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是否有被明朝進行刪改，或者引導輿論？

大多人都說清朝修的明史不太可信，那麼明朝修的元史怎麼樣呢？同理，宋史又會怎樣呢？

謝邀。

《元史》的話，史實方面當然有各種錯漏，存在不少缺點和弊病，不過這和明朝官方進行刪改倒沒什麼關係，純粹是因為修撰的太倉促的關係。

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軍北伐佔領大都，元順帝北走，退居大漠，明太祖朱元璋遂於當年十二月，命令宋濂，王禕等人纂修《元史》，以此宣布元朝已經正式滅亡，被大明取而代之，屬於緊急上馬的政治工程，因此進展非常迅速。

從洪武二年（1369）二月在南京天界寺正式開局編寫，到該年八月結束，僅用了188天的時間，便修成了除元順帝一朝以外的紀37卷，志53卷，表6卷，傳63卷，共159卷。由於編纂的時間太倉猝，缺乏順帝時代的資料，全書沒有完成，於是在洪武三年二月又重開史局，經過143天的纂修，增編順帝紀10卷，以及《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貨志》各1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傳》36卷，共計53卷。然後合前後二書，厘分附麗，共編成210卷。前後兩次纂修，總共歷時僅331天。

就憑不到一年的時間，修史的史料來源又基本是出自元朝官方的歷代實錄，元文宗時修纂的《皇朝經世大典》，以及元代流傳的各種墓誌、神道碑、家傳、行述之類，史臣們要進行複製黏貼，整理之後再編輯成書，就已經經夠忙活了，要想再搞點歷史發明工作，也實在為難宋濂他們了。

這裡不妨再舉一個《元史》中的著名「錯誤」，可見當時修史的倉促。

《元史列傳第二十五脫脫傳》記載了元末名臣脫脫率軍鎮壓張士誠起義一事：

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屢招諭之不降。詔脫脫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黜陟予奪一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台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辛未至乙酉，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

好一個【賊勢大蹙】，大元官軍，天下無敵呀!

那這個被官兵打得落花流水的反賊是誰呢？

冬十月，元將脫脫攻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其使者與上有故。中夜至，上聞之即起，隔門與語。請諸子興開門納之，子興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子興不答。上謂子興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子興聞上言，意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

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托以禱神弗吉為辭。子興乃召上將兵往，亦令禱於神。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於是率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攻壘，垂陷，復去之。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數四。上以計紿之，乃斂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隊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元兵不敢近，遂還滁州。（《明太祖實錄》卷之二）

嗯，敢直稱當今天子是賊，大明史臣果然是董狐在世，有齊太史之風。

朱元璋：人不是我殺的，行得正坐得端，我為什麼要刪刪改改？

韓林兒：呵呵，我不是人？

修史過程中的刪改，多是由於利益相關，孟森在《明史講義》開頭就討論了這個問題：

《明史》所以有須隱沒之事實，即在清代與明本身之關係。

只不過明清之間的關係，又有特殊之處：

清之發祥，與明之開國約略同時，清以肇祖為追尊入太廟之始，今核明代《實錄》，在成祖永樂間已見肇祖事迹，再參以《朝鮮實錄》，在太祖時即有之。至清之本土所謂建州女真部族，其歸附於明本在明太祖時。建州女真既附於明，即明一代二百數十年中，無時不與相接觸。

因此避諱之處，遠不只限於鼎革之際：

《明史》中不但不許見建州女真，並凡女真皆在所諱，於是女真之服而撫字，叛而征討，累朝之恩威，諸臣之功過，所繫於女真者，一切削除之。

甚至可以看出明顯的刪改：

凡明文武諸臣，曾為督撫鎮巡等官者，皆削其在遼之事迹 ，或其人生平大見長之處在遼，則削其人不為傳。甚有本史中一再言其人自有傳，而卒無傳者，在史亦為文字之失檢，而其病根則在隱沒而故使失實。

因此，《明史》在這方面的問題是「甚於以往各史」的：

從古於易代之際，以後代修前代之史，於關係新朝之處，例不能無曲筆，然相涉之年代無多，所有文飾之語，後之讀史者亦自可意會其故，從未有若明與清始終相涉，一隱沒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

作為對比，《元史》一來如 @忠心耿耿梅思祖 所說的，成書倉促，沒有時間去做這樣的刪改，二來也沒有那麼強的「利益相關」。朱元璋自稱「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雖然是出於政治目的，但也是基本符合史實的。

