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做人的資格
這是個一生求死的小說家,他說自己「失去了做人的資格」,一生當中數次自殺,並最終在39歲那年自殺離世。世間有千萬種活法,也有千萬種人生觀,而太宰治曾這樣地活過。他的掙扎、痛苦與反覆,吸引著這個喪時代的年輕人。(原文首發於新京報書評周刊)
太宰治(1909年6月19日-1948年6月13日),本名津島修治,日本小說家,日本戰後無賴派文學代表作家。1948年6月13日深夜與崇拜他的女讀者山崎富榮跳玉川上水自殺,時年39歲。代表作品有小說《逆行》、《斜陽》、《人間失格》等。
撰文|周郎顧曲
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太宰治的小說有一種少年的澄澈,即便是非常陰暗的題材,在他的筆下卻氣質乾淨。歲月似乎不曾在他的文字留下痕迹,從二十歲到去世那年,太宰治的文字都保持著難得的純凈度,暗含著向死而生的決絕。許多人不理解太宰治的決定,但顯然,他的文字有一股魔力,牽引著一代又一代青年思考存在的意義。
作為日本無賴派的代表作家,太宰治一生嘗試過多次自殺,最終在三十九歲那年去世。他參加過共產主義運動,也經歷了幻滅,他受芥川龍之介賞識,卻被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批評。其中,三島由紀夫對他多少有種愛之切之、怒其不爭的矛盾態度,他曾評判道:「太宰的性格缺點,大概有一半應該是由於冷水擦澡和體操還有規律生活所導致的。我第一討厭這個人的臉,第二討厭這個人的鄉土性的嗜好,第三討厭這個人扮演不適合自己的角色。」可他又曾對朋友說:「對啊,我和太宰一樣,是一樣的人哦。」
太宰治的一生活在巨大的挫敗感和虛無感當中,他的筆名「太宰」,日語諧音是「墮罪」;他出生於地方貴族之家,父親津島原右衛門曾是眾議院議員、貴族院議員,並經營銀行與鐵路。他在家族的十一個孩子中排行第十,小時候養尊處優,但是,他卻對自己所處的階層產生懷疑,他像《斜陽》里的富二代一樣發問:「姐姐,我們有罪嗎?生為貴族,這是我們的罪嗎?」
貴族家庭里嚴密的秩序、管教的森嚴和人心的涼薄深刻地影響著太宰治,使他早早陷入多疑和敏感,走進孤獨的泥淖中。他曾在自傳性小說《回憶》中描繪道:
「關於母親的記憶,大多是心酸的。有一次我穿著哥哥的西裝在等人,可對方遲遲不來,我便哭了。母親撞見後不僅沒有安慰我,反而扒下我的褲子,啪啪地打我屁股。而我的父親是個大忙人,平時幾乎不回家,即使回家也很少同我見面。我很怕他。有一次我很想要他的鋼筆卻不敢說出來。絞盡腦汁想了許久,終於決定假裝說夢話給隔壁房間和客人會面的父親聽。我閉著眼睛在床上叫了很久的『鋼筆』!『鋼筆』!當然,我這個小小的心愿既沒傳到他耳朵里,也沒傳到他的心裡。還有一次我在堆滿米袋的大米倉中正玩的高興,忽然父親出現在門口。他對著我兇狠地訓斥:「小鬼出來!滾出來!」父親背對著陽光,黑黑的身影顯得格外高大。一想到那時恐怖的情景,我至今都不寒而慄。」
閱讀中的太宰治。
儘管太宰治本人覺得老家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家譜,「實在不過是一個俗氣的、普通的鄉巴佬大地主」,但終其一生,他都沒有擺脫這個家庭,如楊偉所說:「他的一生一直在留戀依賴這個家庭和背叛、批判這個家庭的矛盾中掙扎搏鬥,以追求一個近代個人的自我價值。」
太宰治一度投入馬克思主義的懷抱,參與激進左翼運動,在革命幻滅後,他患上了「零餘者」的恐慌,而後多次自殺未遂,一生與死亡隔膜相視;他罹患盲腸炎並發腹膜炎,後得肺結核,身體極度虛弱,某種程度上加重了他的虛無感。
太宰治的小說頹廢感十足,男主角往往很受女人歡迎,如果他們遵循社會規矩能活得舒舒服服,但他們對社會既定規則抱有強烈的懷疑,他們意識到舊秩序內隱藏的問題,感受到人情中的虛偽,他們渴望掙脫,卻找不到更好的出路,於是在尋情逐愛、香艷美酒中沉淪逃避。他們對世界懷有深深的恐懼,自己成為無依無靠又渴望真情的浪蕩兒。
