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蒙戰爭是死局么,南有沒有出路(和談,做屬國都可以,但不算舉國投降併入蒙古)?
宋蒙戰爭基本是死局,蒙古是鐵了心肯定要滅宋的,而且蒙古已經不是昔日的遼金了,絕對有這個實力。南宋到了後期也知道了,也只能鐵了心打了。屈膝稱臣如紹興嘉定故事,南宋也不是沒想過,但一方面國內反對太激烈,而且也基本沒大用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能是打了。
宋蒙戰爭斷斷續續長達五十年之久。蒙古是南宋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強敵,其野戰能力之強,絕非昔日的契丹和女真鐵騎所能比擬,後期整合了中原部分漢人和南宋投降人員之後,大力發展水軍,加上先進的攻城回回炮,其軍事能力已經極為的強大,軍事行動方面幾無短板可言。同樣,南宋也是蒙古帝國的征戰史中遇到的絕無僅有的強敵。南宋的政治組織程度上是先進的,其官僚機構始終維持著良好的運作,起碼是還湊乎的運作程度。其次,南宋尚有約兩百萬平方公里的面積,還有幾千萬的人口,可動員數十萬的軍隊,加上內部江河湖泊和崇山峻岭的環境,有著相當的迴旋餘地。再之,南宋經濟發達,雖然已經過了鼎盛期,但全國經濟重心已經南移完成。南宋所佔之地是中國最為富庶之地,憑藉著政府的搜刮能力可以長期維持一支龐大的正規軍。再之,就是軟實力方面。南宋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巔峰階段。南宋對自己的文教科技是十分自信的,也確實是自信的。北方的文人士子心理上對南宋文化是有著敬仰之心的。再之,就是蒙古的內鬥。內鬥最能消耗一個國家的實力。以前蒙古攻打其他國家,大多是速戰速決,內鬥基本不影響戰爭進程,但是面對如西夏、金這樣的有一定實力還有一定迴旋餘地和完整文明體系政治架構的國家,蒙古的速決戰不可能快速成功,這樣內鬥就會加劇,影響進程。南宋的文明體系、組織架構包括軍隊能力都遠強於西夏,還略強於金,所以南宋的抵抗能力更強,意志也更為堅決。面對這樣的強敵,蒙古自己也知道短期內難以取勝。隨著戰事的不斷膠著,尤其後來蒙哥汗死在釣魚城下,蒙古內部內鬥加劇,給了南宋以短暫喘息之機。此外南宋在宋蒙戰爭中還湧現出一批堪用的將才,集中於前中期,王夫之曾說:孟宗政、趙方、孟珙、余玠、彭大雅之流起,而兵猶足為兵,將猶足為將,戰猶有以戰,守猶有以守,勝猶非其徼幸,敗猶足以自持。左支右拒於淮、襄、楚、蜀之間,不但以半割殘金,而且以抗衡蒙古。
雖然南宋是蒙古遇到的空前強敵,而且南宋即使在丟失蜀口和川西之後仍然保有很強的抵抗力,但南宋終究是一隅之力敵世界,蒙古滅宋已經是大勢所趨不可避免的了。
首先在政治戰略上,蒙古自忽必烈上台後,漢化有了相當的進展,內部鬥爭緩和,上下一心鐵了心要打,而且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打,也要打贏。蒙古有這個實力,一旦下定決心,只是早晚問題。
其次在軍事方面上,蒙古的騎兵野戰能力自不待言,而且吸收了中原投降金人的漢族武裝,其步兵作戰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此外不斷招降納叛,吸收南方人才,尤其是水軍人才。劉整的歸降,給了南宋以嚴重打擊。
再次是地緣戰略上,南宋東面是大海,北面全是蒙古人的地盤,西面最外圍的吐蕃已經歸順蒙古,內部的貴州土司勢力已經是南宋最後的依靠了,西南方面的大理也被蒙古消滅,南面的安南與南宋關係一般。這樣蒙古在地緣上已經把南宋包圍了起來,南宋無法戰勝強大的蒙古人,只能有兩條路,要麼戰死要麼投降。至於下海,我很好奇,南宋為什麼最後沒有逃到台灣或者海南繼續抵抗呢。以南宋的航海技術和經濟實力應該是可以的。不過即便到了海南或台灣,終究於事無補。
再之是具體策略上,蒙古為了滅宋成就空前的偉業,是不惜一切代價,也是不擇一切手段。利用南宋內部的矛盾,招降納叛,而且鼓勵南宋內部的內鬥。襄陽戰役前,蒙古重金賄賂呂文德,使其同意在襄陽城外圍修榷場建堡壘,待呂文德醒過來時,已經晚了。蒙古以前的一貫策略是屠城,但屠城太殘暴,也反而堅定了被攻擊國家民眾的抵抗意志。忽必烈上台後,開始逐漸的修正這種策略,這樣可以一定程度上削弱百姓對政府和守軍的支持力度。
南宋戰勝蒙古是不可能的,但並不意味著南宋沒有反擊之力。其實整個宋蒙戰爭的五十年歷史上,南宋有多次機會可以爭取,雖然仍然不會有轉機,但可以力爭更大的主動,爭取更長的壽命。宋蒙戰爭有如下幾個關鍵的節點:
首先,聯金抗蒙。聯金抗蒙其實宋金內部一直有這個想法,但無奈操作起來難度太大。宋金是世仇,金國當年對趙宋的殘酷和羞辱,已經深入到了南宋每個人心裡,所以南宋對金雖然恐懼,但也十分仇恨。此外,金國上層對南宋歷來十分的輕視,在北方蒙古大軍壓境的情況下,仍然堅持不斷的南下,失之於北取之於南,結果南北兩面都毫無所得。最終讓南宋放棄了聯金抗蒙的打算,而是聯蒙滅金。
