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不了「日本人」的外國血統兒童

本人翻譯自https://courrier.jp/news/archives/139618/，原作者為Misuzu Nakamura，刊登在COURRiER Japon雜誌。感覺其實在日本這樣的現象出現可以理解，在國內民眾思想越來越保守的情況下，中國恐怕也遲早會出現這樣的現象。翻譯本文僅為分享信息。

日語被嘲笑、被欺凌、無處可去——成不了「日本人」的外國血統孩子

隨著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連年增多，身懷外國血統但在日本成長的兒童也在不斷增加。但是，對日語教育的支援之類學校方面接收此類兒童的措施還沒有跟上來。碰上因為膚色的不同加之磕磕絆絆的日語而被欺凌之類的事情，因為疏離感和自我認同的動搖而感到苦惱的孩子為數不少。

三重背景的大坂直美

9月，隨著網球運動員大坂直美在全美公開賽取得冠軍，在日本媒體和社交網路上關於她的國際以及身份認同問題出現了各種意見的交鋒。有些報道強調她「『像』日本人」，也有談到其面貌和日語，稱「稱其為日本人有些彆扭」之類的歧視表現。

這些都是在把自己框在「自己心目中的『日本人』」這個框里談大坂直美，屬於刻板印象式的觀點。

大坂的母親是日本人，父親是海地裔美國人，出生於大阪，3歲即移居美國。她是擁有日本、海地和美國這樣三重背景的網球運動員。

對於這樣的人，日本社會反應過剩、抱有偏見的理由之一，是因為很少有這樣出身複雜的日本人被人所知，大多數人也很少有機會認真與這樣的人打交道。

但實際上，像大坂一樣有多國背景但在日本成長的孩子為數不少，而且其數量還在繼續增加。於是，這些孩子由於外表不同、以及日語能力和制度上的問題，而經常被從「日本人」的框子里被排擠出去，而感到痛苦的事情絕不少見。

「不想再活在這個世上了」

在東京都內讀小學的，11歲的黛博拉（化名）就是這樣擁有外國血統的兒童。雙親來自南美，長期在日本工作。黛博拉出生在日本，但由於日本採用血統主義原則，她和父母一樣持外國國籍。

黛博拉曾經有自傷的經歷。

當我們詢問她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經歷時，她眼眶發紅、低著頭一點點擠出了這樣的話。

「被其他班的同學叫外號……被人說要『搞死你』……感覺不想再活在這個世上了」。

這個外號是從她的名字聯想出來的，像是把她當作「害蟲」一樣。有時候也被稱作「外星人」，甚至被人扔石頭，這樣的欺凌持續了數個月。

她在學校不太說話，「基本上沒什麼朋友」，「因為覺得大家都不喜歡我」。

尋找「去處」的孩子們的非正規學校

黛博拉從小學3年級開始每周都去東京西部福生市的一所教育設施兩次。它是針對外國血統的兒童進行日語教育支援的「YSC國際學校」，它由非政府組織「青少年自立援助中心」運營。

其主要對象是，母語非日語的5-18歲的孩子們。既有像黛博拉這樣一邊在學校讀書、放學後到此補習的孩子，也有剛來日本在此集中學習日語的孩子。

同時，這裡也擔負著接收那些不想去正規學校而尋找「去處」的孩子的、類似非正規學校的任務。YSC國際學校的負責人田中寶紀稱：

「來這裡的都是經歷差不多的孩子，到了這裡有一種就算日語說錯也不會被嘲笑的安心感。為（日本）正規學校的環境所不容而感到痛苦的兒童很多，他們希望有一個不因為膚色而遭到特別對待的環境。」

就算都是外國血統，這裡的孩子們也是多種多樣的。多數人是菲律賓、中國、尼泊爾或者秘魯裔出身，但也有像美國、孟加拉國、巴基斯坦、以及非洲裔等其他出身的。

這裡既有父母中一方是日本人而擁有日本籍的孩子，也有雙親都是外國人的外國籍孩子，其中更有雙親的出身國都不一樣的。他們的日語能力也參差不齊，有一些要從0開始學習日語，也有平時對話沒有問題，但不太會讀寫的。

