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公知崔永元——「我要是把那良心丟了，我的病就好了。」
載入超時，重試中
作為曾主持過《實話實說》、曾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崔永元，因為在網上曝光了了范冰冰偷稅漏稅而再次進入公眾的視野。
崔永元談稅收：「比如崔永元，一個月掙3萬塊，你征他的稅是合適的。但一個煤礦工人，掙了8000塊錢，就不應該收稅。他那個是在玩命，腦袋拴著褲腰帶上，我進演播室一定能出來，他進去就不一定能出來。」
他得過金話筒獎2次，央視十佳主持人播音員獎4次，寫過書《不過如此》，上過春晚小品，自己籌錢拍過紀錄片《我的抗戰》。那麼小崔的前半生是怎麼樣的呢？
1963年2月20日，崔永元出生於天津北辰區，父親是工程兵，到處鋪路架橋，「教育我們兄妹四個的事基本交給我母親了。母親很怕孩子學壞，所以當時管我們很嚴厲，基本上就是以打為主，以罵為輔。我經常看見兩個哥哥挨打，我自己挨過很多次打，現在想來後背還有點發涼呢，一點都不輕鬆。」
兒時崔永元和父母在一起
大院子弟
「我是在部隊大院長大的，當時在大院裡面我父親是最大的官，部隊是一個團，我父親是團政委，經常有這種開大會的場合，他要在上面講話，底下不斷有掌聲我就特別羨慕。我的理想就是長大要做一個像我爸爸這樣的人，你到台上講話台下就鼓掌，多幸福。」
崔永元與媽媽在廣州留影
崔永元4歲時舉家遷進北京，在北京丰台上小學至高中。曾經是個淘氣學生的崔永元記得他干過的很多讓自己都崇拜的事，「我可以上著課背起書包就走了，而且是當著同學和老師的面走。有一次，老師講得挺認真的，我有點不好意思走。於是我決定分兩步走，第一步我把書包從窗戶扔出去，第二步老師回頭寫字的時候我就跳上了窗檯。結果還沒跳下去呢，老師就回頭了，我就坐在窗台上很尷尬的樣子，老師問我在那兒幹什麼？我說沒幹什麼，就下來了。結果坐在教室裡面聽課，還惦記著外面的書包，一堂課也沒上好，好像忽然就沒人管，是一種野生的狀態了。」
露天電影
崔永元
「我六七歲開始看電影，上大學前很少進電影院，1969～1975年間看得最多。我的童年理想就是當放映員，因為我覺得放映員是部隊里最帥的小夥子，人很精神，是有手藝的文化人，跟那些天天扔手榴彈的戰士不一樣，還可以永遠看新電影，想看什麼就看什麼。我喜歡跟著放映組的人做打雜，八九歲時就被當作了編外人員。放映隊來的時候，會用大喇叭叫我的名字，我特別驕傲地一溜煙跑到放映隊，幫忙倒膠片、貼告示、畫幻燈片。有一次放映員獎勵我，在開場前單獨為我投影在牆壁上，放了《永不妥協》中的一本膠片，這件事令我得意地跟夥伴吹噓了大半年。」
1981年高中畢業，崔永元（右二）和老師同學在一起
北京廣播學院
1981年，「理科不好」的崔永元考入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上大學時，崔永元的生活條件比別人高好幾個檔次。「我上大學時哥哥、姐姐的工資非常少，我哥在部隊一個月才掙7塊錢，我姐做學徒工才19塊錢，但是他們每個月可以拿出5塊錢來裝扮我，因為我是我們家惟一的大學生嘛。那時候儘管家庭條件不太好，但我每個月都要花家裡70多塊錢。而當時班裡的同學一般一個月才花25塊錢。」吃好的，買書是他那時絕大部分的開銷，當然「有時候會帶上別人的女朋友去看電影什麼的，因為自己找不到。」崔永元笑著回憶道。
中為崔永元
崔永元20歲開始初戀，女友是傳媒的大學同學。
「第一次談戀愛是在大學三年級的第二個學期，那時候我特別高興，雖然在我們班差不多是最晚的。」兩人後來分手，在談及自己失敗的初戀，他表示「現在看來一點也不倒霉。如果那個初戀成了，那才叫倒霉呢。」
1985年大學畢業後，崔永元進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任記者，22歲的他遇到了陪伴自己的一生的太太陳薇薇，陳薇薇和小崔是同事，都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
