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離開的他們，一直居住在城市的疤痕上
城中村改造了、地鐵通車了，我們也搬走了
作者：子衿、山谷
美編：太子豹
城中村，最後的避難所
自改革開放以來，億萬農民進城務工，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力。然而，離開土地和原生家庭的農民工，在城市中不僅處於非常脆弱的位置，更不被城市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體系接納。
目前人口凈流入一線城市的住房保障政策，很大程度上和國家人口調控目標結合，成為各大城市吸引「人才」的手段。作為廉價勞動力的大量進城農民工雖然是城市經濟建設的重要貢獻者，但在這樣的治理邏輯里是不受歡迎的。
以深圳市為例，其計劃於「十三五」期間，籌集建設保障性住房40萬套，其中人才住房不少於30萬套。而實際上，申請人才住房的「重點企業」資格認定嚴格，須通過企業的稅收貢獻、營業收入、人才規模等指標綜合評分排序申請。部分區域甚至設有上年度納稅額下限，人才也必須符合具有本科以上學歷或相關專才認定的條件 。
為了降低城市的治理成本，管理者不僅把農民工排斥在成市住房保障政策之外，還將農民工住房的主要責任推給了企業。現有住房保障政策傾向將「用工單位」視為改善農民工居住條件的責任主體，強調企業需要履行社會責任，負責建設、籌措房源，向進城打工的農民工提供居住場所。
工廠提供的農民工宿舍
圖片來源：新浪
然而，對私人資本而言，最大化經濟效益是才最主要的任務，一旦有利可圖則失去營運的動力，更無法提供農民工所需要的公共服務。令農民工的住房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工廠集體宿舍」大多條件惡劣，樓層內配備衛生間，不能在房間內開火做飯，也缺乏公共空間。
雖然由企業提供的集體宿舍可以暫時解決居住問題，但企業通過將工作空間和住宿空間高度壓縮在一起，將其對農民工的控制由工作現場延伸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剝奪了農民工的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可能性。此外，用人單位免費或底價提供住宿，也為其壓低薪酬、延長工作事件提供了理由。
並且，隨著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從事服務業的外來人員比例不斷提高，其務工的地理位置不再僅集中於工業園，有零散化的趨勢。同時，隨著企業用工規模縮減，能為農民工提供規模化集體宿舍的用工單位越來越少。自2011年至2016年，在全國範圍內，由僱主或單位提供免費住宿的農民工比例由49.9%下降至13.4%。
在現階段住房保障政策對農民工群體的納入程度極低，而單位提供的集體宿舍住房的保障性作用也逐漸式微的情況下，大多數農民工只能在外租住房屋。而近些年，城市商品房的房價和房租急速飆漲，平均工資又較低，且增長緩慢，農民工群體根本無力負擔正規的商品房。
在此情況下，他們不得不住進產權不清、居住權益不被保障的城中村裡。村中的住房形態以非正規住房為主，多為農民宅基地自建房、在原農村集體建設地建起的集資房。與「城中村」的住房條件接近的還包括城市舊城改造區域、違章建築群等。這些地方雖然往往基礎設施落後，內部建設混亂，但區位優勢明顯、租金價格相對低廉，所以成為了很多外來打工者的落腳之地。
城中村逼仄的巷子
圖片來源：市政廳
據統計，截至 2014 年，廣州市共有 304 個「城中村」，村域面積共 716 平方公里，容納約500 萬外來人口。2017 年，租房人口占城市人口的 80%，在租房的 1600 萬人中，其中 1100 萬住在「城中村」。
總體而言，當前農民的城市生存空間正在大幅度地限縮。城市住房保障體系未能納入農民工群體，以企業宿舍為代表的部分正規住房也正在快速消失。在政策缺失、房價高企的情況下，城中村承擔了農民工保障性住房的角色，它是他們在城市中最後的避風港。
城中村，野蠻生長
然而，儘管城中村很大程度上能夠暫時滿足外來務工人員在城市迫切的住房需要。但城中村在容納大量外來勞動者，為他們提供基本居住條件的同時，也隱藏著重重的隱患和問題。
根據廣州消防部門統計，2009 年至 2014 年，「城中村」發生火災 4132起，約佔全市火災起數的 57.44%，死亡 61 人，約佔全市火災死亡人數的70%。
一位住在「城中村」的電工表示：「村民當初布線的時候，沒有考慮到用電的問題，夏天同時好幾部空調一起開，超載雖然能用，但是電線溫度會比正常高很多，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會起火。這個需要房東把電線重新鋪線，但他們只想著賺錢，怎麼會願意花錢做這個事？」另外一位在電子廠工作的工人提及自己所居住的「城中村」曾經發生的嚴重消防事故，造成幾十個工友傷亡。
