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像古人一樣生活

他始終要我們學誦唸和經學，說崑曲不過是娛樂。經史不成才學古文，古文不成才學詩詞，詩詞不成才學曲，戲曲不成才寫小說。

作者：侯磊

這幾年傳統文化有了抬頭，國學被開成各種補課班當買賣來做了。北京的市面上流行起了崑曲、古琴、茶道和瑜伽「四大俗」，四處都是各種舊式裝幀的會所，冒出了各類名目的大師，街頭開起了各種太太學堂，中產乃至小資，閑來無事時，也要風雅一番。

我想，京城裡應該始終深藏著真正的老派人物，他們自幼學琴學畫不是為了考級加分，讀古文也不是為了應付考試，只覺得人生應該這樣。

此時，我有幸認識了張衛東先生，一位真正的活古人——不用手機，寫字首選毛筆和繁體，講課時會穿上自己祖父那件90年前的長袍馬褂，寶藍色的長衫暗藏印花，而家中還存著雙120年歷史的朝靴以及花盆底的女旗鞋。

| 我與張衛東先生（作者供圖）

我們一般尊稱只叫先生，也有人叫他衛東師。他多年來義務教授崑曲和四書五經，對儒家理想的種種美政身體力行。他不是復古者、好古者、舊學研習者，而是本身就是古人——百年前的歷史退潮太快，把他這隻含滿了古典珍珠的巨蚌，留在了現代的沙灘上。

1

2010年的一天，無意間隨一位茶友到後海恭王府附近古逸茗庄的二樓，去聽一位老師的崑曲課。

上得二樓來，屋中被用作琴房，牆上掛滿了名家手斫的古琴，中間用琴桌拼成一條長几案，學生們沿著几案圍成一圈，都是會唱的資深曲友。往後則是一圈不靠几案、只坐椅子的初步入門者。我悄悄到最後靠牆根兒坐下，遠聽張先生拍曲擫笛，教學中嚴肅中帶著詼諧。

但見先生相貌高古，腦門處有些謝頂，腦後留得有點長，宛如清末剛剛剪了辮子的「馬子蓋」，要是風扇吹在頭上，則又是另一個稱為「帽櫻子」的髮型。一身中式對襟兒的褲褂，腳踏一雙內聯升千層底兒禮服呢小圓口兒手工鞋，如果有人也穿中式服裝，他會給你用手比一下紐襻兒的長度說：「老式的應該二寸五，你這三寸，長了。」

張先生一張口，自是一口清末民國時我奶奶那代人說的北京話。我在此語境下長到17歲後祖母殯天，衚衕的北半面也拆遷了，自此與京腔話別。張先生的出現，讓我找回了十幾年沒聽過的音兒、辭彙甚至語法，有時還撿了不少老媽媽令（母親教育孩子明事理懂規矩一類的話）。

他講課時會說「這事較比起來吧……」，「較比」就是比較，在老舍小說里都這麼用，同樣還有「道地」一詞，是地道的意思。在現代的北京城中聽人說100年前的話，穿越感立馬悠然升起。

這一次拍曲散會時，我上前與張先生打招呼。

先生說：「這小孩說一口京話，住城區的吧？」

我說：「我住北新橋兒，還住衚衕。」

這自然與張先生熟識起來。北京過去一條衚衕有幾個宅門，彼此都是圈套圈的親戚。張先生是旗人，祖父、父親皆擅儒學醫。我有位親家奶奶是侍郎高家的後裔，夫家姓愛新覺羅，高侍郎的堂妹嫁了言菊朋，言菊朋的母親崇氏，便是張先生大祖母的姑姑。

就這麼個八竿子遠的關係，張先生更對我親近，別人問：「這是您徒弟？」張先生說：「不是，這是我家親戚。」

2

張先生在戲曲、民俗、老京文化等舊學上無一不精。我當時醉心於崑曲，遇到這樣的名家，自然想找機會問藝求教，交流時還想露一點我接觸過的戲曲藝術，以免先生把我當外行。

這點小心思自然瞞不了張先生，他並不多說，大多只是一兩句引子，深入淺出，給我留下空白：「花臉最早有郎德山那麼一路的唱法，高而尖，直筒兒的。早年劉鴻聲也那樣。」又或者說：「我那某某文章你沒好好看。」

