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屬豬人的兩宋王朝之三：

亥：三個屬豬人的兩宋王朝之三：宋高宗趙構

趙構，宋徽宗趙佶第九子，宋欽宗趙桓之弟，封為康王。

靖康元年（1126年）春，金兵第一次包圍開封城，欽宗欲派使者去金營求和，答應金朝賠款割地要求，還答應以親王、宰相作人質，護送金軍北返。趙構私謁欽宗請行：「國家有急，死亦何避？」

臨行副使張邦昌痛哭流涕，趙構斥責道：「此大丈夫本分，相公不必如此！」

當趙構以親王身分在金營作人質時，宋將姚平仲夜劫金營，金帥頗感意外，以為庶出的康王不足為恃，便要求更換肅王趙樞為人質，並放回了康王。金帥的一念之差使趙構逃過一劫，而肅王此一去再不回還，四年後歿於五國城。

同年冬，金兵再次南侵，趙構也再次奉命出使金營求和。赴金營途中，磁州知府宗澤認為金人絕無議和之意，力勸康王勿行。民眾亦遮道阻諫，使趙構此行半途而廢，從而又躲過一劫。

金兵再次包圍開封時，欽宗遣使者持蠟書前往相州，拜趙構為兵馬大元帥，使盡起河北之兵渡河救援京師。當使者從頂發中取出詔書宣讀時，趙構嗚咽流涕，在場軍民無不感泣。

奉詔後趙構組建大元帥府於相州（今河南安陽），徵集了一萬多兵馬，準備南下勤王。但趙構不相信倉卒編製的勤王之師足以解京師之圍，率師移屯大名府（今屬河北），繼而轉移至東平府（今屬山東），以避金兵鋒芒。

閏十一月初，開封城被金軍攻破，宋欽宗赴金營求和，親手獻上降表。金軍大肆搶掠搜括宋朝宮廷內外府庫及官、民戶的金銀錢帛。靖康二年四月，金軍俘獲徽、欽二帝及后妃、皇子、宗室貴戚等北撤。皇室的寶璽、輿服、禮器等也被搜羅一空，滿載北還，北宋就此滅亡。

金人虜二帝北去前，立張邦昌為帝。事奉邦昌的宋人朝臣及金兵撤走，呂好問、馬伸等人便問邦昌說：「相公是為了敷衍金人還是打算真做皇帝？」

邦昌不解其意，好問說：「相公當知中國人心所向，以前人們是畏懼女真兵威，今女真一去，相公如再戀棧，必成眾矢之的。如今大元帥（指趙構）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乃天意，為今之計，當奉迎元祜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馬伸也極力附和呂的主張。

元祐皇后孟氏為哲宗後，因廢居私第未被金兵虜走。張邦昌依從呂、馬等人的主張，迎孟氏入居延福宮，並遣使往謁趙構勸進。時趙構已進駐應天府（今河南商邱）。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元祐皇后下制書告中外以康王嗣統。趙構遂即帝位於應天府，改靖康二年為建炎元年，是為宋高宗。張宗昌趨應天府謁見趙構，伏地慟哭請死，高宗撫慰之，以問宰相黃潛善如何處置邦昌。黃說：「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唯陛下諒而處之。」遂以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後因李綱力主嚴懲，始被放逐到潭州（今湖南長沙）處死。

趙構即位後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定都於何處。在這個問題上，宋高宗或刷新了一項記錄：從稱帝到定都足足花了十二年光陰！

初朝野人士紛紛上言迴鑾，也就是還都開封。此地乃趙宋王朝歷代祖先陵寢所在，但趙構始終不為所動。皇上一日不回京師，其駐蹕之地便永遠是「行在」，中央政府也就只能在天子行營辦公。

副元帥宗澤曾先後上了二十幾道表章，力請高宗還都開封，以維繫中原人心。

宰相李綱也認為，即使不還都開封，行幸之所亦應以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最下。皇上縱不行上策，也應去襄陽，以示不忘故都之心。他還援引史實論證這個道理：

「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者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者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中原一失，東南不能必無其事，雖欲保一地而不可得也！」

李綱提出的另一條理由更使高宗暫時打消了退避東南的念頭：「陛下已降詔許留中原，人心為此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

