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像古人一樣生活
他始終要我們學誦唸和經學,說崑曲不過是娛樂。經史不成才學古文,古文不成才學詩詞,詩詞不成才學曲,戲曲不成才寫小說。
作者:侯磊
這幾年傳統文化有了抬頭,國學被開成各種補課班當買賣來做了。北京的市面上流行起了崑曲、古琴、茶道和瑜伽「四大俗」,四處都是各種舊式裝幀的會所,冒出了各類名目的大師,街頭開起了各種太太學堂,中產乃至小資,閑來無事時,也要風雅一番。
我想,京城裡應該始終深藏著真正的老派人物,他們自幼學琴學畫不是為了考級加分,讀古文也不是為了應付考試,只覺得人生應該這樣。
此時,我有幸認識了張衛東先生,一位真正的活古人——不用手機,寫字首選毛筆和繁體,講課時會穿上自己祖父那件90年前的長袍馬褂,寶藍色的長衫暗藏印花,而家中還存著雙120年歷史的朝靴以及花盆底的女旗鞋。
| 我與張衛東先生(作者供圖)
我們一般尊稱只叫先生,也有人叫他衛東師。他多年來義務教授崑曲和四書五經,對儒家理想的種種美政身體力行。他不是復古者、好古者、舊學研習者,而是本身就是古人——百年前的歷史退潮太快,把他這隻含滿了古典珍珠的巨蚌,留在了現代的沙灘上。
1
2010年的一天,無意間隨一位茶友到後海恭王府附近古逸茗庄的二樓,去聽一位老師的崑曲課。
上得二樓來,屋中被用作琴房,牆上掛滿了名家手斫的古琴,中間用琴桌拼成一條長几案,學生們沿著几案圍成一圈,都是會唱的資深曲友。往後則是一圈不靠几案、只坐椅子的初步入門者。我悄悄到最後靠牆根兒坐下,遠聽張先生拍曲擫笛,教學中嚴肅中帶著詼諧。
但見先生相貌高古,腦門處有些謝頂,腦後留得有點長,宛如清末剛剛剪了辮子的「馬子蓋」,要是風扇吹在頭上,則又是另一個稱為「帽櫻子」的髮型。一身中式對襟兒的褲褂,腳踏一雙內聯升千層底兒禮服呢小圓口兒手工鞋,如果有人也穿中式服裝,他會給你用手比一下紐襻兒的長度說:「老式的應該二寸五,你這三寸,長了。」
張先生一張口,自是一口清末民國時我奶奶那代人說的北京話。我在此語境下長到17歲後祖母殯天,衚衕的北半面也拆遷了,自此與京腔話別。張先生的出現,讓我找回了十幾年沒聽過的音兒、辭彙甚至語法,有時還撿了不少老媽媽令(母親教育孩子明事理懂規矩一類的話)。
他講課時會說「這事較比起來吧……」,「較比」就是比較,在老舍小說里都這麼用,同樣還有「道地」一詞,是地道的意思。在現代的北京城中聽人說100年前的話,穿越感立馬悠然升起。
這一次拍曲散會時,我上前與張先生打招呼。
先生說:「這小孩說一口京話,住城區的吧?」
我說:「我住北新橋兒,還住衚衕。」
這自然與張先生熟識起來。北京過去一條衚衕有幾個宅門,彼此都是圈套圈的親戚。張先生是旗人,祖父、父親皆擅儒學醫。我有位親家奶奶是侍郎高家的後裔,夫家姓愛新覺羅,高侍郎的堂妹嫁了言菊朋,言菊朋的母親崇氏,便是張先生大祖母的姑姑。
就這麼個八竿子遠的關係,張先生更對我親近,別人問:「這是您徒弟?」張先生說:「不是,這是我家親戚。」
2
張先生在戲曲、民俗、老京文化等舊學上無一不精。我當時醉心於崑曲,遇到這樣的名家,自然想找機會問藝求教,交流時還想露一點我接觸過的戲曲藝術,以免先生把我當外行。
