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與黑死病 改變歐洲文明方向 勞動力短缺贖罪死亡 十字軍東征蒙古鐵騎 基督教會修道院教皇神學
魏健：中世紀與黑死病：在疾病中誕生的現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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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中世紀 黑死病
● 魏健
基督教統治歐洲的時代
「中世紀」是一個帶著不幸意味的名詞，因為它出現的時候，它所代表的時代已經過去很久了。中世紀的人們是不知道這個名詞的——他們不會認為自己生活在「中間」，而是會理所當然的認為自己所處的年代是人類文明的最高成就。今天，我們使用中世紀這個詞的時候，只是把它看作古代文明和現代文明之間的一個過渡。
「中世紀」也是一個帶著貶低意味的詞，學術界和普通大眾的主流意見都認為那是一個黑暗、愚昧而災禍叢生的時代——所謂「黑暗的中世紀」已經成了一個同義反覆的俗稱。從歷史的角度而言，這種描述基本上是準確的。
最先提到「中世紀黑暗時代」這個詞的，是十四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學者彼特拉克。彼特拉克曾經周遊了歐洲列國，系統地考察了當時整個歐洲社會的文化、藝術和科學狀況，重新發掘和出版經典的拉丁和希臘著作，志在重新恢復羅馬古典的拉丁語言、藝術和文化。他考察的結果，是認為相比較於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自羅馬淪陷以來的歐洲的文化完全不值得研究，所以他把這段古典文化上發展的停滯時期稱為「黑暗的中世紀」。
彼特拉克主要是從文化上來定義中世紀的，那麼歐洲中世紀的全貌（包括政治、宗教、社會等等）是什麼樣的？它與後來大規模爆發的黑死病都有哪些必然的偶然的聯繫？這就需要我們在此簡單的描述下中世紀的整體情況。
中世紀從什麼時候開始？總所周知，是從古羅馬帝國滅亡的時候開始。那麼，古羅馬帝國是什麼時候滅亡的？準確的日期已經無從知曉。一種目前流行的說法是在公元476年，這一年古羅馬皇族的最後一位皇帝羅慕路斯被哥特族首領奧多埃斯廢黜。當我們使用這個日期作為標誌的時候，我們要記住，從古代向中世紀的轉變其實是一個緩慢的漸變過程，在公元4世紀（也許是5世紀，甚至是6世紀），古羅馬的整個體系——行政的，行為的，還有思想的——逐漸被外來的體系所代替：古羅馬其實就是這樣靜靜地滅亡的。
在羅馬帝國消逝的輓歌聲中，另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西方興起：基督教教會。基督教在當時很受歡迎：它自身的優美，高尚的倫理觀，不分貴賤的教義，還有它描繪出的天國的永恆遠景，都使得人們對它心生嚮往。
事實上，很快基督教就暴露了它的霸氣的野心——即控制整個社會。在中世紀後期時，基督教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它不但牢牢的控制著歐洲的精神世界，甚至控制著歐洲的世俗社會，並且它相當的獨裁，對任何其他的意見都採取粗魯的不寬容態度。當然，在這之前，基督教也有一段潛心經營的牧歌時代。
早期積極推廣宗教的人們以其熱情和努力成為了很自然的牧師和主教人選。與帝國的建制相仿，教會的組織也是按照行省劃分的，每個行省的最高主管就是當地的主教。當帝國政府一步步衰落的時候，教會則在濟貧救苦，擔負起了領導和庇護人民的任務，事實上承擔起了原本屬於政府的職能。在西方最早的一批主教里，羅馬主教只是其中之一。直到公元5 世紀，他才被尊稱為教皇，而在此之前，所有的主教一概都被稱為「神父」。羅馬主教的突出地位是由幾個方面的因素所決定的：羅馬城在全帝國的地位，基督徒們認為聖徒彼 得曾在羅馬城居住過並在此殉教，還有幾位羅馬主教的光輝事迹——例如「大」格里高利，他不但力保羅馬免遭蠻族侵犯，大力推行社會公益服務，還熱心傳教，並且留下了大量的著述。
早期的教會是僧侶的天下。苦修制度最早興起於東方，特別是埃及。長期的流傳使得他們的修行帶上了很重的表演色彩，僧侶們常常會坐在一根柱子的頂端沉思，或是站在柱子頂端整天注視著太陽。這些現象到了聖本尼狄克 （約480－約 543）那裡才有了改觀。他制訂了一整套關於苦修的制度，鼓勵遁世清修，思考來世，同時摒棄了那些誇張做作的成分。在他的誡條里，每天的祈禱、讚美、學習和勞作都佔了合理的比重。時至今日，有些修道院仍然遵循著這些誡條。從公元6世紀到10世紀，在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歐一片經濟和文化的雙重蕭條中，僧侶們成為維繫整個西方世界的紐帶。
僧侶們熱心傳教，創建了很多大型的傳教所。他們還利用相對安全的修道院圖書館，抄寫舊書，寫作新書，保存了很多古代文明的典籍。同時他們還利用這些資源，擔負起了學校的職責——這也是當時僅存的學校了。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如果他們想要躲開現實，想要尋求真理，或是想要深刻的反思自己，那麼他們都可以在修道院里尋得慰籍。當時的修道院經常被比作一方小小的凈土，是在邪惡的沙漠里的綠洲。教會的一些規程也形成於這個時期。從公元3世紀開始，就有很多人經常參與朝聖活動了。從東方傳來的聖物崇拜也被逐漸接受，不過很快就走向極端，變成了無休止的聖物搜集競賽。對於不當行為的贖罪和處罰的相關條例也以成文的形式確立下來了。像在大約公元600年的聖克勒班就制訂過這些對於僧侶的規定：忘記說「阿門」要被鞭打6下；偷偷用刀在桌上刻劃，鞭打10下；唱詩時走調，鞭打6 下……同時，教會確立了禮拜的儀式，編寫了大量的讚美詩，組織成立了兄弟會（非神職人員的一個組織）。對聖母瑪利亞的崇拜也開始被人重視， 西方第一座紀念她的教堂——羅馬的聖瑪利亞?馬覺利教堂就建於這個時期。
然而自公元11世紀以來，隨著基督教在歐洲統治地位的鞏固，整個歐洲都陷入戰爭和分裂之中。在此期間，羅馬教皇的勢力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事實上，這個時期的歐洲已經徹底成了基督的奴僕，它的一切都是圍繞著基督教而展開的。在政治上，一個國家的政權必須要經過教皇的授權才能被認為是合法的。正是憑藉著宗教的力量，羅馬教皇竟能對歐洲各國王侯隨意發號施令，令他們俯首稱臣。
與此同時，羅馬教皇越來越不滿足於自己的統治範圍，一心想吞併基督教的另一大支派——東羅馬帝國的拜占廷教會。更何況，這時在亞細亞地區，信仰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人開始強大起來，他們不但佔領了基督教聖地耶路撒冷，而且還不斷對歐洲領土發動進攻。於是在宗教幌子的掩護下，羅馬教皇就召集歐洲各國君主，發動了長達近兩百年的十字軍東征。
