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日本武士是否會親自耕種田地或參與其他生產？

如題。看到《利家與松》和《真田丸》裡面有這樣的橋段，就像《闖關東》裡面的朱開山一家那樣。對於某某兵衛這樣的下層武士來說，親自參與生產很正常嗎？

或者說，這只是兵農分離以前武士的行為呢？

能否舉一些知名武士親自從事生產活動的事例？

大名手下的下級家臣或者一些在地小土豪一般都會有些土地，即便不親自參與種地，但也一般也會參與田地相關的指導，因為土地大部分時候會涉及年貢、賦課、徵稅甚至軍役等等。至於真正掄起鋤頭下地自己幹活的，最著名的例子當屬《備前軍記》中記載宇喜多直家剛獲封乙子城時糧食寡少，不得已只能率領長船、戶川、岡等重臣在田間勞作。但《備前軍記》作為江戶時代成書的軍記物語，這個橋段是否為真，就要打個問號或者折扣了。此外，之前剛剛回復了一個關於《清良記》的問題（不懂戰國：關於土居清宗、清良父子以及《清良記》？），而在這個《清良記》中曾有記載「田地一町為近代稱為一兩（領）具足的侍一人的領地」，此外在鄰國土佐的軍記物語《長元物語》中稱一領具足為「相當於別家的馬廻之侍」。山本大先生在《長宗我部政權的變質與一領具足》一文中認為一領具足按照通說是一種農民武士，擁有少量土地和被官、下人的在鄉名主；此外也有一領具足是一種擁有少量土地的屯田兵，自己耕地承擔家計營生的說法。

所以從軍記物語這類史料中或許可以知道有些時候武士特別是下級家臣也應該參與勞作的，至少也應該對維繫土地一事極為關注，畢竟土地是他們最為關心的東西。

戰國的不了解，但幕末的倒是有例子。

會津藩在戊辰戰爭中戰敗，藩主松平容保為了保存家族和會津武士被迫投降，倖存的藩士被新政府流放到本州島最北端。這些會津武士在那裡建立了斗南藩（取會津家老秋月悌次郎漢詩「死理枯骨元非惡，北斗以南皆帝州」之意）。

由於這些武士一貧如洗又是罪人身份，他們只能自己開拓荒地，種植糧食。不僅如此，需要住宿用的房舍也是他們在農民和工匠的指導下自己修建的。由於斗南的寒冷，以及這些武士大多不擅長耕作經商，飢餓、營養不良和凍傷長期伴隨著這些被流放的武士。

在從事生產的斗南藩士中，比較出名的有新選組的齋藤一和有「鬼兵衛」之稱的佐川官兵衛。佐川擔任了伐木隊長的職務，齋藤一則在伐木隊里幫忙一起砍樹。

戰國的不清楚，但德川幕府的武士會下田耕作。

長州於1669年准許那些俸祿低於200石的武士住到農村以削減開支。明治維新領導人之一的井上馨的家庭似乎從中獲益，因為在井上馨小的時候，他的家人顯然在他自家的一些土地上耕作。薩摩有時也允許武士返回耕地以重新累積財富。在17世紀，大久保利通的先人延續這種做法長達七八十年。並且，在很多地方，武士從事家庭手工業（比如，生產燈籠和傘）以彌補收入不足的個案屢見不鮮。有些武士甚至放棄武士的身份而變成農民或商人。明治中期著名的財政大臣松方正義的家族就是這樣；他的父親是薩摩鄉士出身，卻放棄了自己的小封地，並在與南方島嶼的貿易上取得事業上的成功。

——威廉 · 比斯利，《明治維新》·

。

會的，三河物語裡面就有今川家的武士掠奪松平家武士的土地，致使一些下級武士無錢招人耕田，不得不親自下田幹活。

具體例子不知道（-_-||），只能空談兩個概念

一領具足

土佐大名長宗我部氏設計的一套兵農合一、寓兵於民的動員制度，即要求領內富農、小地主級別的人自備一套盔甲和武器，戰時接到動員穿上盔甲拿起武器即可投入戰鬥

（當然富農、小地主們需不需要親自耕田？這個也不是很清楚~）

兵農分離

咬文嚼字一下：既然叫「兵農分離」，也就說明的確存在「兵農不分離」的現象（所以才需要「分離」）；因此題主說的

戰國時代日本武士是否會親自耕種田地或參與其他生產

在當時應該是明確存在的

兵農分離，通說是織田信長開始搞這個東西，但實際上到豐臣秀吉掌權後才開始明確推行這個「兵農分離」

豐臣秀吉實施「兵農分離」的三個標誌，一個是《刀狩令》，一個是《身份統制令》，一個是《人掃令》

——《刀狩令》：禁止民間持有兵器火器

——《身份統制令》：以法令的形式固化「士農工商」的階級劃分，例如明確武士不得做農民、農民不得做武士

——《人掃令》：全國範圍內的人口普查，摸清楚有多少武士多少農民

當然之後秀吉忙著折騰朝鮮去了，而「兵農分離」這件事一直到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後才最終落實下來

戰國時代日本的貴族階級大概分為公家和武家

武家都是封有各自的領地，自己的收入就來源於自己的領地和俸祿。（經常聽到的XX守是官職，不一定指確實占著這塊地方，不過對俸祿有影響）

所以真正是武士階級的人，即使沒有領地也有俸祿收入，自己和家人不需要勞作。

不過被流放就代表剝奪武士階級和官職，成為罪人（後來也叫流浪人，浪人）沒了俸祿就要自己勞動養活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