需要日語輔導的兒童超過4萬人

根據文部科學省的統計，2016年度全國的公立中小學校中需要日語輔導的兒童約有44000人，比起10年前增加了1.6倍以上。其中大約有1萬人在學校沒有受到任何輔導，甚至有不少人坐在教室中聽不懂日語，而遭到孤立。

田中認為問題在於「地域差距」。目前國家並未對這個問題出台任何政策，關於日語輔導的問題均由各自治體自行解決。

這就造成，外國裔兒童較多的地域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支援輔導體制，而一所學校最多就一兩個這種兒童的地域則難以確保相應的預算和人才投入，無法形成有效的支援。而某些地方政府幹脆對這種兒童抱以「請學會日語了再來」的態度，使得他們根本無法到公立學校上學。

在這種狀況下，由日語教育專家所指導下的YSC國際學校不僅在東京都，在琦玉、神奈川和千葉每年也接受100名以上的兒童。2016年開始，還開辦了為居住在地方的兒童而設立的在線課程。

雖然黛博拉的日語聽說能力和本地人差不多，但是隨著年級的提升，課程越來越難，最後選擇到YSC國際學校來補習。這是受到了父母的母語不是日語的影響。

就算像黛博拉這樣在日本出生成長，如果在家中使用其他語言對話，如果沒有合適的支援，日語能力的增長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遇到困難，田中指出。一般來說小學4年級是一個坎，在這個階段學校的課程中使用的日語水平會大幅上升。

「抽象程度迅速增加。學習加減法使用的玻璃彈片之類，肉眼可見的東西慢慢消失，抽象的概念不斷出現。比如說，必須要意識到磁石具有磁力這樣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描述這些的日語在日常生活中用得比較少，因此才有輔導的需要。」

在學校里兩個月沒說上一句話

外國血統的兒童中，不少是父母長期在日本工作，生活穩定之後才來的。

15歲的薩米2年前從尼泊爾來到日本。父母從2008年左右起到日本打工，薩米在來日本之前和祖母一起生活。

到日本之後，她編入了初中2年級，日語0基礎。幸運的是薩米上的學校對這種情況有一定的應對措施，比如，薩米上國語課是在別的教室，由專門的日語老師教日語。

即使這樣，在最初的2個月左右她在同學面前一句話都沒說過。她害怕日語說不好而出醜，擔心如果別人沒聽懂會怎麼樣。

「自己發音不準，覺得（大家）可能聽不懂，就不說了。」

她在學校最開始說的日語是一句「謝謝」，是對上完體育課後整理的時候幫忙的一個朋友說的。看到薩米終於說話了，身邊的其他同學又驚又喜。

「那個時候自己真的很高興，看到同學們看到自己說話之後也沒什麼還挺高興的樣子，以後就算自己還是不怎麼會，能說多少日語就說多少。」

此後，薩米變得開朗了，日語也得到了很大進步，但是沒過多久，她就碰上了升高中這個難題。

高中升學率70%，連鎖貧困

10多歲來到日本的孩子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高中入學考試。毫無疑問，對母語非日語的學生而言，5門課的「一般入試」的門檻較高，從試題所用的日語開始就不簡單。

東京都內的高中，部分設有以外籍學生為對象的特別考試。其內容僅包括英語或日語的作文與面試，但是有「來日本3年以內」這樣的前提條件，同時招生人數少，對於外籍學生來說這條路比較狹窄。

薩米今年在特別入試中落榜，正在為來年再次應試而做準備。她每周來YSC國際學校補習5次。

全國範圍外國血統的學生，高中升學率不過70%。像薩米一樣，有些學生選擇復讀；最終選擇放棄高中學業的學生也為數不少。就算是進入了高中，入學後沒有日語輔導而跟不上課程、最終不得不停課甚至退學的情況也是常有的。

