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節度使制度招致亡國，明清總督制度為何沒有？
這個話題我很感興趣，所以順口談談個人愚見。
唐朝的衰弱肯定與節度使權重有關，不過說是節度使導致亡國卻還沒那麼嚴重。唐朝弱於藩鎮，弱而不亡乃靠藩鎮實力均衡維持。唐朝滅亡的關鍵節點是黃巢之亂，黃巢之亂，各地節鎮或者無力鎮壓，或者不想鎮壓，結果導致禍亂越演越大，竟然攻破了長安。最後依靠投降將領和藉助沙陀騎兵來得以鎮壓。黃巢之亂開始後，各地開始大規模的擴軍，原來南方一些不設節鎮的地方也廣設節鎮，實力開始增強，而北方的實力本來就強，戰後仍然很強勢。中央的實力和權威更加衰落，最後朱溫篡位代唐建梁，開啟了五代十國的時代。
節度使在開始階段只是軍職，只設立在邊疆地區，能夠節制的主要是邊疆地區的軍府州縣，內地的府州縣並不能夠節制。節度使剛開始也只是擁有兵權，其他如行政權和財權並沒有掌握。安史之亂開始後，為了彌平禍亂，給地方放權，內地也大設節鎮，主要集中在北方。而且權力越來越大，儼然一方土皇帝。總攬一區的軍、民、財、政，所轄區內各州刺史均為其節制，併兼任駐在州之刺史。在安史之亂時期，由於玄宗下令給予各道節度使自調兵食、總管內徵發，任免管內官吏等權利，採訪使的許可權已經被節度使架空。所以在唐肅宗乾元元年（758）下詔，罷省採訪使，改為觀察處置使。此後，這個職務例由節度等使兼任，藩鎮的軍權和行政督察權徹底合而為一。唐代藩鎮割據的格局，到此才正式形成。節度使的僚佐有副使、支使、行軍司馬、判官、推官等，將校有押衙、虞侯、兵馬使等。由於觀察使是採訪使的改名,故唐代後期節度使例兼所在道的觀察使。節度使的僚屬，都由節度使辟舉，然後上報朝廷批准。所統州縣長吏雖由中央任命，而實際則聽命於節鎮。遇刺史位闕，節鎮常遣上佐攝職，然後報請朝廷正授。地方財政收入分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送使部分常占最大份額，對朝廷保持獨立狀態之河北三鎮，甚至全無上供。內地節度使轄區雖是藩衛朝廷的軍鎮，但實際上往往對朝廷保持不同程度的離心狀態。安史之亂到黃巢之亂的百年間，唐朝的節度使主要集中設立在河北、關隴和中原地帶，廣大的南方地區節度使並不多。同時因為唐朝中央建立了一支高達十五萬的還頗具戰鬥力的神策軍，掌握有一支精銳的機動部隊。雖然無力從整體削平藩鎮，但依靠南方的財富來養兵，在局部地區的中小規模戰爭中還能夠佔有優勢，這也是元和中興得以出現的重要原因。
唐朝中後期，真正驕橫割據的藩鎮主要是河朔三鎮，但大規模作亂的也不多。河朔三鎮要求的只是世襲罔替的特權，只要朝廷能夠允許他們世襲罔替，他們並無取代唐朝天下共主的地位。同時三鎮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比如成德和盧龍鎮冤讎就很深。唐朝中央在自知無力剷平三鎮的情況下，只得暫時息事寧人，同時不斷爭取有利時機分化瓦解他們，或者安插釘子等方法來徐徐圖之，以待他日最後總解決。中原的藩鎮大體上是恭順的，基本都能聽從中央的調動。各地的節帥基本是忠於朝廷的人員，中原藩鎮就成了唐朝中後期維護中原安全同時可以應對河朔的重要力量。雖然在這百年間，唐朝中央與藩鎮除了兩次大規模動武外，大體相安無事，但隱患仍然強烈。首先是節度使雖然仍有中央任命，但有很大的不同。河朔等強藩節度使的任命權，朝廷基本都是不得不授予的，只是履行一個程序罷了。中原藩鎮節度使雖然是流動人員，但一些節帥手握地方大權後，也儼然一方豪強，雖然比河朔強藩要恭順，但在自己轄區內部那與河朔基本無異。