六千二百九十七兩七錢五分五厘；

應天府派銀二萬四千二百九十一兩七錢九分九厘；

蘇州府派銀三萬三千五百三十五兩八錢二分六厘；

松江府派銀一萬四千八百六十六兩九錢六分一厘；

常州府派銀二萬二千四百八十九兩五錢八分三厘；

鎮江府派銀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五兩九錢九分八厘；

廬州府派銀二萬三千九百三十六兩一錢八分八厘；

淮安府派銀三萬五千九百七十七兩二錢五分一厘；

保安一百六兩六錢五分四厘四毫五絲；

揚州派八千九百一十九兩三錢九分六厘；

寧國派一萬六百一十五兩七錢七分四厘；

池州派三千一百八十一兩二錢二分九厘；

太平派四千五百四兩六錢八分六厘；

安慶派七千六百六十六兩八錢五分七厘；

廣德派七千五百八十五兩三錢五分五厘；

徐州派七千五十八兩五錢七厘四毫；

滁州派九百八十三兩四錢六分六厘三毫；

和州派二千一百七十五兩五錢二分八厘；

順天派三萬四千八百五十四兩四錢九厘；

永平派六千四百一十八兩八錢一分二厘七毫；

保定派三萬三千九百八十三兩四錢二分七厘八毫；

河間派二萬九千五兩二錢六分九厘三毫；

真定派三萬五千九百三十六兩二錢七分二厘；

順德派四千九百七十一兩四錢一分六厘八毫；

廣平派七千八十三兩四錢三分四厘七毫五絲；

大名派一萬九千六百六十八兩八錢一分八厘；

延慶派三百七十兩七錢九分八厘四毫。

上曰：遼左虜氛未息，軍餉不敷，照例暫於各省直田畝量行加派，事寧即為停止，各司府官將見在庫貯銀兩依限那解，隨派徵抵補，毋得遲延。養兵原以衛民，朝廷甚非得已，有司官宜仰體德意，不許指稱多派，事平之後不許朦朧再徵，有司違者參處，吏書等役訪拿治罪。爾部便通行各撫按等一體遵行，督餉大臣著吏部速議題覆。

但實際上是餉盡而奴未平，於是萬曆四十七年復有戶部采姚宗文之議，再征三厘五毫之命

萬曆四十七年十二月十六

戶部覆閱視姚宗文措餉諸款言：遼餉初議三百萬，不敢遽及加派，誠難之也。自撫臣出關，議每畝加銀三厘五毫，至今賴之。然初擬一年即行停止，不得謂前派用已無餘，遼餉正未有已，故臣復請旨再加一年。隨奉欽依刊刻書冊嚴催，去後今閱臣出關親度兵馬之數，本折之用，海運陸輓之費，一年共需餉銀八百餘萬計，無復之議每畝已加外，再加三厘，庶於遼餉有濟，待事寧之日具題停免。其捐助、優免、稅契、迦納等議，並各照行，伏乞敕下各該撫按，遵奉嚴解，以重責成。

當然，這裡姚宗文說是三厘，實際情況是復派三厘五毫，合四十六年三厘五毫，總計加派七厘

萬曆四十八年三月二十

以軍興諸費不足，命各省直田地每畝再加派二厘，以敷兵、工二部之用，從戶部等衙門議也。

萬曆四十八年，為兵工二部器械盔甲安家等缺乏，復派銀二厘，合之前七厘，總計是九厘，共增派遼餉502萬餘兩。

從萬曆四十六年至萬曆四十八年前後共田畝畝征九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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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三年正月十六，戶部尚書畢自嚴上了一篇《條議理財足用六款疏》，疏內明確提到遼餉田畝加派九厘，仍然入不敷出，需要在於九厘之外，增派三厘，北直六府則每畝加派九厘，總計增派的田畝可得銀1439000餘兩，朱由檢批複【這條議六款，著該部還同該科參酌長便，並有未盡事宜一併商確具奏。】