這當然不意味著朱元璋更「尊重歷史」，事實上要說刪改，最明顯的體現應該是記錄了他發家史的《明太祖實錄》，李新峰《明朝建國前的「應天府」與「建康」》一文即指出：

明代歷朝《實錄》中, 《明太祖實錄》歷經三修, 曲筆尤多,其中就包括貫徹明朝諱言龍鳳事迹的原則, 對明朝建國以前的歷史多事篡改, 以消泯「龍鳳渡江之命」④。錢謙益、潘檉章逐條辨析此段《實錄》之偽,其中一大發現,就是《實錄》記丙申年七月開設行省時「諸將奉上為吳國公」 ,實為辛丑年事。

這也是研究明初歷史所需要注意的地方。

此外，陳學霖《明朝「國號」的緣起及「火德」問題》一文中認為，《元史》將徐壽輝政權的國號稱為「天完」，乃是刻意的篡改：

但是我感覺這個說法恐怕難以讓人信服。朱元璋是否會基於曾經從屬韓宋政權的事實而視其為「正統」就是要打上一個問號的，而且改成「天完」這個奇葩的、不合常理的名字，若是公開的貶低還說得通，若是想掩蓋這一史實，則是欲蓋彌彰了。而且也不能排除徐壽輝政權用過不止一個國號的可能。

這個問題實際上是由三個潛在的小問題組成：

1、元修《宋史》是否進行了刪改？

2、明修《元史》是否進行了刪改？

3、清修《明史》是否進行了刪改？

《宋史》、《元史》、《明史》這三部史書，都是由後朝編纂，並且特點十分鮮明，《宋史》為蒙古朝廷修漢人史，《元史》為漢人朝廷修蒙古人史，《明史》為滿人朝廷修漢人史，這就涉及到一個是否公正的問題，因此，題主有這個疑惑很正常。從清朝開始，人們就喜歡將宋元明三史放在一起比較，例如清朝禮親王昭璉在《嘯亭續錄》中評論王鴻緒的《明史稿》（通行本《明史》的底稿）時就說：

至於奏疏多於辭令，奇蹟罕於庸行，則二史病處相同，殊有愧於龍門，惟視宋、元二史為差勝也。

至於說《宋史》有沒有被元朝刪改，《元史》有沒有被明朝刪改，答案是肯定的，沒時間去刻意刪改。刪改史書是一份十分浩大且艱辛的工作，因為史書中一個人的事迹不止見於一處，本紀可能有、傳中可能有、志中可能有、表中可能有，只要有一處刪改沒有注意到，就很容易成為前言不搭後語的笑話。《宋史》一共修了兩三年，《元史》總共331天，就算是想去篡改史書，也做不到。只有歷經康雍乾三朝的《明史》，才有時間去做這項事業，但是其刪改也絕大多數限於建州有關事宜。

為了邏輯更加清晰，就把宋元明這三個問題串成一條線來統一梳理一下。

1、《宋史》

《宋史》這部書從成書開始，就面臨著相當多的批評。清人趙翼就直接了當的說

宋史草率荒謬，和遼金元史一起為史家最劣也。

因此，從元末周以立到清朝邵二雲，都曾希望改修宋史，但皆未成行。原因就像黃雲眉在《與夏瞿禪論改修《宋史》諸家書》中所說：

然要可見一代記載，出自官修，則翰苑搖筆，聊充鈔胥，但稟虛命，限日程功，無異反掌，出之私家，則採摭必廣，裁削必精，殫神疲慮，窮老不休，始可蕆役，而一簣未施，含恨入地，往往有之，是成書之難易既如彼。

私人修一朝之史，實難，實難。

但是也不是沒人修成過，王洙修成了《宋史質》，柯維騏修成了《宋史新編》，但是這兩部書都不能和《宋史》相比，完備性相差太遠，主觀性太強，也沒有從來學者把這兩部書當做可以替代《宋史》的存在。

那麼，為什麼《宋史》這麼讓人不滿意，導致幾百年來不斷有學者想對他推到從來呢？

1、行文繁簡不當

這一點應當是最大的問題了，也是古往今來最被人詬病的一點。其原因如邵二雲先生所述：

當時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國史為稿本，匆遽成編。宋人好述東都之事，建炎以後稍略，理度兩朝，宋人罕所記載。史傳亦不具首尾，遂致《文苑傳》只詳北宋，而南宋僅載周邦彥等寥寥數人，《循吏傳》則南宋無一人。豈竟無可考哉？抑亦姑仍東都書之舊而不為續纂也。