其次在賦稅方面，河朔強藩自安史之亂以來就從不向朝廷納貢交稅，雖然不時的大量進獻，但進獻並不等於交稅，而且多是在有求於朝廷的時候或者特殊的象徵性表態時候做的。進獻之物雖然看起來一次不少，但實際根本無損於強藩，起碼將來所得絕對超額。中原藩鎮雖然聽命於朝廷，但因為任務繁重，而且在戰亂後破壞嚴重，無力向中央繳納多少賦稅，朝廷也認可之。而京西北藩鎮地處貧瘠之地，既要擔負抵禦吐蕃的重任還要隨時東征平叛，這都得朝廷養著，哪兒有能力給朝廷交稅，所以朝廷的賦稅主要來源於東南八道。再次就是朝廷律令和法度。雖然唐朝的藩鎮大體上仍然執行中央的律令，但不少都大打折扣。尤其在強藩地帶，節度使所轄的鎮將之權遠重於刺史和縣令，刺史和縣令的權力被剝奪，轄區長期處於一種軍事準備狀態，在這樣的幾乎准戰時狀態下根本不可能有正常的行政秩序。憲宗元和十四年，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就上奏說：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大帥雖有祿山、思明之奸，能據一州為叛哉？確實，因為地方官員的實權都被軍方將領剝奪，而節度使不少軍人出身，這樣自然一個地方的行政狀態就長期不正常了。
明清的總督制是明清時代的主要地方制度，其轄區和所轄兵力遠大於唐朝時代的節度使，但是其權力遠沒有唐朝節度使那麼大。明代的總督制度並不是常設制度，清朝的總督制是常設制度。清朝的總督雖然也有兵權，但不同於節度使那樣完全的兵權。清朝總督只有在本轄區的軍令徵調權，跨省作戰不可能。唐朝節度使可以自行任免轄區內的將帥，兼任了所在地的刺史，後勤權力和各地官員的任免權都在自己手中，地方行政官員的權力被剝奪，地方大權掌握在由自己派出的鎮將手中，地方到處是軍事設施，同時直轄一支數量眾多的牙軍作為禁衛力量，而且在強藩地區普遍一乾乾到死。明清總督沒有將領任免權，副將以上將領朝廷任命，副將之下也只是有提名權。地方官吏握有地方的行政之權，布政使握有本省的民政和財政權，按察使掌握刑事權。布按兩司都直屬於中央的戶部和吏部，並不是屬於總督巡撫的下級，可以直接上報。在軍務方面，地方都各有提鎮大員。提鎮大員雖然歸總督巡撫節制，但也有專摺奏事之權，而且其任命權在朝廷手中，可以直接上奏皇帝。總督巡撫雖然可以節制提鎮大員，但並不能隨意調動，而且督撫能夠直接掌握的武裝只有自己的標兵，一般不過兩三千人。明清時代各省的賦稅大部分都要上繳中央，即便在清朝後期，各省的稅收也有相當一部分要上繳中央，這就削弱了督撫的權力，無財焉能養兵啊。清政府即使在最虛弱的晚清時代都仍然維持著對地方的相對有效的權威，這是唐朝朝廷所不及的，也是民國時代政府所不及的。
自元和中興後，唐朝就一直謀求削弱節度使的權力，五代時代也一直在做。到了北宋初年，最終完成了對節度使權力的收回。兩宋時代，節度使成為了一種榮譽職銜，沒有了任何實際權力。自北宋開始至清朝滅亡，中國帝制時代已經很深再有地方反叛的事件了，而且也沒有成功的。
元和中興後到唐朝滅亡時代，對節度使權力的削奪主要是集中於兩個方面。一是將鎮將之權收回重新賦予地方文職官員，第二是分割強大節度使的轄區。因為唐朝混亂的局勢，加上黃巢之亂的影響，終唐一代實際成果有限。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將以前強大的淄青節度使削弱為兩個節度使和一個觀察使，之前領地十五州擁兵十萬的淄青節度使一去不復返了。五代十國更是戰亂紛飛，不過隨著開國皇帝都是前朝將帥，而且握有強大的禁軍力量，地方的藩鎮也再難有唐朝時代的輝煌。整個五代，除了河東與魏博等極少超級強藩外，大多都已經不復當年。