這點小心思自然瞞不了張先生,他並不多說,大多只是一兩句引子,深入淺出,給我留下空白:「花臉最早有郎德山那麼一路的唱法,高而尖,直筒兒的。早年劉鴻聲也那樣。」又或者說:「我那某某文章你沒好好看。」
他最常說的話是:「過去的藝人,即便跟師父學錯了,都不敢改,認為自己沒學問改。現在儒學衰微,人已經沒能力創作士大夫作的雜劇傳奇了。到不如把舊有的整理好,抱殘守缺。」
每次說話時,張先生都是和藹的,笑眯眯的。而每次拍曲,他都在教身邊的學生。直至有一天他帶著大家唱小嗓兒的旦角,走到我跟前,把耳朵貼過來聽聽。
「你唱,咿——」他悄聲地用假嗓。
我唱,他擺了擺手,轉身走了。
看張先生的意思,我不是唱崑曲的材料。我也不沮喪,畢竟我這半路出家,比起張先生當然是雲泥之別——從上世紀90年代,到2006年,他一直在拿戲曲界的各種表演獎。
張先生受家庭熏陶,自幼在北京崑曲研習社向吳鴻邁、周銓庵以及上海崑曲研習社樊伯炎學老生、老外以及正旦、小生等行當,被文博大家朱家溍收為入室弟子,同台演出。戲曲學院畢業後進入北方崑曲劇院,十八九歲就演紅了,年輕時與曾為毛主席演過戲的崑曲藝術家蔡瑤銑合演《琵琶記》,他演蔡公,年過花甲的蔡瑤銑則演他兒媳。
| 朱家溍、張衛東先生於北京崑曲研習社(作者供圖)
再早些年,他與王泗原、葉聖陶到東四七條口上的松竹園澡堂子泡過澡,泡澡時就學了《楚辭》;與合肥四姐妹的張允和張充和習曲演戲,論親戚管史學家謝興堯叫姨夫,輩分可大了去了;與豐潤張家(張愛玲家族)的肖漪演過《認子》——這都是上世紀80年代的事了。
他嗓子極好,高低沒擋,會好多已經絕跡的戲和曲藝說唱,連幾乎失傳的京高腔,也能唱不少;做工也佳,看他唱《草詔》中方孝孺的錄像,在台上撲跌閃轉,令人叫絕。
他做過新版《紅樓夢》的顧問,借著拍電視劇的機會,錄製過不少罕見舞台的戲曲片段,有他的京高腔《封神天榜·姜子牙斬將封神》,有《天官賜福》《一兩漆》《雙官誥》《琵琶記》《南柯夢》以及《花果山》的《請猴》等。唱《請猴》里的「三通戰鼓」那段,高亢激烈,沁人心脾。
| 張衛東先生飾演的姜子牙(作者供圖)
然而,十幾年前,他在報刊上對「流行崑曲」一一炮轟後,為了堅持他的崑曲理想,便不怎麼唱了。
之前迫於劇團安排,張先生演過很多新戲,2006年前後,他連續在報刊上發表《正宗崑曲大廈將傾》、《崑曲的興盛有賴於儒學復興》等一系列立場鮮明的評論,直言新編崑曲太過造魔,崑曲成為非遺後,那些不是內行的研究家紛紛佔據舞台。到處是胡亂編造的新戲和新演法,無法達到他「繼承崑曲藝術的原有精髓,以修復更多有文獻傳留的老傳奇」的標準。
人人都為他惋惜,他有太多太好的戲都得到了名家傳授。如《夜奔》這出北昆名劇,他特意記錄了表演的關鍵,卻從未顯露於舞台。劇團雖然月薪不高,憑藉國家一級演員的名氣身份,走走穴,就能賺大錢。可他偏不,仍給不知名的報紙寫稿子,去不知名的學校里講學。
他多年來辦了西山采蘋曲社、霓裳續詠子弟八角鼓票房和易雍書會,場面上的桌圍子都是不多見的京綉。學生送他禮物,他會高興地收下,很快再轉身分給大家享用。曲社會象徵性地攢些會費維持活動,但有幾種可以不交:學生不交;沒有工作收入的不交;生活條件不好,有病有災的不交;實在不方便的,也可不交。
他說:「當老師是把自己撕碎了,餵給學生。什麼時候我嗓子唱嗝兒了,你們也就學出來了。」