於是，在崇禎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畢自嚴又《覆議原題軍興足用六款疏》，但戶科都給事中解學龍明確不同意加派，崇禎遂下旨【這奏內省直加派自應徐議，畿南六府既已苦累，加派不必行。】再次否決了加派田畝（即向農民徵稅）

崇禎三年八月，兵部尚書梁廷棟上疏《題為恭敬九邊圖考，乞敕發戶部與臣部悉心講求，以復祖宗舊章》疏，提出【今日邊餉之不足，確由於錢糧不完，錢糧不完，確由於民窮，而民窮之故，全在官貪。故使貪風不除，不但加派民不能堪，即不加派，民之窮苦猶故也。貪風一止，不但不必加派，即再加派數厘，民之懽悅猶然也。】，於是崇禎批複【兵餉相需，全在幹濟得人，清厘有法，否則漏卮難塞。至謂民窮之源由於官貪，尤切中時弊，以後外吏誅求，責成撫按，在內餽遺，責在廵城，如有違犯及容隱者，並寘重典。其加派等事，即同戶部從詳確議以聞。】再一次提出加派田畝

隨即，畢自嚴上《初覆加派事宜疏》，符合梁廷棟，提議於九厘之外再派三厘，合為一分二厘，共計加銀1432321兩，北直六府，每畝派銀六厘，可得銀223000餘兩，崇禎還是不同意，批複【錢糧加派一項，該部曾有條陳，朕實軫念民艱，未忍催征太甚......】

於是在崇禎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畢自嚴再上《再覆加派事宜疏》，請求加派田畝，朱由檢批複【朝廷權宜加派，士民應自樂輸...】，態度陡然轉向同意加派。

畢自嚴遂於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三覆會議加派事宜疏》，朱由檢批複【這加賦事宜，該部既經酌定，著遵照諭旨飭行，該衙門知道】，正式同意了第四次田畝加派（即向農民徵稅）

崇禎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由檢正式下詔【向緣東事倥傯，履畝增賦，豁寢無日，久軫朕懷。乃邇來邊患靡寧，軍興益急，戶部諮奏再三，請於每畝除見加九厘外，仍再徵銀三厘，前後共銀一分二厘，惟北直保河六府向議免徵，今量行每畝加徵六厘，前項俱作遼餉，事平即行停止。朕因廷議既協，權宜允從，凡我百姓，各有同仇之志，能無好義之思？其有則壤不等，法須變通者，或照糧數議增，但期無失本額，又或委係災疲，且經兵擾勢難加賦者，撫、按據實奏明，取旨裁奪。】

所以明史言【崇禎三年，軍興，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田賦。戶部尚書畢自嚴不能止，乃於九厘外畝復徵三厘。惟順天、永平以新被兵無所加，餘六府畝徵六厘，得他省之半，共增賦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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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講，朱由檢即位後，面對財政危機的日益嚴峻，開始著手改革，其主要手段即是開源節流。節流除了減少宮廷支出外，主要是與畢自嚴、袁崇煥裁減關寧、東江軍餉。

崇禎元年五月，朱由檢又明確表示不加派田畝，於是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征商來廣開源那就是必然的事了，所以從崇禎二年到三年，朱由檢的新朝廷不斷增加鈔關、鹽課、稅契、賈稅、牙稅的數量，並在地方上搜括雜稅解戶部充餉，同時對以前優免的生員徵稅。

崇禎二年十月，發生己巳之變，之後明廷軍費水漲船高，於是在崇禎三年正月十六日，戶部尚書畢自嚴首題加增田畝，但被戶科都給事中解學龍阻止。崇禎三年八月，兵部尚書梁廷棟提出加派，經過近四個月的扯皮，最終於崇禎三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敲定，於每畝九厘的基礎上再加征三厘，是為一分二厘，原北直隸六府，加征六厘，這就是崇禎初所謂的加派農稅。

你要知道，崇禎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增派三厘田畝銀的時候，明末農民起義老一輩的如王二、王嘉胤、張存孟、高迎祥早就起義了，即便是後一輩的李自成、張獻忠都已經聲名鵲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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