後晉時代基本完成了對曾經河朔強藩魏博鎮的最終分解。北宋初年滅北漢，解決了自唐末五代以來河東強藩虎視中央的現象。北宋太祖太宗時代，收奪節度使兵權，罷去節度使所領支郡，地方設知州知府，中央和地方又設立三司使和轉運使，剝奪地方的財權。對禁軍方面又廢除高級職銜，將禁軍分為三衙，直屬於皇帝。加上五代時代就開始收回地方的兵器製造權等措施，到宋太宗時代，基本完成了對地方節度使權力的最終剝奪。終兩宋時代，武將的地位和權力被限制的非常嚴格，很難有起兵的機會，也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元朝時代，設立了行省制。行省制下的各地方行省權力相對較大，但在區劃設置上進行了徹底的打亂分割，山河交錯，地方上看似權力較大，但各省界犬牙交錯，使其無山川險阻可依，北向門戶洞開，形成以北制南的軍事控制局面。因這一措施有助於防止地方割據，故為明代、清代所繼承。明朝朱元璋廢丞相廢大都督府，又大設特務機構監控百官，地方布政使按察使都直隸中央。總督巡撫在明朝只是一種戰時狀態下的設置，直到後期才逐漸走向定製。清朝繼承了元明的行省制和督撫制，在中央的層面上又將內閣虛化，還設立了軍機處，發明了奏摺和密折制度，其對臣下和地方的嚴密監控之效超過了明朝的廠衛。中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達到了空前的強化。三藩之亂也成了中國帝制時代最後一次地方起兵作亂。
節度使和總督，試做一下比較。相同方面而言，首先都是地方的官職，都得依靠中央的任命。其次都握有重權，在朝廷中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不同的方面，首先，節度使的權力非常之重，有著可以顛覆朝廷的實力。而總督雖然權重，但受到很大的制約，無有顛覆之能力。其次，節度使一定程度上可以世襲，唐朝河朔強藩幾乎都世襲。而總督都是流官，雖然一個人可以坐到死，但不可能父死子繼。再次，節度使的轄區普遍較小，即便身兼數任節度使，轄區也不大。總督的轄區相對而言是很大的。再之，節度使並不是行政區劃，嚴格意義上說只是一種軍事職務，雖然後來權重一方几乎成為政區。總督所管轄的地方是一個完整的行政區劃，總督是行政官員，雖然手握兵權，但卻是地方文官人員。再之，節度使有自己招辟幕僚之權，而總督的下屬官員都是朝廷任命，雖然可以互相彈劾，但不能自己隨意任免。節度使下的文武官員都歸於節度使指揮，節度使猶如一個小型的國家，而行省制度下的總督巡撫完全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唐朝地方節度使所擁有的權力也足以讓明清任何一個渴望權力的總督羨慕不已了
在中國的歷史上，多次出現地方割據的局面，而地方割據的局面多與中央權勢衰弱有關。中央權勢的衰弱，地方才能崛起。這幾乎是必然的規律了。比較而言，中國歷史上地方強而中央弱的情況多出現在兩宋以前。西漢初年的諸侯王，東漢末年的軍閥，兩晉三國的都督刺史，唐末五代的節度使。而自兩宋開始，雖然也有改朝換代，也有中央衰弱，但地方上再無如漢末軍閥和唐末節度使那樣的強橫。即便如民國時代的軍閥也無有當年的強橫和勢力。中國中央與地方的權力歷史，就是一部中央集權不斷強化的歷史。在中國，中央集權是個好東西，但也不是一個絕對的好東西。沒有中央集權，中國就不一定是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沒有中央集權，中國就難以保證各地聯繫的緊密，沒有中央集權，中國也不知會有多少人稱帝稱王。同時，地方強勢也並非絕無益處。