雖是張先生教崑曲,但平日里更注重的還不是曲。比起藝術,他更注重思想與學術,他始終要我們學誦唸和經學,說崑曲不過是娛樂,「經史不成才學古文,古文不成才學詩詞,詩詞不成才學曲,戲曲不成才寫小說」。
有次,和我們論及《牡丹亭》和《玉簪記·琴挑》中的情情愛愛,他沖著學生說:「讀古書是吃正餐,而這(崑曲)是甜食,人不能一輩子只吃甜食。不把古文讀透了,不配來唱崑曲。」
甚至一手用力攥著笛子說:「好好讀古書,甭學這下流玩意兒。」
而張先生演這類戲,卻極為精妙。比如他講《琴挑》中潘必正挑逗陳妙常的細節:
「(生)小生實未有妻。
「(旦)也不干我事。
……
「(旦)潘相公,花陰深處,仔細行走。」
三句兩句,便講解齣戲詞間暗指的春色,此時才理解,這類戲才真是少兒不宜。
中國自古視伶人為下九流,他的編製又不在高校和研究院,主流學界不一定服他,聞風而來追隨他的粉絲,又有多少能讀他推崇的古書?
我感到張先生身上的某種分裂,在一個學者們都爭當演員的時代,他這個真正的好演員,卻要做古之學者。他擅演的,無論是《千鍾戮·草詔》中的方孝孺、《一捧雪·祭姬》中的戚繼光、《牧羊記·望鄉》中的蘇武,還是《浣紗記·寄子》中的伍子胥、《長生殿·罵賊》中的雷海青,無不是忠臣良相,且多是身處逆境且剛直不阿、忠孝雙全的士大夫,繼承了他的老師朱家溍在《別母亂箭》中飾演的周遇吉的形象和氣質。
| 張衛東先生1991年飾演《草詔》方孝孺(作者供圖)
或許,這就是儒家的理想主義與悲劇精神——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吧。
3
多年來,我到處隨張先生學曲。張先生外出講學,或小範圍雅集,我有時打打下手,拙手笨腳,常碰了茶壺弄灑了茶碗兒。
一開始我唱崑曲沒調,唱八角鼓沒板,直唱得該有人發我一幅快板,改成呱唧呱數著字兒唱快板的樣子。我便扯著嗓子喊著唱,唱完兩個半鐘頭崑曲,嗓子成了公鴨。有時覺得不錯,張先生說跑調了;有時嗓子明明不在家,張先生說進步多了。
終於有一天,他說:「找到調了,崑曲本是黃鐘大呂,闊口曲目眾多,而絕不僅是咿咿呀呀。」
不過,一次我去魯迅文學院進修,張先生也被請到文學院講過一次崑曲,我在台上領唱,張嘴就冒調了。張先生直接說「跑調了」。事後有同學來議論,認為張先生對我太不含蓄。
其實私底下,他批評我向來直接,因含蓄了我聽不懂。一次他談藝術需要天賦,我便問:「寫文章也要天賦么?」
「要,你就沒天賦。」
眾人哈哈大笑。
張先生後來說,我說過你幾回,沒想到沒有把你說跑,倒是學得勤了。
其實,這舊式師生相處方式,我已經習慣了。
當著生人的面,張先生倒一個勁兒地誇我,而在郵件中,則總數落我的「不是」,有時還慚愧說沒教我什麼東西——張先生不用手機,偶爾使用電子信箱,還是與師母共用,用繁體字給我的回信,多是簡約的幾個字,但要是為了修改指導,文字卻絕不吝嗇。
我寫過兩本古詩詞中的風俗制度與掌故的書。樣文發給他後,他把蔡京一篇全面修訂。有的稿子只想發他看看,他卻主動給我修改,下筆毫不歐化,也不避口語,最後用省略號結尾,能將我西化而凌亂的表達一一消化,且文體感極強,改一點,文風就有了他的老派風格。我若有沒採用他的地方,事後看到,他還要給我講深處的緣由。