趙構表面上採納李綱、宗澤的建議，內心深處卻難以抹去恐金怯戰的心態。

金廷獲悉趙構貶逐張邦昌，即位應天，便發兵大舉征伐南宋。建炎元年十二月，金兵分三路南侵。西路金軍進攻陝西，到三年二月，渭水以北為金人所控制。

中、東兩路金兵進展尤速。三年正月攻陷徐州，宗翰率師由此席捲向南侵入淮、泗。攻下楚州後，徑遣五百輕騎突襲高宗行在---揚州。天長守軍不戰而遁，內侍闖闈急報金兵將至，趙構匆促披甲上馬。黎明時分馳至瓜洲，得一小舟渡江，身邊僅有數人從行。日暮才逃到鎮江府。

金兵追至江邊，高宗已渡江而去，一時又難覓舟船，加之大雨滂沱，積水盈地，只得望江顧足興嘆。

這一次趙構雖又幸免於難，但在心理上，也在生理上落下了深深的烙印。高宗後宮此後鮮有受孕者。是年趙構僅23歲。

抵達鎮江後，高宗即召群臣商議對策。呂頤浩請高宗駐蹕鎮江以為江北聲援，王淵則以為，鎮江難守，不如南幸錢塘有重江之險。趙構心慌意亂之中採納了後者的建議，即日出發直趨杭州。時為建炎三年二月。

抵杭州後，高宗即就州治為行宮。不料，驚魂甫定的趙構突又遭遇宮廷政變。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自負功高而怨賞薄，又以王淵並無功績，僅因隨高宗逃亡而得顯官，復以內侍康履等人擅權行事，遂糾合文臣王世修伏兵於杭城北門外，待王淵退朝經橋頭時，斬王淵於馬下，隨即擁至行宮執斬康履，逼高宗退位，禪大位於太子，並請隆祐太后（即哲宗後）聽政。太后道，今大敵當前，我一婦人如何抱三歲小兒號令天下？

苗、劉等不聽，迫趙構退居顯寧寺。文臣呂頤浩、張浚和武將韓世忠、劉光世等共同起兵「勤王」，率兵進入杭州，誅殺王世修，再擁高宗復辟。政變者如鳥獸散，苗、劉被韓世忠所殺。

此次政變雖為時一月，但對南宋小朝廷的打擊卻不小。

建炎三年夏，南下金兵分別北還。敵軍既去，人心稍定，朝野開始呈現一線轉機。然而，入秋後又傳來金兵南侵的消息。高宗即遣使者央求金兵停止南下，說自已從北方逃到南方，「所行益窮，所投日狹」，「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卑辭表示願取消帝號，比於藩臣之列。

哀求無力阻擋凶焰正盛的金廷，反而顯示了宋朝的孤單無援。建炎三年九月，金兵分兩路發動全面進攻，企圖一舉消滅南宋政權。

西路金軍向陝西進攻，攻佔了長安、陝州。東路金軍由兀朮率領，席捲淮南，然後分兵兩路渡過長江，一路攻陷洪州（今江西南昌），打算生擒隆祐太后；一路兀朮親率，攻佔建康府（今江蘇南京）後，直逼杭州，準備捕獲宋高宗。

趙構及其臣僚倉皇逃往越州（今浙江紹興），又逃往明州（今浙江寧波），然後由此渡海逃至舟山，最終逃到溫州。

高宗甫至明州，金兀朮便攻下了杭州。聽說趙構在明州，即遣精騎攻陷明州。聽說趙構逃到舟山定海，又以舟師入海追趕，追出三百里，不及而還。

從建炎三年十一月到四年正月，宋高宗一路逃命，金兀朮則一路窮追。不過，金兀朮畢竟是孤軍深入，後援不繼，難以持久作戰。既追趕不及，只得引兵北還。

金軍北歸途中，韓世忠以八千兵馬拒兀朮十萬之眾凡四十八日。一度擊敗金兵於黃天盪，其妻梁紅玉擊鼓助戰。金將撻懶遣兵來救，與兀朮合兵擊潰宋軍舟師，金軍主力才得以北歸。

兀朮北還後，趙構自溫州返回越州，與群臣商議行止之計。呂頤浩說，今先駐浙右，俟機入蜀。范宗尹道，如入蜀則失江表，不如據江表而圖恢復關陝。趙構採納范之建議，留駐越州，並升越州為紹興府，明年改元為紹興元年。從此，高宗乃有久留浙江之意，不再有還都中原重整河山的意願了！