強勢的地方可以制止一些無理的肆意妄為的中央，強勢的地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地方各項事業的發展，強勢的地方也可以彌平地方上的一些不安定因素。所以說，中央集權和地方強勢雖然難免對立，但也各有利弊。如何能夠有效的平衡地方和中央的關係，是每一個朝代每一個政府都需要思考大問題。既不能讓地方過於強勢威脅中央，也不能讓地方弱勢過度而無力制衡中央乃至無力治理地方。總體來說，中國的歷史告訴人們，中國需要中央集權，而中國的中央集權雖不等於統一，但統一必須要中央集權，否則何談統一啊。
節度使在唐代，是強勢的象徵，但一定程度上也是地方穩定的象徵。比如在河朔強藩地區，因為三鎮強勢，天下任何一個藩鎮都不具備如河朔那樣強悍的實力。一個強勢的地方可以有效的穩定控制當時的局勢。唐朝在安史之亂前，東北的契丹問題就已經開始激化，東北邊防問題成為僅次於西北吐蕃安全問題的第二大邊患問題。安祿山能夠後來高升到三鎮節度使，也與其在東北與契丹作戰中屢有戰功有很大的關係。安史之亂後，幽州鎮和盧龍鎮事實上合併，成為河朔三藩中轄區最大軍力最強的一藩。一個強大的幽州盧龍鎮在保衛東北邊防上也是有著重要的作用。唐朝一直忍受著三鎮的格局，一方面是實力不濟，另外也是因為盧龍的存在能減輕東北邊防之苦。河朔三鎮之中，幽州鎮是一個特殊的藩鎮。一般的藩鎮只有一個直轄軍，成德魏博亦然。而幽州鎮因為兼并了盧龍鎮，所以幽州節度使均加盧龍軍鎮的頭銜，自然幽州節帥擁有了兩個直轄軍。一個是幽州的經略軍，一個是平州的盧龍軍。所以幽州鎮人們也習慣稱為盧龍鎮。古代，騎兵是最重要的兵種，也是最耗錢的兵種。幽州因為地處邊塞，容易取得戰馬，而且民風尚武，所以當地培養騎兵比別的地方相對容易一些。黃巢之亂時，就有高駢希望借兵盧龍的事。史載：得貴藩精騎五千，勝諸道羸兵十萬。在唐末河東李克用和宣武朱溫崛起之後，傳統河朔強藩中的成德魏博都衰落了下去，只有盧龍一地尚有很強的戰鬥力，吞併了橫海鎮，有著勢吞河朔的野心，若非河東宣武兩大強藩插手，盧龍是有著將河朔納入範圍的實力的。在黃巢之亂後到五代結束前，天下強藩莫過於河東。因為五代皇帝三代出於河東。後唐李存勖為唐朝河東節度使，後晉石敬瑭為後唐河東節度使，後漢劉知遠又為後漢河東節度使，北漢以河東孤地外加部分契丹援助死扛周宋三十年。這種五代天子出晉陽的特殊現象，歷史上被稱為河東現象。造成河東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河東在唐朝和五代都是北都所在，政治地位僅次於西京長安和東京洛陽，有著很強的政治號召力。五代天子多出晉陽，晉陽作為龍興之地也一直備受優待。五代時候到處都是節度使，但大多轄區和兵力都有限。而河東作為龍興之地又地處邊防要衝，故而在轄區和兵力上都受到了優待。歷任河東節度使都兼任太原尹和北京留守。河東首府太原城防完固，二十四座城門環繞汾河，依山傍山而建，形勢完固山河冠帶。河東民風彪悍尚武，其軍之戰鬥力本就在藩鎮前列。唐末沙陀李克用進入後，帶來了大批的沙陀族和昭武九姓胡，這些善戰的異族和強悍的民風土著相結合，戰鬥力更加強悍。李存勖滅盧龍劉仁恭父子後，又獲得了一部分原屬於盧龍的精銳武裝和契丹僱傭兵銀鞍契丹直，戰鬥力更加強勢，尤其在騎兵作戰方面。河東山河險要，地勢上易守難攻，盡可以南下中原東進河北，退可以憑太行之險死守河東。天然的和人為的因素相結合使得河東在唐末五代成為天下強藩之首，得以牧野鷹揚虎視中州。正因為河東的強勢，北宋滅北漢後，對河東進行了徹底的全方位的改造，改變了河東的強勢地位，同時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山西的歷史。