我與張先生合寫的稿子,他從不要署名和稿費,還叮囑我萬不可有賣文的思想。他主編了份民間刊物《八角鼓訊》有二十餘年,由不少學生幫忙校對,每次印出來都很高興。他也整理過很多老藝人的口述史,幾乎都是他重新寫的,但他也不落署名,最多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只加個「記錄」。
他早先與北京民俗作家、火神廟裡的小老道常人春先生合著的《喜慶堂會》一書,是早期研究北京堂會演出的重要作品。因跨越年代很久,資料多是他到國家圖書館裡泡一整天,逐字逐句從老報紙上摘抄下來的(老報紙多不能複印)。書原本有80萬字,可出版時只有薄薄一冊,中間還丟過一次手抄的原始稿子——這都是二位多年來對北京民俗業考察研究的結晶,如今常人春先生羽化登仙,想研究都沒去處了。
有時講座,張先生會隨身帶幾本自己的書,打折價均給聽眾,也有時隨手就送了,還用毛筆認真地簽名題詞。凡是聽過張先生的課或讀過他文章的人,都說他是活化石般的學者,「太金貴了」。北大的學生們要是看見他侃侃而談就說:「張先生又在佈道了!」
他教過大批學生,不少下海從藝,博得些名聲;京城文化界的大小名人,都來這兒摞葉子摘桃;研究古代戲曲曲藝和吟誦的碩士、博士,不少都是張先生給列過論文大綱,也會有人將先生的學問拿來改頭換面,立即兌現。
可張先生卻這麼想:能把學問開枝散葉,落地生根,多好啊!
2012年,我下江南遊玩,已從蘇州到了常熟,去看錢謙益、柳如是的墓,偶感中給張先生寫了郵件。當時先生正在蘇州排演曹寅的《續琵琶》,只飾演了一個配角,但戲單上寫著是由他「踏戲」,讓去了「導演」的名號——其實「踏戲」是指這齣戲全是張先生整理恢復,那個所謂的導演,不過是張羅找個演戲的契機而已。
我便重返蘇州,隨著先生一游。張先生手持舊式的傘遮陽,上身白色對襟,而下身黑色褲子,一雙小圓口的千層底,猶如從園林古畫中走出的人。
將近40度的高溫下,蘇州的工人們在污臭的城中小河裡清淤,全無小橋流水人家、蘇杭美景的浪漫。
張先生見了,深深地皺眉,深深嘆息說:「這真不是好活兒,人活在世間太難受了。」
4
要說張先生在戲台上的「古」是扮出來的,那生活中的「古」則是骨子裡帶出來的。
我偶爾會拿生活中的事勞煩先生,比如向他請教如何養好水仙花,他回信詳盡:
「(水仙)不要剝皮,放在陰暗處,等到臘月初一再裝盆兒加水,白天把水倒少一點曬太陽,晚上加點水放在窗台上,如此初一前後就可以開花啦。
要是打算刻水仙就是用竹刀把中間切開一點兒,橫著切一少半兒,留著花芽子,在尖上劃一刀,加上棉花蓄水,白天曬,晚上放在溫暖的地方。等到初一幾天就可以看到怪狀的水仙了,講究有雙喜、蟹爪等造型……」
這還不算,他在郵件中為人講述搬家時的講究,那是一個讓人開眼:
「搬家先放鎮宅之物,寶劍、四書、佛經、石頭等博古葫蘆都可以,有太陽的時候窗子打開三天,正廳放一個水缸或是一盆水,用扇子扇扇,再把原來老宅的天景土帶來一包撒到四角……
第一頓飯給工人吃,留下剩飯皮,等工人走了在繼續食用……也可以叫上幾個朋友一起吃飯溫居賀喜,依然是吃米飯炒菜上供蒸肉等。
饅頭、豆包、打滷麵也是可以的,但是必須有外人參加才好……最講究是傭人或是工人,親友其次……」
只要我用文言給他寫了信或稿子,他都誇我文言的進步,要我寫新的思想和內容,要摒棄俗語,少用「你」、「我」、「他」,並指出文法上的幼稚。我也把早年寫的幾行舊詩發給他,先生更是逐一改過,並轉化成繁體字回復。