此次金兵南侵，北自黃河南越江淮，東起齊魯西入關中，鐵騎所至，城邑紛紛陷落，惟有東京汴梁（即開封）這座孤城仍在宋人扼守之中。直到建炎四年二月，方才陷落。九月，另一個殘留淮河流域的重鎮楚州（今江蘇淮安）亦被金兵攻陷。宋人恢復中原的希望至此愈益渺茫。

另一方面，金兵雖縱橫所向無敵，攻城掠地，卻隨時遭到義民的反抗，使金人深感漢人的土地難以長久控制，改而採取「以華制華」的策略，策立宋降將劉豫為齊帝，建都大名府，從而又扶植了一個金人的傀儡政權。

建炎四年（1130年）是一個劃時代的年份。從此以後，金兵未曾越過長江，說明金人南侵已達極限。以淮河流域為界，以北為金人勢力範圍，以南仍為宋人所有。

汴、楚的陷落與劉豫的策立表明宋人恢復失地已遙遙無期了。

趙構逗留浙江不再北返，改越州為紹興，名杭州為臨安，也表明他已作偏安江南之計。

建炎四年或紹興元年當為南宋開局之年。

紹興十一年（1141年）是又一個標誌性年份。這一年宋金和議的締立，標誌著宋金交戰局面的結束，南北對峙的態勢得以穩定。

宋金之間有兩次和議，此次為第二次。第一次和議是紹興八年（1138年）簽訂的。是年初，趙構終於定都臨安府，但仍稱「行在所」，以示此地為皇帝行幸之所，名義上仍以東京（開封）為首都，另以建康為陪都。同年四月，高宗遣王倫第二次出使金朝。

第一次出使是在紹興七年。是年初，獲悉徽宗已死於金，宋廷遂派王倫為使節，擬迎奉先皇靈柩南歸，同時向金廷求和，願代偽齊為金之屬國。王倫面見時任元帥左監軍撻懶時轉達了趙構的請求。

同年十一月，金廢偽齊後，已升為左副元帥的撻懶送王倫歸宋時說：「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撻懶還要王轉告趙構，可以考慮歸還舊黃河以南土地。於是，宋高宗決定正式向金朝求和。這就是王倫再次使金的原委。

王倫朝見金熙宗後，金廷即派遣使臣前往宋廷。高宗接見金使後，再派王倫隨金使前往金廷議和。

金廷則派張通古為「詔諭江南使」來到臨安。擬由宋高宗跪接金熙宗詔書，不料遭朝陽一致反對。遂以高宗居喪為託詞，改由秦檜代高宗拜接熙宗詔書，君臣終於完成了臣屬金廷的儀式。

上述是第一次宋金和議的情形。

紹興十一年宋金訂立的和議，史稱「紹興和議」，以淮河為界，將唐（今河南唐河）、鄧（今河南鄧州）二州割屬金；宋廷每「歲奉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予金廷。

紹興十二年，金廷派遣「江南冊封使」到臨安，冊命趙構「為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為屏翰」。最後八個字鎖定了趙構的臣屬身份。

趙構甘居臣屬地，自有他的苦衷，但又不能昭告天下，只能公開表白：「若歸我太后，朕不憚屈己與之和，如其不然……朕亦不憚用兵也！」意在表明，宋在與金實力相當的情況下停戰求和，完全是為了讓自己的生母韋太后平安南歸。

紹興十二年八月，韋太后及徽宗靈柩抵達臨安。宋金之間劃界也告結束。

讀者或問：為何不提宋欽宗呀？

欽宗實乃一苦命皇帝，在位僅一年四個月，卻在異邦屈辱地生活了三十幾年，至死無以南歸。

從表面上看，金人並無拒絕遣返欽宗之意圖，但從金兀朮的遺言看，欽宗實為金人制御宋廷的一張王牌。兀朮臨終前留言：「如宋兵勢盛」，「若制御所不能」，遣欽宗「安坐汴京，其禮無有弟與兄爭」。就是在開封再扶植一個傀儡政權，與趙構的臨安政權分庭抗禮，讓兄弟倆相爭，金人則坐收漁翁之利。