總督在清代是地方權勢的象徵，但總督的真正強勢是在晚清時代，而且也是相對於之前的強勢，其權勢遠不如唐朝的節度使。在清朝晚期之前的二百年里，地方督撫雖不乏功臣名將，但並無真正強勢者，強勢者乃皇帝也。乾隆一句本朝無名臣雖是自誇自大之言，但也不無道理，暗中表明了真正強勢和權力者乃皇帝，再大的官員都是皇帝的奴才，都不能違背皇帝的意思，這是實實在在的事情。在清朝歷史上，除了三藩之亂後，再無敢於起兵的大臣將帥，即使三藩也最後都身敗名裂了。年羹堯，手握四省之權數十萬兵馬的大將軍兼總督，說完就完了，只是皇帝一句話的事兒。和珅，一個權傾朝野幾十年的首席軍機大臣兼大學士，說完也就完了。曾國藩，手握四省二十萬兵馬的總督，在晚清極度衰微之時也沒有敢反。袁世凱，一個手握北洋七萬精銳之師的人，面對一個乳臭未乾的攝政王，也沒有敢反，而是一句話就被開缺回籍了。這一切都說明在清朝的時代，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已經強大到了極其可怕的程度。中國歷史上的皇帝，做到了清朝的時候，才真的算是擁有了真正的沒有掣肘的大權，而中國的大臣，到了清朝的時候，也真的是混到了幾乎少有大權而卻不得不滿身的奴性的程度了。所以有人習慣將清朝叫做是奴清，雖然很討厭這個說法。清朝最弱的時候，皇帝手中的權威也強於以往歷史上許多朝代皇帝手上的權威，這個是不爭的事實。無怪於後來袁世凱想當皇帝，面對革命黨的不斷暴亂和部下的不服從，袁世凱能想到的只有是曾經皇權的威嚴和權勢了。
感謝邀請。
唐朝亡國，節度使制度起到多少作用非常難說。
均田制難以為繼，府兵、兵募大量逃亡，社會上流民激增，所以，開元二十五年，經過一系列的實際嘗試，玄宗正式下詔廢府兵制，實行募兵制，二十六年，轉型完成。
唐朝招募士兵永久駐紮邊境軍區，賜予田地，甚至可以攜家前往邊境，這些士兵是兵防健兒，或長征健兒、長鎮健兒，主要來自流民、原來邊防兵員。每個軍區有固定的名額，兵防健兒固定從屬於相應的軍區，承擔所屬軍區征戰、防禦職責，當然各個軍區之間也會協同作戰。
節度使是軍區最高指揮官，甚至也是當地的行政長官，權力集中，長期駐守，目的是加強與士兵之間的聯繫，從而增強戰鬥力。
節度使權力集中必然強化地區的獨立性卻不一定導致地區的獨立，因為這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比如，王忠嗣曾經身兼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四鎮節度使，掌握唐朝一半左右的兵力，就沒有鬧獨立。至於河北藩鎮割據， 不但有節度使制度的原因，還有當地胡化的文化原因。而且，唐末對唐朝構成直接威脅的也不是割據的河北藩鎮，而是鳳翔、河中、宣武等藩鎮，但是，這些藩鎮的崛起卻是因為鎮壓黃巢起義，如果再追究節度使制度，就不合時宜了。
總的說來，唐朝亡國雖然不能說和節度使制度毫無關係，但是，在因果鏈條中，兩者距離太過遙遠，所以，很難構成密切的因果關係。
知乎老規矩，先問是不是，再問為什麼。
唐朝並不是亡於節度使，事實上大唐的滅亡本質上和漢明這些大王朝無任何根本上的不同，即長期的土地兼并導致的社會矛盾激化與階級衝突失控。無論掏空唐帝國的黃巢，還是摘下李唐皇冠的朱溫，都與節度使制度沒有任何關係（朱溫的成功始於自身實力，與節度使名分關係不大）。
沒有節度使制度，當時的唐帝國未必能撐到10世紀。畢竟289年的國祚，在秦以後的歷代王朝中可稱第一了（漢、宋分開算）。
與很多人印象相反的是，大唐的節度使制度，第一併非在安史之亂後才出現，第二前期並非肇於地方自立，而是有帝國中央的積極推動。