他最常說的話是：「過去的藝人，即便跟師父學錯了，都不敢改，認為自己沒學問改。現在儒學衰微，人已經沒能力創作士大夫作的雜劇傳奇了。到不如把舊有的整理好，抱殘守缺。」

每次說話時，張先生都是和藹的，笑眯眯的。而每次拍曲，他都在教身邊的學生。直至有一天他帶著大家唱小嗓兒的旦角，走到我跟前，把耳朵貼過來聽聽。

「你唱，咿——」他悄聲地用假嗓。

我唱，他擺了擺手，轉身走了。

看張先生的意思，我不是唱崑曲的材料。我也不沮喪，畢竟我這半路出家，比起張先生當然是雲泥之別——從上世紀90年代，到2006年，他一直在拿戲曲界的各種表演獎。

張先生受家庭熏陶，自幼在北京崑曲研習社向吳鴻邁、周銓庵以及上海崑曲研習社樊伯炎學老生、老外以及正旦、小生等行當，被文博大家朱家溍收為入室弟子，同台演出。戲曲學院畢業後進入北方崑曲劇院，十八九歲就演紅了，年輕時與曾為毛主席演過戲的崑曲藝術家蔡瑤銑合演《琵琶記》，他演蔡公，年過花甲的蔡瑤銑則演他兒媳。

| 朱家溍、張衛東先生於北京崑曲研習社（作者供圖）

再早些年，他與王泗原、葉聖陶到東四七條口上的松竹園澡堂子泡過澡，泡澡時就學了《楚辭》；與合肥四姐妹的張允和張充和習曲演戲，論親戚管史學家謝興堯叫姨夫，輩分可大了去了；與豐潤張家（張愛玲家族）的肖漪演過《認子》——這都是上世紀80年代的事了。

他嗓子極好，高低沒擋，會好多已經絕跡的戲和曲藝說唱，連幾乎失傳的京高腔，也能唱不少；做工也佳，看他唱《草詔》中方孝孺的錄像，在台上撲跌閃轉，令人叫絕。

他做過新版《紅樓夢》的顧問，借著拍電視劇的機會，錄製過不少罕見舞台的戲曲片段，有他的京高腔《封神天榜·姜子牙斬將封神》，有《天官賜福》《一兩漆》《雙官誥》《琵琶記》《南柯夢》以及《花果山》的《請猴》等。唱《請猴》里的「三通戰鼓」那段，高亢激烈，沁人心脾。

| 張衛東先生飾演的姜子牙（作者供圖）

然而，十幾年前，他在報刊上對「流行崑曲」一一炮轟後，為了堅持他的崑曲理想，便不怎麼唱了。

之前迫於劇團安排，張先生演過很多新戲，2006年前後，他連續在報刊上發表《正宗崑曲大廈將傾》、《崑曲的興盛有賴於儒學復興》等一系列立場鮮明的評論，直言新編崑曲太過造魔，崑曲成為非遺後，那些不是內行的研究家紛紛佔據舞台。到處是胡亂編造的新戲和新演法，無法達到他「繼承崑曲藝術的原有精髓，以修復更多有文獻傳留的老傳奇」的標準。

人人都為他惋惜，他有太多太好的戲都得到了名家傳授。如《夜奔》這出北昆名劇，他特意記錄了表演的關鍵，卻從未顯露於舞台。劇團雖然月薪不高，憑藉國家一級演員的名氣身份，走走穴，就能賺大錢。可他偏不，仍給不知名的報紙寫稿子，去不知名的學校里講學。

他多年來辦了西山采蘋曲社、霓裳續詠子弟八角鼓票房和易雍書會，場面上的桌圍子都是不多見的京綉。學生送他禮物，他會高興地收下，很快再轉身分給大家享用。曲社會象徵性地攢些會費維持活動，但有幾種可以不交：學生不交；沒有工作收入的不交；生活條件不好，有病有災的不交；實在不方便的，也可不交。