因為《宋史》基本上是以宋朝所修國史為稿本，而宋人對於自己南渡之後的事情，不願意多談，從而導致《宋史》對這一塊也十分缺失；而對於南渡之前的事，又沒有按照修史慣例仔細剪裁編排，從而導致十分繁蕪雜亂。大體而言就是：

南渡之前，繁雜；

南渡之後，簡略。

這兩點就決定了《宋史》不是一部編排仔細的優秀作品。

2、錯漏過多

對於《宋史》的錯漏，邵二雲評論為：

南唐劉仁瞻之死節，歐陽修《五代史記》、司馬光《通鑒》俱為之證明，而此書仍作「以城降」。李浣終於遼，未嘗入宋，見《遼史》本傳，而此書仍附於《李濤傳》。是於久列學官之書，共在史局之稿，尚不及互相勘證，則其他抑可知矣。

連「久列學官之書，共在史局之稿」的《五代史記》、《資治通鑒》都沒有借鑒來校勘一下，其倉促可知矣。

其實，《宋史》是一部十分可惜的史書，它本來可以做的相當好的。平心而論，最為完備的史官體制實在是在宋朝，其體制是完備且成體系的，按《宋史·汪藻傳》的說法，宋朝官方史學體系包括：

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

由時政記、起居注成日曆，再由日曆成實錄，宋朝的當代史是十分豐富且權威的，因此，元朝在修《宋史》的時候，有大量的官方史料可以利用。只要稍微用點心，元朝就能修出十分精良的《宋史》，就像黃雲眉所說

大抵元人修《宋史》，憑籍獨厚，而考訂之功，亦坐次最疏。蓋宋代先帝，皆有日曆以先實錄，有實錄以先國史，歷朝本末，不虞放失。使修史者但加整齊，怠於旁求，亦不難蔚為巨帙。

但是就像富二代由於繼承了父輩太多遺產，反而無所謂並且不知道怎麼用了，元朝修纂《宋史》時，並沒有很好的利用好這筆遺產

而元世秉筆諸臣，恃舊乘之繁富，期汗青於俄頃，四百九十六卷之全史，竟於二三年間，匆匆卒業。

2、元史

如果說《宋史》在兩三年之內匆匆完成，就已經被人詬病了的話，那前後總共331天就完工的《元史》，就更加讓人扶額了。

《元史》和其它史書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元史》本紀、志、表部分的史料價值高於列傳。這並不是說《元史》的本紀、志、表寫得好，而是因為《元史》本紀取材於元朝《實錄》，志、表取材於元朝《經世大典》，而很可惜的是，後來元《實錄》和《經世大典》現在都已經亡佚了，因此《元史》的本紀、志、表部分就成二手史料榮升為一手史料了，史料價值當然不言而喻。

說來也是尷尬，作為二十四史其中的一部，其最大的價值居然是抄書抄得好，剛好被抄的書又不見了。

《元史》編纂的主要負責人是明初文臣宋濂，坦白來講，宋濂並不是修纂《元史》的最佳人才，因為修纂先朝國史，必須要有熟悉先朝掌故之人牽頭，如清修《明史》的布衣總裁萬斯同，但正如朱元璋所說

濂，文人耳。

論文學，宋濂不輸高啟；但是若論史學，實在是力有未逮。其實《元史》最佳的牽頭人應該是「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的危素，可惜危素對《元史》的參與程度並不深。並且，就算是由危素來牽頭，不到一年的時間他也難有作為。

3、明史

《明史》是一部不錯的史書，但是不能算是信史，因為錯誤還是比較多的，至於其錯誤的來源，有很多方面，我將其歸納為兩種類型：客觀性錯誤和主觀性錯誤。客觀性錯誤就是由於史料不全或者史料太過斑駁，導致編修人員在敘述之時出現偏差，這種錯誤就是我們常說的「挾泰山以超北海，非不為也，不能也」。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客觀性錯誤，是由於《明史》的主要編纂依據國史、野史、家史其中就有不少問題，史源上就有問題或者自相矛盾，因此這種錯誤大多數是難以避免的；而主觀性錯誤則是由於當權者自身的顧慮或者編修人員自身的考慮，導致對史實進行有目的性的改寫或者刪減，這種錯誤就是我們常說的「為長者折枝，非不能也，不為也」，比較典型的就是現在被批判最厲害的關於女真之事的大肆刪減和美化。接下來主要談客觀性錯誤，因為主觀性錯誤很多人已經談得很多了。