從公元1096到1291年，歐洲各國曾先後發動了八次十字軍東征。在戰爭中，無數人為之喪命，無數社會財富被消耗。然而隨著最後一個據點的喪失，歐洲在這場戰爭中可謂一無所獲。更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們向東方征伐時，另一支來自東方的軍隊，也開始了向西方的征伐，這便是令人聞風喪膽的蒙古鐵騎。
自羅馬帝國以來，位於歐亞大陸交接處的黑海沿岸和小亞細亞地區，就一直是歐洲的勢力範圍。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這裡又成為拜占庭帝國的版圖，充當歐洲東南面的一道屏障。1241年，蒙古王子拔都率領七萬大軍西征，目標直指歐洲腹地，從而使得東、西方兩個世界再次發生碰撞。經過激烈較量，蒙古人成功地在中亞地區建立了幾個國家，並在隨後又經常與歐洲人發生戰爭。所以我們可以想見，歐洲中世紀的政治生活相當的不安定。
宗教同樣牢牢的控制著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必須要遵守五花八門的宗教準則，否則地獄般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你的歸宿——你敢說不信神的忤逆之言嗎？可以，只是馬上你就要被燒死！你想說地球是圍繞著太陽轉的嗎？不行！因為《聖經》中明明寫著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你想天天洗澡嗎？最好不要，因為基督是提倡禁慾的，而禁慾就包括不要太在意個人衛生這種俗事……中世紀是西方古代文化和近現代文化高峰中間的低谷，充斥著愚昧和野蠻。宗教禁錮著科學、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西方近現代文化就是在與封建的基督教文化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文藝復興時期近代資產階級與封建基督教的鬥爭是科學與宗教、信仰與理性、野蠻與文明、智慧與蒙昧、進步與落後之間的鬥爭。
一個二十世紀的人如果通過時空旅行，回到中世紀的歐洲去的話，他一定會覺得這個時代是不可理解的。那時候科學與宗教呈現出了激烈的衝突，幾乎科學的每一個進步都受到了基督教的阻撓，哥白尼的日心說、達爾文的進化論等都經過了與基督教的殊死搏鬥，大批的科學家受到了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制裁和懲罰，伽利略被長期監禁，布魯諾被活活燒死在羅馬的鮮花廣場。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基督教提倡禁慾，教會認為洗身體是神聖的，不可以輕易褻瀆，這使得這個時期的衛生狀況及其糟糕：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人們基本不洗澡，也不理髮；而且由於缺乏合理的城市規劃和良好的衛生習慣，導致無論是在居民家中還是在公共場所，基本上沒有象樣的廁所，更沒有垃圾處理，大街上垃圾成山，臭氣熏天，至於窮苦百姓，則經常是人畜共居；另外，中世紀歐洲的醫學水平也很低下。因為教會壟斷了醫療事業，不但將古希臘羅馬時期的一些寶貴遺產棄之不用，而且不允許新的理論提出，否則將作為異端被處罰。正如後人所熟悉的，當時歐洲人在治病時，慣用的方法便是放血、催吐等手段。這些落後的治療手段，往往造成更惡劣的影響。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上千年的時間。即使瘟疫來臨時，由於他們認識水平的局限，仍沒有多大的改變，結果往往是進一步加劇了疫情的惡化。
因此，自從人文主義者起，歷史學家們對中世紀多持負面觀點。在十六與十七世紀基督教新教徒的宗教改革中，新教徒們也把天主教的腐敗寫進這段歷史中。針對新教徒的指責，天主教的改革者們也給出了一幅與「黑暗的時期」相反的圖畫：一個社會與宗教和諧的時期，一點也不黑暗。而對「黑暗時期」許多現代的負面觀念是來自於，十七與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中的康德和伏爾泰的作品中。
後來，也漸漸的有一些思想不同意簡單的否定中世紀。其中十九世紀初，浪漫主義運動就試圖轉變這種對「黑暗的時期」負面評價一邊倒的趨勢。它給出了一幅祥和的圖畫：社會和環境的和諧，紮根於大自然的生活；同時也回應啟蒙運動中的理性主義以理性完全超越感性的作法，以及由正在興起的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環境破壞與污染。浪漫主義者對待「黑暗時期」的觀點，仍可以在今天的一些慶祝那個時期文化活動與節日中，通過所展示出來的風俗與發生的歷史事件中看到。
客觀的說，基督教對文化的發展同樣產生了一些的積極影響。「中世紀文化的繁榮，不僅表現為龐大的神學—哲學體系的建構，而且也表現為羅馬法的恢復，自然科學研究的蘇醒，特別是在文學和藝術方面，更是取得了輝煌燦爛的成就，不僅出現了一系列英雄文學和騎士文學的光輝篇章，而且創造出一種驚天地、泣鬼神的哥特式建築，它使中世紀人的精神文化理念，在視覺形象藝術里達到了登峰造極的表現。基督教文化的繁榮把中世紀精神推到了頂峰，使它成為西方歷史的一個卓越而獨特的階段。」
西方中世紀的文化是一個信仰尋找理性支持的過程，這種尋找培養了西方人的邏輯思維和理性精神。「歐洲近代以理性和科學為主要特徵的文化絕不是一夜之間從地下冒出來的，相反，它是在中世紀的母腹中逐漸孕育成熟的。」英國現代哲學家懷特海認為在歐洲文藝復興前的數個世紀里，歐洲受教育的階層在邏輯思維方面一直接受著一種嚴格的和精確的訓練。所以，不能簡單地說中世紀是一個反理性的時代。
也許人們總是過於強調資本主義文化是在批判封建的基督教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忽視了人類任何民族的文化發展都是連續的而不是間斷的，近代資本主義文化的生成有賴於對基督教文化的批判，但是同時基督教文化也為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提供了文化背景。
然而沒有人可以否認，黑死病爆發前和結束之後的歐洲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死神來了
你可知道，在14世紀的歐洲，大西洋、地中海等海上經常會有些船隻在孤零零漂蕩。當你靠近它登上去後會發現，上面所有的人都是在睡夢中死去，全身發黑，恐怖得要命。
這是死神在狂舞。