節度使起源於睿宗朝，在玄宗開元年間正式形成規模，李隆基前後設置了隴右、河東、平盧、范陽等八個節度使，加劍南與嶺南，共有十鎮，節度使正式形成規模，注意這些都是在安史之亂之前的事。
設立節度使的原因，首先是軍事方面：
第一，大唐前期的府兵制曾立下赫赫戰功，但府兵制有個極大缺點，即軍人是兼職，都有自己的土地，這樣必然導致打仗時軍人要輪班倒，大唐賬面上有六十多萬軍隊，實際每次出征的人數很少能超過十萬。對於好大喜功的李隆基來說，當然不能滿足開疆拓土的需要；
第二，自高宗以後，均田制遭到破壞，土地兼并嚴重，府兵的土地小地主不敢動，關隴貴族這樣的豪強可不會手軟。到了玄宗朝，府兵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已經崩壞。因此向募兵制的轉換是勢在必行；
第三，唐朝的邊患壓力一直很大，吐蕃、回紇、契丹、庫莫奚乃至突厥的殘渣讓李唐皇帝始終處於憂心壓印的狀態。況且這些邊患來自於西北、西南、東北好幾個方向，這就導致帝國軍隊一直疲於奔命。把軍權下放邊疆，讓節度使擁有更大的自主權，是一種不得已但行之有效的手段。
但我們知道大唐的節度使不但有軍事權，更有經濟大權和人事權力。這就涉及到經濟方面的原因：
第一，出於金屬開採量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因，唐代的租稅收的絕大部分都是實物，而並非貨幣。這就產生一個困難：帝國政府每年要先從江南、四川等地將糧食、絹帛等物資跨越幾千里運到關中地區，然後在長安的中央分配物資去向。如果東北要打仗，相當於從江南運物資到陝西，中央分配後再運到遼東或河北。一來一去的距離，放在古代的交通條件，損耗驚人得超出人的想像。一百石糧食經過路途的消耗，達到前線後不足5%是很常見的事。
第二，軍情急如火，戰事往往有突發性，中央集中調配糧食，經常滿足不了軍事需要；
第三，即便不打仗，各地物資集中運送長安附近，這期間的存儲、消耗成本也是驚人的，遠遠超過國家原本的生產量。
因此，將部分收取物資的權利下放給節度使，幾乎是當時的必然選擇。皇帝明知這樣的危害，也只能兩者取其輕。
而有了經濟權利，後勤不再仰仗中央的節度使，將手伸向人事權利，自然是中央無力阻止的。
從後世的結果來看，節度使制度讓唐帝國中央威權漸失，皇帝能直接控制的地方一年比一年縮水。但是，節度使也給唐王朝續了命，無論是應付邊患，還是鎮壓農民起義，或是平定地方叛亂，節度使都在一定程度上給中央政府代勞了。
明清時期，官僚制度已成型，金融經濟發達程度更是遠遠超過唐代（自然規律，並非唐不如明清），逐漸形成了銀本位的貨幣經濟，大大減輕了租稅收取的困難程度。
同時，明清的驛站設置、道路連通程度更非唐代可比，這一方面歸結於生產力科技發展，另一方面與人口稠密程度有關，畢竟唐代人口最巔峰的時期也不及明代的一半。
在這種條件下，節度使制度自然不會存在了。
總督管轄的範圍表面看與節度使差相彷彿，實際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不說別的，歷代明清總督，見過有幾個世襲的？
總督權力再大，和明末的督師比起來總要差一截，然而楊嗣昌也好，孫承宗也好，袁承煥也好，又有誰能自己解決後勤問題呢，又有誰能自己任免下面的大將呢？
袁督師倒是斬了毛文龍，結果大家都知道了。
清代，幾大總督在八國聯軍入侵時拒不奉召，搞了個東南互保。但是有哪個總督有能力武力對抗中央呢？
