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唐朝在南北朝游牧民族入侵之後能發展成強大的國家，而宋朝在五代十國之後卻沒有能發展成那樣呢？

同樣是由統一走向分裂，同樣是因為游牧民族入侵所導致的國家走向動蕩，為什麼唐朝統一後能將國力發展成為特彆強大的國家，而宋朝卻積貧積弱，有的材料顯示，宋朝並不積貧積弱，只是對外作戰能力不夠，可能問題描述的有些問題，請各位老師先生們輕批，如能略做指點，感激不盡，謝謝！

2018年11月26日更新

這幾天增讀了一些關於土地制度的文章，發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關於均田制，從我目前看到的材料來看，主流學界仍然認可其存在，但是另有一批學者通過大量史料分析，認為均田制不存在，並且世業口分的主要作用，不是對農民進行人身自由的控制，而是一種人口佔有土地的標準限制——因為按照這個立場的學者考察，唐代的各階層實際擁地數量根本無法達到田令的規定，不僅是農民，甚至還有不少高層人士。另外，土地還授也並非用來或至少僅用於獎勵功勛新貴，因為經這些學者考究，很多土地，不僅口分田，還有世業田，之所以歸還朝廷，大多是因為絕戶等原因無法耕作，不得已而為之，土地還授只是為了保證土地能夠繼續產出而已。

因此，如果站在這一方的立場，那麼府兵消亡和驕藩形成，就應有其他原因。目前，我所想到的原因為：府兵因為兵農合一，平日是分散在土地上耕作的，只有戰時才會進行集結。但是唐中期相比初期，戰事更加頻繁，戰線更加漫長，士兵無法做到兼顧耕戰，因此只能以戰為主，徹底離開土地，府兵制就事實消亡了，為目的性更強的募兵制代替。同時，恰恰因為士兵要持續集結在邊境各個戰場附近，軍營生活成為士兵主要甚至唯一的生活方式，因此容易形成小團體，並且逐漸擴大為利益團體，成為驕兵悍將滋生的溫床。安史之亂爆發，朝廷為了抵抗叛軍，不得不與各藩鎮軍隊合作，藩鎮趁機取得了包括財政方面的更高獨立性，驕兵悍將在經濟上不再為朝廷所操控，按照藩鎮的地理位置自成一套經濟體系，因此才能夠一面抵制中央，另一面來使用下克上這種成本更低的方式謀取利益。

順便，宋朝不能再開府兵的原因也有了：宋朝前有遼國，後有西夏，長期作戰，兵農一體無法兼顧耕戰，只能兵農分離各司其職；而長期集結生活作戰的軍隊，如果不加以抑制，軍隊的目光不會放在北邊的窮山惡水，而是富庶的中原王朝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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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非常的大，用來寫博士論文和出書都沒問題。單單在知乎或者其他論壇上用個幾百幾千字，是根本說不清楚的。不僅要下結論，還要擺史料，數據來佐證，才有說服力。

但既然回答這個問題，我什麼不說也不好，所以還是簡單的講一講。

首先，中國，或者說我國所處的這個地理位置，相對於地球其他地方，非常的特殊。因為中國的地理特徵是半封閉式的，和歐洲、中東、中亞完全不同。這就決定了，當出現氣候大變化的時候，中國地區的老百姓難以通過大規模超遠距離遷徙甚至殖民的方式轉移很多矛盾，只能進行內部消化。

而從民眾到地方勢力乃至中央統治者的諸多政策、生存智慧，其根源就在於此。

那麼當我們首先將目光放在氣候變化上時，會發現，唐朝開國時正好是中國地區氣溫上升的時期，處於溫暖期；而到了唐中後期，氣溫開始下降，到了五代十國和宋朝開國，就來到了寒冷期。