《明史》中的客觀性錯誤

明朝的史料，可以分為三類：國史、野史、家史，即錢謙益所說的

史家之取征者有三：國史也，家史也，野史也。於斯三者，考核真偽，鑿鑿如金石，然後可以據事迹、定褒貶。

國史，在明朝，陳於陛欲效宋朝修三朝國史例，撰修明朝國史未成，因此無國史，只能以《明實錄》作為國史，後面史學家所說的明朝國史即指《明實錄》；野史，如《雙槐歲鈔》、《玉堂漫筆》、《酌中志》、《萬曆野獲編》等，由於「本朝史氏失職，以故野史甚多」（沈德符語）、「國史未立，而野史盛」（錢謙益語），明朝無國史，充當國史的《明實錄》又是不傳之秘，因此民間野史昌盛，野史數量十分驚人，「明野史凡千餘家」（全祖望語），野史雖然記錄了某些時代的側影，但是很多也是充滿道聽途說的街談巷議、捕風捉影之事，魚龍混雜，難以辨別，因此梁啟超有「治明史者，常厭野史之多；治清史者，常厭野史之少」的感嘆；家史，墓志銘、神道碑等，我個人傾向於把個人回憶錄式文集也納入家史的範圍之內，例如高拱的《病榻遺言》。明朝時，上至高官下至普通秀才，給人寫墓志銘、神道碑作為潤筆費的行為十分流行，因此產生了數量很大的家史記載，但是由於收了人的錢為人作史，所以必然會出現諂諛之詞過多的問題。

對於國史、野史、家史三者所存在的問題，張岱在《石匱藏書》總結為「第見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也就是說國史之中污衊之詞太多，家史之中諂媚之詞太多，野史之中臆斷之詞太多，因此，《明史》在編纂之初就面臨著很多困難。第一次《明史》編纂工作是在順治朝，由於資料不全，《明實錄》缺天啟四年、七年實錄，且無崇禎實錄，並且由於戰亂，收集天下先朝記載的工作也無法展開，因此此次編纂工作只是收集了一小部分資料，並沒有實際展開。

康熙朝開博學鴻詞科重修《明史》，當時參與編修的人員可謂明代史學的黃金一代，黃宗羲得意弟子萬斯同及其侄萬言，顧炎武外甥徐乾學、徐元文，江南三布衣中的朱彝尊、嚴繩孫等。《明史》的主要參考資料為國史《明實錄》，以布衣之身擔任《明史》總審稿人的萬斯同對於《明實錄》十分認同，在描述自己修《明史》的原則時，他表示：以國史為主，輔以諸家之書，刪其葉而正其謬，補其略而缺其疑。也就是以《明實錄》為基礎，參照野史和家史正繆補缺。但是，就像張岱所說，「第見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實錄的編纂過程之中，總裁官和編修人員的個人情感會對其記載產生一定影響，例如朱棣生母的問題，《明史》就是直接採用的《明實錄》中的說法，所以雖然記載有問題，《明史》的說法也是有依據的；再例如《明實錄》中又記載方孝孺向永樂叩頭求生之事，也是楊士奇為了迎合上意的信口捏造；更為典型的應該是《明憲宗實錄》和《明孝宗實錄》中關於劉詡的記載，《明孝宗實錄》的總裁劉吉與劉詡不睦，在《憲宗實錄》中肆意抹黑，力陳其短；而《孝宗實錄》總裁焦芳又曾受劉詡之恩，故在《孝宗實錄》又力贊其美，定國本、睦鄉里。同樣一人，在兩朝實錄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樣。又例如副總裁官邱濬與白沙先生陳獻章有隙，而纂修官張元禎又與其有門戶之見，因此在《憲宗實錄》中極力詆毀

獻章貌謹原，詩文亦有可取者，然於理學未究也。務自矜持以沽名，會試不偶，家居海南不復仕進。一時好事妄加推尊，目為道學。自是從而和之，極其贊頌，形諸薦奏，不知其幾。雖其鄉里前軰（疑為邱濬），以德行文章自負者亦疑之以不過如是耳！何標榜者之多也。及授官，稱病不辭朝，而沿途擁騶從，列仗槊揚揚得志而去。

白沙先生為有明一代從祀孔廟的四人之一，道德文章自然是卓越拔群的，但是依舊受此詆毀，史官真可謂「一筆定春秋」。巧合的是，同樣從祀孔廟的新建伯王陽明又因為和《武宗實錄》的總裁官楊廷和及費宏有隙，因此也被極力詆毀為首鼠兩端、縱兵殺人的小人。也難怪王世貞在《史乘考誤》中瘋狂吐槽《明實錄》

