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看中國之一：生於辛丑年的李白
中國文學，一線相傳，綿亘三千年以上。其體裁內容複雜多變，舉世莫匹。約略可分政治性的上層文學與社會性的下層文學兩類，而以前者為先，亦以前者佔優。﹙參見錢穆《中國文學論叢》﹚
李白、柳宗元、蘇軾都是牛年生人。
從生肖看，皆屬牛。從主流看，三人的文學作品當歸政治性上層文學。從體制看，先秦文學屬封建天下的文學，秦漢文學則歸專制天下的文學。漢代文學以上層政治性為主。這是因為武帝之後士人政府正式形成，讀書人皆仕於政府為政治服務，滯留社會底層而與政治絕緣者甚寡。漢末以來，士大夫飽經黨錮之禍，藉名門為庇護所，寒士無門第為依託，遂心態一變，社會私情勝過政治關切，社會性下層文學得以應運而興。
唐代文學最繁榮的是詩歌。陳子昂之後，詩歌創作步入鼎盛期。詩人輩出，流派竟起。李白就是在這一時期脫穎而出的優秀詩人。
詩歌的興盛促使有識之士改弦更張，恢復兩漢政治性上層文學的統治地位。初唐詩人陳子昂開其端。其詩云：「玄天幽且默，群議曷嗤嗤。聖人教猶在，世運久陵夷。一繩將何系，憂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為塵所欺。」力倡詩風改革，欲挽魏晉以下文人積習，主張做詩要有「興寄」和「風骨」，即要具有反映現實政治的內容和風格。他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薊丘覽古》、《感遇》等，抨擊時政，表達了自己的憂憤和感慨，一掃以往形式主義格調。尤以前者著稱：「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後世稱關注現實政治而格調較勁健的作品有「風骨」。
中國政治性文學始於周代。《詩經》乃第一部政治性文學作品。其初只稱《詩》，被儒家列為經典之一，故稱《詩經》。這部詩歌總集分為「風」、「雅」、「頌」三大類，共三百零五篇。其中後兩類乃王室文人所為，提供了西周上層統治者祀神祭祖、讚美業績的歷史資料，反映了關於周室興起、周初經濟制度及農業生產的具體情況。前一類雖源於民間詩歌，帶有社會性，但由周王室派專人從各地搜集而得，稱為「採風」，後經王室改制與編配，譜以樂調，傳唱於特定的場合，便轉為政治性。故詩之風雅頌，實皆出於西周王朝的政治需要，服務於周公制禮作樂。
《離騷》亦屬政治性上層文學。其為《楚辭》篇名，戰國楚屈原所作。全篇以自述身世、遭遇、心志為主。前半篇傾訴作者對楚國命運的關切，表達了要求革新政治的願望，抒發了絕不與邪惡勢力妥協的意志；後半篇通過神遊天上、追求理想，以及失敗後欲以身殉的陳述，反映了作者愛國念民的壯烈情懷。《楚辭》其他各篇，包括《天問》、《九章》，也無一不屬政治牲文學。以《九章》為例。除《橘頌》或為屈原早年作品外，其餘各篇皆反映作者遭讒及放逐後的生活狀態，表現其對楚國現狀的悲憤和改革政治的願景。
李白生於辛丑﹙701﹚年，屬牛。出生的第二年，即702年，辭職回鄉的陳子昂，被縣令誣陷入獄，憂憤而死，時年四十三歲。但他的「興寄」與「風骨」為李白所繼承。在陳子昂的心目中，詩歌既要有「興寄」即從現實生活激發出來的寄託和理念，又要有「風骨」，即蘊含著充實的思想內容的明朗剛健的風格。李白把這兩個方面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達到了「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的境界。
陳、李兩人所志所詠皆在政治性文學，皆欲挽魏晉以下文人積習，力圖恢復心存君國、志切道義的優良傳統，使文學作品與國計民生休戚相關。
李白十九歲就「以俠自任」，並萌生由布衣而直致卿相之信念。二十七歲就在一篇文章中表達了出將入相的抱負：「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
此後的作品中，李白往往以呂尚、張良、諸葛亮、謝安等人自比，都是他的政治理想的表現。李白對自己的才能頗為自負，抱著「不屈已不幹人」的心態，去結交達官權貴。
725年李白離別故鄉「仗劍去國，辭親遠遊」，開始了人生旅程的第一次漫遊。「漫」字本義放蕩、放縱，引申為隨便、姑且、暫且。
「漫醉人不嗔，漫眠人不喚，漫遊無遠近，漫樂無早晏。漫中漫亦忘，名利誰能算！」﹙元結《漫酬賈沔州》﹚
唐代士子通常視漫遊為仕路，即進身為官之路。比李白小十一歲的杜甫青年時代也曾踏上「壯遊」歷程。
