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房租毀掉的生活，如何重拾？
家，本該是為人們擋風遮雨的安樂窩，但如今，住房問題反倒讓我們的生活舉步維艱。房價居高不下，買房是不可能買房的，且房租水漲船高，租房也越來越不易。求一處安身之所成了奢侈，讓在城市中謀生的人不得「歡顏」。放眼世界，中國並非唯一面臨住房危機的國家，在世界上的發達地區，住房緊缺、無力支付高價房租的情況正在讓許多人陷入生活危機。面對全球性的住房危機，我們的出路在哪裡？
作者：蘇胡思 林深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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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緊缺帶來的生活秩序危機
北京西紅門，上海許浦村，深圳白石洲……幾乎每個城市，都有這樣的地方：它們是大城市的「補丁」，由大片簡陋的房屋組成。房客們蝸居在逼仄簡陋的空間里，在樓與樓之間狹窄的「一線天」與來往的電瓶車躋身而過。同屋的「鄰居」可能來不及多聊兩句就不知所蹤，黑中介、惡房東的坑騙和驅逐防不勝防。這是漂泊和孤獨常縈繞不散的地方。
圖片來源：Cargo Collective
情況看起來正在好轉。近年來，一批標準化租房開始流行起，吸引了不少年輕的租客。坑蒙拐騙少了，代價是更高昂的房租。然而，「甲醛讓你租到死」的慘劇一連串地曝光，租客的希望再次破滅——連一個安全舒適的窩都尋不到，大城市果然容不下肉身嗎？
而在香港，難以負荷的居住成本正迫使千禧一代年輕人尋找偏門的容身之地：據當地社區組織協會的調查，2016年香港約有12000人住在工業建築中。不過，根據香港法律，將工業建築作為住宅用途是非法的。香港政府去年甚至提議將該行為入刑。畢竟，工業建築面臨著污染、缺水、斷電、失火的危機——去年八月，新界一座工業大廈發生火災，造成在此非法居住的三人死亡。由於政府加強檢查，工業建築的住戶估計已經減少，而不變的，是香港居高不下的居住成本：2017年，香港的房價收入比超過19，遠超國際合理數值6。
無獨有偶。1870年代，德國從普法戰爭獲得的巨額戰爭賠款刺激本國經濟社會的快速進步，大工業的發展使城市的工業人口猛增。GDP提升了，社會財富也增加了，然而供小市民居住的住宅卻出現了短缺：工人擠在狹窄骯髒的「惡劣街區」里，霍亂、傷寒、腸熱症、天花以及其他災難性的疾病在工人街區肆虐。那些體面潔凈的住宅區，因其高昂的租金，只容資產階級出入。
至今，住房貧困仍然困擾著發達國家。在今天的美國，隨著城市房租的不斷攀升，在街上過夜的無家可歸者人數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數據顯示，美國58%的低收入家庭在繳納房租後，收入僅剩500美元不到。
圖片來源：http://hk.on.cc
在英國，由於高房租、低薪資和對在職人員福利的削減，共計3800萬在職人員處於貧困之中，佔在職總人數的1/8；113萬出生於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間的「嬰兒潮一代」選擇向私人租房，為了支付房租，其中17%的人不得不削減食物和供暖開支，約10%的人不得不通過貸款、使用透支卡或者信用卡來支付租金，超過10%的人向他們的家人朋友尋求經濟援助。
高漲的居住成本正在挑戰正常的生活秩序甚至生命保障。如上文所述，全世界的無房者都可能面臨居住孤獨、驅逐坑騙、安全問題、流離失所、老無所依的侵害。有房與否，已然成為衡量人們生活水平的重要標準。那麼是什麼，造成了在大城市裡無孔不入的住房生活危機呢？
住房危機從何而來
1872年，恩格斯針對當時德國的住房問題指出，「工人大批地湧進大城市，而且湧入的速度比在現有條件下為他們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這種社會中，最污穢的豬圈也經常能找到租賃者。」也就是說，由於農民進城，住房的供不應求造成了住房的短缺。