崔永元與陳薇薇
「第一年做《廣播報》，就相當於《電視報》這種，介紹節目。第二年我就開始在《午間半小時》做記者。《午間半小時》是當時的《實話實說》，非常厲害的，全國廣播界都在學它，是一個綜合性的節目。」
崔永元（中）在新疆採訪
「1987到1996年，我在那個節目里幹了9年，收穫特別大。因為它是個綜合節目，我們沒有領域限制，就是你愛採訪什麼採訪什麼，所以我就特別自由，我採訪保險可以採訪半年，我把保險搞得個門清，所以到現在我都不上保險。我在國家體委泡了半年多，所以整個足球黑幕我全明白，到現在我都懂。我不寫關於足球的事兒。我到邊防採訪了幾個月，我知道這個國家有很多人什麼都不計較，在那兒為了我們的和平，那樣地工作著，我特別感動。那個時候我接觸了各種各樣的人，我有機會見到了很多專家學者，讓他們講我不知道的知識，讓我特別充實。我從1985年當記者，一直到1996年當主持人。」
崔永元（左）在節目中
1990年代初，崔永元兼職到中央電視台策劃《東方時空》等節目，那之前，崔永元已得過兩個中國新聞一等獎。「這是硬指標。」提起這個，崔永元擋不住的驕傲。
崔永元：在報社時，辦公室被我弄成這個樣子
「另外，我比較喜歡自己的是，我非常熱愛這個職業，非常喜歡干。我22歲開始做記者，最貪玩的時候，一打牌可以打到天亮，下棋可以下到天亮。但當我有採訪任務，要把稿子寫出來的時候，什麼東西都不能誘惑我。他們就在我旁邊打牌，我還會伸過頭去看，一邊看一邊整理錄音，寫我的稿子。20多歲的人，我就有這樣的剋制力。我一直覺得，作為一個職業記者，有一個對被採訪者尊重的問題，每次採訪，我都會儘可能地收集對方的資料，總是讓對方很感動，這也有一個硬指標：我採訪完，他們都請我去吃飯。」
崔永元：有人說，再好的西服穿在我身上也不像樣。我覺得是他們沒看習慣
1993年，崔永元開始進入《東方時空》。
1995年策劃《東方時空》的特別節目《真實再現》。
1996年4月28日開始做《東方時空》的周日版特別節目《實話實說》，主持人身份嶄露頭角，大受歡迎。
崔永元「每次節目開始和結束我都要規規矩矩給大家鞠躬，感謝大家對節目的支持」
他的工作間里有著這樣一副對聯：說天說地莫若說真，話東話西不如話實。
在他因為主持《實話實說》走紅後的第三天，父母就警告他，爬得越高，摔得越狠。但在他執拗的性格基因中，聲譽似乎可以忽略。「之前你們說我是中國最好主持人，什麼媒體良心，現在又說是小丑、公知，你們愛說什麼說什麼，跟我有什麼關係呢？我會因為你們改變自己嗎？」
1997年女兒崔枝明出生，她目前在美國讀書，尤為喜好繪畫藝術。
崔永元與女兒
崔永元出道這麼多年，談及家庭生活，從來不提夫人，他最喜歡談的是她的寶貝女兒，很少談夫人：「她是一個不太張揚的女性，不願意曝光，她不願意我在媒體上談她。所以我這麼多年都沒有談過她。」
崔永元與妻子
1998年，崔永元正式調入中央電視台。他睿智、幽默，傳遞出了多種聲音，展示了多元化的視角，倡導一種寬容理解的真誠對話氣氛，給當時「一本正經」的電視屏幕帶來了極大的活力。
016、《實話實說》崔永元採訪抗癌明星_騰訊視頻1999年時，中國國內電視媒體紛紛效仿崔永元的《實話實說》節目形式，最終《實話實說》的收視率慢慢下降。
2000年崔永元主持了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
2001年，沉重的工作精神壓力導致崔永元已經從睡眠障礙發展到嚴重的精神抑鬱症。
2002年，崔永元出書《不過如此》，成為暢銷書目。
2002年崔永元離開《實話實說》，最終也離開了央視。問及崔永元為什麼離開，崔永元：「當意識到自己快五十的時候。我覺得年近半百，你還有什麼事想乾沒干過。你現在乾的事是你最喜歡的事嗎？我這輩子從來沒計劃要做電視節目主持人。在我腦中有計劃的是放電影，畫電影海報，這是很小的時候，七八歲就有這樣的想法。再大明白了我想當導演、編劇。後來主持節目莫名其妙地被大家都認識了，我想演電影、話劇，這些和台里的規定和政策不符。台里任務那麼多，我們也沒有時間干這個事。所以我就想，我的後半生一定比前半生短，那麼我一定要把我的夢都實現。一個是我已經開始做口述歷史，這個不能停，要一直做到死。還有非實現不可的夢想就是拍一部電影，拍一部電視劇，做一部舞台劇。」