「受害者發病那一天，水泡和癤子出現在胳膊、大腿和脖子上。他們非常虛弱，備受折磨，只能倚靠在床上。不久，癤子變成核桃那麼大，然後變成雞蛋或鵝蛋大小，那種感覺痛徹心肺。病症會持續三天，到了第四天，又一個孤魂升入了天國」。1347年，在義大利南端、地中海西西里島的墨西拿城，一位名叫邁可的牧師寫下了上述一段話。而在他的周圍，瘟疫正肆虐於整個城市，每天有成百上千人死去，人們開始悲嘆是否世界末日真地降臨了。以上情形，便是14世紀歐洲大瘟疫期間的一個片段。幾百年來，這場被稱為黑死病的大瘟疫，一直成為歷史學家們大書特書的對象。作為歷史上迄今為止最慘烈的一次瘟疫，14世紀歐洲黑死病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當黑死病爆發時，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男人還是女人，在疾病面前似乎一律平等。有些人前一天晚上睡覺時還好好的，但夜裡就突然發病，經過痛苦的掙扎後，天明時便停止了呼吸。許多醫生被感染，甚至比自己的病人死的都要快。街道上，屍體堆積如山。在海上，許多船隻因為水手接二連三的死亡，而成為無人駕駛的「鬼船」。據說當英國倫敦發生瘟疫時，英國王室和許多富人都逃離了該城，有1萬多房屋被棄置，有的用松木版把門窗釘死，有病人的住房都用紅粉筆打上十字標記。人們也沒有辦法打官司了，因為所有法律界人士全部去了鄉村。
黑死病是歷史上最為神秘的疾病。從1348年到1352年，它把歐洲變成了死亡陷阱，這條毀滅之路斷送了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總計約2500萬人！就這次災難所導致的死亡人數、混亂程度和恐怖心理而言，完全可與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相提並論。在今後300年間，黑死病不斷造訪歐洲和亞洲的城鎮，威脅著那些劫後餘生的人們。儘管準確統計歐洲的死亡數字已經不可能，但是許多城鎮留下的記錄卻見證了驚人的損失，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死亡率要在50％以上。在許多地方，死人之多已無法掩埋，象隨手扔掉的垃圾。 據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伯恩斯等人寫的《世界文明史》一書中的估算，這次黑死病對歐洲的襲擊，再加上戰爭、饑饉等原因，西歐的人口在1300年至1450年間減少了至少一半，甚至於「很可能減少了2/3」。
1348年德國編年史學家呂貝克記載死亡了90000人，最高一天的死亡數字高達1500人！
在維也納，每天都有500-700人因此喪命！
1335年的圖盧茲城共3萬人，1380年死的只剩8000人！
1347～1357年的10年，東諾曼底的人口減少30％，到1380年又減少30％！
1340～1404年，皮斯托亞城郊的農村，人口減少了60％；
根據俄羅斯摩棱斯克的記載，1386年只有5人倖存！
1467年，俄羅斯死亡127000人！
歐洲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先驅薄伽丘在1348-1353年寫成的《十日談》就是瘟疫題材的巨著，引言里就談到了佛羅倫薩嚴重的疫情。他描寫了病人怎樣突然跌倒在大街上死去，或者冷冷清清在自己的家中咽氣，直到死者的屍體發出了腐爛的臭味，鄰居們才知道隔壁發生的事情。旅行者們見到的是荒蕪的田園無人耕耘，洞開的酒窖無人問津，無主的奶牛在大街上閑逛，當地的居民卻無影無蹤。
與薄伽丘同時期的義大利著名詩人、學者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年對這場奪去了無數人生命的瘟疫則採用了更為直接的手法來描寫。彼特拉克寫信給他居住在義大利蒙紐斯修道院的弟弟。他的弟弟也是那所修道院35個修士中惟一一個瘟疫的倖存者。
在幾百年後，我們重讀這封家書，仍然能夠感受到詩人心中的恐懼：
「我的弟弟！我親愛的弟弟！我的弟弟！儘管西塞羅在四百年前就用過這樣的開頭寫信，但是啊，我親愛的弟弟，我還能說什麼呢？我怎樣開頭？我又該在何處轉折？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悲傷，到處都是恐懼。我親愛的兄弟，我寧願自己從來沒有來到這個世界，或至少讓我在這一可怕的瘟疫來臨之前死去。我們的後世子孫會相信我們曾經經歷過的這一切嗎？沒有天庭的閃電，或是地獄的烈火，沒有戰爭或者任何可見的殺戮，但人們在迅速地死亡。有誰曾經見過或聽過這麼可怕的事情嗎？在任何一部史書中，你曾經讀到過這樣的記載嗎？人們四散逃竄，拋下自己的家園，到處是被遺棄的城市，已經沒有國家的概念，而到處都蔓延著一種恐懼、孤獨和絕望。哦，是啊，人們還可以高唱祝你幸福。但是我想，只有那些沒有經歷過我們如今所見的這種凄慘狀況的人才會說出這種祝福。而我們後世的子孫們才可能以童話般的語言來敘述我們曾經歷過的一切。啊，是的，我們也許確實應該受這樣的懲罰，也許這種懲罰還應該更為可怕，但是難道我們的祖先就不應該受到這樣的懲罰嗎？但願我們的後代不會被贈予同樣的命運……」
這場災難在當時稱做黑死病，實際上是鼠疫。鼠疫的癥狀最早在1348年由一位名叫博卡奇奧的佛羅倫薩人記錄下來：「最初癥狀是腹股溝或腋下的淋巴腫塊，然後，胳膊上和大腿上以及身體其他部分會出現青黑色的皰疹，這也是黑死病得名的源由。極少有人倖免，幾乎所有的患者都會在3天內死去，通常無發熱癥狀。」
事實上，黑死病分為腺鼠疫和肺鼠疫兩種。因跳蚤叮咬而感染上的是淋巴腺鼠疫，病人的腹股溝或者腋下會出現很大的腫塊，繼而轉為壞疽。隨後，病人的四肢也會出現黑色斑點，接著出現的癥狀便是腹瀉不止，三到五天內便會喪生。肺鼠疫是因呼吸感染而致，患病者在大約三天內便會因腫脹甚至咯血而死。有些人前一天晚上上床入睡時還好好的，但經過一夜的痛苦掙扎，天明時便停止了呼吸。
黑死病最初於1338年中亞一個小城中出現，1340年左右向南傳到印度，隨後向西沿古代商道傳到俄羅斯東部。從1340年到1345年，俄羅斯大草原被死亡的陰影籠罩著。1345年冬，韃靼人在進攻熱那亞領地法卡，攻城不下之際，惱羞成怒的韃靼人竟將黑死病患者的屍體拋入城中，結果城中瘟疫流行，大多數法卡居民死亡了，只有極少數逃到了地中海地區，然而伴隨他們逃難之旅的卻是可怕的疫病。
1347年，黑死病肆虐的鐵蹄最先踏過康坦丁斯堡─拜占庭最大的貿易城市。到1348年，西班牙、希臘、義大利、法國、敘利亞、埃及和巴勒斯坦都爆發了黑死病。1352年，黑死病襲擊了莫斯科，連莫斯科大公和東正教的教主都相繼死去。黑死病的魔爪伸向了各個社會階層，沒有人能逃避死亡的現實。
沒過多久，這種殘酷的現象在歐洲已經比比皆是，法國的馬賽有56000人死於鼠疫的傳染；在佩皮尼昂，全城僅有的8名醫生只有一位從鼠疫的魔掌中幸寸下來；阿維尼翁的情況更糟，城中有7000所住宅被疫病弄得人死屋空；巴黎的一座教堂在9個月中辦理的419份遺囑，比鼠疫爆發之前增加了40倍；在比利時，主教大人成了鼠疫的第一個受害者。從此以後，送葬的鐘聲就不停的為新的死者哀鳴。甚至歷史上著名的英法百年戰爭也曾由於爆發了鼠疫被迫暫時停頓下來。
1348年底，鼠疫傳播到了德國和奧地利腹地，瘟神走到哪裡，哪裡就有成千上萬的人被鼠疫吞噬。維也納也曾經在一天當中死亡960人，德國的神職人員當中也有三分之一被鼠疫奪去了生命，許多教堂和修道院因此無法維持。
除了歐洲大陸，鼠疫還通過搭乘帆船的老鼠身上的跳蚤跨過英吉利海峽，蔓延到英國全境，直至最小的村落。農村勞力大量減少，有的莊園里的佃農甚至全部死光。生活在英國中世紀的城鎮里人們，居住的密度高，城內垃圾成堆，污水橫流，更糟糕的是，他們對傳染性疾病幾乎一無所知。