但房價上漲的鍋，不該由工人階級來背。恩格斯指出，身為資本家的房主成了住房市場上最有權力的人。為了在競爭中不斷擴大再生產，擁有更多的流轉資金，他們幾乎天然地要不斷地從房產中「無情地榨取最高額的租金」。但弔詭的是，在工人成群湧入城市致使住房資源十分緊缺之際，「工人住房卻在大批拆除」。這又是為什麼呢？
因為對於擁有土地的資本家來說，小市民的消費能力和收入太低，趕不上GDP增長幅度，當越來越稀缺的土地不斷漲租，原先供小市民居住的房屋就相當於在貶值。所以最精明的辦法就是拆掉那些舊住宅，將之改建成更有商業利益的房子，開發商與擁有土地的私有者便可雙雙得利。一方面，舊房屋的拆除導致「工人以及以工人為主顧的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住房」突然短缺；而隨著住房商品化、貨幣化，擁有住房資源的大資本囤貨居奇，人為地製造了住房的短缺與房價的上漲。最終，工人階級以及社會的中產被迫成為住房市場中的被動一方。
圖片來源：http://newyorkerstateofmind.com
在我國改革開放後，房子成了宏觀經濟調整的好選項。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稅收不足，只能靠賣地來解決財政問題，地產商入局土地使用，開啟了土地私有化的進程。
1998到2003年，我國的福利分房制度取消，為了克服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國家決定將房地產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點。在政策鼓勵與信貸支持等新分配政策的帶動下，中國房地產業逐漸轉向市場化。緊接著，國內掀起「炒房」熱潮，房價一路飆升。此後，抑制房價的政策才逐步出台。
但在2008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保持國內經濟穩定增長，貨幣政策和針對房地產業的抑制性政策開始全面放鬆，房地產市場去管制化再次成為消化經濟危機的手段。大量資本再次湧入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房價繼續上揚。
中下層市民憂心於高房價、高租金，以為「人口過剩」就是造成房源緊張的根源，一組數據足以打破幻象——2008年，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空置率接近20%[1]；2013年，全國城鎮家庭住房空置率高達22.4%，其中上海18.5%、北京19.5%[2]——在美國次貸危機之前，美國的房屋空置率僅為3%。
是的，住房的稀缺是人為製造出來的。正因為房產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中下層才不得不爭搶所剩不多的住房資源。
數百年來，資本主義將全世界的土地風捲殘雲般吞噬，連渣都不想留下，但總有人不會心甘情願為人魚肉。在世界各國，種種關於住房的新實驗已經開始。
從「共居社區」到「佔屋運動」：人人都可建立自己的家園
當住房危機將人們的生活空間切割成孤獨、狹窄的碎片，「共居共勞」概念作為一種替代方案流行起來，它希望促進鄰里之間包括居住空間在內的資源共享，來共同打造更好的生活。
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為了面對單身社會的到來，瑞典就出現了為單身女性提供的新式住宅建築，建築內部為她們提供諸如烹飪、照顧孩子、和清掃等服務。1989年，「一起擁抱人生旅程」建築正式在斯德哥爾摩落成，旨在為40歲以上、沒有子女的人們提供一個社區，社區里擁有多重功能的公共空間，包括廚房、圖書室、電腦房、興趣小組活動室等，居民們有義務定期協助做飯和打掃衛生。