在宋廷那邊，則絕口不提遣返欽宗一事。縱觀高宗朝歷史，宋金之間使節往來雖絡繹不絕，但宋廷從未向金人公開提過歸還欽宗等人的要求。有人考證，欽宗客死異邦的主要原因是

「高宗為防止生母韋氏在金國隱私擴散」。所謂隱私，是指韋氏北遷不久，就成了金將完顏宗盛的妻妾，並生有二子。（參見何忠禮《科舉與宋代社會》）

紹興和議之後，宋高宗「以國事委之（秦）檜，以家事委之（宦官張）去為，以一身委之（醫官王）繼先」。三人

「憑恩恃寵，靡所忌憚，而中外之士莫敢議者三十年。」（《三朝會盟北編》卷230）

秦檜和議以後總攬朝政達十四年之久。方議和時，金、宋就有「不得輒更易大臣」之誓；和議訂立後，金廷又以檜是否掌權作為衡量宋廷是否臣服的標誌。正是由於金人撐腰，秦檜才得以把持朝政。上至執政大臣的去留，下到地方州級長官的任免，大多取決於秦檜一人，部分則受制於張、王二人。

趙構在位三十六年，副相（參知政事）前後更換了四十八人，

「蓋秦丞相專權，不欲其久在位故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九）

秦檜主和，從客觀上看，得失利弊很難定論。紹興和議之後，宋金雙方之間維持了二十餘年的和平局面，給南宋王朝一個休養生息的良機。這個效果難以抹殺；從主觀上看，秦檜之為人，則罪不容赦，其罪不在議和之是非，而在他議和前的態度以及議和後的舉措。

議和前，秦檜一方面迎合趙構苛全偏安的心理，一方面打擊主戰派將領，甚至製造冤獄，置愛國將領於死地，其罪惡罄竹難書。

議和後，秦檜一味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以固寵弄權，擴充自己的勢力，甚至公然「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

秦檜一家更是滿門富貴，養子秦熺（檜無子）及孫輩均為高官，親黨故舊無不夤緣高升。

時人將秦檜比作北宋權相蔡京。其實，秦之權勢遠超蔡京。在蔡京舊吏看來，與檜相比，蔡京「乃天下至謬漢也」！

紹興二十五年秦檜病故，

「天下酌酒相慶，不約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額。」（《朱文公文集》卷95）

秦檜死後，高宗雖將其主要黨羽免職或貶降，但降金稱臣的國策不變。他在秦檜死後頒布的詔書中明確指出，紹興和議是他和秦檜共同策劃完成的。

「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講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斷自朕志，決講和之策。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議耶？」（《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72）

趙構在位三十六年，期間秦檜居相位達十九年。據《宋史》說，「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諂善類以為功。」又說：「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喜諛佞，不避形跡。」

此段評述不免有誇大之處，但秦檜之弄權用事、擅權誤國當是事實。

南宋的宰相權位甚重，不像北宋的宰相動輒受掣肘，難有施展。況且，南宋的宰相通常集軍政大權於一身，有時還兼管財政，其權威無與倫比。

不過，由於宋朝政治上防範甚嚴，宰相縱然權傾一時，並非全無顧忌。皇帝對宰相還是頗有控制力的。因此，儘管宰相擅權用事，傾覆朝廷、轉易社稷的野心卻是不敢有的。

從帝相之間的關係看，許多事情實為秦檜揣摩趙構心理而為之，如定都臨安，曲意和金，防範武人專權，打擊主戰派等，這種事情乃趙構與秦檜互為表裡，不宜單方面責備秦檜。

另一方面，趙構也是一個城府很深的人。他對秦也不是完全推心置腹，而是始終加以操控的。

據《宋史紀事本末》說，秦檜死後，趙構說「朕今始免靴中置刀矣！」又據《宋史》說，虞允文為秦檜所壓抑，檜死後高宗擢為中書舍人，虞說，

「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

上述二例說明趙構對秦檜實兼有畏忌與利用的雙重心態。

秦檜病危時，高宗親臨其第視疾，檜已不能言語，只是流淚不止。檜子熙奏請代居相任者為誰，趙構說：「此事卿不當預！」回宮後即下詔令秦檜秦熙父子一同致仕。檜剛死，高宗即詔復反秦派二十九人官職，以緩和人怨。同時任用沈該、湯思退等人為相，但和金守土之政策不變，由此不難窺見趙構的心計。

