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眾心理的巨大威力及根源

四十歲以上的人應該聽說過打雞血，五十歲以上的人也許參與過打雞血運動。

打雞血，是中國六十年代文革期間，流行的一種偽科學治療方法。這種方法是抽取小公雞的雞血幾十到100毫升，注射進人體，每周一次。據說，皮下肌肉(而非靜脈)注射的雞血，其液體蛋白進入人體所引起的免疫反應，對某些特殊疾病可能有一定的療效。一些人有大補後的感覺，渾身燥熱，臉色紅潤(就像公雞雞冠)。在醫學、醫藥條件相對低下的當時，可能具有某種類似替代性作用。據傳說，比紅茶菌更神了，對半身不遂、腦中風、婦科病、不孕症、牛皮癬、腳氣、脫肛、痔瘡、咳嗽、感冒等都有治療和預防的作用，只有你想不到的病沒有治不了的病。

不管信不信，反正除了個別正規醫院外，北起漠河南到西雙版納的街道診所、縣級鄉級醫院到處都在打雞血，給外邊來的人打，醫護人員內部互相打，高潮的時候還要排隊打。一時間竟造成小公雞因緊俏而漲價缺貨，害得無數的母雞待字閨中。在低工資、高就業、物價穩定計劃經濟的當時，成為極其罕見的現象。

在那個特殊歷史時期形成的非理性認知模式，使中國老百姓在作為原始信仰的血液崇拜面前，產生認同感、親和感。大量非正常死亡、流血，使人們意識到生命的脆弱、易逝，因此特別重視肉體生命的保全。藉助於西洋的注射器械，又披上了「洋為中用」的科學色彩、現代意識，愈發增加了可信度，在從眾心理的驅使下一哄而起，應和者特別地多，打雞血的流行便顯得順理成章了。

越是容易迷信的東西，覺醒的速度也越快。後來不斷有打雞血打死人的說法傳來，加上不少人對把雞血打進身體多少有些忌諱，不到一年的時間，打雞血風就嘎然而止了。

紅茶菌的風潮也是如此，三十歲以上的人應該聽說過，四十歲以上的人也許參與過。

社會上不斷的有新生事物，總是有人跟風，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比如養君子蘭、炒普洱茶，連結婚在井蓋上壓紅紙都是如此。井蓋上用破磚頭壓一塊紅紙，無論如何也體現不出任何美好的景象，聯想不到任何美好的傳說，但大家都趨之若鶩。

接連參加幾次婚禮，連司儀的程序也「被從眾」了，全都向新人的父母提同樣的問題：「孩子今天結婚你們高不高興啊？」一點兒技術含量都沒有！

從眾心理的根源就是沒有思想。

沒有思想的根源就是沒有文化。

沒有文化的根源就是缺乏良好的教育。

因公出差，晚上在賓館休息，打開電視，節目里正在回憶馬相伯。

馬相伯是何許人也，復旦大學的創始人。

他的孫女也已經九十多歲高齡了，老太太回憶說，她爺爺臨終前拉著她的手說對不住她，爺爺不但沒有留一分錢給她，還把她爸爸的錢給花了，請她不要怪罪爺爺。老太太說她明白爺爺的話是什麼意思，1914年，馬相伯的兒子也就是老太太的父親病故，學生們鑒於馬公毀家辦學，家無餘資，于右任、邵力子等人籌集萬元為其寡媳、幼孫作教養費，馬相伯卻託人將該款移作啟明女子中學（今第四中學）教育經費。老太太說，是爺爺教養她長大，她怎麼能怪罪爺爺呢？講到這裡，老太太掩面而泣……

1906年，馬相伯赴日，在日本學會成立典禮上發表演說勉勵留學生：「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張之洞將此語引為至言，譽他為「中國第一位演說家。」九·一八事變時，馬相伯已屆91高齡。他深感國難深重，為救亡呼號奔走，發表《為日禍告國人書》，主張「立息內爭，共御外侮」。他親自揮毫作榜書、對聯義賣，共得10萬元，全部支援抗日義勇軍，被公認為救國領袖、愛國老人。在他家裡召開救國會第二次執委會時，他特地寫了「恥莫大於亡國，戰雖死亦猶生」聯語，與與會者共勉。

民國28年是他百歲誕辰，全國各地和有關團體都舉行遙祝百齡典禮。國民政府對他頒發褒獎令，中共中央特致賀電，稱他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他給上海復旦同學會的親筆信有「國無寧日，民不聊生，老朽何為，流離異域。正愧無德無功，每嫌多壽多辱！」語。他以前方將士浴血抗戰勞苦為念，把各方贈與的壽儀移作犒慰傷兵之用。他在病重時憂國憂時之情更深。他說：「我只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北大捷，興奮異常，夜不能寢，病勢加劇，11月4日溘然長逝。噩耗傳出，舉國哀悼。

馬相伯逝世後，其弟子于右任敬輓：「光榮歸上帝，生死護中華。」成為一代名聯。

復旦大學為國家培養了無數的精英人才，這些人都是有思想的，因為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陽光衛視回憶馬相伯，而我們的廣播、電視在幹什麼，喋喋不休的在宣傳減肥、購物、尋醫問葯，如果我們的節目也能多宣傳一些科普知識、歷史典故，多一些厚重的知識少一些浮躁的喧鬧，盲目的從眾就會減少。

讀書並思考是減少盲從減少浮躁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