那麼這導致了什麼情況呢？

首先，是很多人都一直強調的，游牧民族因為氣候轉冷，南下的動力增加，而在南下的過程中，游牧民族對於中原地區的侵略性不僅上升，與中原文明的交流也在增加。唐朝開國時的突厥，和宋朝開國時的契丹遼，其與漢人交流，對漢人文明的了解、學習甚至優化，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遼國的軍隊戰鬥力到底是不是高過突厥，眾說紛紜，此處不論，但遼國的生命力是肯定高於突厥的，因為遼國有更先進的體制和更先進的農耕文化。當然這個本身也是個很大的話題，我這裡只簡單說一下原因，請想像一下，突厥這種純游牧民族，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組織方式都非常簡單，這導致了一個情況，就是當他們有一代或幾代軍事強人的時候，他們可以很高效的團結在這位強人手下，而不會有成熟政權那種制度上可能有的層層掣肘，因此在這種時候戰鬥力會非常可怕，比如匈奴冒頓到伊雅斜前期，鮮卑的檀石槐時期，突厥的前幾任可汗（尤其是土門到木杆時期）時期；但是當這些人相繼逝世，一旦後人不是那麼爭氣，其所建立的勢力就會迅速瓦解分裂。但是當契丹遼，女真金，乃至蒙元，這些與漢人交流增加的民族，建立起完善的體制，更加先進的文明時，即使他們的軍事強人逝世了，他們的勢力也不會隨之崩解，而是能夠依靠成熟完善的體制延續下去，直到中興。當然，這種新型的胡人政權，最後滅亡的方式也更加「漢化」就是了。

第二，也是我這個答案真正要強調的，土地制度變化。

而土地，或者說生產資料相關的東西，才是一個農耕國家能否保證軍事威力的根源。

唐朝為什麼強大？因為唐朝有均田制，均田制說的白話點，就是二八開，你一個老百姓，國家給你一百畝地，二十畝地是你死了之後你的後代能繼承的，可以看作你的私產；另外八十畝，你死了之後就不歸你家了，國家會重新對這八十畝地進行分配。這個世業口分的均田制度，說白了就是蘿蔔大棒政策，既保證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一定的經濟能力，又保證了國家對老百姓經濟命脈乃至人身自由的把控。

只有老百姓既有經濟能力，又被國家牢牢掌控的時候，這些老百姓所提供的兵源，才能夠更好的服從國家，保證強大的紀律性，這樣的士兵，只要經過訓練和戰鬥的洗禮，就能夠迅速的成長起來，並且不用擔心一代人凋零下一代不行的問題——只要均田制能貫徹下去，府兵制（當然還有租庸調）就能夠貫徹下去，唐朝的軍隊就算打了敗仗，下一次也能找回場子甚至把你直接幹掉也說不定。

可是從唐中期開始，氣候轉冷，結合其他多方面的原因，世業口分已經維持不下去了。請想像一下，氣候不好，災年增加，對於單獨的自耕農而言，他們抵抗天災的能力是很低的，這種時候，為了生存下去，他們需要強大的力量幫他們挺過難關。誰是強大的力量？不是分完田就等收稅還要讓你服各種役的國家，而是他們周圍的那些大地主們。即使受到氣候影響，糧食減產了，這些人的損失也不會讓他們傷筋動骨，而破產的自耕農想要得到這些人的幫助，其投名狀自然就是自己的土地。

這就是土地兼并的形式之一。

有人說這種情況下國家可以賑災啊。但問題是，你一次兩次可以靠賑災，但是如果氣候一直朝著這個轉冷的趨勢走，這種情況會在全國四處長期發生，國家還能一直這麼到處賑災下去？國家的財政能支撐下去嗎？這種持續的沒法改善的問題，最後只能依靠群眾自己解決。而群眾解決的後果，就是土地兼并越發嚴重，並且對於很多自耕農而言，他們未必反感這種兼并，反而給大地主當佃農，負擔更小一些——就像當代的很多人，認為與其去創業承擔風險，不如給大公司打工，其實是差不多的思路。

所以到最後，國家也從默認這種情況，到直接出台新的法令，在制度上（兩稅法）承認和保護這種情況了。

這就是所謂的

唐代後期，均田制無形消滅後，自此歷五季以至宋元明諸代，土地私有，遂成為不可動搖之制度。——中國古代經濟史稿P169，李劍農著。

而從兩稅法開始，「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的後果是什麼呢？首先這是針對自然條件和人文條件的變化所制定的法令，這法令不會破壞生產，而是會幫助生產，這是中國人應對氣候變化的智慧。