更深層次的原因也許如下：
南方周末：你說央視是一個國家台，它有獨特任務和職能。
崔永元：對，我覺得國家台就是應該「不好看」。它好看就不是國家台，沒有一個國家的國家台是好看的，因為它承擔的任務太重了，它要傳遞信息，傳遞思想，要完成這些任務，表達民族歷史，如果是公共電視台，還要負責所有在海外公眾的安全。比如說地震，國家電視台就要告訴你，你在義大利跟誰聯繫，在澳大利亞跟誰聯繫，如何了解你親屬的情況，24小時就得干這個，這才是國家台。
假如人藝是最好的劇院，它的話劇八點鐘首演，那國家台就要八點鐘直播，新年音樂會要直播，最好的崑曲、外國最好的演出團的演出，最好的皮影戲，能談妥都應該在黃金時間八點播，你愛看不看，這是國家電視台的責任。如果這時候還在討論沒人看，收不來廣告，這不是國家台，是商業台。到1999年，我忍無可忍了。
南方周末：你說《實話實說》你1999年就做不下去了，那從1999到2002年，你還強撐了三年。
崔永元：實際上是我們妥協了。我們覺得自己很聰明，他不讓我們保持開放性的討論，那我們就改成做個案，請一個人來讓他講故事，這就沒有爭論了。但故事裡藏著很多問題，藏著很多觀點，就這樣來做。但後來，很多故事他也不讓你講。
南方周末：《實話實說》報十個題目斃了七個，這是哪個階段？
崔永元：這是常態，不是哪個階段。報題按兩個月算，九期節目，至少要報二十到三十個題目。當時南方有一個城市，把無人認領的自行車收集回來修好，刷成綠色給農民工用。但社會學者是反對的，什麼意思？農民工騎綠車就沒有人偷車，是說以前這城市裡偷車的都是農民工嗎？有的人就說，這太矯情了。我們就把雙方都叫來進行討論。結果最後，這個片子沒有通過審查，原因是不符合主流的聲音，我也不知道你的主流聲音是什麼。
南方周末：你解釋、說服過他們嗎？
崔永元：沒用。我曾經爭取回來一期節目，爭取了很長時間。
一個畫家，他小時候上課走神，聽老師說了一句話，說林彪不好，他就揭發了，這老師就倒霉了，關在學校廁所里，用糞水淹著他。那時候畫家很小，良心發現，就拿了個西紅柿給老師送去，當時老師說，我最喜歡吃西紅柿了。畫家深深記住了這句話。
三十年過去了，他成了著名畫家，特別想找這個老師說聲對不起。我們把老師找到了。畫家講完，老師滿頭白髮地來了，他跟老師說了聲對不起。很好的節目，就是不讓播。
最後我堅持到什麼程度呢？我說你讓我改哪兒我就改哪兒，我就一個字一個字地改，一定要播，我天天纏著他，我就陪著他在那兒審片，你說去掉這句話，我就去掉這句話，加上那個鏡頭，我就加上那個鏡頭，最後播出了，100分變成60分，叫《對不起，老師》。
這樣的事後來越來越多，忍無可忍，我厭煩了。
2003年馮小剛導演賀歲電影《手機》，影片中帶有映射成分的《有一說一》（《實話實說》）和人物嚴守一（崔永元）及他的女同事武月（何晶），對崔永元造成了負面影響。
詳情引載如下：
人物周刊：即使過去這麼久，我還是很想知道，你當時那麼憤怒是因為「嚴守一」影射了你嗎？
崔永元：那次我主要針對的是電影的分級制度。我當時說了，崔永元的生活可以比這個更糜爛，可以比這個更齷齪，但是藝術家沒有權利把它搬上銀幕，這是我的原話。也就是說，一個人的生活品性可以是墮落的，但是影視作品、公共作品，要對受眾負責，尤其是電影還沒有分級，男女老少都買票去看的時候，不能這樣做。我覺得那部電影是在美化婚外戀。
人物周刊：你還是認為《手機》對你來說是個兇險的圈套？
崔永元：起碼讓我看到馮小剛的為人。我後來就跟他沒有接觸，我對他的評價還停留在《手機》之前跟他的接觸上。比如他請我到他家，給我包餃子，說想拍一個主持人題材的電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麼樣，希望我給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問他拍的是什麼電影，他說是喜劇片。後來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惱啊什麼的都講給他了，他當時咬著手指頭聽，上映前一周我們倆還坐一塊吃飯，他說你看吧，你肯定喜歡這個電影。他給我講了這個電影的故事，把髒的部分去掉了。為什麼？他心虛，沒說。等到電影出來我才看到，連那個主持人的接班人，都是他的情人。所以不光影射我，還影射和晶，怎麼不讓人憤怒呢？和晶是個弱女子，我好歹還是個男子漢啊，我不拍案而起，誰拍案而起呢？既然說了，就說個明白，所以馮小剛的為人，電影分級制度，影視文化的價值取向全談了，但是後來媒體描述出來的是一場人身攻擊。
