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中庸之道」（2016.8讀書筆記）

記得市場學有個很形象的比喻：熱茶有很多人喜歡，冰茶也有很多人喜歡。但如果商家為了兼顧兩種口味而選擇銷售lukewarm tea，則幾乎沒有市場。

我們平時所說的「中庸之道」，是不是就像lukewarm tea，不標新立異，不驚世駭俗，調和折衷？

錢穆先生說，人只在善惡兩極端之中道上，但必指出此兩極端，始能顯出此中道，始能在此中道上理論有根據、行為有目標，故說「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外，從更廣義的層面來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之道實際上講的是辯證統一。善惡是非本身並沒有絕對的標準——譬如形而上的道沒有善惡是非之分，而形而下的用就有善惡是非了。

孤陰不生，孤陽不長，沒有什麼是純粹而絕對的。這世界，這人生，既非至善，亦非至惡，人們只好在微小暗昧處分辨善惡，自定趨向。《中庸》中有對君子之道（即中庸之道）的描述：

「君子之道，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

其實這裡也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本思想。愚不肖與大聖賢，亦是一貫相通，並不是互相對立。「道不遠人」，大約也是在指點我們，身處其中什麼樣的位置，就從那裡開始，莫要好高騖遠。這與「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的原則看似矛盾，但此原則卻並不是給一整個個體定性，而是「微分」到每一個念想，每一個剎那——到了這個量級，是可以向著聖賢那一邊，或者向著禽獸那一邊的。

普通人離聖賢有多遠？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即使他面前的曹交身長九尺，只會吃飯。「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捫心自問，每個人心中大抵是有數的。「道」既是極難，又是極易。人們主要的問題常常在於做得太少，想得太多，不肯付諸實施罷了。

朱子講聖人難做，陸象山講聖人易做。易做到什麼程度？哪怕只是一名端茶童子，穩穩地將茶送上後，目不邪視地走了，那就是百分之百地盡職。即使讓孔子來端茶，也不可能比他端得更好。所以這名童子在這件事上已經是聖賢。再引用孟子一句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每個人能力不同，際遇不同，但品格高下卻並不由此決定。這也從側面表達了每個人在自己介於愚不肖與大聖賢之間的位置上，做好分內的事情，是一個人能最接近「聖賢」的方法。

佛教中也有相似的思想。「佛陀」本來是「覺悟者」的意思。成佛本極其不易，卻又通向「立地成佛」之極易處。佛教本土化以後，吸納了中庸之道，不必道在邇而求諸遠，無論身處何處，做任何事，皆為修行。正如並非枕經藉史，博古通今，方可做聖。

回到相反相成的辯證問題上來，譬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進步還是退步？是善還是惡？世界格局都變了，具體到每一個個體，生活的基本道理卻是沒有變。又譬如科學技術的進步，莫說沒有電，沒有自來水，單是個平民很難常常洗澡，已經令人感慨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幸虧晚生了這些年了。然而我們的後人呢？我們的生活狀態，怕是在他們眼裡，也是匪夷所思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說，無論在哪個時代，人類總是在可知與不可知之間，而這個角色位置的移動，並不應該改變了人生的真實境界。我們所感知的，所享受的，不過是我們擁有的，而不是我們本身起了改變。然而，就像Erich Fromm的書「To have or to be?」所闡釋的那樣，絕大多數人的觀念屬於having mode——也難怪，我們的社會所鼓勵每個人去追求的終極目標本來就是擁有無上限，愈多愈好的財富。在這樣的社會裡，having全等於being，如果一個人擁有五億財富，其身價就是五億（聽起來沒什麼不妥，不是嗎？）。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一文不名，那麼這個人的身價似乎就相應地應該為零。是否荒唐？

Having和being最主要的區別在於，having指是一些固定的、可以描述的東西；being指的是一些基於經歷的東西，而人類的經曆本來就是無法準確描述的——人是活的，有著複雜的內心與無限的潛力，永遠不能被完全描述出來。可是我們平日里是多麼習慣於用所擁有的東西來描述一個人啊——並且僅限於人。我們連描述一杯水的顏色的時候，都會用其反射出的顏色（譬如藍色的水，即是吸收掉除了藍色之外其他所有顏色的水），而不是其吸收的顏色來描述。可是只有在面對另一名同類的時候，我們的眼光突然變得短淺了。

現代科學，本來是研究物的原理，而不是人的問題。所以說科技帶來的變革，不應影響我們的中庸之道。我們依然是在不可知與可知之間。

感謝您看到了這裡。不知看了上面諸多的「道」「聖賢」「君子」，是不是不由罵出一聲「鄉愿！」在這裡辯解一句，中庸之道並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滑頭主義，並且恰恰相反，愛憎分明得很，「不為聖賢，便為禽獸」。

郝萏萏

2016年8月14日

相關書目：

Erich Fromm 「To Have or to Be?」

錢穆《湖上閑思錄》

錢穆《中華文化十二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