其次,蜀口安危。蒙金戰爭後期,金國固守潼關和黃河一線死守,蒙古鐵騎頓兵于堅城之下,長期毫無進展,這個時候無論是蒙古,還是金國,甚至南宋內部,都知道在始終無法正面突破的情況下,蒙古極有可能會借道宋境攻金。金國將帥十分擔心這方面,認為金國的安危不在關河防線,而在南宋境內的金商一線,甚至有了強迫南宋不得借道的打算。本來這個時候,南宋的最佳方案是暗中資助金國抵抗,給其提供情報和一定的軍械糧草補充。同時與蒙古繼續和好,但暗中必須嚴密加強蜀口防線的軍事部署,絕對不能讓蒙古借道,也不能讓金國軍隊進入宋金邊境駐防。無奈當時南宋上自帝王,下至蜀口統帥,都疏於防範,最後釀成了1227的丁亥之變和1231年拖雷攻宋的辛卯之變。兩次蜀口作戰,雖然蒙古沒有佔領,而是抄掠後就走,但是兩次作戰,宋軍基本沒有像樣的抵抗,蒙古藉此不僅達成了大迂迴的作戰目的,也了解了了宋軍的戰鬥力和蜀口的布防,還燒毀了蜀口關外地區多年積累的諸多儲備。自平吳曦之亂後,歷經安丙和崔與之二十餘年的苦心經營的蜀口防線,再度被殘破,而且這次是再難以恢復了。
再次,端平入洛。宋蒙聯合滅金後,宋蒙有一段時間相安無事,端平入洛激化了宋蒙關係,宋蒙進入了長達四十多年的正式戰爭狀態。其實端平入洛只是催化劑,即便沒有端平入洛,宋蒙戰爭遲早也是要打的,只不過給了蒙古一個借口。端平入洛,南宋表面上輝煌了一把,收復了三京,但實際是得不償失。歷經多年金蒙戰爭的殘破,河南地區早已是屍橫遍野,野無可掠了,南宋端平入洛雖然希望能效法金國重建關河防線,但河南地區已經無力承擔南宋的雄心了。南宋端平入洛耗費了大量的人物力,結果得不償失。還不如把這些人物力投入到修復蜀口或者是襄陽以北的唐鄧二州,以作為保衛國土的前沿緩衝地帶。
再之,蜀口之戰。宋蒙戰爭正式爆發後,蒙古攻宋大體分三路,一如既往地如北方攻南方的蜀口、荊襄和淮漢三路。雙方第一次大戰的時間是從1235-1241年。淮漢方面,蒙古人沒有取得多少戰果,荊襄方面,進展較大,自岳飛1134年收復襄陽後,南宋經營百年的襄陽城被蒙古輕易攻下,數萬人被掠走,30萬石糧食、24庫精良軍械,盡入敵手。 不過蒙古輕易拿下襄陽,卻沒有固守,而且繼續向南,結果遇到了名將孟珙,孟珙機動防禦的戰術讓蒙古難以招架。1238年,孟珙收復襄陽,荊襄防線得以恢復。相比這兩路而言,蒙古原來作為偏師的蜀口川陝方向獲得的成果最大。賴兩次宋蒙前哨站蒙古軍餘威所賜,蒙古軍在蜀口一路基本沒有遇到多少阻礙。蜀口防線,統帥是趙彥吶。趙彥吶這個人類似於馬謖,有才但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前任四川制帥崔與之就說趙彥吶不可大用,用之必出事。果不其然,這次真弄出大事了。趙彥吶放棄五州三關,甚至連沔州都不想守不敢守,逼迫曹友聞退守大安軍,結果陽平關之戰曹友聞戰死,蜀口失去了最能戰的一位將軍和最能打的一支軍隊,之後蒙古軍長驅直入,燒殺搶掠。1241年攻入成都屠城,殺四川新的制帥陳隆之。宋蒙第一次之戰,蒙古遭到了不小的挫折,但南宋也損失不小,尤其是川陝損失最重,川陝之地事實上失去了一半,而且再也無法規復。荊襄次之,兩淮最輕。
再之,宋蒙間歇。1241年宋蒙戰爭後,宋蒙雙方進入了一個間歇期。不過間歇期只是雙方沒有了大規模的戰爭,但是雙方的備戰活動和局部的戰爭仍然是存在的。這期間,蒙古人開始改變以往只攻而不守的情況,開始注意鞏固佔領地盤,尤其在蜀口方向,重點是加強沔州和利州的安全,兩地是巴蜀的門戶,宋軍也不斷的襲擾以干擾蒙古的築城和修復,但最終還是得以完成,沔州利州被蒙古修復後,深入蜀中七百里,蜀之命脈基本已被掐斷。南宋方面利用這段間歇期,重點是在四川由余玠打造了山城防禦體系,重點是固守川東兼顧川西和川北。以南宋當時的實力,收復蜀口川西沒有實力,但放棄川東又絕不能接受,只得以川東為主,伺機收復。
再之,余玠反攻。談到南宋的川陝,不可不提這麼幾個人,一是吳玠吳璘兄弟,二是余玠。吳玠吳璘崛起於兩宋之交,南宋初年一片混亂能夠保住川陝,相當程度上依靠午吳氏兄弟的努力。吳曦之叛讓吳家徹底敗了,也使得川陝的局面得以開始改變。蒙古兩次借道川陝攻金,使得川陝蜀口防線徹底崩塌,在第一次宋蒙大戰中,蜀口損失最重,再難修復。在第一次宋蒙大戰結束後,南宋邊防最薄弱的地方就是蜀口了。當時南宋兩淮防線毗鄰京畿,事實上是皇帝親自坐鎮,荊襄防線有名將孟珙和李曾伯,唯獨四川之帥,始終無法落定人選。南宋曾經希望讓孟珙兼任四川制帥,孟珙也有意為之,無奈他身兼數職難以兼顧,而且他也有病在身,無法入蜀。自崔與之之後的歷任四川制帥,如鄭損、桂如淵、趙彥吶、陳隆之等,或者昏庸無能,或者志大才疏,或者雖有大節但無有大略,終難當方面之任。1241年,宋理宗趙昀命在淮東屢立戰功的的余玠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全面負責四川防務。後來的歷史證明了對余玠的任命是正確的,之後的十餘年間,余玠開創了四川的新局面。余玠是握有節制四川的全權的,可以便宜行事。余玠到任後的最大功績就是建立了四川的山城防禦體系,利用川地山河交錯的局面構建山城。余玠及其後任對山城防禦體系大加應用,核心是八柱。史載:余玠議棄平土,即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蓬、閬、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為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余玠及其後任興建山城是當時務實的選擇,當時川西淪陷,雖然蒙古不守,但以成都府為核心的原有四川繁華之地早被蒙古屠戮的十室九空,無力收復,只能暫時棄之,在成都地區與川東交界帶駐軍為遏制,另外蜀口三關五州自吳玠以來便為南宋四川防禦的核心,但當時局面也無力收復,而且蒙古手下的鞏昌汪家步騎兵戰鬥力極強,常年駐紮隴右地區,在沒有實力的情況下貿然進入原蜀口地區,雖然可以快速佔領,但卻沒有經營的時間,只能是扼守劍閣一帶,以固守四川,然後待機收復蜀口。