人物周刊：之後你沒有和馮小剛再聊過？
崔永元：沒有，他在報紙上說過一段話，但是我不記恨他，因為我不相信報紙。我說文藝作品起碼要對得起父母，對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裡的人吧。然後馮小剛說，崔永元說，一個作品要上對得起父母，下對得起孩子，這不是我對作品的要求。我說，MD，這人禽獸不如，連自己父母孩子都不顧忌，哪還能顧忌別人！真是禽獸不如！但是為什麼我沒有對此發表言論？我不敢相信這是他說的，有可能是記者杜撰的，對吧。
2003年7月，崔永元開始主持新節目《小崔說事》。
小崔說事 2010：我歌故我在
小崔說事 2010：每個都有可能 魏敏芝
小崔說事 2010：企業家 慈善家 曹德旺
小崔說事 2010：給醫院看病
小崔說事 2010：點亮未來
崔永元說《小崔說事》只是他的一份工作，靠這個掙工資，養家糊口，而《電影傳奇》則構築了他的靈魂：「讓我能活在老電影里，在老電影創造的境界里自由自在地馳騁，當我面對現實，沒有能力去應對的時候，我可以退回到我的老電影的夢境里，讓我有一條退路，而不是死路一條。我每天睡不著覺，心緒煩躁的時候就在家裡看老電影，看老電影的小人書，看老電影的劇本，凡是跟老電影有關的，一看，心裡就會很平靜，甚至到什麼程度我跟你說，我翻我家裡的老電影的小人書，因為時間長了，有點返潮，會有點發霉的味道，一聞那個，心裡就平靜下來了。」
2004年4月3日，崔永元積數年心血創製的新欄目《電影傳奇》開播，內容涉及150部老電影。崔永元在節目中既是主持人，又是主要演員，既講故事又演故事。
「《電影傳奇》就是幹事，因為沒有人願意干這個，費力不討好。中國電影100年，我們有多少關於100年的資料呢？我們採訪了1000多位電影人，其中幾十位現在已經離我們而去了，再也沒有他們自己的影像資料了，等到中國電影150年、200年時，只能到我們這兒來找到他們的資料了。我跟我的夥伴們說，咱們不功利，咱們做一個資料收集，採訪每個人都是從他記事開始談起的，說的跟電影毫無關係，但是我們把它完整記錄下來，我覺得這是有意義的，對整個中國電影史是有意義的。但是把自己累得半死，也掙不了錢，不盈利，也沒人說這個節目受歡迎。我也可以做《超級女聲》呀，我要去做主持比他們主持棒多了，我有這份自信。」
「現在這個節目已經被中國電影博物館收為館藏作品了。據我所知，這是電影博物館惟一的電視作品，這就說明了它的史料價值。現在，起碼電影圈的老人，天天都在鼓勵我，每次我見到他們，都像摸自己兒子似的摸我的腦袋，說小崔，你幹了一件好事，你幫我們幹了一件好事，這應該是我們電影人自己乾的，讓你給做了，我們得感謝你。他們對我特別好，還給我寄吃的，寄治病的葯，我特別感動。」
小崔說離他心靈最近的人是一些死去的人、他崇敬的人。那天，他看費穆（《小城之春》導演）的書。「他談了藝術片跟商業片，簡直就像我說的話，他就說我從來不會迎合觀眾，迎合票房，他說我熱愛藝術，但是同時我又在享受著孤獨，誰能理解我，我當時看到這段的時候特別傷感。那是費穆1948年說的，但現在2005年了我還在這樣想，所以我覺得我離費穆特近。」
2006年，崔永元的病症得到緩解康復。
崔永元的心理醫生只對我們的記者說了一句：「他要是沒什麼責任感，他的病就好了。」崔永元開給自己的處方是：「我要是把那良心丟了，我的病就好了。」
崔永元06年所做的扶持培訓鄉村老師的情況
2007年，崔永元在獲得第五屆「全國德藝雙馨電視藝術工作者」。
2010年策划了紀錄片《我的抗戰》。
我的抗戰全集