國史之失職，未有甚於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修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忸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即書，故無當也。

《明實錄》中的有些問題，《明史》編修人員考證之後進行了改正，例如方孝孺叩頭求生事、陳獻章事等，但是還有一些被編修人員以訛傳訛的寫入了《明史》之中，例如上面所說的朱棣生母事。《明實錄》參考史源本身存在的問題，讓《明史》的編纂存在很大的困難。並且，不止實錄，甚至兩個當事人不同的回憶錄，對於史實的記錄也會有偏差。例如高拱在《病榻遺言》中就竭力否認穆宗臨終之前沒有讓司禮監輔佐年幼的神宗，並且說當時他還有張居正等人進去的時候，穆宗就已經昏迷了；而張居正在《張太岳文集》中就是另一種說法，張居正說他們進去的時候穆宗意識還是清醒的，並且讓高拱、張居正，還是有司禮監輔佐神宗。

《明史》之所以如此多的錯誤，在客觀性方面應該濫觴明太祖廢中書省，隸屬於中書省的起居注官也一併廢除，並且明朝沒有專門的史官，只有翰林院中有兼職史官，在纂修實錄的時候出來協助。元朝在修《宋史》的時候，有大量的官方史料可以利用。而等到清朝修《明史》，則只有實錄可以參考，並且由於實錄沒有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作為依據，本身的可靠性也差一些。因此《明史》的纂修者之一潘耒曾感嘆：

前代有起居注、日曆、會要，明代獨有實錄。

最後，雖然《宋史》、《元史》、《明史》都被批判了很多，但是這三本書依然是宋元明三史研究的必備書籍，其重要性不可替代。

可以肯定的是一點，在元亡時被危素拚死搶救下的元朝歷代實錄，在修完元史之後就再也不見蹤影了：

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庫，往告鎮撫吳勉輩出之，《元實錄》得無失。——【明史 危素傳】

而其他修元史的重要材料，比如元代【皇朝經世大典】，貌似也是在修完【元史】之後很快就變成了殘本，目前可見的部分都是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的。

包括元代其他的重要文獻，比如英宗時期的【大元通制】都只剩下了條格部分，甚至元順帝在位時，1346年剛剛頒布的【至正條格】在【永樂大典】中也變成了殘本，清代徹底失傳，一直到2002年才在韓國被重新發現。

像【大元通制】、【至正條格】、【元實錄】、【經世大典】之類的文獻，不可能說毀於元末農民戰爭，大都肯定有。明軍接手大都的時候不可能沒接手到這批東西。更何況【元史】編修過程中都有參考【元實錄】和【經世大典】。

所以問題其實不在【元史】有沒有被明朝刪改，而是這些用來修【元史】的原始文獻，為什麼在元史出來之後，要麼如【元實錄】一般徹底消失，要麼如【至正條格】一樣變成了殘本呢？

個人覺得它們的命運應該就是修完【元史】之後被集體洗草了。（附上思悼中朝鮮王朝洗草的畫面，也就是把原始記錄用水衝掉字跡）

正好今天早上在看關於戊戌選試（1237-1238年篩選儒士的一次類科舉）的史料，然後就看到了以下這些記載：

《元史 本紀第二 太宗》：九年丁酉……秋八月，命術虎乃、劉中試諸路儒士，中選者除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

《元史 志三十一 選舉一》：太宗始取中原，中書令耶律楚材請用儒術選士，從之。九年秋八月下詔，命斷事官術忽鷿與山西東路課稅所長官劉中，歷諸路考試。

《元史 列傳三十三 耶律楚材傳》：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

《元史 列傳四十 楊奐》：戊戌，太宗詔宣德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

心裡很崩潰，但是很習慣，畢竟之前看史料學的時候曾經記過筆記的：

《元史》：明代的官修元代史書，宋濂、王褘編纂，開編於明洪武二年二月，當年八月完工，三年二月再續編，當年七月完工，前後歷時330天，為官修史書之最。元史主要以元代實錄和經世大典作為主要依據。但是元史當中有很多的疏漏、重複和錯誤，對於原始資料也沒有什麼熔鑄加工。之所以如此原因大致如下：急於成書，時間倉促，未能妥善編輯；宋濂、王褘都不是專業的史學家；文獻本身搜羅不足，資料匱乏。不過儘管如此，作為官修史書，依舊需要我們給予充分的重視。

所以明朝要是真的還有那個閑心去刪改、引導輿論，估計《元史》就不會編成這個樣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