當時人們對死者屍體的處理方式也很簡單，處理屍體的工人們自身沒有任何防護，這幫助了疾病的蔓延。為了逃避死亡，人們嘗試了各種方法，他們祈求上帝、吃精細的肉食、飲用好酒……
膾炙人口的歐洲童話故事《哈默爾恩的吹笛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
德國下薩克森州的小城哈默爾恩（Hameln）位於威悉河畔，是童話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哈默爾恩的吹笛人」在德語中的原意是「捉老鼠的人」。中世紀的哈默爾恩由於制粉業發達，那裡的老鼠格外猖獗。因此，當地便出現了捕捉老鼠這樣一個專門的職業，同時捕鼠人又通常是能演奏樂器的流浪藝人。據說當時就有一個這樣的吹笛人，他能用笛聲引出老鼠，並把所有的老鼠都帶到河裡淹死。
哈默爾恩的居民起先許諾付給他豐厚的報酬，但是當老鼠淹死後，居民們卻食言了，不願意履行諾言。後來，捕鼠人又來到哈默爾恩，這次他用笛聲引來了城裡所有的孩子，在悠揚的笛聲中孩子們沉入了河底。吹笛人就這樣懲罰了背信棄義的哈默爾恩市民。現在，鼠疫大流行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但根據這個童話故事而改編的戲劇卻常演不衰，成為吸引外國遊客的旅遊節目。
黑死病給當時社會的各個方面都以沉重的打擊和深遠的影響。黑死病登陸英國土地的同一年，英國土地上的牲畜也難以倖免。一個牧場有5000頭羊突然死亡，它們屍體散發出惡臭，連野獸和鳥都不願意碰一下。所有牲畜的價格都集聚下降，即便活著的人也很少能保住自己的財產。本來值40先令的一匹馬，現在只能賣6.5先令，一頭壯實的公牛隻能賣4先令，一頭母牛12便士，小牛6便士，一頭羊3便士，一頭肥豬5便士。羊群和牛群在田野里四處漫遊，沒人去照管它們，聽憑它們死在農田裡、溝渠里。
由於黑死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導致勞動力短缺，很多村莊被廢棄，農田荒蕪。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一個收割者替人幹活索取的報酬大大提高了，每天不得低於8便士，還得供他吃飯。而且以往的農奴也因此得以被釋放，並被支付相應的工資。但即使這樣，還是有許多莊稼在田裡腐爛掉了，因為請不起人來收割它們。在瘟疫流行的年代，勞動力的匱乏成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緊隨著黑死病而來的，便是歐洲許多地區發生了饑荒。
後來，各國國王相繼發布命令說，無論是收割莊稼的工人還是其他僱工，都不準索取高於往年水平的工資，違反者將給予嚴厲懲罰。但是勞工們根本不理睬國王的命令。任何人想要僱傭他們，都得付出比往年多得多的錢，否則就讓你的莊稼或者果實腐爛在農田和果園裡。當國王得知自己的命令無論在僱主還是僱工一方都未得到執行的時候，就對所有教會土地所有者、莊園主、騎士、地主處以罰款；並對所有的自由農業工人處以100先令、40先令到20先令不等的罰金。後來國王又派人逮捕了許多僱工並把他們投入了監獄，他們不得不向國王支付很大數額的罰金，未被逮捕的僱工有很大的部分都躲藏到森林裡去了。以同樣的方式，國王還處置了許多的藝人。
在英格蘭瘟疫肆虐時，蘇格蘭人也跑來趁火打劫。當他們聽說英格蘭人中間正在流行著瘟疫時，以為他們的詛咒終於應驗了，因為他們一直在詛咒：「讓英格蘭人遭瘟疫吧！」現在一定是上帝在懲罰英格蘭人了。於是，蘇格蘭人在塞爾克森林聚集起來，準備協助上帝徹底的消滅英格蘭人。但這個時候，死神也攫住了他們，在幾天的時間裡就死了5000個蘇格蘭人。剩下的人準備返回自己的家園，卻遭到英格蘭人的反擊，死傷又過大半。
黑死病的泛濫給歐洲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如：城鄉勞動力銳減、物價上漲、剝削加重、階級矛盾激化、社會動蕩等，對歐洲的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被黑死病嚇得魂魄俱喪的人們希望避開傳染源，許多人拋棄了手中的活計，尋找與世隔絕之地。大批官吏和神職人員為躲避災難而將責任拋到腦後，放棄職守現象大量產生。在法國的許多城市，法院的法官竟出走一空。
由於窮人的生活條件和衛生條件更差，類似鼠疫的傳染病在窮人中的傳播更為廣泛。1561年，圖盧茲的一名市民心安理得地寫道：「傳染病只在窮人中流行……全靠上帝保佑，讓疫病適可而止……富人也要小心提防。」在當時的薩瓦地區，每當疫病過去後，富人重返他們經過認真消毒的房舍之前，總會讓一個窮女人先在那裡住上幾星期，讓後者用生命做試驗，證明一切危險均已排除。這一切，恰如讓—保爾?薩特所言：「鼠疫猖獗無非使階級關係更加激化——窮人受難，富人倖免。」
此外，瘟疫造成的影響，遠遠超過因死亡人數過多而帶來的蕭條景象，它對人們心理上的打擊是更為嚴重的。許多存活下來的人因為忍受不了失去親人的痛苦而發瘋，也有不少人因此自殺。而政府為了掩埋堆積如山的屍體，不得不釋放監獄中的犯人。
直至1352年，黑死病的規模才漸漸減弱了。不過，這次流行並沒有到此為止。直到15世紀末，歐洲每十年就遭到一次黑死病的襲擊。至於究竟有多少人死於黑死病，對於今天的人們仍是一個不確定的數字。當代挪威奧斯陸大學的一位歷史學家說，1347年歐洲有8000萬人，6年後變成了3000 萬。此後300年間，黑死病還曾多次爆發，可能總共殺死了多達2億人。黑死病直到1670年以後，才神秘消失了。
治療的困惑
現在我們知道，令人聞風喪膽的「黑死病」即是流行性淋巴腺鼠疫，它是一種由鼠疫桿菌引起的，以老鼠和跳蚤為傳播媒介、傳播速度極快的傳染病。人類對待它首先要注意搞好衛生，切斷它的傳播途徑。即使有人得了這種病，現代醫療手段也已經找到有效的治癒手段了。
但是在歐洲中世紀時，「黑死病」是突然降臨到人間的，人們對它基本上一無所知。那時候，人們對待它的方法也千奇百怪。
歐洲中世紀被宗教統治的文化使人們把瘟疫發生的原因歸結為是由於人類自身的罪孽引來了上帝的憤怒。在德國一些狂熱的基督徒認為是人類集體的墮落引來了憤怒神明的懲罰，他們穿過歐洲的大小城鎮遊行，用鑲有鐵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不斷地哼唱著「我最有罪」。而在德國的梅因茲，有1.2萬猶太人被活活燒死。在斯特拉斯堡則有1.6萬猶太人被殺。
醫生們企圖治癒或者緩和這種令人恐懼的癥狀，他們用盡各種藥物，也嘗試各種治療手段，從通便劑、催吐劑、放血療法、煙熏房間、燒灼淋巴腫塊或者把干蛤蟆放在上面，甚至用尿洗澡，但是死亡還是不斷降臨到人間。當時法國的一位醫生曾經誇口自己的醫術如何高明，通過17次放血療法終於治好了一位律師朋友的病。「倘若要是他落入什麼江湖醫生之手，恐怕早就一命嗚呼了。」他對一位朋友誇口道。而法國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外科醫生古依-喬亞克則建議，醫生可以通過凝視受害者的簡單方法來捉住疾病。