2011年9月27日，「崔永元·新銳導演計劃」在京啟動，賈樟柯、張猛等導演也到場助陣。
2012年4月14日，崔永元主持的第一期《謝天謝地，你來啦》開播。9月28日，崔永元和周立波主持的《小崔說立波秀》在中央電視台財經頻道播出。
2012年7月30日，崔永元在北京丰台區南宮賓館請參加7?21京港澳高速公路救援的154名農民工吃飯，飯前默哀一分鐘。韓紅還特意趕來助陣，為農民工獻歌兩曲。
從2012到2017年，每年春節，崔永元都會到遠離北京城市中心的郊區，在場地設施極其簡陋的「民工之家」，看望那些過年時滯留難歸的民工兄弟們，不要任何報酬，為他們主持了多屆「民工春晚」，給他們帶去了最好的節日禮物。
2013年1月26日下午，由打工者自編自導自演的「2013打工春晚」在團中央禮堂隆重舉行，中央電視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擔綱主持。
2013年9月19日，崔永元錄製《謝天謝地，你來啦》，這是他在央視的最後一場節目錄製。10月20日崔永元徹底辦完離職手續，成立「崔永元工作室」，建立自己的團隊，打造頗具個人風格的節目，掛靠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
2013年9月，崔永元與方舟子就「轉基因」的問題在網上展開了長達六個月的論戰。期間，崔永元自掏腰包，花費了近100萬元拍攝轉基因紀錄片。
他的一位前同事說過：「崔永元是比較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喜歡就公眾利益發表評論，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言多必失。」
崔永元說：「我只要是在維護公眾利益，我只要覺得我是正確的，我的採訪調查是正確的，我永遠會堅持。就是剩我一個人我也會堅持。」
無論如何，因為崔永元的轉基因之爭，很多民眾首次接觸並了解到了轉基因食品的概念，很多食品也因此標識上了「是否含轉基因」。他的抗爭維護了我們的知情權，小編不反對轉基因食品，但我們對購買的食品應該有知情權。
璞谷塘商城是崔永元為人詬病的地方，商城盜圖、大連三萬人的會員費、有機大豆油被檢測出溶劑殘留量等，崔永元2個月後辭去璞谷塘公司監事長一職，遭到網民調侃：「我走過最長的路，是崔永元做生意的套路!」
雖然崔永元後來也因為自己開公司賣有機食品，被某些群眾質疑當初他與方舟子論戰的動機，但是全中國數千家做生鮮食品的，只有1%盈利，4%持平，88%虧損，剩下7%巨額虧損。
崔永元說：「如果我這個人傻到這種程度，我想掙錢不去掙一剪子200萬的（他指的是被頻繁邀請的去樓盤剪綵），不掙一次演講150萬的錢，不掙當一次導師100萬的錢，非要倒騰食品，非要做農業，那我也是轉基因吃多了！」
2013年12月，崔永元用自己的獎金資助普通人治病，發動同行幫助遼寧鞍山抗癌協會「臨終關懷」行動。將拍攝《電影傳奇》時得到的大量珍貴資料無償捐給北京大學圖書館，幫助建立中國電影資料檢索系統。
2013年12月6日，崔永元正式從央視離職，回歸母校中國傳媒大學任教。
他宣布：「這個社會我不跟了，自己的下半輩子只做口述歷史。」之後，他全力投入了記憶打撈與口述歷史的事業中，他先是自己拉來資金做口述歷史庫，之後又和團隊歷時8年，完成了紀錄片《我的抗戰》。
南方周末：你的口述歷史團隊現在在做什麼？
崔永元：現在做的是「抗美援朝」、「知青」、「私營企業家」系列。我們最近把「三線」專門弄出來了。「新中國外交」系列，我們採訪了七十多位大使。口述歷史工作量非常大，我們實施了也就15%或者20%，按現在的進程，在我有生之年，這東西不可能做完。
南方周末：這麼大的工程，60個人的團隊，經費從哪兒來？
崔永元：學校每年為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撥款500萬元，來支付員工工資，按照教育部的相關規定花錢。今年我們計劃經費是2300萬，全靠我們基金會募款，然後監督研究中心按法律規定使用。