他說：「當老師是把自己撕碎了，餵給學生。什麼時候我嗓子唱嗝兒了，你們也就學出來了。」

雖是張先生教崑曲，但平日里更注重的還不是曲。比起藝術，他更注重思想與學術，他始終要我們學誦唸和經學，說崑曲不過是娛樂，「經史不成才學古文，古文不成才學詩詞，詩詞不成才學曲，戲曲不成才寫小說」。

有次，和我們論及《牡丹亭》和《玉簪記·琴挑》中的情情愛愛，他沖著學生說：「讀古書是吃正餐，而這（崑曲）是甜食，人不能一輩子只吃甜食。不把古文讀透了，不配來唱崑曲。」

甚至一手用力攥著笛子說：「好好讀古書，甭學這下流玩意兒。」

而張先生演這類戲，卻極為精妙。比如他講《琴挑》中潘必正挑逗陳妙常的細節：

「（生）小生實未有妻。

「（旦）也不干我事。

……

「（旦）潘相公，花陰深處，仔細行走。」

三句兩句，便講解齣戲詞間暗指的春色，此時才理解，這類戲才真是少兒不宜。

中國自古視伶人為下九流，他的編製又不在高校和研究院，主流學界不一定服他，聞風而來追隨他的粉絲，又有多少能讀他推崇的古書？

我感到張先生身上的某種分裂，在一個學者們都爭當演員的時代，他這個真正的好演員，卻要做古之學者。他擅演的，無論是《千鍾戮·草詔》中的方孝孺、《一捧雪·祭姬》中的戚繼光、《牧羊記·望鄉》中的蘇武，還是《浣紗記·寄子》中的伍子胥、《長生殿·罵賊》中的雷海青，無不是忠臣良相，且多是身處逆境且剛直不阿、忠孝雙全的士大夫，繼承了他的老師朱家溍在《別母亂箭》中飾演的周遇吉的形象和氣質。

| 張衛東先生1991年飾演《草詔》方孝孺（作者供圖）

或許，這就是儒家的理想主義與悲劇精神——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吧。

3

多年來，我到處隨張先生學曲。張先生外出講學，或小範圍雅集，我有時打打下手，拙手笨腳，常碰了茶壺弄灑了茶碗兒。

一開始我唱崑曲沒調，唱八角鼓沒板，直唱得該有人發我一幅快板，改成呱唧呱數著字兒唱快板的樣子。我便扯著嗓子喊著唱，唱完兩個半鐘頭崑曲，嗓子成了公鴨。有時覺得不錯，張先生說跑調了；有時嗓子明明不在家，張先生說進步多了。

終於有一天，他說：「找到調了，崑曲本是黃鐘大呂，闊口曲目眾多，而絕不僅是咿咿呀呀。」

不過，一次我去魯迅文學院進修，張先生也被請到文學院講過一次崑曲，我在台上領唱，張嘴就冒調了。張先生直接說「跑調了」。事後有同學來議論，認為張先生對我太不含蓄。

其實私底下，他批評我向來直接，因含蓄了我聽不懂。一次他談藝術需要天賦，我便問：「寫文章也要天賦么？」

「要，你就沒天賦。」

眾人哈哈大笑。

張先生後來說，我說過你幾回，沒想到沒有把你說跑，倒是學得勤了。

其實，這舊式師生相處方式，我已經習慣了。

當著生人的面，張先生倒一個勁兒地誇我，而在郵件中，則總數落我的「不是」，有時還慚愧說沒教我什麼東西——張先生不用手機，偶爾使用電子信箱，還是與師母共用，用繁體字給我的回信，多是簡約的幾個字，但要是為了修改指導，文字卻絕不吝嗇。

我寫過兩本古詩詞中的風俗制度與掌故的書。樣文發給他後，他把蔡京一篇全面修訂。有的稿子只想發他看看，他卻主動給我修改，下筆毫不歐化，也不避口語，最後用省略號結尾，能將我西化而凌亂的表達一一消化，且文體感極強，改一點，文風就有了他的老派風格。我若有沒採用他的地方，事後看到，他還要給我講深處的緣由。