也有少數人意識到可能是動物傳播疾病，可是他們偏偏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貓狗等家畜身上。他們殺死所有的家畜，大街上滿是貓狗腐敗的死屍，腐臭的氣味讓人窒息，不時有一隻慌亂的家貓從死屍上跳過，身後一群用布裹著口鼻的人正提著木棍窮追不捨。沒有人會憐憫這些弱小的生靈，因為它們被當作瘟疫的傳播者。
面對瘟疫，米蘭大主教無意中找到了一種阻擋瘟疫蔓延的有效辦法：隔離。當瘟疫快要蔓延到米蘭時，大主教下令，對最先發現瘟疫的三所房屋進行隔離，在它們周圍建起圍牆，所有人不許邁出半步，結果瘟疫沒有蔓延到米蘭。在隨後的幾百年中，地中海沿岸，隔離已經成為了人們司空見慣的事情。
事實上，隔離已經成了人類對付大規模傳染病的常規手段。在此我們應該還記得幾年前的非典吧，那時候我們就是利用堅決的隔離手段迅速地遏制住了瘟疫的爆發。
瘟疫之村
英格蘭德比郡的小村亞姆（Eyam）有一個別號，叫「瘟疫之村」。但這個稱呼並非恥辱，而是一種榮耀。1665年9月初，村裡的裁縫收到了一包從倫敦寄來的布料，4天後他死了。月底又有5人死亡，村民們醒悟到那包布料已將黑死病從倫敦帶到了這個小村。在瘟疫襲來的恐慌中，本地教區長說服村民作出了一個勇氣驚人的決定：與外界斷絕來往，以免疾病擴散。此舉無異於自殺。一年後首次有外人來到此地，他們本來以為會看到一座鬼村，卻驚訝地發現，儘管全村350名居民有260人被瘟疫奪去生命，畢竟還有一小部分人活了下來。
有一位婦人在一星期內送走了丈夫和6個孩子，自己卻從未發病。村裡的掘墓人親手埋葬了幾百名死者，卻並未受這種致死率100%的疾病影響。這些倖存者接觸病原體的機會與死者一樣多，是否存在什麼遺傳因素使他們不易被感染？由於亞姆村從1630年代起就實施死亡登記制度，而且幾百年來人口流動較少，歷史學家可以根據家譜準確地追蹤倖存者的後代。以此為基礎，科學家於1996年分析了瘟疫倖存者後代的DNA，發現約14%的人帶有一個特別的基因變異，稱為CCR5-△32。
這個變異並不是第一次被發現，此前不久它已在有關艾滋病病毒（HIV）研究中與人類照面。它阻止HIV進入免疫細胞，使人能抵抗HIV感染。三百多年前的瘟疫，與艾滋病這種誕生未久的現代瘟疫，通過這個基因變異產生了奇妙的聯繫。
直至今日，約十分之一的歐洲人天生對艾滋病具有抵抗力，這可能歸功於歐洲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瘟疫———黑死病。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場災難呢？這個問題有兩個方面，首先，導致這場災難的源頭在哪？其次，它是怎樣傳播？
傳統的觀點是認為黑鼠導致了這場大災難。歐洲的「土著」鼠類是褐鼠，其本身並不攜帶鼠疫桿菌。過去，歐洲人認為，14世紀歐洲鼠疫大規模流行的原因是由於亞洲黑鼠在十字軍東征後不久入侵了歐洲，趕跑了歐洲褐鼠，進而侵入了歐洲人的生活和穀倉，為東方報仇。因此，有些歐洲人竟毫無根據地將黑死病肆虐的原因歸咎到印度和中國的頭上。甚至在2000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中，還明確將這場人類社會的空前浩劫標註為「由亞洲黑鼠引起的」。事實果真如此嗎？
有研究表明：約在公元8世紀，即法蘭克王國的加洛林王朝時期，歐洲便發現了黑鼠。公元11世紀時，在歐洲已有黑死病的記錄。況且，褐鼠一般在房屋的地下室里建窩，而黑鼠則通常在穀倉裡面居住，兩種鼠類在佔滿各自的地盤前，彼此互不侵犯。因此，把這場大災難完全歸罪於黑鼠是不負責任的。
也有人提出了另一種看法：中世紀時，整個歐洲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生活條件簡陋。那一時期的城市基礎設施也相當差，人們生活在骯髒不堪的環境當中。人們在室內衛生、個人衛生方面的知識和意識很少，在城市內仍可見到人畜共居的情況。許多城市鼠多成災，各種疾病，特別是傳染病肆虐歐洲大陸，最終導致黑死病的大爆發。
作為證據，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年鑒學派的開山鼻祖費爾南多?布羅代爾在其所著《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中認為：鼠疫在18世紀的衰退，根本原因是在16、17和18世紀曆次城市大火後，原有的木屋被石頭房子所代替，室內衛生和個人衛生有所改善，小家畜遠離住宅，從而使跳蚤失去了繁殖的條件。
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只是解釋了瘟疫傳播的問題，並沒有解釋病源從哪裡來。
事實上，鼠疫在歐洲的泛濫，在很大程度上也因為鼠類的天敵———貓在中世紀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當時，教會無中生有地對貓橫加指責，說貓和貓頭鷹有極其相似的外表，認為貓在夜間令人毛骨悚然的鳴叫和閃爍凶光的眼睛，正是魔鬼撒旦的化身，或是造禍女妖的幫凶，是與魔鬼結盟的異教畜生。人們在教會蠱惑下，也把貓看成是魔鬼的化身，會隨時給人帶來災難，使貓從征服了鼠疫而奉為神貓的崇高地位急轉直下，劇變為邪惡的代表，不祥的動物，受到人們的鄙視，甚至殺戮。在教會的淫威和鼓動下，人們像對待勢不兩立的仇敵一般對待貓，使中世紀的貓的數量大為減少，幾乎處於瀕臨滅絕的邊緣。貓的遭災，導致鼠害泛濫，最終間接促成了這場可怕的大災難。
隨著人類衛生條件不斷改善和對鼠疫的科學認識不斷加深，鼠疫目前總體處於平穩狀態。日本學者北里柴三郎和法國細菌學家Ａ?耶爾森在１８９４年發現並描述了鼠疫病原體——鼠疫桿菌。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傢具和衣服中歷時幾十年，它能在房間、地窖、皮箱、手帕和廢紙堆中耐心地潛伏守候。後來人們發現，鼠疫桿菌對乾燥、熱或紫外線抵抗力弱，煮沸１分鐘即可被殺死，一般消毒藥如甲酚、漂白粉、新潔爾滅和乙醇等均能殺死鼠疫桿菌，但該菌對於低溫抵抗力很強，在冰凍組織中能生存數月至數年。科學家還發現，如果能夠在發病２４小時內進行抗菌治療，絕大多數患者都可以轉危為安。
雖然人類已經找到對付鼠疫的辦法，但應該看到，世界範圍內的鼠疫自然疫源並未縮小，除澳洲外各大洲均有分布，再加上經濟差異造成各國的衛生條件參差不齊，因此現在還不能排除世界上局部地區，特別是貧困地區暴發鼠疫的可能性。
瘟疫的規訓與懲罰
多少年來，人們一直沒有停止對黑死病的研究，然而，最新的研究結果對於黑死病的起源卻有多種說法。英國科學家最新研究結果表明，這場災難的起源很可能是因為一顆小彗星在進入地球大氣層後發生爆炸，造成灰塵遮天蔽日引發全球「核冬天」，並間接造成農作物絕收、饑荒和瘟疫大流行的惡果。而利物浦大學的研究人員認為，通過研究黑死病的傳播方式，可以得出結論，它並不是淋巴腺鼠疫，而是由一種類似埃博拉的病毒引起的，並且是在人與人之間直接傳染的。這種病毒的感染者有可能在24小時內死亡，其死亡率高達50%-90%.
