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02：循環，軍制，堅持，內核

引子

我們應該做什麼？他們應該做什麼？宋朝開國的那些人應該做什麼？讓我在此處開篇扯一些玄學問題作為引子和上一篇的補充。

我很不負責任的說，人類的行為是經驗式的，作為一個人每一個時間點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太多，裝逼的說法叫世界的開放性。所以大部分時候的我們的行為遵循著一套慣例，建立在對過去的認知和解釋之上。宋朝開國那些人的行為也建立在對過去的認知和解釋之上。他們的人生，過去的百年，中國的千年。

「常考五代之際，政治上大患有二：曰心腹之患，即禁兵；曰肢體之患，即藩鎮。」——《論宋太祖收兵權》

為什麼先削的禁軍將領，因為某些人干過陳橋兵變，為什麼削了藩鎮，因為五代有一群人干過一類事叫「提本鎮之兵，直入中原。」

我們簡單做個二分法，將短期內能導致宋朝滅亡或衰敗的因素看作近因，那麼禁軍和藩鎮無疑是最有可能性的近因，此篇我們來談談遠因，即是長期能導致宋朝政治衰敗或滅亡的因素，或者說他們眼中的遠因。

循環

每個問題的產生必然有相對應的場景或因果，這放古代聽起來像天道循環一樣的東西，其實天道循環也是一種政治循環論，過去的人們如何理解朝代更替？

單從天道循環來說，別看它比較玄學，但很多學者還是給予了一定讚譽，這個成就在於，在周朝這個如此早期的時代，引入了負責制的概念，即便這種負責制是一種信仰，一種針對統治者的道德教育，但它引入了統治者要為國家負責的概念，十分現代。對比同時期的歐洲，簡直就是自行車和瑪薩拉蒂的對比。

針對重複的問題，人類組織所能應對這種類型問題的方式即是建立有效的制度，什麼是制度？成文的規定？比如早上10點上班？在這篇文章中，我引用亨廷頓的制度定義，「穩定，有價值，重複的行為模式。」

單純這句話也許無法提供對這個概念的全面的認知，就像組織理論之父馬克思韋伯被人所批評的一樣，他是第一個對現代大型組織提出系統性理論的人，而後來者所給予的批評是他有些片面，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一個組織的正式層面，表面的制度，職責的定義，過少的關注組織的非正式層面。

有過較長時間職業經歷的人想必會有所感觸，不同公司都有著各種各樣潛在的規則，潛在的行為方式，它不存在在紙上，甚至大部分人也不明白它的意義，但就是被一遍又一遍的履行。但這些潛在的規則在實際的價值上也是決定了組織運轉的一個組成部分。

非正式層面的理論存在許多耐人尋味的觀點，比如對於一個大型組織的新入職成員來說，如何獲取相對應的知識，價值觀，態度比正式的培訓重要的多，因為這個過程需要完成的是新成員對職位的期望與實際過程中複雜並世俗的現實狀況的調整。

現在我們重新回來，聊聊宋朝。

軍制

宋初的軍事改革，除了對實權將領的變更，還包含了制度層面的改革，其中較為核心的便是禁軍，宋初時候藩鎮的戰鬥力已經衰落，禁軍成為更核心的問題，趙匡胤的前任周世宗已經開始防範禁軍，不過他的防範手段比較單純一些，用一些類似肥頭大耳，有帝王之相的人不能任職的規矩，雖然我不清楚什麼是帝王之相，不過大概是長得丑就不是好人一樣的邏輯，從這一點來看能當上中央高級將領的趙匡胤應該長得比較安全。

宋初軍制改革的核心在於形成樞密院——三衙的體制。樞密院作為軍事管理機構，與中書門下分掌軍令與政令，共稱兩府，「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而侍衛司馬步軍兩軍和殿前司並稱的三衙「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形成互相制衡，更簡單的來說，就是把原本可能握在一個人或者少數人手裡的軍事的多個權力進行拆分，由不同的機構進行把持。

樞密院最早於唐代設立，較普遍的看法是唐中期的元和年間，最早是宦官擔任的秘書機構，後續經歷一些特殊的事件，以及結合當時的政治體制，樞密院開始具備了軍事管理權，到了五代，宦官被朱溫乾死之後，便開始任命親信為樞密使，自此五代時期的樞密院成為了節度使自身幕府向朝廷轉化的一個過渡機構，同時也承擔了皇帝親信聚集的參謀機構的角色，也是樞密院從內朝到外朝的開端。陳橋兵變後趙普第一個官職是樞密直學士也可見其歷史承接的特性，於是宋初的軍事改革的背景之下，這個親信扎堆的參謀機關就成為了最為合適的歷史承接者來把控發兵之權。

宋初樞密院樞密使等高級官員的任用也是在一定的原則之下開展，從宋初的樞密使人選整體來看，你能不能打仗不是主要的，是不是親信才是主要的，你有沒有才能不是主要的，老不老實才是主要的。