余玠保蜀的核心不同於以往的保蜀,是以守為守,以守為攻。余玠治蜀十年,期間蒙古不斷進攻,余玠依靠山城防禦體系多次大破蒙古軍。1248年,憑藉治蜀的功勞,余玠被提拔為兵部尚書,拜資政殿學士,給予執政官相同的恩數,仍駐四川,相當於掛宰相銜出掌方面,這在有宋一帶是罕見的。1250年,余玠決定集中四川精銳反攻,反攻的目標是興元府即漢中。反攻進行的一直比較順利,以一部兵向隴蜀邊界出擊;自率主力,取金牛道向漢中進發,三戰三捷。次年四月,余玠率軍號稱十萬進佔漢中西之中梁山,潛軍燒毀漢中至大散關(今陝西寶雞西南)棧道後,率軍圍漢中數重,晝夜急攻。蒙古軍修復棧道,各路援軍會至。余玠久攻不克,兵老師鈍,只好撤軍。歷史上對余玠反攻漢中歷來評價不一,各有道理。客觀的而言,余玠反攻漢中是必須的,漢中是巴蜀門戶,天下盡人皆知。諸葛亮治蜀、前後蜀割據四川、吳玠吳璘守蜀,漢中都是首當其衝的重鎮。南宋在蜀口防線的行政區划上一直是利州路,不過為了出於抑制吳家勢力的考慮,對利州路時常分合不定,但如果分,則利州東路首府必在興元府即漢中,合則首府還在興元府,雖然興州即沔州(略陽)的軍事地位高於興元府,但興元府的經濟實力和政治級別始終是高於興州(沔州)的。以當時情形而論,興元府距離余玠的核心區域較近,而距離沔州較遠,反攻漢中更合算,更能出其不意。余玠反攻失敗,歸根結底是蒙古軍戰鬥力還是很強勁,而且守護興元府的是名將汪德臣。汪德臣是第一次宋蒙戰爭中蒙古進攻蜀口的前鋒大將汪世顯之子,其才具突出,絕不亞於余玠,深為蒙古歷任大汗所器重。興元府被包圍中,汪德臣處變不驚,四處固守而且緊急請求周圍各地蒙古駐軍增援,蒙軍多騎兵,增援迅速,在蒙古大軍陸續趕到的情況下,余玠只能撤退。余玠雖然反攻失敗,不過也基本算是全身而退,還算是可圈可點的。值得說的是,余玠反攻興元府中,並未見荊襄和兩淮方面的南宋駐軍有任何策應行動,這使得余玠是孤軍奮戰。余玠反攻興元府戰略上是沒有問題的,沒有漢中,光依靠山城防禦體系只能為守,無法做到攻守兼備,無奈畢竟實力不濟最終功敗垂成。余玠此次反攻失敗,也讓蒙古看清了四川如今的實力已經今非昔比,有了大規模的進攻能力,同時更加註重對蜀口防線的守護,改變了以往的風格。興元之戰後,蒙古開始令汪德臣營修沔州和利州等前沿城市,以沔州(陝西略陽)和利州(四川廣元)為戰略基地對四川內地進行抄掠,以破壞四川的生產力,雖然南宋也不斷的進行反抄掠,並卓有成效,但最終蒙古還是築城成功。1253年),謝方叔和參知政事徐清叟等向理宗誣告,攻擊余玠獨掌大權,卻不知事君之禮。理宗聽信讒言,召其還朝。余玠知有變故,憤懣成疾。同年七月余玠在四川暴卒,享年五十六歲,有傳聞稱他是服毒自盡。余玠的結局是有些不好,可惜了,宋理宗也感覺有些對不住余玠,給以隆重死後待遇。余玠死後,歷任四川制帥基本沿襲余玠的治蜀方略,以此對抗蒙古幾十年之久。余玠任內基本是完滿的,只有反攻興元府上飽經爭議,個人始終認為反攻興元府是戰略上必須的,而且宜早不宜遲,但實力加上一些運氣使得余玠最後功敗垂成,殊為可惜,如果能夠反攻成功,那麼蜀地局面將更有可為,無奈歷史不能假如了。
再之,蒙哥攻宋。蒙哥汗即位後,調整了對宋作戰方略,沿襲晉滅吳蜀和隋滅陳等北方統一南方的歷史經驗,重點進攻巴蜀,然後順江而下以統一全國。同時吸取過往的教訓,在川陝的沔利一帶,荊襄北部的唐鄧,兩淮的蔡、息、亳、潁一帶屯田駐軍,並設立專門機構。這些都標誌著宋蒙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同時為了保證大迂迴,蒙哥即位後,派軍降服了吐蕃,同時攻滅大理,對南宋基本形成了一個大包圍的戰略態勢。客觀而言,蒙哥屯田駐軍為長久之計,忽必烈後來繼續沿用擴大。全面攻宋首取四川這個方略是不錯的,但是當時的情況與三國和南北朝時代已經又有錯不同了。四川在三國後期是懦弱的劉禪執政,南北朝時代,四川後期已經納入隋朝版圖。而在南宋後期,四川雖然余玠去世了,但後代的四川制帥和南宋中央還沒有昏庸到如劉禪的程度,而且四川在余玠經營山城防禦體系後,已經是到處是山城的地步了,居民的生存發展幾乎都轉移到了山城之上,而放棄了平土,蒙古即便佔領了周圍所有的平地,面對以山河為險可以自給自足的山城,當時並無良策,只能是死打硬攻,而且短期內難有實效。在蒙哥攻宋的第二次宋蒙大戰中,蒙哥汗親自率領大軍精銳並徵發汪德臣部大舉進攻四川,重點是希望拿下四川的重鎮合州釣魚城,進而攻擊帥府所在地重慶府。不能說蒙古軍和汪家軍戰鬥力弱,只能說是山城防禦太堅固了,堅固的多少有些變態了,加上守將王堅謀勇兼備,蒙哥汗對此無能為力,最後還死於釣魚城下。蒙哥死於釣魚城下,是南宋抗蒙也是世界與蒙古作戰中取得的最大戰果,足以證明南宋的決心和實力。擊斃蒙哥汗後,宋蒙戰爭又進入一個短暫的調整期,蒙古內部因為蒙哥突然戰死陷入了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的爭權奪位的爭鬥中,暫時無暇南顧,而南宋內部則沒有藉此機會抓緊改善防禦,而是也陷入了內鬥之中,浪費了寶貴的時機。蒙哥汗雖然命殞釣魚城下,但蒙哥攻宋之戰也並非毫無所得,戰略上剛才已經說了,完成了對南宋的戰略大包圍,而在具體的戰鬥中,南宋的各處防線也都吃緊,即便如堅固的山城防禦體系內部,也都被突破了一些,山城防禦體系的外圍已經被剝落,這都是蒙哥攻宋的成果。南宋方面雖然擊斃了蒙哥,但各個防線上都損失不小,雖然基本疆域還能維持,但整體實力卻已經開始下滑,出現了捉襟見肘的態勢。更為關鍵的是,蒙哥已經有了屯田駐軍的戰略方針,這才是對南宋致命的威脅,南宋以後會感受到對自身威脅最大的不是遠在萬里之外的蒙古騎兵,而是近在咫尺的屯田駐軍。