李白經三峽出蜀之後，足跡南窮蒼梧，東涉溟海，還憩雲夢。留居安陸﹙今屬湖北﹚時，娶故相許圉師孫女為妻，並在此地定居十餘年。
婚後以安陸為中心，先後到今湖北襄陽、河南洛陽、山西太原等地漫遊。740年李白攜子女遷居山東後，追求功名、熱衷用世之心愈益迫切。是為第一次漫遊，終於741年，也就是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李白在漫遊中，廣泛結交地方官吏及隱士道人。
李白的詩歌創作在這一時期臻於成熟。他的詩歌承繼兩周的風騷、漢魏的樂府，敢於擺脫拘束，打破流行科場的排律格調，富於獨創性。清新激越的韻調，雄奇秀麗的風格，豪邁奔放的感情，馳騁天外的想像，明凈華美的語言，構成李白詩歌鮮明的藝術特色，超越了同代和前輩詩人。他筆下的詩句，如「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長江天際游」、「夢繞邊城月，心飛故國樓。思歸若汾水，無日不悠悠」、「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等，氣魄宏大、構思精巧、意境深遠，堪稱無與倫比的絕唱。
唐玄宗在位四十三年，先後建兩個年號，一個是開元﹙713-741年﹚，另一個是天寶﹙742-755年﹚。
玄宗即位之初，任用賢能，勵精圖治，革除前朝諸多積弊，朝廷風氣為之一變，國計民生得以充實，史稱「開元盛世」。《舊唐書·玄宗紀》曰：
「開元之有天下也，糾之以典刑，明之以禮樂，愛之以慈儉，律之以軌儀。」
所謂開元盛世政治上表現在：1．敦睦友與 玄宗對兄弟非常敦睦，恩禮優待，卻不授予實權，從而避免了宮廷骨肉殘殺之禍；2．任用賢相 玄宗對有才幹的宰相任用不疑，開元初相繼任用以姚祟、宋璟為宰相，兩人「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姚宋之後，所用張說、韓休、張九齡等皆一時之選，張說以文學著稱，韓休以正直著稱，張九齡以識鑒著稱；3．革新吏治 玄宗即位後，努力整頓吏治，革除積弊，如制定京官與地方官交流任用的制度，大規模裁汰冗員，重視地方官員的典選，不合格者解職放歸。限制科舉取士，規定明經進士科每年及第者不得超百人；4．整理財經 加強戶籍管理，擴大徵稅對象，實行納資代役制；5．尊揚儒術，優禮儒臣，又大規模搜羅遺書，並加以整理編訂成書，一時文風大盛。
經濟上表現在：1．米價低廉 開元十三年，「米斗至十三文，青齊谷斗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2．商業繁茂 東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開封﹚，西至岐州﹙今陜西鳳翔﹚，「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3．行旅安全 南詣荊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陽﹙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涼州﹙今甘肅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4．戶口劇增 開元二十年，全國戶口比之唐初增加一倍半以上。
總之，政局穩定，經濟繁榮，朝野上下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舊史記載雖不免溢美之詞，但民間安定康樂的情形確系事實。杜甫也形容道：「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狼，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天寶元年﹙742年﹚，玄宗下詔求賢：「前資官及白身人有儒學博通、文辭英秀及軍謀武藝者，所在具以名薦京。」經道士吳筠推薦，李白被玄宗徵召赴長安。「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四十二歲的李白按捺不住心頭的喜悅，告別家人，奉詔進京。
初到長安，太子賓客賀知章一見李白即賞之曰：「此天上謫詩人也！」賀知章的獎譽，使李白在京師名動一時。玄宗在含元殿召見李白，極盡禮遇，命供奉翰林，「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其後屢從玄宗遊興慶宮、白蓮池、沉香亭、終南山等地。期間曾奉詔起草《和蕃書》、《出師詔》等重要文書。