其實太祖時期的樞密使人選主要還是文武參用，文官也是以能力來評定，比如趙普這種，到了太宗時期，擔任樞密使的文官人選就開始出現以文采見長的人了。其中像曹彬這樣的武將還因為幹得好大家都誇他被罷免了。往後發展，樞密使由文官擔任變成了宋代政治文化的一個核心，根據梁天錫先生考證，兩宋十八朝樞密院長官659名文官佔比91%，也有極少數戰功卓越的武官能夠擔任樞密使，比如狄青，有興趣可以去百度一下他的下場。

與樞密院的樞密使相比，三衙的將領活得算是比較悲慘的了，三衙起源於五代時期的侍衛親軍，後面發展成中央軍，在宋初時期三衙的管轄範圍又擴展到全國，但與之相比的是三衙的統兵官的品級降低，地位降低，偶爾還缺員，有的時候還被當成虛銜用。根據考證，還有一個默認的規矩就是只有軍中威望較淺的將領才可擔任。

說起宋朝對三衙將領防範的嚴密程度，比如宋真宗時期京城發了火災，侍衛步軍的王隱看殿前司的高鸞離得比較近，就傳了道命令喊他滅火，結果沒過兩天就被人罵了，差點搞丟了飯碗。因為這兩人壓根就不是隸屬關係，單位都不同，在他們眼裡，一定有陰謀，趙匡胤想篡位搞了個義社兄弟，有十個人，高鸞和王隱只有兩個人，可以湊個超級馬里奧兄弟。

一系列政策確實防範了五代的捲土重來，但客觀的來說，也持續削弱了北宋的軍事力量。當然，單說北宋君制要談的點還有很多，這裡僅作為例子。

堅持

如果想找一個形容心情的詞來評價太宗當政那幾年，那這個詞大概是「焦慮」，被過去所困，被未來所困，被自己的兄長所困。

他曾懷著對皇室後代的憂慮告誡子孫「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登基之後沒有燒他的三把火，卻告誡大臣們，「謹守祖宗經制，最為急務。」，從五代走出來的這幾個頂尖的精英，趙匡胤，趙普，趙光義，似乎都在一定程度上被五代的記憶所困著，與太祖作為開國皇帝所擁有的自信和氣質不同，很多時候太宗所呈現的是比太祖更加強烈的擔憂。

後世很多人都說，太宗只是個自以為有軍事才能的人，這句話就當時的情況來看，基本是正確的。他在位的時期對北方的態度與太祖的謹慎不同，採取了相當積極的態度，有人說作為五代走出來的人，他需要軍功穩固他的地位，有人說他想藉此機會超越他的兄長，超越他內心的陰影，收復燕雲。但他失敗了，敗的很慘，實際上在他當政的這些年，有過不少軍事上的失敗。

對於他的政治才能，很多閑人也是一律批判，因為實際上他當政這些年基本沒什麼政治創新，就是一句「謹守祖宗經制」。像一個庸人一樣，只會遵循著別人鋪好的路。但拋去這些閑言閑語，一些人卻對他的政治才能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如果把太祖比喻成一個頂級的架構師，他為宋朝勾畫了框架，指明了方向， 有些地方寫了兩行字，有些地方畫了個圈，被人稱為「治大而不治細」。那與之相比那太宗就是一個高超的程序員，他一行一行的寫出了框架下的代碼，在不影響框架的情況下一點一點的優化，調整，讓其政府狀態達到一個次優的地步。他是個高超的執行者，理解了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比起太祖太宗選擇了事無巨細的管理方式，正是這種做法，完成了對唐代以後衰落的皇權的再度加強，也完成了對上一代政策的持續建設，他的故事，他的話語也融合進了宋朝的政治文化，被傳承。

很多事情得以持續，來源於他的堅持。

內核

有人說宋初改革的核心在於文官政治替換武官專政，有人說核心在於削弱相權，加強皇權。有人說關鍵點是從君主獨裁到君主獨裁製的轉變。到後來，鄧小南老師基於對那個時代的文化，文字，思想整合思考的場景下，得出一個觀點在於，宋初的改革除了原本達到的目標，也完成了「祖宗之法」政治文化的構建。

「祖宗之法」以「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為核心，強調對意外事變的警惕，對風險的防範，對政治的穩定性為根本。表現在現實是以此衍生出來了多種的行為方式，守內需外，以文抑武，尊重士大夫。而祖宗之法的理論支撐則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人對歷史的重新解釋之上，太祖，太宗朝的人如何看待唐朝五代，真宗，仁宗朝又是如何看待太祖，太宗兩朝，這些故事與話語互相疊加又形成一種強有力的後設規範，制約著，也被利用著。這些理論和制度，在不同時代，各種事件的背景下相互作用，相互耦合，形成了「祖宗之法」，這一種保守性的政治文化。

時代誕生理論，而理論往往能超越時代，在新的時代衍生出新的意義。

中間有一些地方有些難以承接，畢竟我比較忙，所以有一些事情懶得寫了，引用寫完宋朝發出。

我在扯淡，愛信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