再之,襄陽之戰。蒙哥擊斃後,南宋一度歡呼雀躍,而且內部鬥爭也開始愈演愈烈,宋理宗去世後局面更加複雜化和難以控制。中央高層與各地將帥之間的關係也很不和睦。至關重要的是再難出現如孟珙、余玠這樣的忠臣良將,這樣的具有大局意識的方面之才了。孟珙之後的南宋將帥如呂文德、李庭芝等,雖然也不乏一定的才能,但總體的全局觀念和個人能力、操守與威望均難以與孟珙、余玠相比。這段宋蒙間歇期,最大的事件就是呂文德與劉整的矛盾激化,使得1261年劉整最終以潼川府路和八萬精銳投降,雖然呂文德出兵迅速,擊敗了劉整,收復了瀘州城,但瀘州城之外的潼川府路的其它地大部方均被蒙古控制,而且劉整也逃到了蒙古。劉整投降是極為重大的事件,劉整本人軍事才能突出,在歷次戰爭中多有功勛,他投降後,建議忽必烈大治水軍,同時還建議賄賂南宋高層,以鼓勵其內部矛盾擴大化,同時讓忽必烈調整攻宋策略,將重點由四川改為攻擊襄陽,並在襄陽周圍設立據點堡壘,而且要不惜一切代價。對劉整的建議,忽必烈都採納並付諸實施。在忽必烈即位後,改國號為元,同時進行了更大規模的漢化以穩固統治,並平定了蒙古內部和中原地區的多出叛亂。忽必烈極為重用投降的將領。在一直難以打開缺口的四川,也找到了應對之法,既然無力迅速擊破四川的山城防禦體系,那麼我也擇其要而築城,以築城對築城,在南宋四川的山城之間也築城,卡住了南宋的山城咽喉要地,南宋四川防禦變的更為困難。雖然忽必烈多方面準備,但重點已經確定為襄陽,在經過了幾年的艱辛準備之後,1268年,蒙古開始了最後一次也是最為艱難的攻宋作戰,首選目標是襄陽,悲壯的襄陽保衛戰拉開了序幕。同時在其他戰場也展開了龐大的攻勢,以為之策應,牽制南宋各地守軍,使其不能救援襄陽。襄陽之戰歷時七年之久,蒙古為此也準備了數年,南宋則孟珙收復襄陽和李曾伯經營襄陽開始,也經營了十餘年了,襄陽雖不大,但已經關乎整個南宋的安全了。襄陽在,則南宋存,襄陽失,則南宋亡,襄陽一地關乎整個南宋的國家安全了。襄陽的七年攻防大戰中,總體上一直是元攻宋守,雖然南宋也幾次派兵救援解圍,但都成效不大。歷經七年苦戰後,加上回回炮的巨大破壞威力,呂文煥最終投降。襄陽之戰開始的次年,呂文德去世,臨終前他悔恨道當年不該答應蒙古在襄陽設榷場置堡壘,慨嘆道誤國家者,我也。呂文德是有才的,而且本可成為新的鎮國柱石,無奈其自身氣量和固有的缺點,使其難以成為第二個孟珙。呂文德去世後,其地呂文煥繼續堅守襄陽,呂文煥死守襄陽六年,也是儘力了,但最終還是投降了。蒙古丞相伯顏也答應只要呂文煥投降,對其家族部下和城內居民保證不加殺害,最終呂文煥投降。呂文煥投降意味著襄陽淪陷,對南宋是泰山壓頂之勢,襄陽是整個南宋防線的中堅,南宋無論是山城防禦體系,還是別的什麼防禦體系,歸根結底是依賴長江天險的,襄陽的存在,使得長江天險在南宋手中,襄陽不存,則長江天險受制於敵,而且四川的後路將不再安全,南宋的防線被徹底切割分開,被迫各自為戰,難以首尾呼應。此外,呂文煥的投降,帶動了一大批的呂氏軍事集團的投降,日後蒙古對南宋荊襄其餘地方的攻擊,基本是摧枯拉朽,呂文煥一個人的作用勝過蒙古數萬騎兵,這絕不是虛言。
襄陽之戰後,雖然南宋還堅守了三年,但大勢已去無可挽回,1276臨安陷落。臨安陷落後,南宋各地大規模的武裝鬥爭依然持續了三年,直到最後1279崖山之戰。一般按照國內外的傳統觀點,一個國家或者政權其首都的陷落也就意味著其國家或政權的結束,按照這個觀點,南宋該滅亡於1276年,但多年以來,我們接受的教育一直是南宋亡於1279年,雖然有諸多理由,但我們也可以明確的感知到編寫史書者和無數人心中對南宋抵抗的佩服,尤其是如宋末三傑之一的文天祥的極其敬佩和崇敬。一首正氣歌和一首過零丁洋,為後世千百代人所傳頌。
南宋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即便可以爭取到以上幾個節點期的機遇,但終難以逃脫被滅的命運,這是大勢所趨。不過南宋內部一次次的自我鬥爭的確是加速自身實力的衰敗,畢竟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文天祥被俘後,忽必烈一直不曾殺他,不斷的勸降,元朝的高官顯要,降元的南宋高官,其親朋故舊甚至是南宋廢帝出面來勸降,對其展開一系列的勸降攻勢,這時候的文天祥的生死已經不單單是其一個人的生死了,在忽必烈和元朝高層看來,文天祥是宋末三傑之一,是曾任過宰執級別的高級官員,而且屬於死硬分子。如果能勸降文天祥這樣的人,其政治意義和宣傳價值勝過剿滅無數南宋各地反抗武裝。1280年後,隨著局勢的一些變化,元朝對文天祥的態度也起了變化,雖然還是要力爭勸降,但已經動了殺心。1282年,福建有一僧人說土星冒犯帝坐星,懷疑有變亂。不久,中山有一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想救出文天祥。京城也有未署名的書信,說某日火燒蓑城葦,率領兩側翼的士兵作亂,丞相就沒有憂慮了。當時大盜剛剛暗殺了元朝左丞相阿合馬,於是命令撤除城葦,遷徙瀛國公及宋宗室到開平,元朝廷懷疑信上說的丞相就是文天祥。在這樣的情況下,忽必烈還不忍心,忽必烈也有過反覆之舉,但文天祥已死了。文天祥臨上刑場時特別從容不迫,對獄中吏卒說:「我的事完了。」向南跪拜後被處死。幾天以後,他的妻子歐陽氏收拾他的屍體,面部如活的一樣,終年四十七歲。他的衣服中有贊文說:「孔子說成仁,孟子說取義,只有忠義至盡,仁也就做到了。讀聖賢的書,所學習的是什麼呢?自今以後,可算是問心無愧了。」胡昭?先生所著的宋蒙(元)關係史的最後大事結尾就是以文天祥被殺作為結尾的。這本書是宋蒙關係的一本很好的書籍,有興趣者可以閱讀。