到長安不久，李白即與賀知章、李琎、李適之、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等結成「飲中八仙」。後杜甫作《飲中八仙歌》。其中涉及賀知章兩句頗傳神：「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寫李白有四句：「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長安」句見於《新唐書·李白傳》：李白初至長安，玄宗召見，「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酒徒醉於市。」「天子」句則儘力描述李白酒後狂放縱情，並不把皇帝放在眼裡。據記載，玄宗泛舟白蓮池，召李白寫序。時李已醉，高力士遂扶李自上船見玄宗。這兩句詩形容李白在皇帝和權臣面前，沒有半點媚態，可謂「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因而遭到高力士與駙馬張垍等人的讒毀，日漸不為玄宗所信任。用他自已的詩句說：「群沙穢明珠，眾草凌孤芳」，「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在這種情況下，李白只能與知友賀知章、崔宗之等飲酒吟詩，以排遣心中的憤懣。
杜甫後來在長安懷念李白道：「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仰慕之情溢於言表。杜甫在詩中讚揚李白的思緒情趣非尋常人可比。
一旦認清玄宗無意重用自己，並擔憂在讒言中遭遇不測，李白就主動要求離開朝廷，玄宗也以李白「非廊廟器」為由，答應了他的請求。
李白的文學創作活動以兩年供奉翰林為轉折點。前期的詩作鮮見政治內含。後期詩作，由於政治理想的破滅並具有與最高統治集團打交道的經歷，李白離開長安之後，陸續寫出了一系列政治抒情詩，對宮廷腐敗作了大膽的揭露，並預言李唐帝國大難將臨。天寶年間，唯有李白的詩作具有這種政治敏感性。
如《梁甫吟》：「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意思是說，政治黑暗，有才智的人受欺壓，而愚蠢的人們卻得意放肆，因而世俗之人視我如鴻毛；「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屼當安之。」《梁甫吟》最後兩句的意思是：有才能有抱負的人應安於困厄，以待時機。
又如《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詩句反映了詩人複雜而矛盾的心理狀態，流露出政治上不得志的鬱悶情緒。李白既不願同流合汚，又不願獨善其身。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使他的遭際呈現與眾不同的特徵。
再如《遠別離》：「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表達了李白對當時權奸得勢、政治混亂的深切憂慮。全篇借娥皇、女英追舜不及、淚染湘竹的傳說，言遠別離之苦，又借堯幽囚、舜野死之事例，著人君失權之戒。作者意謂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失其權則雖聖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兒，其禍有必至之勢。
天寶三年，李白由長安經商州東下，開啟人生又一次漫遊。其足跡遍至現在的山東、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蘇、浙江、安徽諸省，期間盤桓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最久。天寶十一年，李白走馬抵幽州，深入安祿山巢穴，打探虛實。「十月到幽州，戈鋌若羅星。君王一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不得語，卻欲棲蓬瀛。彎弧懼天狼，挾矢不敢張。」詩人形容長戈短矛如星雲羅布，意在警示安祿山圖謀造反，而玄宗卻把廣大國土拱手相讓，使其像巨鯨那樣，呼吸之間百川沸騰，連山脈亦可摧毀。那安祿山就是天狼星，我欲彎弓射殺，惜力所不逮，情亦有所忌憚，安祿山當時還是朝廷寵兒。
從幽州歸來後，李白一直處於報國心切又苦於有力無處使的焦慮狀態之中。但由於李白遠離政治中樞，有話無處講，講了玄宗也聽不到，自然幫不上忙，替皇上分憂。
