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屆的我們，已經開始被迫面對死亡了（書評）

2018年，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悲愴的年份。這一年，離開我們的名人、偶像、或大師，多到令人猝不及防。

3月14日，斯蒂芬·霍金去世，享年76歲；9月11日，單田芳老先生因病去逝，享年84歲；10月25日，李詠因癌症在美國去世，年僅50歲；10月30日，金庸逝世，享年94歲……

那些從小陪伴著我們長大的名字，一夕之間變成了過去式，彷彿一記悶拳猛然打在胸口，說不上來是怎樣的痛，但就是喘不上氣。赤手空拳，沒有任何預備，我們就已經和「死亡」這個字眼正面交鋒了。

如同陳葆琳在《最後的期末考》中所描述的那樣：「死亡偉大而恣意」。

作者陳葆琳是美國著名外科醫師，同時也是暢銷書作家，《紐約時報》專欄作者。她畢業於哈佛大學，曾在耶魯大學、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完成外科訓練。後任職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並於1999年榮膺該校最傑出醫師獎。作者對現代醫療中對於生死的追問發人深省，其作品也曾入圍或獲得美國國家雜誌獎等多個獎項。

她在這本《最後的期末考》中，追溯了自己作為一個醫學執業者，在求學與訓練的過程中，怎樣一路與「死亡」交手切磋，最終達成「暫時的」和解。

• 難以放棄的死亡代理人

如果悲觀地對人生這趟單向旅程做個總結，我們只能說：生不由己，死亦不由己。

在旅程的終點，呼吸機延長生理上的壽命，醫生決定搶救方案，家人們選擇永不放棄……卻唯獨少有人能夠和躺在病床上，那個臨終的「人」談談死亡的事情，問問他想要如何死去。

《最後的期末考》為我們呈現了許多真實的案例，病人痛苦地掙扎在死亡陰影中，而醫生就好像被屏蔽了感官，只能專註於眼前的病灶，竭盡畢生所學與之搏鬥。好像一幕舞台劇，聚光燈打在醫生與疾病的身上，而那個生病的「人」，則在陰影之中哭泣或者喊叫，卻沒有人聽到。

「面對疾病，我們一直在儘力改進治療方法，然而面對死亡，我們卻像這一行的所有前輩一樣，繼續沿用無效的方式。對死亡的這種深植內心的焦慮，就像某些悲劇的遺傳性疾病和可怕的遺傳變異一樣，不斷地自我複製，在不知不覺中傳給一代又一代。」

不僅醫生在竭力逃避死亡，親屬也同樣。尤其在東方文化中，放棄親人的生命幾乎是「不道德的」，我們寧願選擇最極端的治療方案，竭盡心神與財產，也要維持至親的肉體「活著」，只有這樣，似乎我們的內心才能得到安寧。

• 難以選擇的時間點

在本書第三部分「臨終之美」的開篇，有這樣一個病例，山姆的癌症複發了，他的妻子在電話中與作者商量丈夫的病情和治療方案：

「我們什麼時候能知道，」她終於平穩了呼吸之後問我，「自己已經儘力了？」

可怕的是，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醫生也不能。

201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被授予了兩位免疫學家：美國的詹姆斯·艾利森（James P·Allison）與日本的庶佑（Tasuku Honjo），以表彰他們「發現負性免疫調節治療癌症的療法方面的貢獻」。這意味著人類發明了一種全新的癌症治療原理，「免疫檢查點療法」使癌症治療取得了革命性突破，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對癌症治療的看法。

幾乎就在不算久遠的百年以前，人們的生命還只如同電燈，點亮或者熄滅，沒有灰色狀態，很多疾病一旦發生，我們就會知道死神已經在敲門了。可是醫學的發展將這中間的灰色地帶延伸得越來越長，如今，生命的 「點亮」到「熄滅」甚至可能經歷十幾年、幾十年的閃爍與黯淡，我們可以與一種或幾種慢性疾病和平共處許多年。

何時該停止？何時該繼續？

這樣一個時刻並不像黑與白之間的界限那樣清晰，問題的答案有關我們對生命的定義。

• 難以談論的死亡

過往，我們以為醫生與自己不一樣，他們可以冷靜地談論死亡，他們身處不時就會上演生離死別的「人間劇場」，應該早已習以為常。可作者陳葆琳告訴我們：不是這樣的。

即便是醫學專業的執業者，他們也在盡一切可能逃避談論這個話題，死亡的威懾力並不曾因為他們的職業特性而被削弱分毫。在遇到死亡病例的時候，醫生們會通過「雙率討論會」修補患者死亡給醫務工作者帶來的心理裂縫。在這個充滿儀式感的討論會上，死亡被視為可控的、可以被量化的、可糾正的錯誤。這樣的定義令死亡變成了一個簡單的對錯，一個微妙的結果，從而消除了「人」的存在。彷彿死亡是可以脫離開人本身而單獨存在的一件什麼東西，一件我們隨身攜帶的配飾。

我們可以優雅地談論政治、經濟、愛情、理想……可是我們卻很難與彼此談論死亡，即使是在死神敲門的時刻。我們只是麻木地執行著一切與其有關的儀式，同時避免交談，剋制流露脆弱，展示恰到好處的悲傷。

對死亡的恐懼和厭惡，恐怕是某種根深蒂固的人性障礙。

人類應該是這樣一種生物：會因為經歷或目睹他人的死亡而受傷，無論性別、職業、年齡。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災難之後湧現的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才會有與死亡對弈之後無法振作精神的抑鬱患者。沒有人會對死亡感到麻木。

也許第一步，就是正視——在死亡面前，我們都會受傷的事實。

書的最後，作者為我們展示了有限的希望，比如日益受到重視的「臨終關懷」與「姑息治療」，比如相關人文課程在美國醫學院的發展。越來越對的醫務工作者開始以更加多元的視角進行反思，並嘗試改變照顧臨終患者的模式。這同樣也是他們作為職業者的」最後的期末考「。

在2018年的尾巴尖兒，遇到這本《最後的期末考》，我該慶幸，在還不算晚的時候，領到了這張考卷。雖然提筆難落，也沒有正確答案可供參考，但至少，從此刻開始思考：生命的定義，生命的質量和密度……算是一個好的開始吧。希望在我永遠無法準備好的某一天，死神與我對面而坐，我像一個墨西哥人那樣，將死亡當做「生的反面」和「生的補充」， 歡欣鼓舞且毫無遺憾地慶祝生命周期的完成。

PS:

如果你對這個主題同我一樣抱有有興趣，那麼我想繼續推薦另外兩本著作：

《最好的告別》[美] 阿圖·葛文德

《死亡的臉》[美]舍溫·努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