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罰自有尺度——再讀《論犯罪與刑罰》

01-20

周末，重溫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

此書不過一本小冊子，伏爾泰卻讚譽其道：「這本小書具有寶貴的精神價值，好似良藥，雖幾許但可治病。當我閱讀她時，真感到解渴，我由此相信她必定能清除在諸國法學理論中依然殘存的野蠻。」貝卡利亞在書中用四十七個方面共五萬字闡釋心中的法律，他像控訴者，像呼喊者，更像文明法治的佈道者。

中世紀的歐洲是暴虐的，歐洲刑法幾乎與宗教、血腥、殺戮、復仇劃等號。縱使回溯千年前西方文明源頭的希臘與羅馬，歐洲刑法的宗教色彩仍極為濃厚。例如，希臘為告慰死者靈魂而進行大量同態等價的血親復仇，這當然與現代文明「超越必要刑罰皆為暴虐」的論點相悖。

古羅馬王政時代，王和他的官吏超越法權而無約束，公民的權利無以保障。直至法國大革命前夕，犯罪人仍會因身份受到不平等待遇，並且，法官專橫武斷的姿態始終從未改變。

直到十八世紀，啟蒙思想的傳播對刑事立法、司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第三等級振臂高呼，要求刑罰人道化、禁止法官恣意裁量、各階級刑法平等、廢除宗教和道德犯罪、廢除刑訊逼供等，歐洲刑法得以長足發展。至今，歐洲已成為文明之地。貝老書中所提到的問題，逐一得到重視、解決。

就死刑的存與廢問題，他堅定地站在廢除死刑的隊列。其一，他認為死刑的影響是暫時的——對人類心靈發生較大影響的不是刑罰的強烈性，而是刑罰的延續性。其二，他認為刑罰的機能是規誡罪犯之外的第三人勿重蹈覆轍。其三，他認為法律應制止人類不斷流血復仇的殘暴事例。因而，文明國度無需死刑，他的人民遵守禮儀、提倡文明、友好待人。這種文明與五柳先生所書「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的桃花源有共通之處，是東西方對未來文明的共同美好展望。

優秀的思想總是無國界的，貝卡利亞高瞻遠矚，學識淵博，百川入海，清晰地理順了世界刑法的歷史方向。這本書中折射的問題也是中國法律史的影子——從奴隸制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到封建制五刑「笞、杖、徒、流、死」，近乎慘無人道，尤令人髮指。為了鞏固皇權，懲治不法臣民，統治者還發明各種殘忍罰則，磔、髡、髕、刵、醢、梟首、棄市、凌遲、族誅等，聞之悚然。

與歐洲從野蠻逐漸過度到文明的刑罰史大同小異，我國每個朝代都有若干的律法改革與調整，如緹縈上書救父而致奴隸制肉刑廢除，又如隋《開皇律》、唐《六典》等僅定「十惡」為不赦之重罪。而清末庚子新政廢五刑，建立現代刑法原則，距今不過百年爾。

原則是一個事物存在的哲學靈魂，而罪刑法定與罪刑適應兩大原則是懲罰犯罪之最根本、刑法之靈魂，故刑法的原則必須明確，不可含混。刑法的目的在於追求正義的、反暴力的、安寧的秩序，而作為制裁犯罪的手段，刑罰本身是存在的惡。因而，對於犯罪的懲罰，有尺度的要求，應罰其所當罰。按其所當罰，可將刑罰分為現實目的和道德目的，道德目的具有正當性，現實目的具有功效性。

刑法的功能不僅包含懲罰，還有教育和預防。法律強調它的威懾作用，要求人們對它懷有敬畏之心，但濫施極刑從來沒有使人改惡從善，嚴酷的法律反而會因減少人道主義而促進犯罪。隨著時代的進步，保障人權成為法律最基本的要求。貝卡利亞寫作的時代，是人權突然被建立起來的時代，封建政治話語體系之下產生的刑事法律制度已不適合時代要求，於是新的刑法體制應運而生。

貝卡利亞不是一位刑法學家，卻留下了一本刑法學必讀書目。他是悲憫的人道主義者，是社會的人，是共同體的一份子。他將刑罰視為對犯罪的懲罰，而非對人本身，刑罰因犯罪而具有必然性。他就像是一盞路燈，不僅照亮了當時漆黑如夜的歐洲，也照亮了整個世界，指引著舊的刑事制度向著文明、理性、人道勇往直前。

當然，仁慈只是立法者的美德，執法者的美德應當是公正。誠如培根言，不應期待播種與收穫同時進行，為了使之成熟，必須有培育的過程。何以保障公平、何以實現正義、何以維持秩序，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歷經培育良法善治並融入治理體系的過程。貝卡利亞於書中列舉式地闡述完歷史上紛呈複雜的制度、理念，隨即又提出罪刑適應原則——刑罰應與犯罪相適應，衡量犯罪的尺度應當是對社會的嚴重的客觀的危害性。同時，他嘗試結合「強權主義」「辯訴交易」「司法輿論」「犯罪動機」「犯罪經濟學邊際」等理論舉例說明部分罪名。

一個偉大的法學家不一定要有無數的東西留給後人，他充滿情感和哲理的思想讓文字似良藥、如美酒。他眼可極冷，心卻極熱，邏輯理性賦予他透徹，赤忱胸襟給予他人文。他筆鋒犀利卻不抽象冗長，言簡意賅卻又高瞻遠矚，行文優美且論理深刻，涵蓋人類博愛情懷的光輝理性。捧在手中，在安靜處愉悅的高聲朗讀時，只感覺熱烈激昂且充滿人性的善良，折服於字裡行間洋溢的正義和熱情。不僅是法律人，每一個熱愛生活的你也必受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