雖然估計每一個對歷史有興趣的人都對那段歷史趕到沉痛,也對南宋的滅亡多少趕到惋惜,但統一是大勢所趨。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和蒙古帝國也的確是了不起的時代。值得說明的是,1260年,我們習慣於稱呼為宋蒙戰爭,之後稱為宋元戰爭,因為1260年忽必烈正式建號改元,1271年又改稱元朝,也標誌著蒙古貴族的漢化程度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元朝和蒙古帝國嚴格意義上說是兩個概念,雖然名義上元朝的皇帝也是蒙古帝國的大汗,但是元朝的皇帝對元朝疆域以外的其他蒙古貴族所建立的汗國是沒有實際上的統治權的,而且還大打出手過。元朝的皇帝即位一般都是先在上都即位為蒙古帝國大汗,再到大都即位為中國的皇帝。元朝的歷史上,雖然不斷有蒙古高層貴族接受漢化,但總體而言,蒙古族的漢化程度遠不如昔日的契丹和後來的女真,也正因為如此,元朝的內部矛盾十分的激烈,民族矛盾更是激烈,而且錯綜複雜,尤其在忽必烈和元成宗鐵穆爾死後,內部的矛盾鬥爭不斷的表面化,帝國內部事實上已經有四分五裂的趨勢,最後在元順帝時代形成了舉國大亂的局面。蒙古因為保持自己的血統和宗教文化比較多,漢化的程度有限,這也是導致日後清末民初外蒙古獨立的歷史遠因,畢竟在中國的歷史上,邊疆地區漢化越高的地方,基本都被保留了下來,而漢化越低的約容易出事,因為畢竟在當時,漢族是全國人口最多的民族和經濟文化最為先進的民族。元朝雖然有過如屠殺過重、民族矛盾等諸多弊端,但對中國歷史而言,仍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時代,元朝事實上結束了自五代十國以來的長達三百多年的分裂時代,中國重新進入了一個大一統的時代,而且自此之後中國再未大分裂過,此外,元朝將西藏正式納入中國的版圖,對澎湖也有了管轄區,這都是以往歷代從未管轄過的地方,是開拓性的成就,絕對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大事件。雖然如今對元朝和清朝都充滿了鄙視和不斷的口誅筆伐,不錯,元清對傳統文化和漢人的屠戮確實殘忍,但從國家疆域方面而言,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元朝和清朝的貢獻是極大的,這是必須承認的。
附部分圖片
南宋行政區劃圖
南宋川峽山城
南宋川峽山城區位特徵
南宋四川後期四大戎司
南宋後期四川山城
南宋四川抗蒙山城分布圖
附:歷經兩天寫作,回答基本完成,日後可能略有小修小補。兩天已經有80贊,甚為驚喜,誠謝各位。我重點放在了蜀口方面,因為對蜀口方面看的較多,圖片也基本是四川方面,圖片有從論文里截取,也有自己繪製。拋磚引玉,以求批評指正。
附:蜀口的戰略地位和價值
南宋的蜀口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價值,具體而言就是一句話,三關為門戶,五州為藩籬。三關及仙人關(今甘肅隴南市徽縣東南)、武休關(陝西省漢中市留壩縣中部)和七方關(今甘肅康縣東北)。五州即三關以北的五個州,階州(甘肅省隴南市武都區)、成州(甘肅隴南成縣)、鳳州(陝西寶雞市鳳縣一帶)、西和州(甘肅隴南西和縣一帶)和天水軍(甘肅天水市西南約七十里)。西和州是北宋末年王韶收復河湟時的岷州,南宋改為西和州。天水軍級別最低,出自於秦州,南宋時天水軍或者單獨存在,或者劃入鳳州範圍。所以,關外五州也有關外四州的說法。李白的蜀道難一詩人人皆知,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蜀地交通情況極為惡劣,這就使得蜀地易守難攻。蜀地易守難攻,但核心不在於蜀地境內,而在蜀地以北之漢中秦嶺一線,秦嶺地勢較高,南方政權如果能以秦嶺為界則進可攻退可守,相反丟掉秦嶺一線,則雖有劍閣和大巴山之險,但終究門戶大開。北宋末年,金軍一路南下,已經深入蜀地內部,但在和尚原和仙人關一帶,接連被吳氏兄弟擊敗,此後,吳氏兄弟以三關為基地,不斷反擊,最終北進到秦嶺一線。在宋高宗末年和宋孝宗初年的宋金戰爭中,吳璘指揮的川陝宋軍接連反攻,甚至收復了整個隴右一十二州,若非孝宗輕易下令撤軍,以至於德順戰敗,那麼宋金版圖極有可能得重新劃分。宋金隆興和議後,川陝邊界也最終定型,雖然經歷了吳曦之叛有短暫的變動,但大體一直定型了。南宋的蜀口具有重要的價值主要是以下原因:
地緣地形上,蜀口三關五州位置在如今的陝南和甘肅南部,是陝甘川三地的交界地帶,地形複雜,崇山峻岭,易守難攻。有關外四州即有整個巴蜀,所以四州之地雖小卻為蜀地門戶。吳氏兄弟時代,除了重點經營三關外,就是經營大散關一線,並在談判中竭力爭取和尚原,但沒有成功。此外在五州地帶利用天險也修建了幾個山城,利用天險而成,為保蜀的最前沿。南宋對蜀口的利用和防護長期以來一直是比較成功,南宋治理蜀口的功勞不亞於諸葛武侯和唐朝的韋皋太尉。