田中認為這是「連鎖貧困」。「最終他們容易到處輾轉打工，10幾歲就懷孕生子的事情很多。這樣就導致外國裔的人群中，貧困已經繁殖到下一代了。」

初中畢業後，如果既不能升學也不能就業，「就會成為在社會中基本看不到的存在」。薩米如果沒有與YSC國際學校發生聯繫，最後可能也會成為這樣的人。

雖然國家需要勞動力……

對於田中而言，她教過的學生中有一個人她始終忘不了。那是一個從琦玉縣的小學畢業後，升初中同時移居福生市的日裔秘魯人的女孩子。

她來到YSC國際學校時的衝擊，田中是如此回憶的。

「雖然一直在小學上學，但都不能好好說整句的日語。只能說『我，聽懂了。這，不行』這種。這簡直和人為的殘疾一樣，令我感到憤怒。」

進入青春期的她，無法忍受自己面對的狀況，離家出走，在大街上亂轉。以前田中也有到處尋找失蹤的她的經歷。

最後，在升高中考試之前，她再次搬到琦玉而失去了聯繫。之後在社交網路上看到她的時候，她已經成為了一個10多歲的單親媽媽。

「那段時間她頻繁地換賬號，現在與她又斷了聯絡，不知道她現在在哪幹什麼了。不知道這是自己的無力，還是社會的罪孽呢……」田中話止與此。

「她作為日裔，即使國家為使他們成為勞動力而進行了大量投入，由於環境沒有跟上來，最後嚴重影響了她的人生。要麼是政府的不作為，要麼就是我們日本人的自私，這結果使我感到憤怒。」

在泡沫經濟全盛時期出台的1990年入國管理法修正案中，承認了日裔2、3代的定住權與就勞權，使得大量巴西和秘魯日裔全家移居日本。但是這並不是在已經準備好像日語教育這樣的接收體制的前提下的「門戶開放」，使得這個課題延續至今。

需要先建立基於「移民政策」的體制

在日本居住的外國人年年增加，這個趨勢今後還會繼續。

根據法務省的統計，2017年末居留外國人數達到了256萬人，創歷史新高。居留外國人的增長中引人注目的是技能實習生（即「研修生」）以及留學生。以所謂「國際貢獻」為目的接收的技能實習生，已經被多次曝光出欠薪、勞動環境惡劣等情況，整個制度被指出已經流於形式。

雖然這些問題都沒有解決，政府為了減輕人口減少導致的勞動力不足，確立了2019年4月起實行「新居留資格」的方針。

當初預定在農業、建設等5類行業接受50萬外國人，而現在有報道稱將擴展至10類行業以上。但是，居留時間上限設為5年、原則上不允許家人同行，最後仍然是重複以往的那些「擴大人才引進，而不是實行移民政策」的政策而已。

不過，這實際上已經屬於「接受移民」了。不管使用何種說法，他們都不僅是「勞動者」，而是在這個國家生活的「生活者」。因此，需要加速像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接收體制的變革。

田中對急於開放門戶的政府動向表示疑問。

「一邊講著這不是移民政策，但一邊又想要急速大量引進外國人。我認為應當先建立以移民政策為前提的新體制。要從提高接收移民之後的社會包容度開始，根據情況來引進數量合適的外國人。」

「如果先把外國人引進來，然後急急忙忙地採取措施，那些孩子們就會錯過語言和身心發育的重要時期。這樣的結果就是，語言能力不充分的孩子長大之後，日本社會要為此負責。」

即使不允許家人來日，如果大人增加的話兒童也會增加。有可能在滿足一定條件後家人被允許來日本，也有可能在在日期間與日本人結婚生子，當然與外國人在日本結婚生子的情況更多。這樣，外國血統的兒童還是會不斷增多。