他的父親張振啓老先生是同仁堂坐堂的名醫,他雖沒有自幼從醫,卻也見多識廣,每次我嗓子發炎,他要我吃牛黃上清丸,說我不是嗓子的事兒,瀉肚後就好了,不用再吃別的葯。而眼睛發炎,也不用上眼藥水,用石斛熬水擦洗,能消炎清火。
張先生如此「復古」,大概是因為其從未受過新學(西學)的「污染」。他小時候寫字,先用的毛筆,再用的鉛筆,是用毛筆在北海里畫寫生出身;先隨章太炎的弟子吳承仕之子吳鴻邁先生學《孝經》《道德經》《四書》以及崑曲後上再上的小學,自三年級起就學習戲曲,而後上了戲校。
期末考試時,別人都在搶著複習,他兜里揣著幾根筆,大搖大擺把語文考個接近滿分,而數學則會考個不及格。民國時滬上畫壇有「三吳一樊」四大家,「樊」是樊少雲先生,而張先生就是由樊少雲的公子樊伯炎教的古琴、崑曲與繪畫,他18歲時畫的扇面,俱是古人風範了。
每與他談民國諸位大師,他都不屑一顧甚至嗤之以鼻。
他說民國時把前清的宿儒多數不用,專用剛留洋回來毛頭小子當教授,把舊學都廢了,如此舊學不廢也會極度消亡。他還說,馮友蘭90年代找助手,專門點名要找沒「上過學」的——就是沒受過新式教育的。
其實張先生在80年代也曾「潮」過兩年,他研究過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在中央戲劇學院學習話劇影視編導,還參加舞美培訓班。但越接觸西學,越見那中華文化才是追本溯源的根,反而更堅定他對傳統的理解和忠貞。從此便身著中式的對襟和千層底的布鞋,手裡提拉著一老太太買菜時的兜子,裡面裝著曲譜、笛子和《論語》,擠著公交和地鐵,穿梭於首都各個高校教崑曲與儒學。若是冬天,他會把笛子揣進懷裡以防止凍裂。有時他招待老友在台基廠的一條龍雅集,連吃帶唱,很多是他做東,若是別人掏腰包,會按舊式請客的習慣提前講明。
他站到飽受後世攻伐的朱子學的一面,認可朱熹一脈的學術思想,最為頂禮的人物和理想的年代,是孔子和西周,日常生活里對孔孟之道身體力行:講規矩,重禮儀,習慣於老年間的一切。
他據國子監官韻的吟誦調,吟誦並整理出版了《孝經》《道德經》以及《四書》,每個月都義務在商務印書館為讀者講解,按古代禮儀來誦讀。每一次,面對初次見面的社會讀者,他會舉家長里短的例子來解釋經典,也不管別人是否接受,焚香插花,用iPad顯示著孔子像,並帶著所有讀者按照舊式的禮儀,恭敬地上香,雙手捧著線裝書,深深地三次一躬到地。
先生學問大,爭議更大——他悍然否定近代顯耀的陽明學,更否定以基督教加陽明學治國的老蔣,將搞新舊文學的人和革命群眾得罪個乾淨。新派不喜歡他,「舊派」也不一定喜歡他。因為舊派多停留在玩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並不認可經學;即便認可經學,也主張讀《論語》而不認可讀《孝經》,不認可按儒家來生活。哪怕再認可學儒的父母,多是「孩子學而我不學,我負責賺錢和在一旁給娃拍照片」的觀念。
他說,中國就倒霉在讀了幾頁古書、卻又一知半解、還搞文化的人身上了。
張先生家和清末滿臣之間多有姻親,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傾向於宗社黨和貴胄學堂中的人物。滿臣多保守舊學,抱殘守缺。而他取法保守,卻會應變。先生不該被稱為遺老,而是儒者。其實他不用比擬哪位古人,也不是最後的士大夫,而是一位最初的「儒」——很多人都會認可儒家文化,但不會像他這樣,放下各種功名利祿,而去書店裡義務講《四書》《五經》,像純潔的信徒一樣,去追求著最初意味的孔孟之道。
