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的德治思想與孔子的德治思想有什麼異同之處呢。?


柏拉圖的所謂「德治」,是有「德性」之人來統治。「德性」這個古希臘詞(arete)翻譯成英文最恰當的是excellence,稍次一點的翻譯是virtue,但絕不能翻譯成morality。德性強調的是在能力上超出他人,和中文裡的「卓越」一詞比較接近,所以英文里用excellence最合適。英語里的virtue現在含義已經相當道德化了,但多少還保留了「德性」的原意。拉丁文里的virtus和義大利文里的virtu相對而言道德化成分更少,也更貼近arete的含義。至於morality則完全沒有德性的含義,而是純粹指道德。

所謂「德性」,看詞根就知道,最初來自於戰神阿瑞斯,其最基本的含義指的是在戰場上的勇敢。後來arete的含義有所擴展,變為了古希臘的「四大德」(正義、節制、勇敢、智慧)。柏拉圖《理想國》里說的所謂「德治」,就是擁有這四大德的哲人王(以及護衛者)來統治其他人。

孔子講的德治,我所知不多,但從印象上看,應該指的是「以德服人」或「道德教化」的意思。換句話說,更偏重於道德意涵,而不是古希臘意義上的德性。


對哲學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梁朝偉和劉青雲演的流氓醫生里,鮑教授有句台詞:「所有的學科研究到最後都只有一種,那就是哲學。」希臘三聖: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我們的孔子、孟子、老子。基本處於同一時代的人。可以說他們各自影響和決定了東西方文化的格局也不為過。我把我的理解和問主分享一下。

德治是把國家交給有道德的人來治理。那什麼樣的人算是有道德的人?蘇格拉底與一位青年學生討論道德問題。蘇格拉底問這位青年:「人人都說要做有道德的人,你能不能告訴我什麼是道德呢?」那位青年回答說:「做人要忠誠老實,不能欺騙人,這是大家都公認的道德行為。」蘇格拉底接著問道:「你說道德就是不能欺騙人,那麼在和敵人交戰的時候,我方的將領為了戰勝敵人,取得勝利,總是想盡一切辦法欺騙和迷惑敵人,這種欺騙是不是道德的呢?」那位青年回答道:「對敵人進行欺騙當然是符合道德的,但欺騙自己人就是不道德的了。」蘇格拉底接著問道:「在我軍和敵人作戰時,我軍被包圍了,處境困難,士氣低落。我軍將領為了鼓舞士氣,組織突圍,就欺騙士兵說,我們的援軍馬上就到,大家努力突圍出去。結果士氣大振,突圍成功。你能說將軍欺騙自己的士兵是不道德的嗎?」那位青年回答說:「那是在戰爭的情況下,戰爭情況是一種特殊的情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欺騙。」蘇格拉底接著問道: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會遇到這種情況,兒子生病了,父親拿來葯兒子又不願意吃。於是,父親就欺騙兒子說,這不是葯,是一種好吃的東西,兒子吃了葯病就好了。你說這種欺騙是不道德的嗎?」那位青年只好說:「這種欺騙是符合道德的。」蘇格拉底又問道:「不騙人是道德的,騙人也是道德的,那麼什麼才是道德呢?」那位青年回答說:「你把我弄糊塗了,以前我還知道什麼是道德,我現在不知道什麼是道德了。那麼您能不能告訴我什麼才是道德呢?」蘇格拉底笑著回答道:「其實,道德就是道德本身。這是蘇格拉底關於道德的理解。不過蘇格拉底本身並沒有留下文字著作。他的思想都是間接記載的。這個故事我好像還看過一個和雅典治理者的版本,內容大同小異。姑且當它是真的。我覺得蘇格拉底和我們老子的思想比較接近。老子也是不主張給道德下明確定義的,他認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強調道德,不是多了些欺名盜世之輩,就是這個時代不道德的行為已經到了太多的時候。所以什麼是道德?亞里士多德說問你自己,不同人在不同時候有不同道德的定義。老子說,別管什麼是道德,效法自然就是道德。