這條口述歷史的道路上，他帶領自己的團隊孤獨地摸索著。他們採訪的對象，有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的老兵，還有那些國民黨軍隊的老兵。
2002年至2005年，他的團隊共收集了3500人，超過了200萬分鐘的紀錄影像。「一切出發點就是口述歷史。」他們採訪了很多八九十歲、上百歲的老人，他們說了很多東西，有抗戰也有別的。許多老人在片子殺青前就過世了，而他們最後一刻卻留在了鏡頭中。
而他的目標是要，做一個中國口述歷史博物館，全中國人都可無償使用！他說自己做這一切，不是為了自己，而是覺得：「只有歷史不再支離破碎，人民才有尊嚴，國家才足夠體面，一個不能夠靜下心來思考的民族，是危險的。」「搶救採訪」搶救的不僅是歷史記憶，或許也包括一個時代的良心。
崔永元陸續完成了《我的長征》《我的抗戰》《我的祖國》等一系列「口述歷史」的紀錄片的攝製工作，而且積累了600萬分鐘的影像視頻、文字素材、實物資料，涉及電影、外交、戰爭、學者、知青和民企等諸多領域，給我們民族留下關於"口述歷史"的記憶。
在這整個的過程中，崔永元通過自己的影響力，向社會各界朋友籌集資金，總耗資超過1.3億元，完成了一場對20世紀中國重大歷史資料的關鍵性搶救工作，許多都堪稱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無價之寶。而他卻沒有因此牟取任何的個人利益，一直以來他所有的館藏，全部是免費向公眾開放，用於相關史料的學術研究和傳播交流。
他將這些總預估價值可能超過10億元以上的珍貴史料，全部無償捐贈給了母校，建立起「電影傳奇館」、「電影藝術家館」、「奧斯卡館」、「連環畫傳奇館」、「都本基藝術館」和「國卿傳記館」等6個展館，7個展室。
這些展室白天展覽，晚上變成了同學們平時讀書的自習室，「朝館夕室」，讓他們在日常學習中，去體會和感受真切的歷史。
成立於2012年的中國傳媒大學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2015年12月13日起正式面向公眾免費開放（須預約）。
這些年來，除了在中傳大學教書育人外，他從事資助貧困山區的公益事業時，每個被資助山裡孩子腳上的鞋、碗里的菜，他都要密切關注，最終形成了「給孩子加個菜」的著名公益項目。
崔永元：「孩子們吃盒飯，菜和飯分得不像我們這樣清楚。所以有時連吃幾口飯，有時又連吃幾口菜。吃飽了，同樣心滿意足。也許，飯就該是這樣吃法。」
2014年10月28日晚，崔永元在微博上轉發媒體報道，確認將主持東方衛視的一檔「別具個人風格的新聞節目《東方風雲匯》」。
崔永元介紹，《東方風雲匯》更像是一檔「新聞解讀」類型的節目，會有「自己的解讀風格」，「做大家看得懂的新聞」。
2015年1月1日，崔永元新節目《東方眼》於東方衛視正式播出。
2015年3月25日，由崔永元團隊和東方衛視中心聯合創製的中國首檔社交類談話節目《東方眼》停播。
2017年1月15日，崔永元繼續主持由民間組織「工友之家」主創的打工春晚，迄今已舉辦六屆。
2017年5月22日，從「反轉鬥士」到「專職商人」，崔永元一隻雞賣300元。
2018年1月31日，登上「2017中國慈善名人榜TOP30」。
2018年5月28日，崔永元,實名舉報范冰冰4天6000萬天價片酬，並起底大小合同、陰陽合同等偷漏稅行為。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社會責任感很強的人？
崔永元：每個做媒介的人都應該有這種責任感。你的媒介會影響別人，你怎麼能夠沒有責任感呢？我這些年發表的觀點老被人重視的原因，就是因為兩點：一是我確實說到了痛處；二是別人不願意說的話，明擺著得罪人的話，我說出來了。
