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幾百名孩子進行掃射，這場慘無人道的屠殺竟存在於21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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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於你世界裡不可抗拒地存在

做一個被置頂的公眾號

陰鬱的森林裡，十幾歲的孩子們面色驚恐，奮力逃亡。

伴隨著槍聲，他們一個又一個被擊中，倒下。

這不是一場「獵殺遊戲」，而是2011年發生在挪威的真實慘案。

《7月22日》

那年7月22日，汽車炸彈和夏令營屠殺先後發生。

共計

77

人死亡，

300多

這次事件被稱為

於特島慘案

它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挪威境內發生的最為嚴重的暴力襲擊事件。

故事根據它改編，冷靜克制，高度還原了整個過程。

導演是執導過《諜影重重》和《綠色地帶》的

保羅·格林格拉斯

有了電影想法後，他最先看的是大量證詞，再後來事件報告也讀過，包括生存者互助會的活動也深入參與。

本片獲「金獅獎」提名，被外媒稱為「技藝精湛的現實題材力作」。

不同於以往的同類型題材，本片以倖存者身心修復的艱辛歷程切入，同時，也揭示了對恐怖分子的審判過程。

前半部分毫不拖泥帶水，一氣呵成；後半部分的「餘震」和救贖，同樣戳中人心。

兇手與律師，受害者與家屬，政府與媒體。

三條故事線並行，碰撞出了驚人的力量，使得電影有了更深刻的立意。

影片開場很特別，兇手竟第一個出現。

鏡頭裡的安德斯在有條不紊的配置炸藥，隨後他將其裝上車，自己換上假警服，調試著槍支。

一切準備妥當，他開車來到政府區域，接近首相辦公樓的地方。

將載有炸藥的白色貨車停靠在樓下，他點燃炸藥後，隨即離開。

儘管安保人員在監控里注意到了可疑車輛，但確認需要時間。

還沒剛開始查車輛信息，那邊伴隨著一聲巨響，就已成了一片火海。

周邊大樓，街道的玻璃全被震碎，還造成多人受傷，8人死亡，損失嚴重。

在附近辦公的首相，為了安全起見，也抓緊轉移。

同時，市中心進入警備狀態。

與市中心的混亂相反，安德斯非常泰然。

他正驅車前往於特島，按照計划進行第二次襲擊。

而此時的島上，有幾百名正參加夏令營的孩子們，他們搭帳篷，聽講座，踢足球，對接下來的活動充滿期待。

可是，這一切都被突然的爆炸毀了。

他們得知消息後很擔心，紛紛給在大樓里工作的父母打電話，確認是否安全。

然而，他們做夢也沒想到，自己將經歷什麼。

安德斯借著警察的身份，聲稱是被派來支援安保，做突發事件的報告。

他讓老師集合所有人，然後光明正大的提著武器，乘坐輪渡，登島。

雖然聰明的老師在交談中察覺到了異樣，但已無濟於事。

安德斯舉起槍，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屠殺。

整個過程觸目驚心！

在院落里，在會議大廳，聽從安排前來集合的學生們就如同等待捕殺的「獵物」一般。

而逃出來的孩子們又是狂奔，又是躲在峭壁懸崖下，或是裝死，或是打電話求助。

名叫維亞的男孩，就是在恐慌中撥通電話的一個。

可就在掛斷電話沒多久，在峭壁上的他和同伴就被安德斯發現。

維亞的四肢和頭部多處中彈，生命危在旦夕。

好在，他等來了真正的警察。

讓人意外的是，面對警察，安德斯沒有任何抵抗，他放下武器，「聽話」的趴下等待被捕。

難道他這麼快就認錯了么？

並沒有。

安德斯是在等待第三次襲擊。

作為一名極右翼分子，他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偉大的，口口聲聲為了全歐洲。

而殺掉精英人士的孩子，明日的領導人，是自己對歐洲的獻禮。

可以說，整個審判過程，他都一副「我主導著一切」的架勢。

安德斯指定著名律師蓋爾代理辯護，說自己有同夥，提出和政府首相談判。

那副面孔讓人覺得可怕，感到厭惡。

然而，當蓋爾了解安德斯不幸的童年後，向他提出能以偏執型分裂症為其辯護的時候，安德斯卻拒絕了。

因為他想以正常人的姿態，來證明這場襲擊有意義。

在法庭上，面對鏡頭，他帶著笑意，沒有一絲後悔的跡象，宣揚著自己所為的正義。

影片對敏感問題沒有逃避，用冷峻的台詞，引發思考——

當大量移民湧入，新的文化與當地文化發生衝突時，政府該怎麼做？

正如導演在首映上說的，拍攝這部電影的初衷，就是想告訴人們，暴力屠殺永遠都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因為這些人打著保護自己國家和人民的旗號，做出的卻是與恐怖分子一樣的事。

這永遠不會被理解，更不能被原諒。

用生還者的重生去對抗恐怖主義。

這場「戰爭」關乎國家，也關乎每一個人——

維亞腦部中彈，做開顱手術，總算撿回一條命。

然而，遺留在他腦幹周圍的碎片，又隨時能危及他的性命。

肉體上的痛苦，艱難的康復訓練，還有日日夜夜纏繞著他那可怕的屠殺場景。

同伴的死亡讓他無法正視生活。

「這需要時間恢復」

人可以如此脆弱，也可以如此堅強。

從喪失生的慾望，躲避出庭；到敢於面對同伴，站上法庭，控訴安德斯的罪行。

維亞終究還是站了起來。

借著審判的「口」，它對「暴力襲擊」給出了最有力的回擊：

這樣的事件不會打敗我們，不會改變我們，兇手的目的無法得逞。

傷者有家人朋友的支持和鼓勵，兇手則永遠是孤立無援。

事實確實如此。

安德斯指定的律師，承受著家人被威脅的痛苦，仍然替他辯護。

不是認同他是「英雄」，純粹是出於職業道德。

可笑的是，安德斯一向崇拜的某位右翼派人士，同樣看不起他。

雖然答應出庭陳述，但在法庭上，那人否認了安德斯做的一切。

更可悲的是，安德斯的母親也拒絕為他出庭。

沒有一個人願意為他的行為辯護。

可以說，《7月22日》是一個家庭掙扎著繼續生活下去的個體備忘錄，也描繪了這個國家的治癒與和解之路。

整體基調陰鬱而低沉，卻也沒有大悲慟，同時，它還刺激著人們最敏感的神經。

至今，廠長都記得最後一幕：

安德斯面前是監獄冰冷的牆壁；而維亞面前則是浩瀚荒野。

雖然肆無忌憚的危險依然存在於我們身邊。

但還是那句話，

暴力從來不能迎來真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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