《叼煙的英俊惡魔》就是這類故事的一個典型。這部短篇小說並不有名,但他卻給予一位大導演靈感,那就是王家衛。他欣賞《叼煙的英俊惡魔》,並一直尋找符合小說主人公氣質的演員,最終,他找到了梁朝偉。他曾回憶:
「許多時,當我讓他(梁朝偉)聽一首音樂時,他會坐在一角,手拿一根香煙,用一種似笑非笑的眼神望望我。這使我想起太宰治,太宰治曾寫過一個短篇小說《A Handsome Devil With A Cigarette》(《叼煙的英俊惡魔》),我一直覺得是一個很棒的電影名字。我很喜歡太宰治,而梁朝偉總讓我想起他。」
《斜陽》
作者: 太宰治
譯者: 陳德文
版本: 重慶出版社 2013年7月
《斜陽》是太宰治另一部重要的長篇,它不如《人間失格》名氣大,但它是最接近太宰治辭別人間時精神狀態的作品。《斜陽》創作於昭和22年(1947年),第二年太宰治宣告去世,這部作品描繪了落魄貴族的生活,通過四位人物:和子、和子之母、和子的弟弟直治、已婚的上原先生,勾勒出戰後日本社會瀰漫的危機感和對將來的恐懼不安。這一時期,如《奔跑吧,梅勒斯》般健康明快的色彩在太宰治作品中已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渴望救贖而不得,一心赴死的決心。
太宰治由虛無衍生出自暴自棄,因為失去更高的意義指向,他遁入尋情逐愛或日復一日的憂愁中,這多少也投射於他的小說。《人間失格》里,葉藏是一個貴族出身、討女人喜歡,卻敏感而惶恐的青年,在與主流彌合無果後,他陷入頹廢,而世俗世界決定將他關在精神病院;《斜陽》里,太宰治更是通過人物之口戲謔:「歷史、哲學、教育、宗教、法律、政治、經濟、社會,與這些學問相比,一個處女的微笑更為尊貴。」
太宰治的作品關鍵詞是恐懼與厭世,這與他的性格一脈相承。《人間失格》出現最多的詞就是恐懼。太宰治自覺自己是軟弱的人,他在1947年的自傳式隨筆《わが半生を語る》中的「生い立ちと環境」(《幼年與環境》)一節坦言:「我是那種待人時連滿足也不會表現的軟弱性格,因此我對自己近乎為零的生活能力還是有自知之明的。從年少到現在就這麼活過來了。進一步說我甚至是可以稱為厭世主義的,對於活著這件事也沒什麼執著。只是想儘快地從生活的恐怖中逃離出來。」
失去意義,一生謀劃自殺
太宰治用了一生謀劃自殺,比自己的文學偶像芥川龍之介有過之而無不及。十九歲那年,他以「焉島眾二」之名發表《無間奈落》後,動過服安眠藥自殺的念頭;二十歲,十二月十日夜,自殺未遂;二十一歲,六月,他結識銀座酒吧女田邊,相約在鎌倉腰越町海岸殉情。結果田邊死亡,他卻因協助自殺遭起訴;二十六歲,企圖於鎌倉山上吊自殺;二十八歲,與小山初代至水上溫泉,企圖再度服安眠藥自殺;三十九歲,六月十三日深夜,與山崎富榮一齊在玉川上水投水自盡。被三島由紀夫批評為「氣弱」的太宰治,五度求死,終於在這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上,做了了結。
日本不缺乏喜歡自殺的作家,但太宰治的求死行為一直被人津津樂道。比如:為什麼他幾次要與情人一同死亡,而不自己一個人去死?為什麼在與情人赴死後,卻給還活著的妻子留下遺書,說:「我最愛的是你。」為什麼太宰治對自殺一事如此執著?在太宰治的思想世界裡,自殺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些問題,恐怕還是要從太宰治的作品中尋找答案。
《人間失格》
作者: 太宰治
譯者: 許時嘉
版本: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2009年9月
眾所周知,《人間失格》是太宰治的代表作,它的另一個譯名是《喪失做人的資格》。這部小說就像他本人的自白。葉藏是傾注太宰治心力的人物,彷彿太宰治「醜惡」的影子。太宰治這種直白式寫作是以對其精神防線的巨大腐蝕為代價的。他致力於描摹邊緣人的心理狀態,卻畢生無法提供解決方案,這沉重的問題,註定令他走入虛無而無法脫身。所以,《人間失格》里的葉藏最終成為被主流遺棄的人,而在《斜陽》中,直治的遺書寫著:「我就是一顆小草,在這個世界的空氣和陽光中難以苟活的小草。我的生命中欠缺或缺少一種素質,苟活至今,已盡了最大的努力。」