我與張先生合寫的稿子，他從不要署名和稿費，還叮囑我萬不可有賣文的思想。他主編了份民間刊物《八角鼓訊》有二十餘年，由不少學生幫忙校對，每次印出來都很高興。他也整理過很多老藝人的口述史，幾乎都是他重新寫的，但他也不落署名，最多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只加個「記錄」。

他早先與北京民俗作家、火神廟裡的小老道常人春先生合著的《喜慶堂會》一書，是早期研究北京堂會演出的重要作品。因跨越年代很久，資料多是他到國家圖書館裡泡一整天，逐字逐句從老報紙上摘抄下來的（老報紙多不能複印）。書原本有80萬字，可出版時只有薄薄一冊，中間還丟過一次手抄的原始稿子——這都是二位多年來對北京民俗業考察研究的結晶，如今常人春先生羽化登仙，想研究都沒去處了。

有時講座，張先生會隨身帶幾本自己的書，打折價均給聽眾，也有時隨手就送了，還用毛筆認真地簽名題詞。凡是聽過張先生的課或讀過他文章的人，都說他是活化石般的學者，「太金貴了」。北大的學生們要是看見他侃侃而談就說：「張先生又在佈道了！」

他教過大批學生，不少下海從藝，博得些名聲；京城文化界的大小名人，都來這兒摞葉子摘桃；研究古代戲曲曲藝和吟誦的碩士、博士，不少都是張先生給列過論文大綱，也會有人將先生的學問拿來改頭換面，立即兌現。

可張先生卻這麼想：能把學問開枝散葉，落地生根，多好啊！

2012年，我下江南遊玩，已從蘇州到了常熟，去看錢謙益、柳如是的墓，偶感中給張先生寫了郵件。當時先生正在蘇州排演曹寅的《續琵琶》，只飾演了一個配角，但戲單上寫著是由他「踏戲」，讓去了「導演」的名號——其實「踏戲」是指這齣戲全是張先生整理恢復，那個所謂的導演，不過是張羅找個演戲的契機而已。

我便重返蘇州，隨著先生一游。張先生手持舊式的傘遮陽，上身白色對襟，而下身黑色褲子，一雙小圓口的千層底，猶如從園林古畫中走出的人。

將近40度的高溫下，蘇州的工人們在污臭的城中小河裡清淤，全無小橋流水人家、蘇杭美景的浪漫。

張先生見了，深深地皺眉，深深嘆息說：「這真不是好活兒，人活在世間太難受了。」

4

要說張先生在戲台上的「古」是扮出來的，那生活中的「古」則是骨子裡帶出來的。

我偶爾會拿生活中的事勞煩先生，比如向他請教如何養好水仙花，他回信詳盡：

「（水仙）不要剝皮，放在陰暗處，等到臘月初一再裝盆兒加水，白天把水倒少一點曬太陽，晚上加點水放在窗台上，如此初一前後就可以開花啦。

要是打算刻水仙就是用竹刀把中間切開一點兒，橫著切一少半兒，留著花芽子，在尖上劃一刀，加上棉花蓄水，白天曬，晚上放在溫暖的地方。等到初一幾天就可以看到怪狀的水仙了，講究有雙喜、蟹爪等造型……」

這還不算，他在郵件中為人講述搬家時的講究，那是一個讓人開眼：

「搬家先放鎮宅之物，寶劍、四書、佛經、石頭等博古葫蘆都可以，有太陽的時候窗子打開三天，正廳放一個水缸或是一盆水，用扇子扇扇，再把原來老宅的天景土帶來一包撒到四角……

第一頓飯給工人吃，留下剩飯皮，等工人走了在繼續食用……也可以叫上幾個朋友一起吃飯溫居賀喜，依然是吃米飯炒菜上供蒸肉等。

饅頭、豆包、打滷麵也是可以的，但是必須有外人參加才好……最講究是傭人或是工人，親友其次……」

只要我用文言給他寫了信或稿子，他都誇我文言的進步，要我寫新的思想和內容，要摒棄俗語，少用「你」、「我」、「他」，並指出文法上的幼稚。我也把早年寫的幾行舊詩發給他，先生更是逐一改過，並轉化成繁體字回復。