其次，這是人身依附關係的一次「解放」。唐朝初期乃至之前的時代，因為自耕農的經濟命脈被直接掌控在國家手上，他們的負擔其實是很重的，均田制屬於「之前打你太狠，現在打你不太狠還還給你糖吃」的政策，而土地私有化不可逆轉的趨勢和稅制的改變，讓自耕農和無力當自耕農只能當佃農的人得到了人身關係的解脫，他們覺得自己能撐住，就當自耕農，以後未必沒機會當地主；如果撐不住，就去當佃農，能躲避稅收和各種勞役，也落得輕鬆自在。

但是這對於國家，或者說對於朝廷而言，卻是根本上的削弱。

因為國家再也無法像之前那樣拿捏住大量自耕農的命根子，這樣一來，國家的兵制就必須變化。募兵製成為了主流，但是，所募士兵，他們和均田制下的那些府兵不同，他們沒有經濟命脈被國家揪著，從根源上的紀律性就不可能和府兵一樣。

更可怕的是，這種士兵因為沒有「把柄」被朝廷捏著，他們一旦聯合起來，朝廷沒有任何釜底抽薪的辦法進行制約。

而這時候，有野心的將領，就能夠利用這些士兵，為自己的上位、割據甚至稱王稱霸提供支持。而士兵也會用這種方式，換取地位的逐級上升，從士兵，到小軍官，到偏將，到主將，接著再政變自己當皇帝。

瞧瞧，這是多麼愉快的一條升遷通道啊。你靠軍功升遷，不僅要搏命，而且最多就是主帥罷了；但是用這種方式，嚯，不僅成本低，而且運氣好還能當皇帝！

單個的人也許道德情操高，不屑於搞這個；但是幾十幾百幾千幾萬幾十萬人呢？

所以，這才是為什麼，從唐後期開始，往往容易出現驕兵驕將的緣故。很多人都覺得，藩鎮才是大問題，其實不然，從五代十國開始，藩鎮已經遭到了極大的削弱，因為藩鎮那時已經走到了零和博弈的階段，中原的五代就是吞併了其他藩鎮的最大藩鎮，南方的前後十國也是如此。

而實際上呢？五代後期動亂更迭，更多其實來源於殿前軍這種禁軍，不信你去觀察，如果說石敬瑭和劉知遠還屬於強藩為亂，到郭威、趙匡胤，哪個造反的時候是地方藩將？都已經是中央軍隊的統帥。

原因正如之前所說，即使藩鎮本身已經逐漸不是最大的威脅，但是整個中國的軍隊，其生態和過去的府兵完全不同，這才是這些士兵不好控制的根本原因。

而宋朝從立國開始，一無法改變天時——你總不能讓老天爺把天氣變成唐朝初期那個時候，所以不僅無法徹底的搞類似均田這種東西，反而手上那些因為長期戰亂空出來的官田，也在不斷的被私人蠶食；二既然如此，就無法改變兵源的屬性，無論怎麼招兵，招來的都是一些要麼生產資料不受國家拿捏的自耕農，要麼直接就沒有生產資料的佃農和流民，這種傢伙你首先不是說讓他們成為虎狼之師，而是保證他們不推舉出一些將領出來為禍朝廷，毅種循環的為自己攫取利益。

所以，宋朝才搞什麼重文抑武，才搞什麼統兵調兵權分離，因為不這麼干，軍隊就會在很短的時間內軍閥化——不信的話，看看南宋，為了抵抗金國，南宋政府沒辦法，終於不太搞那些抑制措施了，結果怎麼樣？確實，出現了岳飛韓世忠所統領的強大軍隊，但同時，也出現了吳家這樣的軍閥。

所以，宋朝為什麼沒發展成那樣？一是有遼國這種新版高句麗，無論軍事力量比突厥強還是弱，至少延續能力更強了，在北方一直卡著你；二是，軍事實力不行。為什麼軍事實力不行？因為搞各種抑制措施。為什麼搞這些乍一看都會被人認為很矯枉過正、自斷經脈的措施？因為沒有根本上制約士兵的東西——無法在人身依附性上拿捏住士兵的經濟命脈，使其從根本上只有效忠於這個捏著自己命根子的朝廷，只能使用一些代償性政策，而代償性政策，當然會造成其他方面的危害——軍隊戰鬥力從根子上就不行。