紹興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舉兵南下。禮部侍郎孫道夫因報告金人有南侵意圖而被貶斥。高宗晚年最厭聞戰端，不得已方才倉卒應戰。應戰之初，連遭敗跡，後因金廷發生內亂，宋軍始轉敗為勝。

次年，高宗因年老倦勤，也因和戰兩難，將皇位讓給孝宗，當太上皇去了！

趙構刷新的另一項記錄是，當了二十五年的太上皇。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傳位於趙瑋，是年56歲。

趙瑋，原名伯琮，太祖七世孫、秦王趙德芳之後。紹興二年選入宮中，由婕妤張氏扶養。次年，賜名瑗。

紹興四年，高宗又將另一個太祖七世孫伯玖接入宮中，由才人吳氏撫養，後賜名璩。

趙瑗自紹興五年始就讀於資善堂。岳飛曾到此處見趙瑗「英明雄偉，退而嘆曰：『

中興基本，其在是乎！』」（《金佗粹編》卷21）

覲見高宗時又「密奏請正建國公（即趙瑗）皇子之位」。

高宗對此十分反感，含蓄訓斥道：「卿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

紹興十年金兵撕毀和議大舉南侵，岳飛再次密請正趙瑗皇子地位，高宗極為反感，但鑒於岳飛即將領兵抗金，便下詔稱：「覽御親書奏，深用嘉嘆，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表面上虛與委蛇，實已為誣飛謀反埋下了伏筆。

瑗、璩二人年齡相差3歲，授官封王也相差3年。瑗16歲封普安郡王，璩也是16歲封恩平郡王。兩王的宅第號稱東府、西府。

秦檜死後，請正趙瑗皇子之位的呼聲又起。紹興三十年初，面臨金兵即將南侵的危急關頭，高宗終於確立瑗為皇子，改賜名為瑋，璩為皇侄。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十月，高宗下詔親征，趙瑋請率師為前軀，高宗誤以為瑋效唐肅宗領兵平叛逼玄宗退位之故伎。東府教授史浩提醒瑋「太子不可將兵」之禁忌，趙瑋即書奏章，願「請扈蹕以供子職」。史浩又代表趙瑋拒絕了出任元帥或留守臨安的安排，緊隨高宗左右，最終消除了高宗對瑋的疑慮。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初，高宗正式立瑋為皇太子。六月中旬，高宗宣布退位為太上皇，趙瑋（改賜名昚）即皇帝位，是為孝宗。

從紹興二年入宮到三十二年即位，花了三十年功夫，太祖之後始入繼大統，也應了「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這句傳言。

宋太祖傳位於弟有違常規，充滿了疑問。宋太宗死後，謀立太祖長子德昭一事敗露，更使這句傳言不脛而走。

靖康元年金兵攻打開封時，德昭五世孫子崧起兵勤王，傳檄中外。檄文有言：「藝祖（指太祖）造邦，千齡而符景運；皇天佑宋，六葉而生眇躬。」以皇位繼承人自居，語頗不遜。

靖康二年北宋王朝瓦解，南宋朝廷居無定所，「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的傳言於是又起。隆祐太后亦以為這是太祖對太宗奪位不滿，致使太宗一系的子孫遠囚異域。史稱孟太后「嘗感異夢，密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時任宰相的范宗尹也深信此傳言，曾「造膝以請」。高宗則說：「太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

加之，趙構時年近三旬仍無子息，遂採取立太祖之後為嗣，以慰太祖在天之靈的權宜之計，挑選太祖之後宗子數人育之宮中，卻不選太宗系的宗子入宮，為「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作了必不可少的鋪墊。

趙構是一個處事謹慎而又工於心計的人，深知太宗一系之人，對他不讓欽宗及徽宗子孫南返心存怨恨，而被俘北去的宗室、宗姬，清一色皆屬太宗系。而從服制遠近看，今後帝位必由太宗子孫繼承。借口為太祖繼統而立孝宗，既是改弦更張，以博取美名之良機，又可阻止帝位落入太宗後裔囊中。可謂一舉兩得。