他的父親張振啓老先生是同仁堂坐堂的名醫，他雖沒有自幼從醫，卻也見多識廣，每次我嗓子發炎，他要我吃牛黃上清丸，說我不是嗓子的事兒，瀉肚後就好了，不用再吃別的葯。而眼睛發炎，也不用上眼藥水，用石斛熬水擦洗，能消炎清火。

張先生如此「復古」，大概是因為其從未受過新學（西學）的「污染」。他小時候寫字，先用的毛筆，再用的鉛筆，是用毛筆在北海里畫寫生出身；先隨章太炎的弟子吳承仕之子吳鴻邁先生學《孝經》《道德經》《四書》以及崑曲後上再上的小學，自三年級起就學習戲曲，而後上了戲校。

期末考試時，別人都在搶著複習，他兜里揣著幾根筆，大搖大擺把語文考個接近滿分，而數學則會考個不及格。民國時滬上畫壇有「三吳一樊」四大家，「樊」是樊少雲先生，而張先生就是由樊少雲的公子樊伯炎教的古琴、崑曲與繪畫，他18歲時畫的扇面，俱是古人風範了。

每與他談民國諸位大師，他都不屑一顧甚至嗤之以鼻。

他說民國時把前清的宿儒多數不用，專用剛留洋回來毛頭小子當教授，把舊學都廢了，如此舊學不廢也會極度消亡。他還說，馮友蘭90年代找助手，專門點名要找沒「上過學」的——就是沒受過新式教育的。

其實張先生在80年代也曾「潮」過兩年，他研究過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在中央戲劇學院學習話劇影視編導，還參加舞美培訓班。但越接觸西學，越見那中華文化才是追本溯源的根，反而更堅定他對傳統的理解和忠貞。從此便身著中式的對襟和千層底的布鞋，手裡提拉著一老太太買菜時的兜子，裡面裝著曲譜、笛子和《論語》，擠著公交和地鐵，穿梭於首都各個高校教崑曲與儒學。若是冬天，他會把笛子揣進懷裡以防止凍裂。有時他招待老友在台基廠的一條龍雅集，連吃帶唱，很多是他做東，若是別人掏腰包，會按舊式請客的習慣提前講明。

他站到飽受後世攻伐的朱子學的一面，認可朱熹一脈的學術思想，最為頂禮的人物和理想的年代，是孔子和西周，日常生活里對孔孟之道身體力行：講規矩，重禮儀，習慣於老年間的一切。

他據國子監官韻的吟誦調，吟誦並整理出版了《孝經》《道德經》以及《四書》，每個月都義務在商務印書館為讀者講解，按古代禮儀來誦讀。每一次，面對初次見面的社會讀者，他會舉家長里短的例子來解釋經典，也不管別人是否接受，焚香插花，用iPad顯示著孔子像，並帶著所有讀者按照舊式的禮儀，恭敬地上香，雙手捧著線裝書，深深地三次一躬到地。

先生學問大，爭議更大——他悍然否定近代顯耀的陽明學，更否定以基督教加陽明學治國的老蔣，將搞新舊文學的人和革命群眾得罪個乾淨。新派不喜歡他，「舊派」也不一定喜歡他。因為舊派多停留在玩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並不認可經學；即便認可經學，也主張讀《論語》而不認可讀《孝經》，不認可按儒家來生活。哪怕再認可學儒的父母，多是「孩子學而我不學，我負責賺錢和在一旁給娃拍照片」的觀念。