關鍵在於移民二代的社會融入

雖然曾經有過自傷經歷，現在黛博拉已經開朗多了。這是因為她現在有了很多對她說「要保護她」的好朋友。

即使這樣，她還是被其他的孩子討厭，「還是被叫做外星人，感覺要被人扔石子」。

最近，YSC國際學校開運動會的時候，黛博拉帶了一個菲律賓男孩來，他是剛來到黛博拉的小學的新同學。由於他不太懂日語而經常在學校一個人呆著，黛博拉擔心才把他帶來。

她可能想告訴他，這裡是一個可以安心的「去處」。

「必須建成能讓黛博拉這樣的孩子健康成長的社會」，田中稱。「移民二代的孩子們要如何融入社會，特別是在學校因為外貌上的不同之類而迅速成為被欺凌對象，包括日本孩子的意識在內，都是必須要改變的」。

雖然和以前相比外國血統的兒童增長了不少，但仍然是壓倒性的少數派。

「也許再過三代人這種狀況可能有所變化，但現在正好處於這樣一個過渡時期。家長要對孩子怎麼教，學校的老師要用怎樣的態度去對待孩子們，這些都是存在疑問的。」

僅僅強調「欺凌是不行的」是不夠的，需要再進一步，創造學習人種以及歧視、異文化以及多樣性等知識的機會。

出身複雜也沒問題

雙語（多語）背景下多文化的外國血統兒童，如果被社會認真對待和接納，就具備「作為紮根日本的國際化人才而活躍」的可能性，田中稱。

「與留學生不同，在祖國確立身份認同和愛國心之前這些孩子就來到了日本，他們不少人能在祖國和日本之間擁有較為平衡的認識，他們是比留學生更能夠站在日本的立場上與外國建立聯繫的存在。」

換句話說，他們這樣多樣化的存在本身就是這個社會的一筆財富。

田中對黛博拉即將到來的、由於青春期而出現的身份認同動搖而擔心。「希望她能順利度過這個坎」。

全美公開賽前，《紐約時報》周日副刊刊登了一篇追溯大坂直美的出身的特別報道。

這篇報道最後，以「大坂從出生開始就在日本、美國和海地三種文化的影響之間努力取得平衡。她很清楚，像這種交匯在一起的身份認同正是她收到全世界的球迷支持的理由之一」，並引用其本人的話作為結尾。

「既然大家都說不清我是誰，那誰都可以支持我了。」

我們也希望黛博拉能早日正面對待自己複雜的出身。不僅是她，我們希望建立一個讓所有外國血統的孩子都不把自己的身份框死在一個特定的框內，而可以擁有多種認同的社會。（完）

作為去了日本一段時間又回來的人，感覺這篇報道說的主要對象還是那些非漢字文化圈來的人。像去日本讀小學、初中的中國孩子，感覺適應就非常快，有些人明明雙親是中國人，在家說漢語，但很快自己的身份認同和日本人就沒啥差別，甚至有些還被日本的保守主義影響，討厭中國，痛恨自己的中國血統。這可能對日本是好事，但我卻覺得有點不是滋味。

中國其實也在面臨著嚴重的老齡化問題，遲早也要像日本一樣走上「嘴上說不是移民政策，但實際上就是在搞移民政策」的道路。現在中國的外國人政策，看上去對外國人給予優待甚至給予特權，使得大多數持保守主義立場的中國國民難以接受，出現了「easy girl」等諷刺崇洋媚外現象的說法（但實際上，中國並沒有歸化制度，獲得中國國籍基本不可能，永住資格條件極高）；然而，如這篇文章所說，外國人在中國不僅是為了賺錢，最終還是要在中國生活下去的，中國的外國背景兒童會不斷增加。以後，如果中國必須像日本一樣從非洲和東南亞等不發達地區引入廉價勞動力，最終也將面臨類似的問題。和資本主義一樣，接受移民，最終就得接受移民帶來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