雖然關於黑死病的起源有多種說法，但英國利物浦大學的鄧肯教授和斯科特博士提出一項理論卻引起了眾多科學家的認同。他們認為雖然人類已經找到對付鼠疫的辦法，但應該看到，世界範圍內的鼠疫自然疫源並未縮小，除澳洲外各大洲均有分布，再加上經濟差異造成各國的衛生條件參差不齊，因此現在黑死病可能只是暫時蟄伏，還不能排除世界上局部地區，特別是貧困地區暴發鼠疫的可能性。
黑死病徹底改變了整個歐洲乃至世界的歷史，它給世界帶來的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歐洲乃至世界各國從此非常注意對傳染病的防治，國際上通常稱其為「第一次衛生革命」。人們由於黑死病的侵襲懂得了許多衛生習慣，在18世紀前後，歐洲各國積極加強基礎衛生設施的建設，這樣，歐洲的下水排污系統才得到了徹底的改善，一直到今天，人們還在為英國倫敦那寬敞有如隧道的下水管感嘆；除此以外，各國開始重視對垃圾的處理；火葬開始成為最重要的喪葬方式；原本位於房間中央的壁爐被移到了牆邊；房間也變得更加堅固，開始採用灰泥或者石頭來代替木版；並且，加上普遍進行殺蟲和消毒，使鼠疫等一度嚴重危害人類生命的傳染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現在，鼠疫等傳染疾病在發達國家已基本消失，只是在非洲貧困地區還時有發生，可以說第一次衛生革命已經取得了勝利。
黑死病在某種程度上也改變了歐洲的社會結構，它毫無偏倚的把死亡帶到每個人面前，全家死光的貴族留下了大量的荒蕪土地，由於沒有勞動力，薪水不得不提高，農民有了收入來買下閑置的土地，結果他們中有很多人成了擁有土地的新貴族，農奴階層由此瓦解。
黑死病徹底動搖了宗教桎梏，人文主義的思想開始復甦，文藝復興的萌芽開始孕育。藝術家的作品中不再是宗教形象一統天下，悲觀和抑鬱的情緒，贖罪和死亡的主題成為這個時期的重要題材，以至後來才發展出歌特式的風格。
法國年鑒學派代表人物之一拉杜里黑死病看作是中歐社會大分野的轉折點，因為「人口的大幅度下降相反地伴隨著大量農業資本的殘留」，「造成了土地資本的大量剩餘，由此帶來了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上升以及城市和海上經濟的多樣化，從此以後得以滿足從葡萄牙到德意志的西方社會不斷增長的複雜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使中世紀後期的人口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恢復能力並開始朝著新的方向邁步」；而且「似乎是在經濟的廢墟上出現了像鳳凰一般輝煌的知識文藝復興」。相反，在同一時期的中國，雖然經歷了同樣的人口生態危機，卻並沒有帶來什麼「有益的後果」，儘管這未曾妨礙「中國文明在中世紀末仍然有能力取得重大的成就」，「卻沒有取得重大的突破」，從而「有可能創造出一個由中國推動世界經濟，創立一個交流的、工業的、資本主義的和科學的社會」。
另外，值得一說的是，由於黑死病肆虐，大學宣布停課，政府不準人們離家遠行。正是這個時期，有一位名叫伊薩克?牛頓的年輕人躲避到家鄉沃爾斯索普，那些引起人類認識革命的偉大思想正是在牛頓閑賦在家的18個月里孕育的。在此期間牛頓不但創立出一門很重要的數學學科──微積分，而且頗有傳奇色彩的是，有一天，牛頓在樹下休息，被掉下來的蘋果砸了個正著，不料，這一砸竟砸出了關於萬有引力的天才設想。
而黑死病給世界帶來的最深遠的影響則是改變了世界各國的社會形式，這一影響促成了世界各國從古代的鬆散社會結構形式轉變成我們今天的「全景敞視社會」。
根據黑死病之後歐洲各國頒布的命令，當一個城市出現瘟疫時，應採取下列措施問。
首先，實行嚴格的空間隔離：封閉城市及其郊區，嚴禁離開城市、違者處死，捕殺一切亂竄的動物；將城市分成若干區，各區由一名區長負責。每條街道由一名里長負責，嚴密監視該街事務；如果他離開該街，將被處死。在規定的一天，所有的人都必須待在家裡，違者處死。里長本人從外面挨家挨戶地鎖門；他帶走鑰匙，交給區長；區長保管鑰匙直到隔離期結束。每個家庭應備好口糧。但是沿街也設立了通向各所房子里的木製小通道，這樣每個人都可以收到分配的麵包和酒，同時又不與發放食物者和其他居民發生聯繫。肉、魚和草藥將用滑輪和籃子送進各家。如果人們必須離開住所，那就要實行輪流的辦法，避免相遇。只有區長、里長和衛兵可以在街上走動，另外還有在被傳染的房子、屍體之間活動的「烏鴉」。後者是些人們不管其死活的人。這些「窮人搬運病人、埋葬死人、清除污物以及做許多其它的下賤工作」。這是一個被割裂的、靜止凍結的空間。每個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如果他移動，就要冒生命危險，或者受到傳染或者受到懲罰。
監督不停地進行著。到處都是機警的監視目光：「一支由可靠的軍官和富人指揮的民兵隊伍」，在各個出入口、市政廳和各個區進行警戒，以確保民眾的服從和長官的絕對權威，「還嚴防一切混亂、偷盜和勒索」。在每個城門應設一個觀察站，在每個街口設幾個哨兵。每天，區長巡視所負責的地區，了解里長是否履行了職責、居民是否有不滿之處。他們應「監視他們（居民）的行動」。每天，里長也深入所負責的街道，在每所房子前停下，讓所有的居民都在窗口露面（住在面對院子方向的居民應分得一個面向街道的窗戶，只有他們可在露面時使用）。他呼喊每個人的名字，了解每個人的狀況——「因有死刑的威脅，居民會被迫說出真實情況」。如果有人不在窗口露面，里長應該追問原因：「這樣，他會很容易發現是否有死人或病人被隱藏起來」。每一個鎖在這種籠子中的人，每一個在各自窗口處的人，都要回答點名和在追問時露面——這是對生者和死者的大檢查。
這種監視建立在一種不斷的登記體制的基礎上：里長向區長報告，區長向市長報告。從「鎖門」之時起，每個城市居民的角色就被逐個確定了。「每個人的姓名、年齡、性別」都被登記註冊。登記冊一份交給區長，一份交給市政廳，另一份供里長每日點名用。在巡視中所能了解的一切情況——死亡、病情、抱怨、異常現象——都被記錄下來，轉達給區長和市政長官。市政長官對醫療處理握有完全的控制權。他們指定一名醫生負責。未獲得該醫生的便條，任何醫生不得治療病人，任何藥劑師不得為病人配藥，任何神父不得拜訪病人。這是為了「防止有人背著市政長官隱藏傳染病人或與這種病人打交道」。病情記錄應該不斷地匯總。每個人的病情和死亡都要經過權力當局，經過他們所做的記錄和決定。
在隔離五六天後，開始對每所房子逐一地清理消毒。每所房子的居民都要離開。在每間屋子裡，「傢具和財物」都堆到高處或懸在空中。房間四周撒上香料。在用蠟把門窗乃至領孔封好後，點燃香料。香料燃燒時，整所房子被封閉起來。完成這項工作的人在出口處受到檢查，「當著住戶的面，看他們是否在身上藏有進來時所沒有的東西」。四個小時後，住戶被允許回家。
