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又怎樣！缺陷嬰兒也有活著的權利

10-19

早在八月中旬，劉傑導演的新作《寶貝兒》入圍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展映的海報乍一出爐，便在影迷圈炸開了鍋。大家都紛紛感慨，有生之年竟能看到楊冪與侯孝賢的名字同框，著實是活久見。而與此同時，《寶貝兒》所聚焦的「棄嬰」這一爭議性話題也備受關注。

（文末福利）

據2010年不完全統計，我國每年大約有棄嬰10萬名，較上世紀80年代的5000名、90年代的5萬名大幅增加，其中大多數是殘疾兒童或女童。而2010年的《中國兒童福利政策報告》顯示，寄養在非親屬家庭與其他供養方式的孤兒佔到孤兒總數的17.9%。棄嬰問題，絕對是國家發展過程中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

而大家最為關心的是，向來觀眾緣極差的「大冪冪」，這次是否真的得償所願擺脫了演技災星的頭銜。

近日，隨著第二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的開幕，我們也終於得見了入圍影片《寶貝兒》的廬山真面目。這部頗受爭議的新作究竟品質如何，作為第一批觀眾，我首先便可以來回答大家最關心的第一個問題——這次，楊冪的演技真的炸裂了嗎？絕對沒有。

那楊冪在《寶貝兒》中的表演達到角色要求了嗎？我也敢說，絕對達到了。

回想這一年，我們最常將「演技炸裂」安放在哪些演員的表演中呢？比如《小偷家族》中的安藤櫻，僅僅一段固定的凝視長鏡頭，便將人物內心對成為母親的渴望與殘酷現實的無奈展現得淋漓盡致；比如《遺傳厄運》中的托尼·科萊特，用「歌劇式的表演」將恐懼感傳遞給銀幕前的觀眾；再比如《犬舍驚魂》中的新晉戛納影帝馬爾切洛·豐特，不動聲色地演活了小人物唯唯諾諾又渴望反抗的性格。我們不難發現，這些影片中的高光時刻，往往都是將演員置身於故事漩渦中心，從而為他們提供了絕佳的演技爆發點。

安藤櫻《小偷家族》

托尼·科萊特《遺傳厄運》

馬爾切洛·豐特《犬舍驚魂》

那麼《寶貝兒》呢？儘管楊冪飾演的江萌是全片的唯一女主角，但整部影片並不是以人物情感作為推動力，而是將故事本身作為敘事的核心線索。難得的是，劉傑導演沒有以「賣慘」為噱頭，無論是主角在激烈衝突對撞時刻的情緒爆發，還是本可以進行更加商業化操作的煽情淚點，都在導演極盡克制的鏡頭語言下被抽去了情緒發散。這樣作者型的創作方式，其實在以往的國產電影中並不多見。

在我看來，這便是本片最大的亮點——冷靜。

相較於極盡所能地利用情節衝突和情緒張力，來編排人物弧光和敘事淚點的電影，劉傑導演的《寶貝兒》卻只用最簡單的跟拍、固定鏡頭，在景別上的選取也多採用中景和遠景，反而並沒有太多的特寫。

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因為楊冪的演技經不起面部特寫。但正如卓別林所言，拍悲劇才要用特寫。想來劉傑導演並不想把《寶貝兒》拍成那種哭天搶地的催淚悲劇，他的創作美學一如既往地更趨向於冷峻的旁觀者視角。

影片《寶貝兒》反映的第一個社會議題，來源於兩位主角的人物設定——棄嬰；準確說，是殘疾的棄嬰。

影片中的江萌被親生父母遺棄，在社會福利機構安排下被寄養在一對無兒無女的鄉下老人家裡。養父早已去世，只有年邁的養母與她相依為命。而殘忍的是，艱難長大成人的江萌就要被迫離開這個從小生活的家庭，孑然一身的養母也只能被送去養老院安度晚年。

導演在電影開篇便隱晦地展現了一個社會現象——由於寄養棄嬰的家庭可以按月領到政府補貼，因此有不少農村家庭藉機謀取利益。這便與江萌的寄養家庭形成反差——患有先天無肛症的女嬰江萌，正是在寄養家庭視若己出的照顧以及接二連三的手術下，才最終得以生存下來，幸運地擁有了生命的權利。

生而為人，註定難免情感糾葛。所以已經成年的江萌不願離開年邁的養母，更不願意讓養母孤身一人留在養老院里。這樣一種烏鴉反哺的報恩行為，卻被法律無情地阻擋住了——被寄養的孩子的監護權不因寄養關係而轉移，因此棄嬰最遲在成年後就需要回到福利機構，自謀生路。

江萌不理解這種制度的合理性，所以她倔強地逃避這個問題，通過工作來證明其有贍養老人的能力。從江萌的角度而言，報答撫育之恩是人之常情，觀眾們也很容易設身處地想到這一層，併產生共情；但從社會角度而言，為了不讓寄養家庭承擔道德的壓力，政府強制執行這一制度，也確有其長遠考慮。