他說，中國就倒霉在讀了幾頁古書、卻又一知半解、還搞文化的人身上了。

張先生家和清末滿臣之間多有姻親，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傾向於宗社黨和貴胄學堂中的人物。滿臣多保守舊學，抱殘守缺。而他取法保守，卻會應變。先生不該被稱為遺老，而是儒者。其實他不用比擬哪位古人，也不是最後的士大夫，而是一位最初的「儒」——很多人都會認可儒家文化，但不會像他這樣，放下各種功名利祿，而去書店裡義務講《四書》《五經》，像純潔的信徒一樣，去追求著最初意味的孔孟之道。

| 張衛東先生講《四書》（作者供圖）

5

張先生的命運中還得到最後的文化老人的真傳，那是80年代最後一批舊文化的遺存，都是不「刷色（音shǎi ，指不走紅色路線）」、不往上爬的舊文人，也是真文人。文博界的啟功、周汝昌、趙其昌、宗璞都最愛他的崑曲，他說汪曾祺的文章是花美人，能隨唐蘭（文字學家、金石學家、歷史學家）治文字學和史學，做過北大副校長的語言學家朱德熙的同學，他們一個吹一個唱，朱德熙喜歡唱旦角，汪曾祺再而三唱老生：「但你們不要學他們表面——大教授好唱戲的，都是學有餘力而當玩。」

我信他，起碼他認識汪曾祺。

張先生接觸過部分大師的晚年，有很多親耳聆聽過的事。記得他描述過被批判了後半生的俞平伯耿直得有些愚魯，模擬俞平伯的口音時，神態語言都極像：「我？你問我什麼成分？我家祖上是做官的！到了我這一輩不做官了，是教書的！」

他還說葉聖陶先生聰明且自保，一輩子提倡白話文，可自己卻喜歡看文言，唱崑曲、寫書法，還督促王泗原先生用文言校點《楚辭》。

令人詫異的，是張先生全無收藏癖。他小時候，朱德熙給他改過作業，王泗原講《楚辭》時也給他留下手稿，他都並沒刻意收起來，而眾人雅會的活動記錄卻都留著。

這興許與他的老師朱家溍先生有關。朱先生家向故宮博物院、社科院、承德避暑山莊、浙江省博物館等無償捐贈了1000多件古碑帖、20000多冊古籍、大量的明清黃花梨、紫檀傢具，數十件古代字畫和古琴，晚年卻喜好臨摹古畫消遣，夫人患病臨去世時，工資卡里所剩無幾。

張先生多次提到朱家溍先生論及文物的名言：「聚是一樂，散亦是一樂。」並言及，痴迷於收藏並不好，若只迷戀於找名人簽字合影，註定會荒廢學問。在朱家溍先生百年誕辰之際，張先生主持了《季黃先生十年祭》（朱家溍字季黃）的禮儀安排，在前門外西河沿的正乙祠戲台，舉行了京城家庭自辦的祭祀，並依照古法不施粉墨，水青臉著裝，登台獻戲《浣紗記·寄子》。

曲友中有位邵懷民老先生，96歲尚能登台演《天官賜福》中的織女，還有旦角嗓子。他出身於福州三坊七巷的世家，父親是學者，母親也是大家閨秀，本人卻一生坎坷，無兒無女，酷愛戲曲書畫，保存有一支他的母親傳下來的笛子，晚年時已不能隨著音律按孔，但還不時地拿出來吹奏。在他百歲壽誕之際，同好們還為他舉辦了曲會慶祝。

在邵老先生102歲那年的某天，張先生夫婦行在三里屯，想起距離邵老家不遠，就給他家打電話準備看望。不料邵老侄女接電話，哭泣說老人剛走，無疾而終，「正給穿衣服呢」。張先生夫婦趕去，坐在老先生的床榻邊，用那支百年以上的笛子，最後吹了一曲《萬年歡》——這是請神送神的曲子，算為邵先生身歸極樂世界送行。家人說，這把笛子送您吧。張先生卻說，還是隨著邵老一起走吧。隨後，把那笛子也跟著人一起火化了。

事後我問，邵老家人已經說送您了，笛子好歹也一百多年了，怎麼不留下來當個念想兒，以睹物思人？

張先生當即批評我：「最好的學問是記在腦子裡的，最好的念想兒是留在心裡！」

想起小提琴家盛雪去世，他的兒子盛中國將他的琴陪著火化了；而2018年9月盛中國去世，仍舊是把他最喜歡的一把琴一併陪葬，空餘一具琴盒。這便是高山流水的意境，是樂師與琴的歸宿。夫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具有古人情志的張先生，以人生百歲譬如朝露的豁達，活得通透瀟洒。

