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女性在被性侵後會保持沉默

晚上，在TED網站看了《為什麼女性在被性侵後會保持沉默Why women stay silent after sexual assault》的演講，演講者 Inés Hercovich是一位性暴力領域的研究者。

這個演講講出了被我們忽視的真相，以下是演講字幕的全文翻譯。（翻譯 by Lilian Chiu 校對by Helen Chang），希望更多人看一看。

「今天在場約有 5,000 名女性， 當中有 1,250 位曾被性侵， 或將在人生某個時間點會被性侵。 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 其中只有 10% 的人會舉報， 其他 90% 避難在沉默中； 當中一半的人因為性侵事件 涉及到家庭的近親 或是她們認識的人， 使得情況更難處理、更難以啟齒； 而另一半說不出口 是因為害怕沒人會相信她們。 她們的顧慮是對的， 我們的確不相信她們。

今天，我和與各位分享 為什麽我們不相信她們。 我們不相信，是因為當一位女性說出她的遭遇時， 她說出我們無法想像的事情， 讓我們不舒服的事情， 我們未預期聽到的事情， 讓我們震驚的事情。

我們預期聽到這樣的故事： 「女孩在鄰近米特勒鐵路處被強暴。 事情發生在晚上，她正在回家路上。 她說，有人從後方攻擊她， 說他手上有槍， 叫她不許尖叫、不淮動。 他強暴了她，然後逃離現場。」 聽到或讀到這樣的故事， 我們馬上會將它視覺化： 強暴者是個頹廢的社會低層男性。 受害者是年輕迷人的女性。 這個畫面只會持續十或二十秒， 且它是黑暗、平面的； 沒有動態、沒有聲音； 就像沒有人涉入一樣。 但當一個女性說出她的故事， 不會是十秒或二十秒而已。

下面是一位女子的證詞， 我用「安娜」來稱呼她。 她是我所訪問的 85 位女性之一， 我當時在做關於性侵的研究。 安娜告訴我： 「我和辦公室的其他女孩一起去 我們通常會去的那間酒吧。 我們遇到幾個男生， 我認識了一個超酷的男生， 我們聊了很多。 大約清晨四點， 我告訴我朋友該走了。 她們想留下。 這個男生問我住在哪裡， 他說如果我許可，他願意載我回家。 我說好，我們就離開了。

在等一個紅燈時，他告訴我 他喜歡我，並觸摸我的腿。 我不喜歡男生用那種方式接近我， 但他整晚都很溫柔深情。 我心想用不著那麽多疑。 如果我說了什麽， 卻發現他的意圖不是我想的， 結果冒犯了他怎麽辦？ 當他該轉彎的時候卻繼續直行， 我想是他錯過了。 我說：「你剛剛那邊應該轉彎。」 但感覺有點不太對勁。 現在回想，我納悶： 「為什麽我沒有留意當時的感覺？」

當他在高速公路附近靠邊停車時， 我感到害怕了。 但他叫我放輕鬆，說他喜歡我， 且什麽都不會發生，除非我想要。 他人很好。 我什麽都沒說， 因為我怕他會生氣， 情況就會變糟。 我猜想在手套置物箱中 可能會有把槍。 突然，他跳到我身上，試著親吻我。 我說不要，想把他推開， 但他壓制住我的手臂。 當我掙開時，我試著開門， 但門被鎖住了。 就算我能逃出去，我能往哪跑？

我告訴他，他不是需要 對女孩做那種事的那種男人， 且我也喜歡他， 但不是那種喜歡方式。 我試著安撫他， 對他說好話。 我跟他說話的方式， 就像我是他姐姐一樣。 突然，他用一隻手摀住了我的嘴巴， 用另一隻手解開了他的皮帶。 當下我以為他要殺我、 勒死我，你知道嗎？ 我從來沒有感到那麽孤單過， 就像我被綁架了一樣。 我請他快點結束，然後送我回家。」

聽這個故事，你們的感覺如何？ 當然，會想問許多問題。 比如：為什麽她不搖下窗戶求救？ 為什麽她不在感覺有壞事 要發生時就快點下車？ 她怎麽能讓他載她回家？

當我們聽到這種故事── 不是從新聞聽到， 不是從像我這樣 在台上演說的人聽到── 而是從認識的人那聽到這種故事， 而且她是因信得過我們才說出來的， 我們就得要傾聽。 我們會聽到一些無法理解 或無法接受的事。 接著，懷疑、問題、猜疑 都會在不知不覺中產生， 使我們感到很糟且很有罪惡感。

為了避開這種不舒服， 我們有個選項， 我們會把故事中預期聽見的部份通通給放大：手套置物箱中的槍、 鎖上的門、偏遠的地點。 我們會把故事中我們不預期聽見、 不想聽見的部份， 通通給縮小； 比如她告訴他說她也喜歡他、 她像姐姐般對他說話， 或是她請他送她回家。