天寶十四年﹙755年﹚，坐鎮幽州的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安祿山起兵反唐，攻陷洛陽。次年稱帝，國號燕，進入長安。同時使其部將史思明占河北十三郡。史稱「安史之亂」或「天寶之亂」。此亂實為玄宗政治之亂，始於開元末年，而以張九齡罷相、李林甫專權為政治興衰之契機。
李林甫老奸巨滑，城府深密，人稱「口蜜腹劍」。為了把持朝政，他召諸諫臣說：「現在明君在上，群臣當聽從聖旨，不必多言」。從此正氣吞聲，朝廷風氣又為之一變。外廷之事玄宗任重李林甫，內廷事則倚重宦官高力士。四方進奏文表都由他裁決。玄宗說，力士當上﹙值班﹚，我寢則穩。朝廷文武官員皆厚結高方能謀得高位。高雖為人謹慎忠誠，玄宗一朝並無大過失，但唐朝末年宦官專權用事之禍，實由唐玄宗重用高力士開其端，故天寶之亂實肇始於開元之末。
安史之亂爆發後，李白創作了許多詩篇，名篇有《猛虎行》、《永王東巡歌》、《萬憤詞》、《贈張相鎬》、《聞李太尉大舉秦兵出征東南》等。這些作品不僅描繪了九士橫潰、生民塗炭的悲慘景象，而且憤怒抨擊統治者的昏庸無能。
此時盛唐詩壇已歸於沉寂，用詩歌反映這場浩劫的首推李白與杜甫。
戰亂初起時，李白即詩云：「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方。殺氣毒劍戟，嚴風裂衣棠。奔鯨夾黃河，鑿齒屯洛陽。」﹙《北上行》﹚「奔鯨」指從逆諸將縱橫於汲、鄴諸郡。「鑿齒」則指安祿山僭號稱帝。
避難東南時，李白繼續不斷地疾呼：「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扶風豪士歌》﹚「旌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巨鰲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猛虎行》﹚作者之所以憂心如焚，誠如他自己所說的「腸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為雍門琴」，而是為了山河破碎生民塗炭，亦為了自己的懷才不遇，報國無門，以致「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同上﹚
天寶十五年﹙756年﹚六月，潼關陷落，玄宗逃離長安，奔往四川。行至馬嵬驛，軍士嘩變，殺楊國忠，玄宗被迫縊殺其從妹楊貴妃。馬嵬父老遮道挽留，玄宗乃令太子李亨留後，宣慰百姓。「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率子弟從殿下東破賊，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一時有幾千人將李亨圍住。李亨既不能隨玄宗西行，又不敢東還長安，於是李亨子李倓、俶與宦官李輔國等共勸太子前往朔方節度使所在的靈武﹙今甘肅靈武西南﹚。
同年七月十五日，玄宗在逃往成都途中，聽從房琯建議，向諸子下達制詔：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西、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應需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
誰知三天前，即七月十二日，李亨即皇帝位於靈武，是為肅宗，尊玄宗為上皇天帝。直到八月十二日玄宗在成都才聞知。同月十八日，玄宗派宰相崔渙、韋見素、房琯送傳國璽及冊命給肅宗，以示追認。
李璘系玄宗第十六子，雖「聰敏好學」，但因長居深宮，「遇事不通曉」。他在跟隨玄宗入蜀途中接受分置制詔，並不知道三哥李亨已擅自稱帝。當李璘九月間到達江陵後，目睹其所領四道節度都使所轄的租賦財貨屯積於此，加上盛王琦等「皆不出閣，惟璘赴鎮」，不免使他萌生非份之想。再加上兒子與謀臣的攛掇：「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千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頭腦難免發熱，遂大肆招士聚賢，補署郎官、御史，「募士得數萬」。
肅宗似乎一眼就看出小弟「有窺江左意」，便於十一月間下詔讓李璘「歸覲於蜀」侍奉太上皇。李璘非但不從，還「引舟師東下」，直趨金陵。消息傳到成都，玄宗將璘「廢為庶人」。與此同時，肅宗接受高適的建議，調兵遣將，將李璘的軍隊置於腹背受敵的絕境。而李璘對此卻全然不知。