軍事部署上,整個南宋的軍事布防體系,重點是北邊的邊界地帶和臨安府附近。臨安為行在(南宋一直將臨安稱為行在,法律意義上不是首都),三衙禁軍的殿前司和侍衛步軍司一直駐守臨安附近,兵力最多。其次軍事布防最重的就是川陝地區了。川陝因為距離臨安遙遠,難以有效控制,所以吳家在川陝和川陝的制帥一直有比較大的自主權。川陝駐軍主要集中在蜀口地區和興州、興元府、利州一帶,最多時候兵力有十萬之眾,即便宋蒙開戰前,川陝蜀口駐軍名義上也有五六萬,加上配合的忠義民兵也有七八萬。
經濟價值上,四川在南宋的經濟價值是極為重要的。南宋完成了中國經濟重心的難移,中國的經濟精華地帶是蘇杭地區,兩湖流域次之,成都平原自古為天府之國,為歷朝歷代所重視,唐朝時候就有揚一益二之說了。四川在南宋時代對南宋的經濟貢獻最高時候可達三分之一以上。蜀口雖然比較貧瘠,但倉儲卻十分的豐富。南宋川陝戰區軍糧倉庫較多,主要分布在利州路前線地區:武階之倉、三同慶之倉、七鳳集之倉十有一,西和之倉十有五,金、洋之倉二十有七,其大者則如利、沔、興元,每月各支家糧萬石,而魚關一處計取財賦,幾收十分之四。從關外五州到興元府、沔州、金州三大集結區和利州、魚關,都有倉庫。
交通通訊上,雖說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但南宋時候蜀道難卻是另外一番情形。南宋的各種運輸,尤其是軍事運輸依賴于山路,但更多依賴於水路。水運,主要依靠嘉陵江航運。嘉陵江在兩宋時期水量充足,水質清澈,適合船隻往來,是南宋蜀口駐軍糧運的主要方式。史載,四川總領所每年支付軍糧150萬石,其中約130萬石依靠水運,佔85%以上。嘉陵江流向是自北向南,流經今寶雞、鳳縣、兩當、徽縣、略陽、寧強、廣元、南充、合川,在重慶附近匯入長江。所以南宋時代的沔州、利州為蜀口戰略重鎮,與其是糧運要道有著重要關係。宋蒙前期兩次軍事衝突後,尤其是托雷製造辛卯之變後,嚴重破壞了南宋川陝的後勤和交通,南宋被迫重新依賴陸路運輸,軍事補給成本加大,對軍事行動十分不利。
軍用馬匹上,古代作戰,戰馬是最為重要的戰略物資。兩宋眾所周知都十分的缺馬,南宋更是缺馬。蜀口地區地處陝甘南部,距離中國優良的河隴產馬區距離較近,是南宋優質軍馬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來源地。南宋從蜀口西部地區與游牧民族交易的馬匹被稱為西馬,最高時代每年從蜀口茶馬貿易交換來的西馬近五千匹,大部分主要用來保障三衙禁軍,因為軍馬來源於蜀口地區,所以蜀口駐軍每年也能獲得一部分的優質軍馬,同時還單獨允許興州(沔州)駐軍與少數民族交易一定的馬匹,每年約在七百匹左右,是為朝廷對川陝駐軍的優待。其它戰區如荊襄、兩淮和兩廣很難使用優質的西馬,偶爾分配到一些也是杯水車薪。因為有比較可靠的軍馬來源,所以南宋川陝戰區的騎兵數量也是除禁軍之外最多的,巔峰時代有約1.5萬,中晚期也在5000左右,在南宋這個缺馬的時代,能一次性調集數百甚至上千騎兵的也只有川陝戰區了。因為有一定數量的騎兵,南宋蜀口之軍也是南宋為數不多的具備較強野戰攻擊能力的軍隊。金蒙戰爭中後期,因為金國的監牧地帶即馬場大多為蒙古所破壞掠奪,金國也在隴右市馬,相當程度上分走了一些本來可能為南宋獲得的馬匹。宋蒙戰爭開始後,蜀口又最早淪陷,南宋從此是徹底與中國傳統優質產馬區無緣了。失去蜀口馬匹後,成都府路又淪陷,1259年廣西的橫山寨也淪陷,南宋連從兩廣獲得馬匹的來源也斷了。
士兵素質上,南宋川陝駐軍最初是北宋末年精銳的與西夏戰鬥的西軍之後。吳玠吳璘兄弟、楊政還有劉光世早年都在北宋的西北與西夏作戰過,有豐富的實戰經驗。南宋的川陝駐軍大部分也是吳玠兄弟和諸多將領當年的部曲故舊和原西北居民。北方來的這些流民難民有著相對東南而言較強的軍事素質,一直是優秀的士兵來源地,臨安行在方面也一直抽調西軍精銳來衛扈東南。嘉定和議後,蜀口也一直有過大大小小的衝突,如宋夏聯合攻金,安丙平紅巾之亂,所以蜀口之人經歷的戰事較多,相對在身體素質和騎射方面以及作戰經驗上都有著不錯的條件。
因為蜀口有著極為重要的戰略價值,又地處最前線,還是最遠的戰場,蜀口統帥還有一定的便宜職權,所以這個地方最早開打也最早淪陷。雖然蜀口至關重要,但是川陝地帶自吳曦之叛後已經各方面的衰落,軍隊整體戰鬥力下降,以都統製為代表的軍人集團被以制置使為代表的文官集團所控制,難有再如吳玠、吳璘和吳挺時代的能力與威望。同時大小不斷的戰亂波及蜀口和四川內地,蜀口和四川內地的潛力被極大的破壞,這些多年來因為相對的平靜和安丙、崔與之傑出的治理才能所掩蓋。在面對有空前強大的蒙古鐵騎和用兵十分靈活的拖雷之後,之前的種種隱患統統的暴露,而且蜀口制帥自崔與之之後是一個不如一個,從此而言,蜀口遭到大破壞和後來的最早淪陷也不足為奇了。
謝邀 @微雲
投降和談做屬國是不可能的,附屬的江南一直都是游牧民族的喜愛。蒙古滅宋之後還攻打了安南 爪哇 日本。
蒙宋在聯手滅金的過程中,其實也產生過矛盾。端平入洛就是最後集中爆發的事件,在金國在滅亡後,河南一代就迅速成為了真空地帶。當時,宋理宗當機立斷,出兵中原收復東京開封府。但是因為操之過急,導致糧草不濟,後又被蒙古騎兵打回到原來的防線。而這次行動的失敗,也標誌著宋蒙兩國的正式破裂。國與國只有壓制與反壓制,吞併與反吞併的關係。蒙古滅金,滅西夏,滅大理,滅南宋。,游牧民族一旦興盛後,就會南下,歷朝歷代都是如此。之前安穩了幾百年,是因為草原四分五裂,他沒這個能力而已。一旦草原統一後,他有實力就會南下。所以,那些理由,甭管他說的多有道理,其實也只是個借口。草原民族,天然就有向外擴張的野心,有時因為中原王朝比較強盛(譬如漢唐時期),他才循規蹈矩一點而已。一旦中原勢弱,他馬上就紛紛南下,比如五胡亂華時期。蒙古的實力遠強於當年的遼和金,而南宋更是比以前的北宋差得多。