宋以後官僚膨脹，諸多官職重疊交叉，別的不說，省長（布政司）以上還要隔一個只比總督低半級的巡撫，地方還有很多中央直屬衙門比如什麼按察使之類的官也能上書直達天聽（按察使這個司法系統的官居然TM還管團練鄉勇），地方上能直接上書言事的人太TM多了，軍政法三個系統都有渠道直通朝廷，總督根本沒辦法一手遮天，更不用說隨便任免轄區內官員了，別說任免就是正二品的總督和從二品的巡撫吵起來，也只能等朝廷評理拉架，總督很可能小鞋都給人穿不上，要知道巡撫無論在地方還是在朝廷的能量都不會小。
而且文官系統也膨脹的厲害，唐都多為有戰功的武官任節度使，宋以後武官被大幅打壓。地方大員多是文官，文官們亂來也就是貪貪銀子，跟他們說什麼籌銀籌糧養軍隊各據一方當土皇帝，他們還覺得不如直接貪了餉銀軍糧省事舒服。
不吹牛的說，這個問題應該算是一直困擾著封建時代的國家領導人，這是一個可以衍生為國家機器掌控權的問題，縱觀整個中華民族的封建時代，歷代開國君主中好像只有朱元璋表示過找到了歷史規律以及解決辦法，也試圖做了好多事兒去改變，也短暫的成事兒了，但最終還是失敗了，在朱元璋死後三十多年，他辛苦創造的一切貌似只有給他的子孫們起拗口的名字這事兒得到了自始至終的傳承...
同時，單就題主的這個問題我認為可以延伸成一份論文，題目可以暫定為《論軍隊的掌控權到底在文官集團手中還是在高級將領手中更有利於國家穩定》，哈哈哈，有點裝逼了昂，其實這個問題，我們的毛爺爺也給出了答案，就是那句著名的「槍杆子出政權」、「軍隊隸屬於黨」、「黨要掌握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
我們先來回答題主的問題：&<唐朝節度使制度招致亡國，明清總督制度為何沒有？&>
這個問題呢，我們從這個兩個制度的區別入手來探討，唐朝的節度使可以理解為奴隸時代的封邦建國，節度使擁有地方上的所有的最高權利，包括軍隊、稅收（部分情況下，國家還會撥款），而且是自己徵兵、練兵、收稅。
因受職之時，朝廷賜以旌節，節是當時一種全權印信，受有此全權印信者，便可全權調度，故稱節度使。
看到了吧，這是什麼？這完全可以說是赤裸裸的私人武裝，還不是私人地主武裝，是私人割據武裝，甚至可以說是：土皇帝。
部隊直屬節度使，行政管理方面所有班子程序都有一套相較於國家層面的Mini版，時間一長就會演變成兵將一家，部隊方面換個人還真就指揮不動，各個行政系統也不是中央巡視組或者特派員能搞的掂的，一旦國家行政層面出點紕漏，節度使是非常容易披個黃馬褂單幹的。
所以，我們回顧歷史來看，自打唐朝滅亡以後，後邊的那些什麼五代十國，什麼魏晉南北朝，基本全是佔據著現在的一個省的地方就稱帝了，而且還都是本家的大將出征，中央上管事兒的不在了，直接就趁著「主少國疑」扯旗單幹了，我沒記錯的話，好像是不到五十年的時間換了十幾任皇帝。
雖然這個互相扯旗造反的事兒最後是在大宋老趙他們這兒截止的，但別忘了趙匡胤先生不也是「陳橋兵變之黃袍加身」，而他兵變的時間，也恰恰是後周周世宗柴榮崩，七歲的周恭帝柴宗訓即位，也就是所謂的「主少國疑」，而柴榮是從他的姑丈郭威手中接下的後周這一攤子事兒，再往前倒的話，郭威曾經是後漢的一個留守，「隱帝厭為大臣制，誅威，威起兵叛」，看到了吧！「厭為大臣制」，這郭威也是從後漢手裡接下的地盤，再往前咱就不倒了，反正就是一路這麼過來的。
多說一句後世影響吧，真可謂是深遠厚重啊，到了趙匡胤的大宋朝，國家為了防止重蹈覆轍可謂是「煞費苦心」，據說，在宋朝打仗，大將是直接領皇帝的決策書，皇帝坐在深宮中，結合各種「六百里加急塘報」對眼下發生的戰爭做出判斷，比如部隊在哪裡紮營？行軍路線怎麼規劃？該什麼時候尋找敵軍主力？什麼時候發起總攻？你就想吧！也就是稱得上「馬背上的天子」的首任董事長能夠大致幹得了這種事兒，而且戰場上「戰機稍縱即逝」，遙控指揮豈是一個長在深宮院幃的富二代做的了的事兒？
我們回來接著講節度使，同學們，思路要跟上喲~