肅宗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底，李璘讓水軍船隊暫泊於尋陽江頭，派韋子春上廬山徵辟李白入幕。時永王幕中已擁有薛鏐、李台卿、劉巨鱗等一批謀士，只缺一位名滿天下的大名人。
李白一直苦於沒有機會建功立業，但他自視甚高，以為自己是一個名動四方的天縱之才，遂仿效諸葛亮，要三請方出。日後他在詩中寫道：「王命祟重，大總元戎。辟書三至，人輕禮重。嚴期迫切，難以固辭。扶力一行，前觀進退。」
至德二年初，李白隨韋下山入永王幕。永王旗下一眾吏員皆恭賀李璘喜得下凡太白金星。李白，號太白，人稱謫仙。李白亦如沐春風，以魯仲連自居：「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魯連即魯仲連，戰國齊人，「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
此時的李白又有了當年奉詔進京時「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良好感覺。
至德二年二月，永王兵敗被殺，李白也以「附逆」入獄。作於正月的《永王東巡歌十一首》是李白附逆的鐵證。「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第一首就洩露天機，第九首則授人以柄：「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蛟。我王樓艦輕秦漢，卻似文皇欲渡遼。」文皇，即唐太宗。將永王比作秦皇、漢武、唐宗，固然凸顯李白輔佐明君、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也觸犯了李唐王朝之大忌。
六朝以來，宮廷內爭奪皇位、骨肉相殘之風愈演愈烈。直到隋唐之際，此風猶未泯滅。雖以唐太宗之賢明，仍不免有玄武門之變。李世民率武士埋伏在玄武門下，待太子建成入朝時射殺之。李淵聞訊只得以世民為太子。現如今肅宗擅自在西陲靈武稱帝，不免顧忌遠在江、淮的皇弟不臣不服。誰不願做皇帝？也難免猜忌李璘重演玄武門之變。
《永王東巡歌》最後兩句是：「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到時候誰能擔保進入長安的不是永王？
然而，十一首《永王東巡歌》不能作為李白謀反的證據。永王以東巡名義沿長江而下時，「軍容甚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李白當時亦並未覺察永王是在與朝廷對決。雖然政府軍對永王形成合圍之勢，卻末與永王軍隊正面交鋒。李白將永王視若玄宗在江、準的代表。李白雖有代永王謀劃南北分治的構想，但他心目中的對立面並非肅宗，而是安、史。因此他在逃亡途中仍稱永王為「天人」，其軍隊為「王師」，對諸將不戰而逃大惑不解。
對李白的構想，今人有一番議論似可圓通：「當時帝王將相皆無遠識，僅能與安、史相持於數百里之間，卒之屈身厚幣以假外援，方得收復兩京，而河南、北糜爛如故。終於不得不置幽燕於化外，兵禍連結數百年無寧日。當時玄宗號令不出劍門，肅宗崎嶇邊塞，忠於唐室之諸將皆力不足以敵安、史，則身處江南如李白者，安得不思抒奇計以濟時艱。」﹙瞿蛻園 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冊﹚
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後，李白關押在尋陽監獄，幸得妻宗氏及崔渙、御史中丞宋若思等人鼎力營救，始免死罪，改判長流夜郎。宋不僅營救李白出獄，且將其留在幕中，還與崔渙一道上表為李開脫罪責，並薦舉李白為官。
此時的李白儘管是戴罪之身，仍為宋若思代寫給皇帝的上表，繼續執著地建言建都金陵，再現永嘉南渡之盛舉，以圖與安、史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最終泛海北上，一統天下。也就是效仿唐太宗泛海渡遼的戰術，用舟師從海路北上直搗幽燕—安、史的巢穴。金陵乃北伐起始點。
李白對金陵似乎情有獨鍾。所作以金陵為題或題目含金陵的詩篇多達二十六七。
如《登金陵鳳凰台》：「鳳凰台上鳳鳯游，鳳去台空江自流。吳營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鳳凰台在金陵城內。宋元嘉十六年有三鳥翔集，音聲諧和，眾鳥群附，時人謂之鳳凰。起台于山，謂之鳳凰台。古今題詠，唯李白為絕唱。最後兩句顯指長安城邪臣蔽賢君，令詩人憂愁。