最後，我想說的是，宋朝到底是經濟發達，農業產值高於甚至遠遠高於唐朝甚至後來的朝代，還是積貧積弱，老百姓三天兩頭受不了造反，其實在我看來都可以放在一邊不去看。因為如果是後者，那麼你宋朝軍事不行是肯定的；如果是前者，哪怕你再富有，哪怕在人身自由上進步了，甚至你說是解放也行，可是你用來控制士兵的東西也隨之而去，並且你根本無法找到新的「枷鎖」「鞭子」控制軍隊這隻野獸，所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當然不可能是什麼開疆拓土，而是不要被這隻野獸吃了，那你除了把它的爪子切了，牙齒拔了，別無他法。

先說結論：因為皇權自私導致的統治重心轉向。

打下來的江山，要靠武力才能保有。統治者放眼天下，滿是「總有刁民想害朕」的恐懼；他所面對的，不過是內憂和外患這兩種。

隨著統治能力下降，民不聊生之際會有底層的農民揭竿而起，統治者無能失權之時也會有野心膨脹的權臣武將等從證權內部取而代之：這是統治者的兩種內憂；而在邊關，塞外游牧民族也一直威脅著中原的農業文明，一旦有機會，就南下牧馬，甚至入主中原改朝換代。

對於統治者來說，到底是內憂可怕還是外患可怕？在唐宋之際，思潮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秦一統天下後，重兵集於北方對付游牧民族，濫用民力、大修長城；漢立之初即意識到匈奴為心腹大患，武帝開疆，封狼居胥，勒石燕然都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當司馬氏皇子爭位的八王之亂時，游牧民族入寇中原，五胡十六國分立；衣冠南渡後的東晉王朝及之後的宋齊梁陳，與北方胡人政權戰爭不斷，一旦統治者無能，權臣大將便凌駕於中樞之上；在民族融合、且結束漫長的紛亂後，唐也直面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威脅，不得不重用邊防將領、派遣職業軍隊鎮守邊疆，賦予藩鎮獨斷之權，於是有安史之亂及其後的藩鎮割據，也留下了諸多士子仗劍出塞的故事。

如此「外患」，於高居廟堂的統治者而言卻催生了江山改姓的「內憂」。八王之亂、宋齊梁陳、唐末的藩鎮、五代十國的兵強馬壯者為帝和趙家陳橋驛兵變，使得趙家人開始有了截然不同的意識：外患固然可怕，但外敵入侵，要經過漫長的征討才能威脅到他的人身安全，只要不做死，再不濟還可以南渡偏安，不失榮華富貴；遭到被人篡位的內部顛覆就殘酷多了，禪讓後被軟禁一輩子算是最好的結果了，更大的可能是統治覆亡就萬劫不復。

這就是國與家的利益並不一致的問題。雖然理論上說，皇帝擁有這個國家，要考慮這個國家所有人的利益，但畢竟有親疏遠近之別。統治者最在意的，當然是自身和家族宗室，然後才輪得到子民百姓：只要皇族一家錦衣玉食，子子孫孫永享榮華，哪用得著顧忌百姓生活，讓他們做穩奴隸就足夠了。

從立朝一開始，趙宋王朝還試圖恢復北方，但是，有鑒於重臣大將篡位的惡果，早早實施了杯酒釋兵權，直接導致了兵威不振的後果。這之後，趙宋放棄了野心，進一步實施崇文抑武的舉措，以消除內部遭到顛覆的風險。崇文抑武、兵不知將、組織機構架床疊屋，使得素有允文允武傳統的中國士子從此日漸文弱，組織體系內的能臣也有力難施，只能在既定框架內做些修補；重重選拔出來的精英人士都是如此，底層的百姓更是血性被消磨，很少有膽量造反。