太宰治小說中的主人公總在自我放逐,他們無法處理好與世界的關係,直率而悲觀的性格招致四處碰壁。在感情生活上,他們大大方方地表達自己的感受,但在長久的交往中,他們並不具備愛一個人的能力,更談不上逐漸良好的家庭。一對自願自殺的戀人幽靈是太宰治小說里的要素,比如《人間失格》中,女性角色常子想要求死,而葉藏人同此心,他們就一起謀划了自殺。儘管小說絕非太宰治的自傳,但一些屢屢出現的情節,是太宰治內心深處的投射,如果用世俗社會的理念來看待,太宰治多少難以處理「責任」這個詞,他多少也是自私的,比如:在與小山初代交往的同時,他又與銀座咖啡店期的17歲的女侍田部阿滋彌產生關係,並在同居三日後一起前往鎌倉腰越町海岸殉情,可是當1936年,小山初代與他人有染,太宰治自己卻受不了了,他那時患病住進武藏野醫院,小山初代與美術生小館善次郎有染,這個消息幾乎讓他精神崩潰。太宰治並不是一個品德多麼高尚的人,他有很濃的孩子氣,不過比起世上諸多偽君子,他畢竟是坦誠的。
太宰治。
對太宰治而言,自殺是一種「自我選擇」,人擁有生存的權利,也擁有選擇自殺的權利,在《虛構的彷徨》中,他說:「我覺得人有選擇生的權力,也有選擇死的權力。」在《晚年》中,「想著不如一了百了。可今年正月從別人那裡拿到了一套和服。麻質,鼠灰色細條紋花色。是適合夏天的衣服。所以還是先活到夏天吧。」在太宰治的筆下,自殺不為崇高理想,也不是要為自己的悲觀世界划上句號,自殺就是自殺本身。出身於貴族家庭的太宰治,厭棄自己的身份,對自己的存在價值陷入懷疑,或許是因為他對人性中惡的一面的敏銳體察,讓他對自身之惡也難以迴避。太宰治並非痛陳世界之惡而迴避自身之惡,他譴責最多的是自己。他選擇書寫、選擇自白,負罪感依舊如霧靄,在他心頭難以消散。他曾經嘗試「獻媚」外部世界,但那樣的舉動不但沒有緩解他的困擾,反而令他更加不適。所以直治的遺書還寫道:「我壓根不願死在馬路上或野地里,讓看熱鬧的傢伙隨意擺弄自己的屍體。」
其實,太宰治曾經有過快樂的時光,在與妻子石原美智子相識並成婚的那段日子,他一度恢復了對世界的希望,那時的他會說:「第一次認真地將寫作當成志願而不是遺書,想為了好好活下去才寫小說。」那時的他會寫出《奔跑吧,梅勒斯!》這樣的小說,也願意期盼一個戰後重建的世界。他會勸少年切勿沉溺煙酒,也會鼓勵大學生「要珍惜離神明最近的時光」,可惜,這樣的日子太過短暫。
戰後的日本不如太宰治所願,自己的身體狀況又每況愈下。到了三十九歲,疾病成為壓垮太宰治的最後一根稻草。那一年,他的肺結核的嚴重惡化,身體極度虛弱,時常吐血。對太宰治而言,三十五歲到四十歲是作者的重要時期,也是求死的關鍵時期。不只是太宰治,日本文壇很多作家都死於這個階段——正岡子規,三十六歲;尾崎紅葉,三十七歲;齋藤綠雨,三十八歲;國木田獨步,三十八歲;長塚節,三十七歲;芥川龍之介,三十六歲。於是,他又動起了老念頭。
1948年,斜陽傾頹。6月份,《人間失格》發表後太宰治在12日晚留下《Good Bye》草稿,同時給妻子美知子、出版編輯和友人留下遺書,然後離家出走,第二天深夜與情人山崎富榮於玉川上水投水自殺。太宰治的最後一次自殺,也就是他和山崎富榮的殉情頗多爭議。有學者發現:「太宰治和山崎富容兩人的遺體雖然用繩子牢牢綁在一起,但太宰遺體留有激烈反抗的跡象。」他們推斷太宰治在行動之前改變心意,但是山崎一心求死,硬是把他拖入了水中,造成太宰治的死亡。關於這次殉情,日本文壇討論頗多,其中,太宰治的友人石川淳在《太宰治升天》中說:「太宰君是善的詩人。他「為了義」而玩樂、「為了義」而死去了。他的玩樂是空間的戰慄,他的死亡是時間的中斷。」而坂口安吾在《太宰治情死考》中判斷:「太宰那樣的男人,如果真的喜歡上了女人,是不會去死的,而是繼續活下去吧。本來,獻身藝術的人,是無法真心愛上女人的。藝術的世界,就是這樣一個棲息著鬼怪的地方。所以,太宰和女人一起赴死,正說明太宰沒有愛上這個女人,這麼想應該無誤。」他質疑太宰治因為靈感枯竭而求死,他認為那只是太宰治的階段性說辭,而這最後一次的殉情,多少有些荒謬,但無論如何,事情已成定局。
作品譯介,引起青年共鳴