而《寶貝兒》反映的第二個社會議題，就是本片的核心矛盾——父母是否可以決定已經出生的殘疾嬰兒的生死。

據2012年的《中國出生缺陷防治報告》的統計內容，我國每年出生後患有先天性缺陷殘疾的孩子，大約佔全部新生兒的5.6%，每年新增的出生缺陷數約100萬例，平均每半分鐘就有一個出生缺陷兒降生。

導演劉傑透露，製作這部電影的靈感來源，就是因為身邊的朋友遭遇了一個痛苦抉擇——是否要放棄一個先天重度腦癱的親生骨肉。在三天的決策時間裡，劉傑導演的那位朋友不眠不休地掙扎在痛苦的深淵裡，最終決定讓孩子活下來。如今，他們帶著孩子在寧靜的郊區生活著，妻子也為此放棄了自身事業的大好前景。

也是在那段時間裡，劉傑導演在北京郊區的一家福利院里，發現原來有眾多的殘疾兒童被遺棄。而那個郊區的村子竟然有1200多個殘疾孤兒以寄養的方式生活著。

劉傑導演

想不通自己朋友做出的選擇是否值得，也感慨於太多被遺棄的殘疾孩童生活在不為人知的邊緣角落，劉傑導演遂決定用鏡頭記錄現實一角，也便有了《寶貝兒》這部電影。

在影片中，郭京飛飾演的徐先生做出了自己的抉擇——放棄親生缺陷兒。對於這個決定背後的思量，導演進行了留白，放棄了「賣慘」的商業片拍法，但我們很容易理解這種似乎無情的決定——經濟實力問題。

徐先生的設定是年近四十的男人，雖然還稱不上老來得子，但在傳統生育理念下，孩子也算來之不易，萬萬不會輕易拋棄。但天生殘疾，意味著數不盡的手術，意味著很可能沒有未來的人生，意味著毫無盡頭的醫藥費支出，意味著上天給這個新生命與中產階級家庭的毀滅性痛苦。

所以，徐先生選擇了放棄。而與此同時，他也選擇了隱瞞妻子真相——這個白色謊言，便是對這一父親角色複雜性的豐富。一方面，他出於保護妻子的目的，選擇了單方面承擔抉擇的痛苦；另一方面，這也是他內心深處對自己的放棄選擇不認可的體現。人物備受煎熬的內心困局，我們足以感同身受。

矛盾的另一端，便是江萌主張的「救」。如今已長大成人的她，看著眼前這個與她同病相憐的缺陷兒，彷彿看到曾經的自己要被無情剝奪在這世上生存的權力，自然心生不忍。而其對救治的堅持，更是透露著「不達目的不罷休」的狠勁，與全片貫穿始終的倔強形象高度相符。

或許是與養母的相依為命帶來的情感維繫，儘管作為棄嬰，作為一出生就被父母判了「死刑」的孩子，但經歷著病痛長大的江萌，始終堅信「沒有哪個媽媽是不要自己小孩的」。我想，這也是她拚命想去說服孩子父親改變決定的最重要原因吧。

事實上，江萌這一角色十分不討喜。儘管對於「父母是否有權力決定一個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嬰兒的生死」這一議題的討論十分複雜，但作為一個旁人，對他人家庭的無端干涉是否符合道德，觀眾心中往往都有著明確的態度——別人家的事，外人何須多管閑事。

這背後其實還牽扯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群臣父子」關係。「君叫臣死，臣得死；父要子亡，子必亡。」如今，這類封建糟粕雖然無人再提倡，但其反映的軟權力高下關係卻依然根深蒂固。所以，儘管國外普遍將新生兒的生命權定義在其個體身上，國內大部分人依舊認為父母是有權決定一個重殘孩子的死活的。

而這種觀念導致父母在這一困局中做出的「救或不救「的決定，都有出於感性或者理性的解釋。然而這背後，又豈是單純的對或錯就能說得清的？

除了最明顯的對立雙方，影片中的警察、福利機構以及陪伴在江萌身邊的另一位聾啞人也都是不同觀念的體現。或者說，是濃縮著觀眾想法的輸出代表。

警察是執法機構，他不會偏袒任何一方，主要起到調和雙方的作用。所以我們看到，他既會勸阻江萌的執著，也會調查徐先生的行為是否合法。而福利機構向來偏感性，所以也會關心嬰兒的死活，防止棄嬰的出現，但不會插手其中，只有適度的出於道德的勸說。

這雙方，可以說是社會大眾的縮影。而在影片中，也可以直接看作是江萌的反對者。

那麼江萌的支持者呢？影片中的小軍，一直是守護江萌的暖男形象，但其更多地是出於對江萌的感情聯繫。他不願意拯救孩子，認為殘疾的孩子長大以後，也不過都是「和我們一樣」；但他也不願江萌孤身犯險。其聾啞人身份，也正是這場紛爭中必不可少的考慮因素——如果被救治的孩子將永遠生活在病痛里，那放棄治療是否才是最好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