這樣治下的政策空前成功，此後千年，中國歷史上幾乎再無權臣大將能謀朝篡位（除了明初藩王的靖難），但這卻引發了另一個後果：武功方面極其窩囊。也就是說，自趙宋時代統治者注重處置「內憂」，不僅朝堂之上集權打壓官僚，也竭力壓制了民間活力，導致民間的血氣之勇一步步消失，外患才前所未有地突出。

統治者不可能既讓治下子民馴服麻木如羔羊，又讓他們鐵血悍勇不怕死。這一點，皇帝都知道，只不過，皇權的自私使得他們選擇了能最大化一家一姓利益的方式。當前時代，不也有這樣的專制政權嗎？

其實我不太明白為什麼你會產生宋代並不積貧積弱的錯覺。

題主應該沒有正確的理解「宋代對外作戰能力不夠」的不夠，到底到了何種程度。

宋遼戰爭中決定性的雍熙北伐岐溝關之戰，

宋方史料：初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但令諸將先趨雲、應，卿以十餘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得貪利以要敵。敵聞之，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為援於山後矣。」既而潘美果下寰、朔、雲、應等州，田重進又取飛狐、靈邱、蔚州，多得山後要害之地，而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下涿州，兵勢大振。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憂敵斷糧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至雄州，以援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卻軍以援芻粟乎？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之，令勿復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養兵畜銳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盡略山後之地，會重進東下趣幽州與彬、信合，以全師制敵，必勝之道也。而彬所部諸將聞美及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畫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糧，再往攻涿州。敵當其前，且行且戰，去城才百里，歷二十日始至。有敵酋領萬騎與米信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紿言乞降。上蔡令大名柳開督饋餉隨軍，謂信曰：「此兵法所謂無約而請和者也。彼將有，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決。踰二日，敵復引兵挑戰。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於幽州也。彬雖復得涿州，時方炎暑，軍士疲乏，所齎糧又不繼，乃復棄之，還師境上。彬初欲令所部將開封盧斌以兵萬人戍涿州，斌懇言：「涿州深入北地，外無援，內無食，丁籍殘失，守必不利，不若以此萬人結陣而去，比於固守，其利百矣。」彬從其言，令斌擁城中老幼並狼山而南，彬等以大軍退，無復行伍，為敵所躡。五月庚午，至岐溝關北，敵追及之，我師大敗。彬等收餘軍，宵涉巨馬河，營於易水之南。李繼宣力戰巨馬河上，敵始退，追奔至狐山，方涉巨馬河，人畜相蹂踐而死者甚眾。

遼方史料：曹彬、米信出雄、易，取歧溝、涿州，陷固安，置屯。時北南院、奚部兵未至，休哥力寡，不敢出戰。夜以輕騎出兩軍間，殺其單弱以脅餘眾；晝則以精銳張其勢，使彼勞於防禦，以疲其力。又設伏林莽，絕其糧道。曹彬等以糧運不繼，退保白溝。月餘，復至。休哥以輕兵薄之，伺彼蓐食，擊其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卻。由是南軍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達於涿。聞太后軍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以銳卒，追及之。彼力窮，環糧車自衛，休哥圍之。至夜，彬、信以數騎亡去，餘眾悉潰。追至易州東，聞宋師尚有數萬，瀕沙河而爨，促兵往擊之。宋師望塵奔竄，墮岸相蹂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太后旋壐，休哥收宋屍為京觀。封宋國王。

請注意幾個斜體關鍵句，不願意看原文的可以直接看下面的總結了。

第一階段，曹彬帶領主力從雄州北進奪取涿州，呆了十餘天即食盡而退回雄州。

那麼雄州據涿州距離幾何？

而且下文也提到一個更精確的數字，是百里。

宋制一里約現代450米，百里45000米。

是的，你沒有看錯，僅僅距離45000米即45公里（而且還不是邊境線到涿州的距離）的情況下，曹彬軍就出現了後勤無法供應的情況。

《武經總要前集·卷五·軍行次第》：凡軍行在道，十里齊整休息，三十里會乾糧，六十里食宿。正常行軍這個距離需要兩天，但是在宋代多次行軍中都出現了日行軍遠超60里的記錄。比如宋太祖平定李重進叛亂時有過3日行軍270里，宋太宗滅北漢後進軍幽州可能有過日行軍120里，而高梁河之敗後宋軍不足一天行軍超過120里。