然而，儘管大部分的「城中村」受訪者均意識到「城中村」並不安全，但因為負擔不起更昂貴的房租，唯有繼續租住。
圖片來源：市政廳
住在城中村，不僅要時刻面臨生命威脅，在遭遇租住糾紛時，城中村居民的利益也難以保障。由於城中村特殊的屬地和產權性質，使得《商品房屋租賃管理辦法》等法規並不適用於「城中村」中的大部分非正規住房。租賃雙方往往只能訴諸於《合同法》等。然而，大多數租住於「城中村」非正規住房的農民工在租房時沒有正規的合同作為擔保，因而也難以維護租客權益。
更麻煩的是，在深圳和廣州，「穩定居住」是居民享有就近入學公共福利的重要依據，然而我們卻發現，對於大量居住於「城中村」的外來務工人員，儘管具備城市長期穩定居住的事實，但要辦理憑證仍然異常困難。根據深圳市《關於義務教育就近入學核驗住房證明材料的通知》，租住在城中村的農民工家庭雖然可以辦理「房屋租賃信息」以申請學位，但在穩定居住的項目積分卻為零分，仍然變相排除了低收入非本地戶籍人群就近入讀公辦學校的可能性。
地鐵開通了，城中村也住不起了
可是，即便存在著如此多的問題，城中村的租房價格卻一直在上漲。
隨著過去五年越來越發達的軌道交通建設，許多原本在市中心上班的小白領因為負擔不起市中心的租金，搬往城市軌道沿線地區的」城中村」租住，」城中村」的房東見到商機，便大幅壟斷上漲房租。同時，隨著 2015 年後深圳和廣州的長租公寓市場蓬勃發展，有條件的村民或房東見到商機，紛紛開始翻新自己的出租屋、配備電器、傢具，再掛上「酒店式公寓」的招牌鎖定小白領出租，以賺取更高的利潤。
在深圳富士康工作的阿強，2015年的時候在靠近清湖地鐵站的富聯新村租了一個15平米的單間，起初房租是400元，阿強覺得房間雖然小，但是考慮到這個價錢自己能夠比較容易負擔，能在深圳安安穩穩地落腳就已經不錯了。想不到的是，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裡，幾乎每三個月的時間房租就上漲50元。房東跟阿強解釋漲租的理由：「這裡近地鐵，市裡面上班的人都到這裡來住，這邊的話消費又低，每天坐地鐵不會遲到，你要不住的話提前兩天跟我講，你就可以走了。」
一年多之後，阿強由於無法負擔持續上漲的租金，只能收拾鋪蓋走了，離開了這間居住了一年多的出租屋。他搬到了離地鐵站更遠，位於崗頭村農民房七樓的小單間。然而到了2018年初，這裡的租金也以30%的比例上漲到了650元。反觀阿強的工資，僅隨著深圳市最低工資調漲而略微上漲了4%，遠遠追不上 40%、30%的房租漲幅。阿強無奈地表示，「我們的工資又不漲，不漲工資老漲房租。越搬越遠，再漲下去，我們窮得都要往東莞去住了」。
一位農民工口中「挺好的房子」，
下午5點便已一片昏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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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地鐵的開通，深圳馬鞍山和廣州凌塘村的多位村民將農民房改造為公寓，再以翻倍的價格出租。2016 年，馬鞍山地鐵站開通，多位村民對農民房外牆進行粉刷、內部打隔斷裝修，添置傢具，以酒店式公寓的形式出租。
從事保安行業的小劉曾在深圳馬鞍山的農民房住了七八年，兩房一廳的租屋處近八十平米，空間寬敞，多年來本地村民向他收的房租一直是 500 元，沒有調漲過。但到了2016 年，房東收回房子進行裝修，他和老婆為了節省開支，唯有以 300 元的租金，搬到另一棟農民房七樓的 20 平米的小單間租住。而目前，小劉曾經住過七八年的農民房已經改叫「利威公寓」了，僅一個一房一廳的單間租金都高達 1200 元。
小劉告訴我們說：「農民房都在漲價，現在靠近外面，光線比較好的房子全部都裝修租出去，一個單間就要七八百，搞得裡面光線差的一房一廳都要 800 塊。」小劉打心底里對地鐵反感：「地鐵開通對我們有什麼好處？我們每天從早到晚都要上班，也很少進市裡，要去哪裡自己有電瓶車，還嫌地鐵貴。而且地鐵開了房租就馬上貴了。」
城中村的房價雖然隨著交通線的建設，水漲船高，但租金仍然很有競爭力。不過，這樣的城中村可能在以後越來越難以尋找了，因為國家拆遷城中村的腳步也近了。
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在 2020 年完成全國棚戶區改造計劃，就此提出兩階段的三年「棚改」計劃，在2015-2017年，完成計劃目標 1800 萬套；2018 年 5 月國務院聯合住建部，確定實施2018-2020 年三年棚改「攻堅計劃」，預計三年內改造各類棚戶區 1500 萬套。