這類社區的出現意味著更高效率的空間利用、更親密的社交，以及共同勞動的非商業社區管理。但顯然，這種社區希望解決的是中產階級的獨居問題，候選名單大排長龍，有些甚至被商業收編，變得價格昂貴，於是居住只不過是又一次地被「特權化」，那些真正住不起房子的人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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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共居模式實踐多起來，資本卻將它作為一種商業模式進行收編。圖源：「YOU+國際青年社區」官網
想要真正解決住房問題，不能讓住房掌握在少數人手裡，應該將目光往下移，去解決真正的「無處可居」者的困難。
提供公共住房資源，政府責無旁貸，一些民眾因為意識到這一點，面對「無動於衷」、監管不力的政府，他們開始採取行動。
在台灣，一群人正在試圖做出改變：2014年，台北有超過100個民間團體聚集起來抗議居住不正義，要求官方正視居住人權，並「擴大租屋市場/制定租賃專法」。另外，這些民間團體中的「崔媽媽基金會」專門協助市民租房，不但提供租房信息和政策說明，主導與配合社區營造工作，更著重於提供弱勢者居住扶助項目，如陪伴看房、提供搬家補貼等等。
1989年，台灣「無住屋聯盟」發起「無殼蝸牛運動」，號召上萬人夜宿街頭，抵抗官方在住房福利政策上的軟弱。圖片來源：CMoney
讓政府出手控制瘋狂的住房市場，台灣人民還需要不斷努力，但德國已搶先嘗到了甜頭：在2010年之前德國房價曾經「十年不漲」。一方面，德國為房價制定「基準價」，如果房價或房租定得過高，以此牟取暴利的地產商和房東可能要承擔刑事責任。但更重要的是，德國房市的穩定得益於在德國歷史悠久、占每年新建住宅總數的30%以上的合作社共同建房。
坐落于波恩的埃美利斯公寓社區便屬於合作社住房，於2005年正式登記註冊。其面積為3500平方米，擁有3座橘黃色的樓房和一個大花園。社區有自己的章程，有一個組建委員會和管理委員會，決策由成員共同開會決定。其中的60多位房客有公司白領、工人、退休老人、學生等。
建房前，每個成員必須交納一次性類似於首付的會員費，價格為每平方米400歐元，建造款不足的部分則由政府提供低息甚至免息貸款。建成後，每戶房客再按月支付房租（類似於月供），每平方米為8.2歐元。如中途要退出、搬遷，合作社將向個人退還至此為止的全部房款（會費加全部租金），再將該房轉讓給新加入的會員。這個公寓區的樓房之間由鋼結構的空中走廊相連，方便鄰居間串門。因合作社住房價格便宜，社區氛圍和諧，吸引了許多人加入。
這樣民主化的建房模式讓人們從最開始的時候就集體掌握了住房的所有權，既能充分民主地策劃住房的空間布局，又能夠保證住房成本的合理，同時又能夠保證住房資源不被閑置。
在世界住房運動中，更為徹底的，是房屋佔領運動。他們不依賴政府，不為資本和市場服務，而是用勞動親手建立自己的社區，無數土地和房屋的使用價值因此被真正利用起來。
墨西哥民眾獨立左翼組織Los Panchos的人們就以這樣的方式集體建造了幾千棟房屋。1984年，人們企圖依靠政黨在伊斯塔帕拉帕里郊區廢棄土地上為500個家庭提供住房，但墨西哥政府發表聲明說他們沒有能力滿足人們的需求，該嘗試以失敗告終。以回收土地為明確目標，Los Panchos於1988年成立。
Los Panchos的許多家庭在沒有任何組織支持的情況下為了土地而戰。他們開始佔領伊斯塔帕拉帕里臨近的另一片土地，用雙手獲得所需的材料來建設家園：人們用簡陋的、稀有的可利用資源建造房屋；和土地所有者談判，希望所有者可以以一個能夠支付的起的價格賣給他們。他們對這片土地的堅定感動了地主，交易得以成功。
社區的建立還不止這些。在戰爭中，他們互相培訓急救和其他的基本醫療技能；為了應對國家和社會的雙重暴政，Los Panchos還成立了安全委員會，協調社區志願巡邏以防警察進入，試圖保衛自己建立的家園。這樣的社區在墨西哥得到延展，越來越多人在墨西哥不同地方的佔據社區生存。
在Los Panchos勞作的人們