在張先生的著作《賞花有時，度曲有道》附錄，有一篇《妻子眼中的張衛東》，是師母潘姝雅女士所作，對先生有不顧家的埋怨，卻又飽含默默溫情。師母最早是學調酒的，做過編輯，還出過一部長篇武俠小說《鏡世蓮華》，後多年持家，極為相敬如賓。

張先生在她心中，總是那個修鉛筆的大男孩，這是變相地秀恩愛。從愛情角度，先生主張終身如一，敬重俞平伯與許寶馴，周有光與張允和，啟功與章寶琛的愛情。

6

和這樣一位「古人」一起，樂趣也頗多。平日里，張先生常用老年間的方法帶著我們「玩」，五月初五，七月初七，八月十五，九月初九，甚至冬至，都按照舊京的習俗擺供拜神，每次大家都每人帶一個拿手菜，中午一起做飯，下午唱崑曲。我們一般會找箇舊式裝幀的會所，或是郊區一個再簡樸不過的院子，按照舊式的禮制擺上供桌，然後要麼琴雅雙清，要麼琴、曲、鼓梅花三弄。

頭一回過八月十五，我們學著先生的手法，把點心供果兒在供桌上堆起來，可堆上就倒。仔細觀瞧，原來張先生碼出的「供尖兒」，是用牙籤將點心供果兒串起來的，外面看不出來。他說這不叫「山」型，而叫「塔」型，是小孩子從幾歲就上手跟著干，長大了就是自然而然代代相傳。

隨後他又如變戲法一般，不知從哪拿出個「月宮碼兒」，上面印著一隻站起來搗葯的兔子，要用個硬木的「插牌子」（擺在桌上的小型屏風），把月宮碼兒貼上，再供上兔兒爺，最後要在晚上祭祀後焚化；

他一邊動手，一邊講著「兔兒爺」的讀音、文化、製作、深層的內涵，連帶著講了牌子曲《五聖朝天》【梅華調】中「哎哪兔兒爺我」的包袱在哪、「兔兒爺山」這個詞在舊京戲園子里是怎樣一種座位的比喻，那種座位怎麼安排……於聊天幹活中，就傳道受業解惑矣。

晚飯前後唱八角鼓，而每逢玉兔東升，便有人彈起古琴，張先生隨著古琴的伴奏，唱《陽關三疊》、《關山月》，或用旦角的嗓子唱《秋風詞》的琴曲。

前些年大家都沒這麼忙，我們隨著先生在護國寺小吃店喝豆汁，白天中山公園賞牡丹，晚上逛北海，於濠濮間吹笛唱曲，聽他講曾於中秋月夜北海中划船賞月，清閑雅歌，弦索暢彈；也曾夜遊北大，石舫上唱《遊園驚夢》，惹得一對對愛河中的學子，紛紛在花叢中停止呢喃，尋聲靜聽。

有時中午一起吃過飯，晚上還要去曲社，下午幾個鐘頭，張先生就帶我們去龍潭湖，找個亭子唱《西遊記·認子》。在磚塔衚衕正陽書局的磚塔下，在沙灘中老衚衕的四合書院里，都曾有絲竹不斷、言語鶯歌的雅集，由中國音樂學院的一位學生彈琵琶，看張先生帶身段唱徐渭的《四聲猿·罵曹》，北曲正宗之風範在誕生之地依然傳留。

跟著張先生上妙峰山看走會，先生虔誠地給喜神殿里供奉著的梨園行祖師爺大禮參拜，放上功德錢與大家齊唱北曲《天官賜福》。也曾跟著先生到清東陵踏青祭掃，拜祭康乾聖主，在神功勝德碑的碑亭中，唱康熙喜歡的崑曲，唱乾隆喜歡的八角鼓。七月十五，還會跟他到西四的廣濟寺中去磕個頭。