政策提到的棚戶區主要包括「城中村」、城市老舊危房和違章建築群等。這些區域正是進城農民密集居住的地方，相關的拆遷和改造計劃正影響著上千萬進城農民工的生活與工作。
群租，另一個怪圈
由於棚戶區的拆遷和改造造成廉價住房供應量急劇縮減，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被迫搬離原住所，在私人租賃市場中尋找可負擔的替代品。人均居住面積極小、生活空間高度壓縮的「群租房」成為外來人口無奈之下的選擇。
在外來人口聚集就業的片區，私人中介和房東見到商機，將一個租屋單位打隔斷改造為多個小單位，或是擺放上下鋪，以床位的形式出租，從中牟利，這便是最典型的群租房。
這種居住形式儘可能地提高了公寓的空間利用率，使城區高額的房費可以分攤到更多的住戶身上，幾乎成了繼城中村之後外來人紮根在城區的唯一可能。
但是，多數大城市群租房的房源主要以投資性商品房為主。「二房東」群體的運作，使得居住在狹小群租房的外來打工者，仍承擔著沉重的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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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外來人口自行在群租房市場中尋租，在產業結構改變背景下，服務行業用人單位為了穩定勞動力、在私人租賃市場租房，再安排床位房作為員工宿舍的情況增加，在餐飲、保安、零售、快遞等行業都十分普遍。用人單位為了儘可能地壓縮租房成本，使得員工人均居住面積過於狹小，居住條件十分惡劣。
很多大城市看到了群租房的問題和安全隱患，於是從幾年前開始便對群租房進行整治，限制群租房亂打隔斷，力圖保障住戶的居住環境和居住面積。
然而，這一政策卻也帶來了對外來人口的進一步壓力，這些房源在租賃企業的統?改造和管理下「規範化」和「規模化」，但昂貴的租金對農民工具有排除性，令租房市場的租金急劇上漲，並帶動周圍社區的仕紳化，加劇了低收入外來打工者的居住困難。針對「群租房」房源的部分合法化政策僅令規模化的品牌公寓經營者得利，農民工群體由於無法支付高昂的租金，仍居住於條件惡劣的非法「群租房」內，面臨迫遷風險。
「整治」，反而是迴避問題
農民工住房保障的缺失有其制度性根源，最關鍵的因素是城市政府的治理成本問題。受制於社會保障體系由本地財政支撐並獨立運轉的現實，城市政府優先保障戶籍居民的住房需求及其他公共福利。保障非本地戶籍農民工的成本較高，經過成本計算，城市政府在該問題上一般採取消極態度。
所以，外來人口的居住問題基本被拋給了市場來解決，在市場的引導下，外來人口自然地流向了作為房價「窪地」的城中村。但市場的盲目性卻帶來了安全隱患和合同糾紛等問題，影響到了城市的平穩發展。於是決策者出現開始對這些非正規居住進行整治和清理。
無論是對於城中村的拆遷，還是對群租房的整治，最後的結果都是將居住高端化，而這一結果只會進一步增加外來人口的居住壓力，實際上也就變相地排斥了底層勞動力。
城中村展示給人們的似乎是髒亂差，是城市的瘡疤；它藏污納垢，卻也正因為低到塵埃里的卑微，包容了異鄉漂泊的無名者得以生存下來。城中村問題重重，似乎講起它的故事，總有傷心往事和難言之隱。
但城中村的問題不是城中村自身的痼疾，而是管理的缺位。無論是安全上的隱患、法律的真空還是政策上的不承認，都是由於這塊「飛地」似乎被有意無意的忽略了。
去年切除時，浙江村的一家服裝店正在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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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即使城市管理者試圖解決城中村「問題」，也並非從城中村居住者的角度出發，讓他們在大致保持原有居住成本的基礎上住得更舒適、更安全。而是要麼通過拆遷等手段清理之，要麼將居住條件「高端化」，通過市場的機制，壓縮外來勞動者的選擇空間。
現如今，外來人口向城市邁進的步伐仍然沒有停止，他們逗留時間不斷增長；人口的構成也不斷複雜化、多層次化；同時受到包括教育、就業狀況、居住狀況、制度因素、社會資本等綜合因素的影響。所以對於促進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越來越要求根據社會融合過程的多樣性和複合性實施綜合的引導對策。
城市的建設，必然既需要吸收廣大的勞動，也需要承擔勞動力的再生產，居住問題作為外來勞動者最重要的再生產問題之一，理應受到應有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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