| 張衛東先生講《四書》(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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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的命運中還得到最後的文化老人的真傳,那是80年代最後一批舊文化的遺存,都是不「刷色(音shǎi ,指不走紅色路線)」、不往上爬的舊文人,也是真文人。文博界的啟功、周汝昌、趙其昌、宗璞都最愛他的崑曲,他說汪曾祺的文章是花美人,能隨唐蘭(文字學家、金石學家、歷史學家)治文字學和史學,做過北大副校長的語言學家朱德熙的同學,他們一個吹一個唱,朱德熙喜歡唱旦角,汪曾祺再而三唱老生:「但你們不要學他們表面——大教授好唱戲的,都是學有餘力而當玩。」
我信他,起碼他認識汪曾祺。
張先生接觸過部分大師的晚年,有很多親耳聆聽過的事。記得他描述過被批判了後半生的俞平伯耿直得有些愚魯,模擬俞平伯的口音時,神態語言都極像:「我?你問我什麼成分?我家祖上是做官的!到了我這一輩不做官了,是教書的!」
他還說葉聖陶先生聰明且自保,一輩子提倡白話文,可自己卻喜歡看文言,唱崑曲、寫書法,還督促王泗原先生用文言校點《楚辭》。
令人詫異的,是張先生全無收藏癖。他小時候,朱德熙給他改過作業,王泗原講《楚辭》時也給他留下手稿,他都並沒刻意收起來,而眾人雅會的活動記錄卻都留著。
這興許與他的老師朱家溍先生有關。朱先生家向故宮博物院、社科院、承德避暑山莊、浙江省博物館等無償捐贈了1000多件古碑帖、20000多冊古籍、大量的明清黃花梨、紫檀傢具,數十件古代字畫和古琴,晚年卻喜好臨摹古畫消遣,夫人患病臨去世時,工資卡里所剩無幾。
張先生多次提到朱家溍先生論及文物的名言:「聚是一樂,散亦是一樂。」並言及,痴迷於收藏並不好,若只迷戀於找名人簽字合影,註定會荒廢學問。在朱家溍先生百年誕辰之際,張先生主持了《季黃先生十年祭》(朱家溍字季黃)的禮儀安排,在前門外西河沿的正乙祠戲台,舉行了京城家庭自辦的祭祀,並依照古法不施粉墨,水青臉著裝,登台獻戲《浣紗記·寄子》。
曲友中有位邵懷民老先生,96歲尚能登台演《天官賜福》中的織女,還有旦角嗓子。他出身於福州三坊七巷的世家,父親是學者,母親也是大家閨秀,本人卻一生坎坷,無兒無女,酷愛戲曲書畫,保存有一支他的母親傳下來的笛子,晚年時已不能隨著音律按孔,但還不時地拿出來吹奏。在他百歲壽誕之際,同好們還為他舉辦了曲會慶祝。
在邵老先生102歲那年的某天,張先生夫婦行在三里屯,想起距離邵老家不遠,就給他家打電話準備看望。不料邵老侄女接電話,哭泣說老人剛走,無疾而終,「正給穿衣服呢」。張先生夫婦趕去,坐在老先生的床榻邊,用那支百年以上的笛子,最後吹了一曲《萬年歡》——這是請神送神的曲子,算為邵先生身歸極樂世界送行。家人說,這把笛子送您吧。張先生卻說,還是隨著邵老一起走吧。隨後,把那笛子也跟著人一起火化了。
事後我問,邵老家人已經說送您了,笛子好歹也一百多年了,怎麼不留下來當個念想兒,以睹物思人?