這一時期，契丹耶律休哥同志經過

認為自己兵力太少，實在不敢出戰，只好勉為其難的派少量部隊把鐵血強宋主力只需一兩天路程的糧道斷了。

諸君，這可是國運之戰啊！

第二階段，曹彬軍退回雄州後，宋太宗很生氣

要求曹彬軍「令勿復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養兵畜銳以張西師之勢」，但是

諸將認為己方帶領宋軍主力內心十分

，眼紅潘美及田重進部戰果豐碩，曹彬不能壓制諸將只好帶50日糧再往攻涿州。耶律休哥以少數兵力不停騷擾，宋軍百里路程走了20天。。。

讀到這裡其實我很難理解，

宋軍實際水平是野戰被耶律休哥的少數兵力打得一天只能走5里，後勤糧道基本不存在，他們到底是如何產生強烈自信強求出戰的？所以我覺得這裡的記載問題很大。

但是曹彬部還是艱難的到達涿州了。

第三階段，曹彬部又又又沒糧了，熟悉的一幕屢屢上演，曹彬同志又又又要率軍退走。

曹彬本想把部將盧斌以兵萬人駐守涿州，但是盧斌同志非常不自信，

誠懇地對曹彬講「涿州深入北地，外無援，內無食，丁籍殘失，守必不利，不若以此萬人結陣而去，比於固守，其利百矣。」曹彬非常感動，讓他帶著城中百姓跑路。

但是這一次宋軍沒有之前的好運了，契丹援軍感慨於鐵血強宋野戰和後勤能力如此令人智熄，表示

第四階段，鐵血強宋主力一場正兒八經的仗沒打，在逃跑路上無復行伍不戰自潰，望（契丹）塵奔竄，墮岸相蹂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幸虧李繼宣同志此時此刻站了出來，否則鐵血強宋主力怕是要全軍覆沒了。

多年以後，鐵血強宋那令人聞風喪膽的西軍主力面對數千遼國殘軍時，一定會想起雍熙三年岐溝關的那個下午。

如果你仔細的讀過南北朝後半部分的歷史，你會發現北周和北齊的一系列政治改革的措施已經正確認識並逐漸修正了東漢末年以來天下動蕩的根本性因素。因此繼承北朝基業的隋唐有效地實現了對於「動亂之根基」的消弭，能夠進入新的太平之世。

而宋朝的問題在於，其本身並沒有北周北齊能夠為他開拓道路，趙匡胤上位的手段本質上與五代更迭並無區別，甚至宋能免於成為第六代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存在。趙匡胤是得了天下之後才開始尋找消弭動亂的方法。相比於隋唐前有殷鑒的積累，趙宋在這一方面先天存在弱勢。（趙宋確實是先天不足，但是這種先天不足並不表現在領土上，而是趙宋作為五代的終結者是五代第一個試圖從制度上終結動蕩並做出了有效努力的政權。）

其次，趙宋錯誤地認識了一部分導致唐末以來天下動蕩的原因，而另一部分的正確認識又呈現出矯枉過正的情況，因此導致了財政、軍政等諸多制度設計問題，最後導致了北宋無兵無財，天下瓦解的結局。

治亂循環是總結出來的規律，但並非社會規律，就好比你看到隔壁張三每周五都吃豆腐腦，這屬於你總結出來的規律但不是社會規律。

中華漢文明從唐末開始走下坡路的根本原因是封建制度（feudalism）由盛轉衰，它在宋末基本就已經發掘了所有創造生產力的潛能了。制度由先進變為落後，自然對外就無法擴張，一旦生存空間被鎖死；在固定的空間內，地主會加倍剝削佃戶，這誘發了內卷化，所有經濟增長均無法讓社會進步和科技進步反而成了繼續維持經濟的條件，也就是邊際收益無限趨近於零。

而長期跟中原政權交手的外族人卻正在快速「封建化」，也就是我方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研究停止了，但周圍敵人正快速縮小與我方的科技差距（特別是社會科學），這就更加惡化了我們的生存形勢，讓中原王朝更趨向於保守、內卷、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