南宋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一個合適的軍事體制,長期的以文制武導致無法發揮人口和經濟優勢,而且各種問題積重難返,能苦苦支撐幾十年,已經是很難得了。
南宋想要逆推,只能先將內部的問題清理,這個難度要遠大於當初的王安石變法,一不小心就會矛盾大爆發。
而且北方的蒙古也不會給南宋充足的時間。
如果是南宋初年,趙構不作的時候或者孝宗在位的時候,從那個時候就改變,可能還可以搶救一下。在宋元戰爭的時候,朝廷已經快爛透了。
朝堂上皇帝本身能力不足還愛作,朝內鬥爭不斷。
軍事上軍隊的腐化,浩大的軍費開支,後勤保障的困難,應對戰術的落後。
再配合上經濟的衰退,人口的緩慢增長,土地兼并化嚴重,通貨膨脹,貨幣濫發,苛捐雜稅。
南宋小朝廷面臨的問題不是換個皇帝或者換套班子就能解決的。
皇帝能力不足,朝廷內部鬥爭嚴重。
先說經濟上,兩宋之際戰亂不斷,對於土地或者說對農業的破壞是相當嚴重的,戰禍對江淮地區的農業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兩淮湖北等地的農業一直沒有恢復到北宋那樣的水平。
同樣受到影響的還有手工業,包括礦業,南宋的金屬產量,煤炭產量都不如北宋,處於下降的趨勢。可能只有鐵器的鍛造,包括造船業上有所發展。
商業上,雖然有不少商業重鎮,但宋對於賺錢的行業都是掌握在朝廷手中的,從南宋開始,鑄錢量銳減,開始發行交子,但僅交子就有行在交子,兩淮交子,四川交子等,為了緩解財政危機宋朝朝廷濫發貨幣,造成了通貨膨脹。後期的賈蟋蟀發關子替代交子更是造成了更深的危害。
人口上,南方本地的人口增長一直不高,南宋人口的增長相當一部分是從北方遷徙的,領土沒有增加多少反而連年戰禍,造成了丁壯的大量損失和逃亡,這些都是難以彌補的。
最嚴重的問題還是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問題在南宋中後期達到頂峰,甚至有收租達到數百石的大地主出現。南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嚴重下降,大批農民或淪為佃農,或流離失所,良田多荒廢。一方面是農民無地可種,另一方面是地主有田不耕。
南宋從寧宗朝開禧北伐開始,由於不斷的戰事,造成財政緊張,到了南宋後期,宋廷主要依賴濫發紙幣,用最低價和糴軍糧,而勉強彌補財政赤字。
軍事上,後勤能力差,哪怕是在高宗朝,和尚原之戰後,吳璘也只能以無糧而不能守而棄城,岳飛救援楚州時也有因軍衣不能發放導致官兵赤露失所的記載。駐守江州時,甚至殺馬,剪髮,賣妻以博易米斛。理宗之後此種記載更是多如牛毛。
軍費開支巨大,理宗時就有土地日蹙,賦入日少的記載。宋朝的養兵費用,居歷代之最。佔據財政支出的大半部分。
三冗是兩宋經濟問題核心,冗官也體現在都統等官制的濫授上。冗費冗軍說起來就更多了。南宋時軍隊更是大多軍法廢弛,與土匪無誤。
總之,南宋的問題非一人能解,在當時想要逆推蒙元,是一個很困難的事。
元可以集合北地所有人力物力財力,實力早已超過宋。元的戰略方向的轉變意味著作戰地區和作戰條件的變化。從襄樊戰役開始,宋元戰爭的主要戰場基本上在河網湖泊交織的長江中下游平原和東南丘陵山嶽地帶,而水 軍強大和固守城池又是宋軍之所長。這樣的作戰條件對擅長在廣闊平原馳騁野戰的蒙古軍是不利的。元將阿術根據自己與宋軍作戰的經驗,看到蒙古軍「若遇山水磐柵,非漢軍不可」。因而忽必烈要實現滅宋統一的戰略目標,必須相應改變自己的作戰手段。襄陽不但位於河港密布的漢水之濱,而且城高水闊,易守難攻。蒙元軍正是從襄樊戰役開始,在作戰手段上作了適應新的作戰條件的戰略性轉變。
首先是建立水 軍。無論是蒙古騎兵還是為蒙古所用的北方漢人世候,多不熟悉水戰。在蒙金戰爭和早期蒙宋戰爭中,雖然成吉思汗和窩闊台曾打造舟揖、繳獲戰船、任命將領、訓練水 軍,並進行過多次實戰,但當時蒙古水 軍只不過「水陸兼之,登岸能步戰,上船能水戰,還沒有出現獨立的水 軍建制」。忽必烈即位以後,特別是襄樊戰役開始以後,蒙古水 軍的發展出現了戰略性變化。1260年7月,命張榮實為水 軍萬戶兼領霸州民戶,分駐河北、山東七處的軍士約1705人,水兵成為一獨立的兵種。
但這批水 軍數量不大,也不是直接為平宋戰爭創建的。因而蒙古軍重圍襄樊,卻無力從根本上切斷宋軍對呂文煥守軍的水上援助。直到至元七年(1270年),蒙古軍還只能築實心台於漢水中流,上置弩炮,下為石囤,以阻遏宋軍船隻。劉整有見於此,與阿術商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並提出:「奪彼所長,造戰船,習水 軍,則事濟矣」。阿術、劉整因此上言:「圍守襄陽,必當以教水 軍、造戰艦為先務。」忽必烈採納此議,下詔「教水 軍七萬餘人,造戰艦五千艘」,建立起一支堪與宋軍抗衡的龐大水 軍隊伍。據筆者統計和推算,在襄樊戰役中,蒙古軍投入戰鬥的戰船約1330艘次,水 軍約150000人次。蒙古大量水 軍投入戰鬥,使其所築圍襄城堡如虎添翼,遏制了南宋水 軍優勢,完備了對襄樊的包圍,使南宋襄樊守軍孤城困守,外援斷絕,終不免為元軍所破降。由此可見,蒙元大量水 軍參戰,是獲得襄樊戰役戰略性勝利的必要條件。而蒙元水 軍的建立,確是宋元戰爭中戰略變化的一件大事。