張先生當即批評我:「最好的學問是記在腦子裡的,最好的念想兒是留在心裡!」
想起小提琴家盛雪去世,他的兒子盛中國將他的琴陪著火化了;而2018年9月盛中國去世,仍舊是把他最喜歡的一把琴一併陪葬,空餘一具琴盒。這便是高山流水的意境,是樂師與琴的歸宿。夫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具有古人情志的張先生,以人生百歲譬如朝露的豁達,活得通透瀟洒。
在張先生的著作《賞花有時,度曲有道》附錄,有一篇《妻子眼中的張衛東》,是師母潘姝雅女士所作,對先生有不顧家的埋怨,卻又飽含默默溫情。師母最早是學調酒的,做過編輯,還出過一部長篇武俠小說《鏡世蓮華》,後多年持家,極為相敬如賓。
張先生在她心中,總是那個修鉛筆的大男孩,這是變相地秀恩愛。從愛情角度,先生主張終身如一,敬重俞平伯與許寶馴,周有光與張允和,啟功與章寶琛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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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這樣一位「古人」一起,樂趣也頗多。平日里,張先生常用老年間的方法帶著我們「玩」,五月初五,七月初七,八月十五,九月初九,甚至冬至,都按照舊京的習俗擺供拜神,每次大家都每人帶一個拿手菜,中午一起做飯,下午唱崑曲。我們一般會找箇舊式裝幀的會所,或是郊區一個再簡樸不過的院子,按照舊式的禮制擺上供桌,然後要麼琴雅雙清,要麼琴、曲、鼓梅花三弄。
頭一回過八月十五,我們學著先生的手法,把點心供果兒在供桌上堆起來,可堆上就倒。仔細觀瞧,原來張先生碼出的「供尖兒」,是用牙籤將點心供果兒串起來的,外面看不出來。他說這不叫「山」型,而叫「塔」型,是小孩子從幾歲就上手跟著干,長大了就是自然而然代代相傳。
隨後他又如變戲法一般,不知從哪拿出個「月宮碼兒」,上面印著一隻站起來搗葯的兔子,要用個硬木的「插牌子」(擺在桌上的小型屏風),把月宮碼兒貼上,再供上兔兒爺,最後要在晚上祭祀後焚化;
他一邊動手,一邊講著「兔兒爺」的讀音、文化、製作、深層的內涵,連帶著講了牌子曲《五聖朝天》【梅華調】中「哎哪兔兒爺我」的包袱在哪、「兔兒爺山」這個詞在舊京戲園子里是怎樣一種座位的比喻,那種座位怎麼安排……於聊天幹活中,就傳道受業解惑矣。
晚飯前後唱八角鼓,而每逢玉兔東升,便有人彈起古琴,張先生隨著古琴的伴奏,唱《陽關三疊》、《關山月》,或用旦角的嗓子唱《秋風詞》的琴曲。
前些年大家都沒這麼忙,我們隨著先生在護國寺小吃店喝豆汁,白天中山公園賞牡丹,晚上逛北海,於濠濮間吹笛唱曲,聽他講曾於中秋月夜北海中划船賞月,清閑雅歌,弦索暢彈;也曾夜遊北大,石舫上唱《遊園驚夢》,惹得一對對愛河中的學子,紛紛在花叢中停止呢喃,尋聲靜聽。
有時中午一起吃過飯,晚上還要去曲社,下午幾個鐘頭,張先生就帶我們去龍潭湖,找個亭子唱《西遊記·認子》。在磚塔衚衕正陽書局的磚塔下,在沙灘中老衚衕的四合書院里,都曾有絲竹不斷、言語鶯歌的雅集,由中國音樂學院的一位學生彈琵琶,看張先生帶身段唱徐渭的《四聲猿·罵曹》,北曲正宗之風範在誕生之地依然傳留。
跟著張先生上妙峰山看走會,先生虔誠地給喜神殿里供奉著的梨園行祖師爺大禮參拜,放上功德錢與大家齊唱北曲《天官賜福》。也曾跟著先生到清東陵踏青祭掃,拜祭康乾聖主,在神功勝德碑的碑亭中,唱康熙喜歡的崑曲,唱乾隆喜歡的八角鼓。七月十五,還會跟他到西四的廣濟寺中去磕個頭。