趙構也深知，傳位於太祖子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挑選一個知恩圖報又易於控制的人繼承皇位。為此他對孝宗作了三十年極為嚴格的培養與考察，發現他是最理想的人選。

孝宗也沒有辜負高宗的期望。趙構退居德壽宮後，孝宗除一月三朝之外，不時陪伴太上皇游幸湖山，百般逢迎討好。德壽宮豪華壯麗甚至超過大內。進奉太上皇的金銀絹、禮品多得不計其數。在高宗面前，孝宗不啻一小兒矣。《宋史》嘆道：

「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廷之孝，未有若帝……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其無愧焉！」

這或許是趙構穩坐太上皇位達二十五年之久的緣由。

趙宋乃中國歷史上很特別的一個王朝。開國以來即強鄰壓境，先是契丹，女真繼之，蒙古殿後，因而國勢不競，國力始終不振，是歷史上統治區域最小的一個中原王朝。

仁宗慶曆年間的黨爭及哲宗元祐年間朔、洛、蜀三黨之爭，又使趙宋政權缺乏大氣磅礴的精神，也沒有漢、唐執政者那種氣度。這是就軍事、政治而言。

但從經濟、文化上看，宋代的經濟迅猛發展、文化高度繁榮，其所取得的成就遠超漢、唐，巍然屹立於當時世界文明進程之前列。

宋代的經濟，無論農業、手工業、商業，都取得了突出的引人注目的成就。商業的發展尤為突出。大城市與小鎮市的興旺發達，紙幣的出現與廣泛使用，海外貿易的空前盛況，都超過了前代。

《清明上河圖》便是宋都（開封）商業興旺發達的生動寫照。中國古代商業發展在北宋末年達到了頂峰。從此再也沒有一個朝代的商業超過宋代。

宋代的文化，無論科學技術、哲學思想、教育、文學藝術、史學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舉凡學術思想的發達，道德觀念的確立，講學風氣的盛行，出版事業的繁榮……均超越以往，且影響及於契丹、女真、蒙古各族。這種先進文化乃是摶合中華文明的主體力量。

宋代理學是以儒家經學為基礎，兼收佛、道思想，並適應新形勢需要而形成的新儒學。宋代理學的產生與傳播，矯正了唐末五代寡廉鮮恥的頹敗風氣，對當時社會風氣、人心向背皆影響極大。理學起於北宋，盛於南宋。南宋中期以後，程朱理學成為官方統治思想。元、明、清時期，程朱理學在思想文化界居統治地位。

宋代理學家自詡得聖賢不傳之學，超越漢、唐諸儒而直承孔孟之道，自稱所傳皆修身、為人、治國、平天下之大道，故稱「道學」，並因道學而建立「道統」：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以後而絕，至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斷而復續，是為「道學的正統」。（《宋史·道學傳》）不合者即為非正統。

宋代理學家皆以「仁道」為政治之根本，而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為治術之先導。理學家以夏商周三代之政治為最高理想，以「帝王師」為個人奮鬥之目標。所以他們對政治都很熱衷，理學因而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同門者互相借譽，異己者力肆.排擠」。學術上的不同流派同政治上的派系之爭緊緊糾纏在一起。理學家們有時受重用，有時遭禁錮。寧宗時，朝廷宣佈道學（理學）為偽學，訂立偽學逆黨籍，有59人列名籍中。理宗時，對道學（理學）又執意尊崇，不少理學名家相繼入朝，參預大政。科舉考試

「必須引用以為文，則可以擢巍科，為名士」，「於是天下競趨之」。

同代人陳亮對只知低頭拱手高談義理心性而以「醇儒」自命的理學家深為厭惡。葉適對他們「不計功利」的主張亦持批判態度，指出：

「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

清人戴震批評宋儒

「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賢聖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實原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戴震集》上編）

宋朝尊崇理學的結果是「萬事不理，喪身亡國」。淳佑元年（1241年）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於孔廟，標誌著理學成為佔據主導地位的官方哲學。理學興盛的代價是趙宋王朝的覆亡。三十多年後，宋朝就在元朝的進攻下滅亡了。

清人顏元（習齋）平生只寫了四篇文章，其中《存學篇》論兩宋之亡：

「前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

趙宋王朝歷時320年不乏聖賢，惟缺相材將材，此乃宋人亡國的主要原因，值得後人牢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