又如《登梅崗望金陵》：「鐘山抱金陵，霸氣昔騰發。天開帝王居，海色照宮闕。群峰如逐鹿，奔走相馳突。江水九道來，雲端遙明沒。時遷大運去，龍虎勢休歇。」
諸葛亮對孫權說，「鐘山龍蟠」。此後便以虎踞龍蟠刻劃金陵氣勢，並稱其為「帝王居」。當下雖時遷運去，但虎踞龍蟠之勢不可休歇。
再如《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晉室昔橫潰，永嘉遂南奔。沙塵何茫茫，龍虎鬥朝昏。胡馬風漢草，天驕蹙中原。哲匠感頹運，雲鵬忽飛翻。組練照楚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眾，戈甲如雲屯。投鞭可填江，一掃不足論。皇運有返正，丒虜無遺魂。」
據李白自注，謝安墩即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據《世說》記載，登墩時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目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皇運句意謂要像當年謝安那樣，不動聲色就擊潰符堅百萬大軍，解危難於亂世，救生民於水火。
同年十月，李白從宋若思幕中告病離職，即返安徽宿松療養，等待附逆案的最終判決。《贈張相縞二首》表達了李白渴望建功立業而後功成身退的心結。其一曰：「卧病宿松山，蒼茫空四鄰。風雲激壯志，枯槁驚常倫。」其二曰：「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
十一月底，終於等來了維持原判的結果。次年三月，前往夜郎途中接到大赦令：「天下現禁囚徒，死罪從流，流罪已下一切放免。」李白欣喜若狂，即調轉船頭東下江陵，作《早發白帝城》：「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將詩人遇赦後喜悅奔放之情推向極致。這首詩在中國婦孺皆知，殊不知當歸政治性上層文學。
同年秋，李白作一長詩，憶舊遊敍生平。詩末寫道：「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忽棄賈生才。桀犬尚呔堯，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旌斾夾兩山，黃河當中游。連雞不得進，飲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
李白在漫遊和飄泊中度過一生。年近花甲，猶壯志不已。此時政府軍潰敗相州，史思明又陷汴州，入洛陽。神州大地繼續陷於戰亂之中。李白憂心如焚，渴求朝廷讓他盡賈誼之才。
760年春，李白從零陵折返岳陽，旋赴江夏。秋復往尋陽，重遊廬山。秋冬之交寓居豫章﹙今江西南昌﹚。次年暮春，前往金陵，作《登金陵鳳凰台》。
761年秋冬之交，李白從金陵出發作最後一次皖南遊。李白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每每盤桓於皖南的秀山麗水間。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了許多清曠秀逸的詩篇。
是年歲末，李白赴當塗，投靠時任縣令的族叔李陽冰，在此地養病。次年暮春往橫望山，與吳筠告別。二十年前正是吳筠在玄宗面前舉薦李白，才使他奉詔進京，出人頭地。
同年秋歸當途，病益重。十一月卒於當途。去世前作《臨終歌》：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游扶桑兮掛石袂。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
遙想當年西狩獲麟，孔子聞之而出涕。而今大鵬折翅中天，時無孔子，遂無人為之出涕，喻己生不逢時。李白嘗作《大鵬賦》以自喻，臨終作歌復借大鵬以寓其志。
郭沫若贊臨終前的李白
「照樣自比為大鵬，自負之心至死不變」。﹙《李白與杜甫》﹚
明代散文家朱孝孺盛讚李白曰：
「其人雖亡神不死。聲名流落天地間，千載高風有誰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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