他家中佛道並信,與白雲觀的道士皆乃世交,懂得佛道科儀,且不排斥民間俗信。每次吃飯,都選一家味兒好價低的餐館,點最值得一嘗的菜,順帶說說過去怎麼做飯吃飯,也會警告我們年輕人吃相兒難看,需要端正禮儀。時間長了,不論大家是否餓癟,都要上齊四個菜才動筷子。
先生談到儒家社會安於天命,多大歲數,什麼身份的人,都安於自己的身份做事。看見現在母親和女兒賽著捯飭,他說:「過去沒有和女兒一起比美的,和女兒比美的不是媽媽,是領家兒媽媽(老鴇)!」 看見有的女孩子亂穿旗袍盤發纂,會說:「那種花色是當了婆婆的人才穿的。」
只有先生的幾個學生在偷笑,其他人沒聽懂。
張先生說,說損話是北京人的天賦,過去的人臭嘴不臭心,有一回朱家溍先生在曲社演出,因為誰派什麼角兒的事被周銓庵給嗆了,朱先生在屋裡坐不住,不到10分鐘掀帘子出去了。可下次倆人見面又和好如初,互相讓煙:「您來我這個。」
張先生也有嚴肅發火的時候,他訓斥在場胡鬧的小孩兒,數落不會端茶倒水、擦抹桌案卻貿然伸手的「熱心者」。 他對小孩兒絕不無規則地溺愛嬌寵,要孩子隨大人一起規矩地行動坐卧,並說孩子要「從小在典禮等大場合鎮著他,生活條理要從5歲就開始養成」,「大凡沒邏輯沒條理的,都是小時候缺栽培」。
曾有人說先生是京城遺少,不幾年也能算京城遺老。可這是一個想做遺老而不得的時代,電視里到處都是辮子戲,網上到處都是辮子迷,四處都在販賣歷史情懷與懷舊,搞得有人都想當遺老,開始裝樣子,並永遠只能是裝樣子。原因再簡單不過——真的遺老,哪位不通經史子集?
論遺老,我們不配。
尾聲
冬天時,先生穿了雙毛窩(北京話:棉鞋,這個詞早已絕跡,好像只有先生才用)來家串門,看我家破瓦寒窯的小院子,勸我知足常樂,說能在二環內有一間安靜的小房,再簡陋也要心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你早就該結婚生子,但過了時候也無所謂了,雍者修文,趕緊把《四書》念了。」
他在我家做飯,教我做傳統的素什錦,還燉了羊肉和羅宋湯。吃完後,悠揚的笛聲混著羊油味兒,都凝聚在這衚衕寒窯中了。
我開車送他回家,半路上臨時起意,去張家東四六條的故居看看。到了六條下了車,只見那原有的門樓已認不出來,更何能保留院落的布局?張先生沒怎麼說話,很快就上了車,我送他到垂楊柳再返回北新橋,就在午夜從東三環到北二環的時間內,到家打開郵箱,卻見他發來一首五言古詩:
松鋆至祱權家訪後有感
別後意蕭然,相逢話未完。
塵封以往事,憂憤長綿綿。
念祖靈光顯,眷顧舊家園。
歲月如流水,寒夜困頓還。
祱權提議癸巳臘月二十五
夜訪六條東口祖宅遺蹟
「松鋆」是他的號,他熱心為學生取筆名和號,並言經常用筆名會帶來好運。他為我取的名字很怪,叫「祱權」。意思是我應該增加點權力和正派。「祱」是為了和我名字里的「磊」同音,但字典上讀作shuì或lèi,我擔心別人不認識,很少用。
在郵件中,他要我和上一首,我至今也沒有完成。不過,想必先生終不會苛責我。
這首詩,讓我想起他的摯友、日本學者蘆川北平先生說過的事:在日本東京的街頭,蘆川先生送張先生走了很長一陣、於地鐵口分別時,張先生旁若無人地演唱了一段《秋景·黃鸝調》,這是出自王實甫《西廂記》中的一曲《長亭送別·正宮·端正好》:
「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唱完拱手作揖,轉身飄然而走進地鐵,消失於東京地鐵入口的盡頭。
編輯:唐糖
題圖:溫冬,原發於《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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