讀太宰治的小說容易厭世。但他卻收穫大批擁躉,不只在日本,甚至在中國也贏得不少當代青年的共鳴。
在日本,太宰治不僅是一個文學大家,也是有名的暢銷作家。他的《人間失格》和《斜陽》等小說都大賣,並成為流行辭彙。單單是《人間失格》已經累計賣了六百萬本,多年以後,小畑健負責封面繪的新裝版《人間失格》在1年間也達到了21萬部的銷售量。同時,翻拍太宰治小說的影視作品更是一部接一部,將《佳日》《人間失格》《維榮的妻子:櫻桃與蒲公英(聽歌)》《斜陽》《潘朵拉之匣》等都被先後翻拍,光是《人間失格》就分別有電影、電視劇、漫畫版本。而在位於日本三鷹市下連雀的禪林寺,太宰治的書迷總是絡繹不絕,他們只為瞻仰偶像的墓碑。
大學時代的太宰治。
在中國,太宰治和村上春樹、東野圭吾、川端康成、夏目漱石等是知名度最廣的日本作家,他的《人間失格》被青年捧讀,吉林出版社、雲南出版社、萬卷出版社、武漢出版社、國際文化出版社等先後出過譯本。2017年,他的自傳性隨筆《津輕》、小說集《小說燈籠》和《人間失格》前傳《小丑之花》也被引進國內,每年紀念日,太宰治都會成為熱詞。
為什麼在殊為不同的兩個國家,太宰治都被大量青年人閱讀?他的為人、他的作品到底有什麼魔力?或許,勾連他們的是一個「喪」字。一生求死的太宰治,寫出了最喪的經典小說。
《奔跑吧,梅勒斯》
作者: 太宰治
譯者: 鄒微 / 曹逸冰 / 李雪蓮
版本: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2010年5月
身居日本,太宰治的小說引起五十年代「太陽族」的共鳴。這與時代背景有關。二戰戰敗後,日本社會在美國的改造下發生劇變。一方面,日本轉型民主政體,政府改良經濟結構和教育系統,並利用朝鮮戰爭和美國的援助加快經濟重建。另一方面,進駐的美軍和朝鮮的戰火讓日本處於二次戰爭的恐懼中,受制於人的處境也讓日本人內心不安。政治、經濟與教育制度的改革鬆動了日本的父權社會,助長了年輕人的反抗傾向。可被動的處理和狂熱的消費氛圍,又讓他們不知路在何方。當反抗過後是沒有希望,而新的管制社會正在建立,日本青年陷入彷徨。太宰治的小說刺中了這個痛點。
時過境遷,當今時今日的中國讀者讀起《人間失格》《斜陽》《津輕》等作品,他們已很難想起字裡行間革命者的頹靡、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日本地主階層的失勢、太陽族的記憶,時空觀的巨大變換阻礙了兩代人。當中國讀者仍能從這些作品中攝取喪的美學,從失敗中提煉出的歇斯底里的憤怒和無助成為打破時空壁壘的介質。無論是二戰後的五十年代還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青年人都經歷了從狂熱到溫和乃至頹喪的階段,尤其是九零後這一代人,歷經金融危機、階層固化、城鄉大變革、產業大調整的時期,大量青年人從「天之驕子」一夜成為「討生活的文字民工」,巨大的失落讓他們無法適從,有的人迎難而上,有的是墮入逃避現實的烏托邦。太宰治的小說容易讓人上癮,他極其輕易地揭穿喪的生活狀態,因此,《人間失格》等小說成為諸多青年的枕邊讀物。
但是,太宰治的作品並不只是單純的悲觀厭世,說來蹊蹺,他把個人之喪寫到極致,卻能升華出一絲絲至純的希望。這份希望是對個體主體性的堅守,哪怕「生而為人,我很抱歉」,被主流拋棄、唾罵,甚至斷定為精神病,太宰筆下的主人公,仍然「像神的孩子一樣」,他們沒有泯滅自己的良知,也沒有放棄對善良與美的追求,被毀滅的是肉身、是社會地位而不是他們的精神,這就是太宰治於無限悲涼中開鑿的珍貴意義。
事到如今,當我們重讀太宰治的作品,如果只是最終發出綿軟無力的悲涼,或者徹底放棄對紛亂陳規和社會標準的反抗,我們也許就誤解了太宰治,只是將他當做一喪到底的符號。願意活著的人,請努力活著吧,這是太宰治在人間留下的話語,到頭來,他還是那個像少年一樣真摯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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