這種封閉的、被割裂的空間，處處受到監視。在這一空間中，每個人都被鑲嵌在一個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動都受到監視，任何情況都被記錄下來，權力根據一種連續的等級體制統一地運作著，每個人都被不斷地探找、檢查和分類，劃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範疇。所有這一切構成了規訓機制的一種微縮模式。用以對付瘟疫的是秩序。秩序的功能就在於清理各種混亂。當肉體混雜在一起時，疾病就得以傳播。當恐懼和死亡壓倒了禁令時，罪惡就會滋長。秩序藉助一種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權力，確定了每個人的位置、肉體、病情、死亡和幸福。那種權力有規律地、連續地自我分權，以致能夠最終決定一個人，決定什麼是他的特點、什麼屬於他，什麼發生在他身上。瘟疫是一種混合，規訓是一種解析。規訓施展自己的權力來對付瘟疫。圍繞著瘟疫形成了一批歡度節目的文學作品：法律中止，禁忌全無，時間凍結，肉體不分貴賤地混雜在一起，每個人都揭去面具，拋棄了過去據以相互辨認的法定身份和形象，露出一副全然不同的真相。但是，也有一種與此截然相反的關於瘟疫的政治夢想：瘟疫期間不是集體的狂歡節，而是嚴格的隔離；非但法律沒有遭到踐踏，相反，通過確保權力毛細滲透功能的完整等級網路，管理控制甚至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不存在戴上又摘掉的面具，只有對個人的「真實」姓名、「真實」位置、「真實」肉體、「真實」病情的排定。瘟疫作為一種既是真實的又是想像的混亂形式，有其醫療的和政治的相關規訓方法。在規訓機制背後，可以發現關於「傳染病」、瘟疫、造反、犯罪、流浪、開小差以及在動亂之時出現與消失、生存與死亡的人們的種種揮之不去的記憶。
瘟疫引出了種種規訓方案。它不是要求將大批的人群一分為二，而是要求進行複雜的劃分、個人化的分配、深入地組織監視與控制、實現權力的強化與網路化。瘟疫患者被捲入一種精細的分割戰術中。在這裡，個人的區分是一種權力擠壓的後果，這種權力自我擴展、自我衍生和連接。瘟疫流行的城鎮，應完全被一個層級網路、監視、觀察和書寫所覆蓋；一種廣延性權力以一種確定無誤的方式統治每個人的肉體，使該城鎮變得靜止不動。這就是一個治理完善的城市的烏托邦。瘟疫（至少被視為一種可能性）是人們在理想地確定規訓權力運作的過程中的一個考驗。為了使權利和法律能夠完全按照理論運作，法學家陷於關於自然狀態的想像；為了看到完美的紀律發揮作用的情況，統治者設想了瘟疫狀態。作為規訓方案的基礎，瘟疫意象代表了一切混亂無序狀態，構成各種規訓方案的基礎。
這一切就是自19世紀初起在精神病院、妓女收容院、教養所、少年犯教養學校以及某種程度上在醫院中規訓權力的常規運作情況。一般說來，一切實行對個人的控制的權力機構都按照這種模式運作，即強制安排，有區別的分配（他是誰，他應該在哪裡，他應該如何被描述，他應該如何被辨認，一種經常性監視應如何以個別方式來對待他，等等）。這使我們想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由於有了一系列度量、監視和矯正普通人的技術和制度，就使因恐懼瘟疫而產生的規訓機製得以施展，直至今天布置在普通人周圍的、旨在給他打上印記和改造他的各種權力機制，都是由這種形式構成的，都間接地來自這種形式。
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Bentham）的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正是這種構成的建築學形象。其構造的基本原理是這樣的：四周是一個環形建築，中心是一座欽望塔。晚望塔有一圈大窗戶，對著環形建築。環形建築被分成許多小屋子，每個屋子都貫穿建築物的橫切面。各屋子都有兩個窗戶，一個對著裡面，與塔的窗戶相對，另一個對著外面，能使光亮從屋子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後，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降望塔安排一名監督者，在每個屋子裡住進一個病人、一個工人或一個學生。通過逆光效果，人們可以從降望塔的與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觀察四周屋子裡的人。這些屋子就像是許多小舞台。在裡面，每個演員都是芬芳於立，各具特色並歷歷在目。敞視建築機制在安排空間單位時，使之可以被隨時觀看和一眼辨認。這樣，如果他們是病人，就不會有傳染的危險；如果他們是學生，就不會有抄襲、喧鬧、閑聊和荒廢時間的現象；如果他們是工人，就不會有混亂、盜竊、串通以及任何降低工作效率和質量、造成事故的心不在焉現象。
在當代社會，由於技術的進步，我們有了更先進的監視手段：監視器。在制度和技術的配合下，我們有了更完善的管理方式，所以我們看到，當今社會的學生、公司職員、甚至大街上的普通人都生活在這種普遍的監視中，生活在圍繞著這種監視而建構的一整套制度中，簡言之，我們生活在「全景敞視建築」中。如此，說黑死病使我們的社會進化成「全景敞視社會」就理所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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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黑死病改變歐洲 瘟疫對文明影響深遠
在所有災害類型中，瘟疫對文明發展的影響是深刻而長遠的，與氣候災害相比，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從短期內看，瘟疫是以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而對文明發展發揮其巨大影響的。歷史上死於瘟疫的人要比死於戰爭的人多得多，這一點在古今中外歷史上都得到驗證。中國漢代醫學家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中即已指出「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經年以來，猶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在克里米亞戰爭（1854——1856年）中，因痢疾死亡的英軍士兵是被俄國人殺死的10倍。瘟疫是所有自然災害中造成人口損失最多的，其對文明發展的巨大影響自然不言而喻。瘟疫的巨大破壞性甚至會導致一個國家或地方性政權瓦解。據說曾稱雄西亞的赫梯王國於公元前1200年突然銷聲匿跡，就是由於瘟疫傳播的原因。1831年從伊朗傳入的瘟疫在伊拉克肆虐，結果導致了伊拉克馬木路克王朝的終結。