我把中國當下的知識分子分成三類：一類叫拍案而起；一類叫潔身自好；第三類叫隨波逐流。從歷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識分子。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能做到潔身自好就相當不錯了。哪一次商業炒作，哪一次對消費者、讀者、公眾的欺騙，後頭沒有學者、科學家甚至院士幫忙？哪一次沒有？這是中國文化的悲哀。我一直想做一個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樣的人除了要有血性，還需要有知識。我認為我的血性足夠，我的知識不夠，我的知識儲備不夠，我說話不能那麼雋永，不能那麼深遂，但是起碼我能拍桌子。
人物周刊：不為自己擔憂嗎？
崔永元：我不擔憂。我不說我難受，所以我就說，更多的時候是媒體曲解了我的意思，他們為了製造轟動效應，故意把我的語言妖魔化了。
人物周刊：拍案而起有沒有拍錯的時候？
崔永元：我沒有拍錯過，都是媒體給我拍錯的。我最近見到一些大畫家、大作家，他們都勸我不要這樣，他們說，哎呀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老站起來說話。我理解的意思，是他們覺得我根本沒有那種學識，話說多了，漏洞百出，被人揪著尾巴多難受啊。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老有孤獨感？
崔永元：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難受，特別孤獨，寂寞。我都無法跟你形容我的難受，經常晚上9點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點還沒有入睡。我老在想這些事，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麼多拍案而起的人，現在他們都上哪兒去了？我知道崔永元無法跟他們比，這個時代有可以跟他們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無可挑剔，但是他們都在潔身自好，我見過很多很多，他們不願意站出來對這個社會負責任。
人物周刊：你老站出來說話，你的家人怎麼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覺得我像個瘋子，甚至從一定程度上講像個瘋狗，見什麼都要咬一口。看電視時在罵，看報紙也在罵。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個對中國電影做出過卓越貢獻的老人，報紙上連個豆腐塊都不願意給她，把那麼大的篇幅給王菲、李亞鵬、《七劍》。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起碼是個文化不高的社會。
人物周刊：目前最困惑你的事情是什麼？
崔永元：目前最困惑我的就是我還要不要良心。
人物周刊：那你是要良心還是要健康？
崔永元：健康無所謂，健康就這個樣了。問題是，要良心還是要錢？我必須坦白地說，我喜歡錢，我怎麼會不喜歡錢呢？有了錢我能做好多好多事，往神聖了說，我能做更喜歡的節目，不在乎你看不看，因為我有錢，我就做；往低俗了說我可以買我喜歡的東西，可以到處去玩，可以帶我女兒出國，帶我女兒遨遊太空。但是我現在沒有那麼多錢。如果想要錢的話，我必須得不要良心。從廣泛意義上來講，無論你是做樓盤，還是賣牛奶，你要是要良心的話，你就沒有那麼高的利潤，良心會減低你好多利潤。
人物周刊：你覺得自己現在幸福嗎？
崔永元：不幸福，我也找不回來這種幸福了，因為我誤入歧途，找不回來幸福了。
人物周刊：對未來你有設想嗎？你現在最大的心愿是什麼？
崔永元：過一天算一天。我希望我女兒長大了不要像我這樣。
人物周刊：不要像你哪樣？
崔永元：不要像我這樣難受，不要像我這樣活著沒有質量，我希望她做一個快樂的農民，要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做一個快樂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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