在另一個半球的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也是佔屋運動的大本營。在這裡，因住房資源稀缺，而租賃網站上的房源不少是非法的，很多剛來阿姆斯特丹的年輕人選擇佔屋，或被迫佔屋，以節省高昂的房租，從1980年代發展起來的自治社區Binnerpret就是其中一個。
人們佔屋前會各施所能進行前期調研：有每天在社區騎自行車轉悠的，也有侵入資料庫盜取城市房屋所有權資料的——這麼做的目的是要搞清楚一個被廢棄的空間為什麼被廢棄、被廢多久、主人狀況如何等，以降低被警方查封的可能性。
佔屋之前，他們會找律師以了解在佔屋過程中的居住權利，並在和警察起衝突時能幫助處理法律事務。在有經驗的佔屋組織里，通常有人熟知如何和警方打交道。
在佔屋的一開始，一切總是「百廢待興」：被占的空間通常沒有熱水、暖氣和電。所以佔屋者要用瓦斯爐做飯、用蠟燭取暖、鋪設暖通管道等。不過，在Binnerpret社區，人們學會了資源共享：大家把撿來的、買來的、剩下的材料放在「免費商店」里，供需要裝修的人家免費使用。
社區建成後，Binnerpret逐漸變得活力四射：人們每天在院子里開會，並和市政府和周圍社區居民保持聯繫，把社區資源共享給更多的人。社區里曾有育兒所和小電影院，供大家定期舉行社區聚會。早期居住在Binnerpret社區的社會活動家們還會舉辦活動。社區內的政治集會、兒童劇場、地下樂隊排練室，幾乎都免費對公眾開放。
負責社區運營的Meyndert說，佔屋運動是維持社區活力的奧秘。因為如果走正常程序，經營者需要在什麼都不了解的情況下，投入資金、計劃經營、僱人施工建造和估算費用。而佔屋運動不同，人們先是佔領了地盤，在每天深入了解社區的基礎上想出新點子，加以實驗，並與周圍環境互動。即便在荷蘭2010年立法禁止佔屋以後，人們的行動也沒有因此停下。
恩格斯曾給出解決住房問題的方案：「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房, 只要合理使用, 就可以立即解決現實的住房短缺問題」，而要實現這一點，「必須剝奪現在的房主, 或者讓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擠的工人搬進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
2004年，全球共有10億人進行佔屋行動；2008年金融危機後，西方發達國家佔屋運動比例上升。佔屋運動是對住房私有權提出質疑，也是對社會資源不合理分配的抗爭。
和佔屋行動們一樣，在千百萬年前，我們的遠祖就是依靠自己的雙手，開創了人類的第一個家園。自實現定居以來，從洞穴至樹屋，從木石結構到鋼筋水泥，人類從未停止叩問「如何能更好居住」的問題。而到了現代，在居住被拱手讓與資本調度以後，在國家與大資本家合謀以後，房屋資源卻被少數人壟斷，造成了全球性的住房危機，無數人的居住權被犧牲。
但人們也從未真正停止過抗爭。那些鮮活的「佔屋」經歷會告訴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行動起來爭取自己的居住權，不必拱手他人。因為房屋的出現和它最重要的價值，就是為人們提供住所，而不是為了交換和升值。
注釋
[1] 數據來源於2009年4月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發布的《全國商品房空置研究》
[2] 數據來源於西南財經大學2013年公布的調查報告
參考文獻
1、恩格斯：《論住宅問題》
2、環球時報：《德國房價低的奧秘——住宅合作社》
3、澎湃新聞：《住房創新｜台灣共居實驗：重新建立對家的想像》
4、土逗公社：《對抗高房價：墨西哥人的住房運動》
5、龐一鳴：《為什麼要住在一起？── 共居的社會意義（下）》
6、澎湃新聞：《阿姆斯特丹的自治社區：從佔屋到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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