柏拉圖和孔孟關於道德的思想是比較接近的。柏拉圖認為最有道德的人是哲學家。所以國家應該交給哲學家來治理。我想有句話他可能不太好意思再說得更直白些。那就是讓我柏拉圖來治理就好了。孔孟推堯舜禹,國家就應該交給他們這樣有道德的人來治理。同時根據堯舜禹等聖人的品質,給出了仁義禮智信等明確的標準。也以這樣的標準來要求規劃自己。從他周遊列國可以看出,孔子是很希望能夠得到一些治理權的,那也證明孔子當時認為自己至少是符合部分聖人的標準的。這也漸漸變成了東方文化里,讀書為做官的潛台詞。那柏拉圖認為的哲學和孔孟主張的效法聖人,真的能夠讓所有人都變得有道德嗎?可以完全抑制住人性里的惡嗎?這個問題很有意思,雖然同時代,但是隔了近半個地球。他們給出了比較相近的答案。柏拉圖認為哲學還不夠,需要音樂和詩歌來輔助抑制人性里的惡。孔子則是要人學習「詩經」和「樂」。這裡插一句,這時候三大宗教還沒有出現。三大宗教用來世和生後判決,來抑制人性為惡。實際作用的確比音樂詩歌效果更好些。

柏拉圖、孔孟這四個人的思想,在我個人看來,我是偏向於把他們歸入唯心派的。因為他們並沒有給出一些明確客觀的標準。就算是仁義禮智信這五條如何定義,那也是很有爭議的。最著名的莫過於莊子盜亦有道的故事了。在他看來,具備五點方能成為大盜。偷竊之前,判斷情況以決定是否可以下手,為智;能猜出房屋財物的所在,為聖;行動之時,一馬當先,身先士卒,為勇;盜完之後,最後一個離開,為義;把所盜財物公平分給手下,為仁。孔子你說德治要交給具備仁義禮智信的人。那你願不願意把治理國家的權利交給這麼一個強盜呢?

蘇格拉底和老莊我比較傾向於把他們歸入唯物派。但是對於客觀標準劃分的明確性上,亞里士多德和法家的韓愈李斯我覺得更提升。亞里士多德是西方科學的鼻祖。他有很多關於物理數學生物等的著作。韓愈李斯主要是在法律的制定上。雖然科目不同,但是思想上我覺得是比較接近的。他們會給事物一個明確可反駁的定義,錯了就修改。事實證明他們也錯了不少地方。但是不要模稜兩可。就像走樓梯一樣,每一層階梯爬得紮實,那麼後來的人就可以慢慢往上爬。至於終點在哪裡?雖然我們現在不知道,但是至少我們每次都在往上一層。不要像孔孟柏的唯心派那樣,一直在討論終極問題,什麼是道德?最好的治理方式是什麼?結果卻是原地踏步。亞里士多德在君王論(書名我記不清楚了)里的理論是,民主和專制都可以,什麼制度不是最關鍵的,結合實際,過於專制了加一點點民主,過於民主的時候就來一點專制。他不主張一步到位的革命,他主張改革就可以。因為他覺得唯心派所謂一步到位的「德治」,自己都無法給出明確的定義。那我們就用走台階的方式,慢慢爬,爬到後面看看到底是什麼。韓愈李斯也是一樣,我們先把法律明確地定下來,錯了就修改。當然李斯最後也是死在自己的法律下。但這不妨礙他們的邏輯思維的一致性和連貫性。

這就是我個人對於「德治」東西方文化異同的理解。有意思的是,關於如何治理國家。重要的轉折點出在黑死病後,當一個地方在短時間內死去了三分之一(也有說是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時候。你以往堅持的某些價值觀無可避免的遭遇到了衝擊。想像一下,某天家庭巨變,只剩下了我一個人。你還能完全堅持目前你相信的時候東西嗎?這就是在我看來西方所有思想學科爆發的節點。而中國呢,我覺得是54運動,當然我們遭遇的巨變遠不及黑死病之於歐洲。所以我們的理解思考變革也不如歐洲。單純從哲學思維變革來看,可以說文革中某些思想其實是54運動的延伸。包括現在的改革開放。關於如何治理國家,我們還處在找方向的階段,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還不能明確地給出清晰的答案。


深覺這是一道眼熟的問題。如果你是我的學生,請結合筆記和課綱所附參考文獻作答。如果你不是,那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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