節度使跟國家的關係可以理解為：「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國家初創期，也就是在一個大的危機面前，兵將很容易被情緒調動，同仇敵愾戰鬥力極強，講真，說不定腳下踩的就是將來打下天下以後分給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兒，一旦國家穩定或者當朝者昏庸無道，扯旗造反也是分分鐘的事兒。
其實關於軍隊歸屬這個問題，可以說我們中華民族一直是處於吵吵的狀態，到底是歸地方還是歸中央？什麼募兵制啊，府兵制啊等等
歸地方吧！容易兵將一家，扯旗造反；
歸中央吧！中央得派人下去管，不管是同級監督還是冗官冗兵對行政和財政都會形成壓力；要是軍屯，士兵們又很可能變成「兵油子」，屯田不好好耕，仗來了也打不好；
咱們再來講明清的總督制，明清兩代朝廷中公認的四大肥差可謂是聞名遐邇，萬眾所向，它們分別是吏部文選司、吏部考功司、兵部武選司、兵部武庫司。
文選司管文官人事調動，要你升就升，考功司管每年的官員考核，要你死就死，這是文官。
武選司管武將人事任命，戰場上拼不拚命是一回事，升不陞官又是另一回事，而武庫司從名字就能看出來，是管軍事後勤裝備的，不肥簡直就沒天理了。&<節選自「明朝那些事兒」&>明清兩代的總督只有用兵權，戰時兵部武選司負責調兵，將帥是由內閣首輔、內閣分管兵部的輔臣（一般是內閣次輔）、吏部尚書、吏部文選司、兵部尚書、兵部武選司聯合商定任命，由皇帝披紅，司禮監蓋章，司禮監可能還會派御馬監之類的陪同，再有就是戶部撥給餉銀，派經濟稽查專員陪同，一道道程序下來幾乎無人可以通過賄賂手段同時打通所有關節，我說幾乎的意思是雖然是不可能出現的事兒但也出現過可能，就是李成梁和戚繼光。
而他兩個之所以能做到這點，倒不一定是他們貪污餉銀，是因為那個年代，邊關上的現狀也就他們能鎮住，換了別人還真就是不行，恰恰趕上中央里只有一個人說了算數，這個人並不是萬曆，所以「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嘛」。
擁有李家軍和戚家軍的兩位將軍雖說有些許的不同，但是此二人也可以說得上是形式上的節度使，特別是李成梁的李家軍，打了勝仗繳獲的戰略物資從來不上交，手底下的遼東鐵騎別看只有3000人，個個都是特種兵的素質，而且努爾哈赤就是李成梁看著長大的。
戚家軍在當時基本上就相當於特種作戰部隊，單兵作戰能力強的同時依然採用集群式陣法，打倭寇基本上就是切白菜，一度使得倭國士兵的玉碎率逼近100%。
雖說隆慶年間的殷正茂也算是一個典型，因為當時說話算數的也是一個人，而且並不是隆慶皇帝。
我撥一百萬兩軍餉給殷正茂，他至少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亂，如果我派一個清廉的人去，或許他一兩也不貪，但是辦不成事，朝廷就要多加軍餉，這麼拖下去，幾百萬兩也解決不了問題。所以殷正茂不去，誰去？」&<節選自·明朝那些事兒&>
大明朝兩京一十三省百兆生命享國近300年，不過也就出了李成梁和戚繼光兩位，李成梁最高的官銜是遼東總兵，戚繼光最高的官銜是薊州總兵，明清總督終究還是意識形態方面要與國家行政的最高長官高度統一才能成事兒，一旦參與決策的人多了，涉及到的利益關注點也就多了，造反也就不那麼容易了。
不匿，待續，歡迎質疑和提出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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