其次是建立炮兵。在蒙金戰爭早期,蒙古將噸木海回答成吉思汗「攻城略地,兵仗何先」的間題時說:「攻城以炮石為先,力重而能及遠故也」。隨著蒙古軍深入金境,薛塔刺海、賈塔刺渾、張榮投降蒙古後,受命擔任炮手元帥或管轄包括有「能用炮者」在內的部隊。而掩木海因得信於成吉思汗,在木華黎魔下擔任了隨路炮手達魯花赤。從此,薛塔刺海、賈塔刺渾、張榮及其子孫與蒙古炮兵結下不解之緣。襄樊戰役前期,「蒙古炮兵的裝備主要依靠繳獲」;當時的炮主要是一種拋石機,其殺傷力有限,而且射程仍然不很遠。尤其是當時的炮兵是所謂「隨路炮手」所組成,即是說還不是獨立的兵種,只是「隨路取發……招收鐵木金火等人匠充炮手」,乃是作為參戰的輔助力量而編入步騎的。
襄樊戰役開始後,蒙古軍對南宋發起戰略進攻,需要擴大兵源。蒙古炮兵的建設也由此邁出了一大步。先是至元四年因出軍正戶不足,將「元充炮手民戶津貼其間」,但其中有人不堪其任。七年七月,復「分揀隨路炮手軍」曾打算建立一支炮兵隊伍。八年,忽必烈派人「征炮匠於宗王」,伊爾汗朝阿不哥以阿老瓦丁、亦思馬因二人應詔至大都,製造大炮。這時襄樊久圍不下,阿里海牙遂請以阿老瓦丁等來襄樊前線,用回回炮助攻。據記載,用回回炮攻樊時曾「焚其柵」。後移其炮具以向襄陽,一炮中憔樓,聲如震雷,城中詢詢,軍心搖動,諸將紛紛足俞城降元。守將呂文煥自度不守,亦以城降。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朝政府設置了回回炮手總管府,炮兵成為元軍中的一個正式建制。炮兵是進攻性兵種,它是隨著蒙元對南宗全面戰略進攻的需要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炮兵的建立也是宋元戰爭戰略變化的一個標誌。元軍在奪取南宋戰略要地和消滅南宋有生力量的、戰鬥中,炮兵與步騎、水師互相配合,協同作戰,具有決定性作用。
水 軍和炮兵的建立和投入戰鬥,是蒙元兵制的戰略性變化。它改變了以步騎為主要打擊力量的單一兵制,使元軍發展成為多兵種的軍事體制。這一改變與上述戰略思想、戰略主攻方向、戰略基地的變化,大體上是同步的。
先說結論,宋蒙戰爭是死局,但是導致這個死局的是蒙元,而不是南宋。
先說做屬國,蒙元的屬國可不是那麼好做的。
朝鮮成為蒙元屬國後,遵照成吉思汗時期確立的制度規定:"凡內屬之國,納質、助軍、輸糧、設驛、供戶數籍、置達魯花赤。」朝鮮國王娶蒙古公主為後,朝鮮世子多要去元廷為質,蒙元還在朝鮮各地設72名達魯花赤進行監控,至於每年上供、打仗出兵做炮灰等那是必須的。蒙古在朝鮮橫徵暴斂,蒙古公主、達魯花赤干涉朝鮮政事,最後搞得朝鮮人都受不了了,直接降而復叛,殺72達魯花赤反元。南宋還有半壁江山的時候,怎麼可能接受這樣的條件?等南宋大敗,臨安朝不保夕,毫無還手之力時,你想答應,蒙元還不答應呢。
再說和談,不是沒和談過,宋元戰爭大致可以分為三次,從第一次1235年-1241年和第二次1253年-1259年,到第三次1267年-1279年。和談、割地、稱臣、納貢,哪個沒有?還不是過兩年就翻臉,找個借口接著打?蒙元就沒想過留下南宋,不然也不會先繞道滅大理,南北夾擊、迂迴攻宋。南宋倒想依宋金和議的故事,花錢買平安,偏安一隅,蒙古可不這麼想。
另外一個對和談抱著希望最後死的渣都不剩的,叫西夏。1205年-1209年,蒙古三次攻西夏,西夏屢戰屢敗,不得不與蒙古議和,不僅大量賠款,還要附蒙伐金,作為蒙古的小弟,打了金朝快10年,死傷慘重、國力大耗。1217年,蒙古以西夏去年拒絕協助蒙古西征進攻西夏,西夏求和。1223年,西夏決定聯金抗蒙,但是計劃泄露,蒙古進攻西夏,1225年,西夏求和。1226年蒙古借口西夏違反和約,再次進攻西夏,1227年西夏滅亡。
宋遼自澶淵後互相明白,打下去沒意思了,應為誰也吃不掉誰。對於宋來說給點錢圖個安穩,對於遼來說收點保護費在和宋做做貿易改善生活。不這麼做,其實就是互相堆人頭,宋不得安身,遼奔小康也是口號。
宋金之間,靖康這真的是皇帝作死,欽宗要是有景泰一半帝王氣概,死守汴梁等各路勤王,金也就差不多搶一把跑了。北宋滅亡後,實力還是在的。並在南方迅速聚在康王旗下。北方也有各種民間力量搞事情,金都需要時間去消化。等消化的差不多了,金已經沒能力去吃掉南宋了。那就繼續議和收保護費
宋蒙就不同了,蒙古起家後一直在刷經驗,從東打到西,吸收了各種人才,點亮了許多科技,滅掉了很多牛逼民族。這時的南宋經歷了各種內鬥作妖,氣數已盡了。就想一個守著巨額財富垂垂老矣的人,面對一個年輕力壯的武士。
雖然南宋抵抗是最久的,但是終究實力差蒙古太多,本身又富饒。蒙古不可能容許這樣一個存在。能全吃了為啥吃一半呢。
戰場上打不贏,談判桌上叫人爺爺、舔他腳都沒用。換你,一個富裕的懦弱的國家在旁邊,你又強大無比,你答應和談嗎?
骨頭可以不肯,肉還能不吃?何況是南宋這麼肥嫩的。
蒙古貪婪得連大理緬甸那樣的遠惡地區都不放過,還能把身邊的肉錯過去么。
南宋的出路是死扛,發動北方漢族軍閥,如李全這樣的,拖延蒙古征服的步伐,那一波推過去才會有轉機。
打鐵還需自身硬,關鍵還是宋朝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如果有岳飛等名將出世,未必沒有機會。
宋太祖趙匡胤已經回答過這個問題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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