他家中佛道並信，與白雲觀的道士皆乃世交，懂得佛道科儀，且不排斥民間俗信。每次吃飯，都選一家味兒好價低的餐館，點最值得一嘗的菜，順帶說說過去怎麼做飯吃飯，也會警告我們年輕人吃相兒難看，需要端正禮儀。時間長了，不論大家是否餓癟，都要上齊四個菜才動筷子。

先生談到儒家社會安於天命，多大歲數，什麼身份的人，都安於自己的身份做事。看見現在母親和女兒賽著捯飭，他說：「過去沒有和女兒一起比美的，和女兒比美的不是媽媽，是領家兒媽媽（老鴇）！」 看見有的女孩子亂穿旗袍盤發纂，會說：「那種花色是當了婆婆的人才穿的。」

只有先生的幾個學生在偷笑，其他人沒聽懂。

張先生說，說損話是北京人的天賦，過去的人臭嘴不臭心，有一回朱家溍先生在曲社演出，因為誰派什麼角兒的事被周銓庵給嗆了，朱先生在屋裡坐不住，不到10分鐘掀帘子出去了。可下次倆人見面又和好如初，互相讓煙：「您來我這個。」

張先生也有嚴肅發火的時候，他訓斥在場胡鬧的小孩兒，數落不會端茶倒水、擦抹桌案卻貿然伸手的「熱心者」。 他對小孩兒絕不無規則地溺愛嬌寵，要孩子隨大人一起規矩地行動坐卧，並說孩子要「從小在典禮等大場合鎮著他，生活條理要從5歲就開始養成」，「大凡沒邏輯沒條理的，都是小時候缺栽培」。

曾有人說先生是京城遺少，不幾年也能算京城遺老。可這是一個想做遺老而不得的時代，電視里到處都是辮子戲，網上到處都是辮子迷，四處都在販賣歷史情懷與懷舊，搞得有人都想當遺老，開始裝樣子，並永遠只能是裝樣子。原因再簡單不過——真的遺老，哪位不通經史子集？

論遺老，我們不配。

尾聲

冬天時，先生穿了雙毛窩（北京話：棉鞋，這個詞早已絕跡，好像只有先生才用）來家串門，看我家破瓦寒窯的小院子，勸我知足常樂，說能在二環內有一間安靜的小房，再簡陋也要心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你早就該結婚生子，但過了時候也無所謂了，雍者修文，趕緊把《四書》念了。」

他在我家做飯，教我做傳統的素什錦，還燉了羊肉和羅宋湯。吃完後，悠揚的笛聲混著羊油味兒，都凝聚在這衚衕寒窯中了。

我開車送他回家，半路上臨時起意，去張家東四六條的故居看看。到了六條下了車，只見那原有的門樓已認不出來，更何能保留院落的布局？張先生沒怎麼說話，很快就上了車，我送他到垂楊柳再返回北新橋，就在午夜從東三環到北二環的時間內，到家打開郵箱，卻見他發來一首五言古詩：

松鋆至祱權家訪後有感

別後意蕭然，相逢話未完。

塵封以往事，憂憤長綿綿。

念祖靈光顯，眷顧舊家園。

歲月如流水，寒夜困頓還。

祱權提議癸巳臘月二十五

夜訪六條東口祖宅遺蹟

「松鋆」是他的號，他熱心為學生取筆名和號，並言經常用筆名會帶來好運。他為我取的名字很怪，叫「祱權」。意思是我應該增加點權力和正派。「祱」是為了和我名字里的「磊」同音，但字典上讀作shuì或lèi，我擔心別人不認識，很少用。

在郵件中，他要我和上一首，我至今也沒有完成。不過，想必先生終不會苛責我。

這首詩，讓我想起他的摯友、日本學者蘆川北平先生說過的事：在日本東京的街頭，蘆川先生送張先生走了很長一陣、於地鐵口分別時，張先生旁若無人地演唱了一段《秋景·黃鸝調》，這是出自王實甫《西廂記》中的一曲《長亭送別·正宮·端正好》：

「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唱完拱手作揖，轉身飄然而走進地鐵，消失於東京地鐵入口的盡頭。

編輯：唐糖

題圖：溫冬，原發於《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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