古代戰爭中，由於成千上萬的人員聚集，很容易造成瘟疫的流行，而瘟疫的發生會在較短的時間內造成軍隊戰鬥力的嚴重受損，直接影響戰爭的結果。公元259年，羅馬帝國皇帝瓦勒里安在抵抗波斯入侵的戰爭中，雖然其軍隊受到了瘟疫的襲擊，他卻不管不顧，仍然率軍進入美索不達米亞，結果在埃德薩附近遭到了慘敗，而他自己也被敵軍俘獲。而拿破崙於1798年至1801年遠征埃及和敘利亞的軍事行動，也因鼠疫而損失慘重。到1801年法軍撤離埃及時，患鼠疫致死和戰死者過半。鑒於瘟疫對軍事行動影響的嚴重性，軍事統帥一般避免在發生瘟疫的情況下發動戰爭。1836年，因呼羅珊發生瘟疫，伊朗國王穆罕默德沙就改變了遠征赫拉特的計劃。
如果從較長的時間尺度來看，瘟疫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影響更是深遠而顯著。中東歷史上發生過兩次大規模的瘟疫：一次是公元6世紀，一次是14世紀。這兩次大瘟疫之後，中東地區興起了兩個大帝國。6世紀的大瘟疫之後崛起了阿拉伯帝國，14世紀的瘟疫過後崛起了奧斯曼帝國。一個大帝國的崛起固然是很多因素促成的，但大瘟疫極大地削弱了中東地區原有強國的力量，為新興力量的崛起留下了空間，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6世紀的大瘟疫給了拜占庭帝國致命一擊，瘟疫使拜占庭帝國的人口縮減了約三分之一，也導致市場蕭條，農村和城市的基礎設施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而在經濟方面，其國民生產總值至少減少了10％，並且其減少的百分比可能高達15％。據戴維·基斯估計，直接由於瘟疫所造成的損失，估計達3500萬金索利迪（約合今天的430億英磅），帝國的削弱又引起外敵的入侵，阿位瓦人和斯拉夫人趁機入侵巴爾幹半島，給帝國造成了1300多萬金索利迪的損失。波斯帝國趁機向拜占庭帝國發動戰爭，在20年的戰爭中，雙方損失慘重，兩敗俱傷。「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就為伊斯蘭教的崛起和阿拉伯帝國的建立創造了極佳的歷史機遇。而14世紀大瘟疫沉重地打擊了埃及馬木路克帝國和拜占庭帝國，為曇花一現的貼木爾帝國和隨後的奧斯曼帝國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爆發於14世紀中後期的黑死病，對歐洲文明發展方向也產生了重大影響，西方學者認為它已成為「中世紀中期與晚期的分水嶺」、「標誌了中世紀的結束。」黑死病對中世紀歐洲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造成了劇烈的衝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有許多學者把黑死病看作歐洲社會轉型和發展的一個契機。經歷了黑死病後，歐洲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更加光明的道路，原來看起來非常艱難的社會轉型因為黑死病而突然變得順暢了。因而它不僅推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也促使天主教會的專制地位被打破，為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乃至啟蒙運動產生重要影響，從而改變了歐洲文明發展的方向。
黑死病的陰霾，毫無疑問對當時的歐洲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歷史論說
百家號 05-25 22:37
歐洲的黑死病和中國的鼠疫一樣，在14世紀給世紀帶來嚴重的災難。黑死病可能造成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的死亡。
中國的瘟疫對社會的革沒有很大的作用，歐洲的黑死病卻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歐洲的進程，改變的世界發展的方向。
黑死病對歐洲人口造成了嚴重影響，改變了歐洲的社會結構，動搖了當時支配歐洲的羅馬天主教會的地位，並因此使得一些少數族群受到迫害，例如猶太人、穆斯林、外國人、乞丐以及痳瘋病患者。
黑死病與發生在此後的宗教改革和地理大發現一樣，是人類史上重大歷史事件：
動搖了教會的絕對權威。畢竟在大瘟疫期間，連自稱聖神的教父都染病死亡了，所以大家都開始懷疑上帝的存在。孕育了及時行樂的現實主義。面對死亡，人們開始將對未來的期望轉為了及時行樂，連主教、教父、傳教士都開始及時行樂——最後禁欲主義逐漸退出、人文主義興起。勞動力的匱乏。瘟疫期間死的人太多，勞動力缺乏，所以催生了先進技術的產生髮展。反猶太人的浪潮。人們認為瘟疫是猶太人往水裡下毒造成的，所以歐洲國家普遍迫害猶太人，導致猶太人把自己的家遷到了更遠的東邊（中東）。
過去兩千年里，三場大規模的鼠疫給世界帶來了任何一場戰亂或傳染病都無法比擬的空前絕後的社會和經濟動蕩。 第一場鼠疫（542到543年間）發生在還是東羅馬帝國都城的君士坦丁堡，它打破了查士丁尼一世恢復帝國統一的夢想。 第二場鼠疫肇始於1346年。 截至到1352年鼠疫消退，它讓中古時代的歐洲和中東的人口在極短時間內從一億減少到八千萬。 這場被後世稱作「黑死病（Black Death）」、「大滅絕（Great Dying）」或「大瘟疫（Great Pestilence）」的浩劫給從公元前5000年開始的地球人口長期增長的進程橫切了一刀，其造成的人口損失要一百五十年才得以恢復。 有學者認為這就是馬爾薩斯預言中所說的大自然的調節機制；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大瘟疫不僅是人口增長的積極抑制因素，更是打破馬爾薩斯僵局的一個外生因素，為歐洲社會格局沿著全新的方向發展提供了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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