為什麽我們要這樣做？ 這樣我們才能相信她， 這樣我們才能確定她真的是受害者。 我稱之為「將受害者給受害者化」。 「受害者化」，為要相信她的無辜， 相信她是受害者， 我們得要想像她無助、 嚇得不能動彈、說不出話來。 但還有另一種方式可以避免不舒服， 是完全相反的方式： 我們會把故事中我們 不預期聽見的部份給放大， 比如：「我好好跟他說」、 「我請他送我回家」、 「我請他快點結束」， 然後把我們預期聽見的部份給縮小： 手套置物箱中的槍、 偏遠地區。 為什麽我們要這樣做？ 這樣我們才能緊緊抓住懷疑， 才能漸漸不會對懷疑感到不舒服。

接著，就會有新問題出現，比如： 誰叫她去那些夜店的？ 你看到她和她的朋友 怎麽穿的了，對吧？ 那些迷你裙，那些領口？ 你期望發生什麽事？ 這些其實不是問題，而是論斷── 論斷最後會以一個裁決收場： 她自找的。 這個發現有事實可以背書， 她沒有提到她有掙扎或是被強暴。 那意味著她沒有抵抗。 那意味著她同意。 如果是她自找的，她允許事情發生， 我們怎麽能稱之為強暴？

我稱之為「怪罪受害者。」 「怪罪」或「受害者化」的論點， 在每個人的腦中、手上都有， 連受害者和行兇者也都有。 所以，當安娜來找我、告訴我， 她不知道她的證詞是否有用， 因為她不確定發生在她身上的事 是否算得上是強暴。 和我們大部份人一樣， 安娜也相信強暴比較像武裝搶劫， 是持續四或五分鐘的暴力行為， 而不是一個持續一整晚 說話很柔和的好人， 最終以綁架收場。 當她覺得很害怕會被殺死時， 她擔心會留下傷疤， 她得交出她的身體來避免這事發生。 那時，她就知道強暴是不同的。

安娜從來沒有和任何人談過此事。 她可以向家人求助， 但她沒有， 原因是她害怕。 她害怕她傾訴的對象， 反應會和我們其他所有人一樣， 會懷疑、猜疑； 會有當聽到這類事情時 我們總是會問的那些問題。 如果真的是這樣， 那隻會更糟，可能比強暴本身還糟。 她可以和朋友或是姐妹談。 若和她的另一半談會極度困難； 只要他的臉上或聲音中 有一點點懷疑的跡象， 對她就會是很大的傷害， 也可能會讓他們的關係結束。 安娜保持沉默， 因為她內心深處知道， 沒有人── 不論是我們、她的家人、治療師、 更不用說警察或法官── 沒有人願意聽 當時安娜到底做了什麽。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 安娜說了「不要」。 當她發現她的「不要」沒有用時， 她好好地跟他說。 她試著不要觸發他的暴力行為 或是讓他想歪。 她裝作一切正常地在跟他說話， 這樣他才不會認為她之後會告發他。

我很納悶，我想問在座所有人： 所有她做的那些事不算抵抗嗎？ 不算。 至少對大部份人而言，那不算， 因為從法律的角度來看 那不算是「抵抗」。 大部份國家的法律 仍然要求受害者證明她自己無辜。 沒錯，受害者得要證明自己無辜， 做法是展示身上的傷痕 當作是證據， 證明她曾奮力持續對抗攻擊她的人。

我向各位保證， 在大部份法庭案件中， 不論多少傷痕都不足夠。 我傾聽了許多女性的故事， 沒聽到任何一個在談論自己的時候， 像是已經被降格成一樣東西， 完全屈服於另一方的意圖。 反之，聽起來吃驚，甚至有些自豪， 她們事後回想 當時頭腦有多清楚， 有多麽注意到每個細節， 彷彿這麽做就能讓她們 多少控制住發生的事情。

接著，我了解到， 當然 在這類情況下， 女性是在談判協商， 用性來換性命。 她們要求性侵者快點完事， 這樣才會快點落幕， 把成本降到最低。 她們讓自己被侵入， 信不信由你， 是因為侵入最能讓她們遠離 性或是情緒的情境。 她們讓自己被侵入， 因為，相對於親吻、 愛撫或溫柔的話語， 侵入是比較不痛苦的。

如果我們繼續預期強暴是那種實際上 不太可能發生的樣子， 強暴犯是頹廢的社會低層男性， 而不是在星期五或星期六 外出追求女孩的大學生或是生意人；

如果我們持續預期受害者都是在現場會昏倒的嫻靜女性， 而不是自信的女子── 那麽我們無法傾聽的情況將會持續。女性無法說出來的情況將會持續。

而我們也將持續要為她們的沉默、 以及孤獨， 負起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