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蔣介石罵得超狠的那個人，後來怎樣了？
來自專欄最愛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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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恰好是張季鸞誕辰130周年，
我特意檢索了很久，
沒有任何紀念活動。
比起某個小鮮肉的18歲生日，
各種炒作報道鋪天蓋地，
號稱「粉絲承包了地球」，
張季鸞身後一直很寂寞，很寂寞。
當我打出「張季鸞」三個字的時候，
我知道，
許多人連這個名字都未曾聽過。
這不怪任何人，
被我們這個時代遺忘的大師，
太多太多，不差這一個。
但要知道，
張季鸞幾乎是每個媒體人的精神偶像，
他畢生奉行的人格與報格，
是新聞從業者的最高標杆。
他在公共傳播領域的消失，被遺忘，
事實上卻意味著，
關注真新聞、揭露惡事件的人，
正在變得越來越稀缺。
▲張季鸞
1888年，張季鸞出生在山東鄒平。
他的父親張翹軒，是當地知縣，
妥妥的地方一把手。
張翹軒為官清廉，不謀私，不貪污，
不幸病逝後，
只留下一個貧苦家庭。
14歲的張季鸞和母親、妹妹，
護送父親的靈柩，
跋涉千里，回到故鄉——陝西榆林。
在陝西，
張季鸞師從當地大儒劉古愚，
遇到陝西學台沈衛的賞識，
幸運地得到了官費留學日本的機會。
1905年10月，
這名有些口吃，但相當聰慧的窮苦少年，
東渡日本，開始留學生涯。
他讀書勤苦，記性一流，
據說能整本背下日本的百科全書。
留日期間，
正是同盟會炙手可熱之時，
張季鸞的思想與同盟會的主張契合，
身邊朋友也不乏同盟會中人，
但他始終沒有加入同盟會。
此時，他已定下終生的抱負，
要走「新聞救國」「言論報國」的道路，
他向來主張媒體要超然於黨派之外，
才能保持客觀中正。
因此，他畢生未曾加入任何黨派，
矯矯不群，特立獨行。
▲張季鸞
回國後，
張季鸞有過兩次相當短暫的從政經歷，
第一次創造了歷史，
第二次創造了自己。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
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
因為于右任的推薦，
25歲的張季鸞任總統府秘書，
參與起草了《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
人家說，
他因為這個宣言，創造了歷史。
張季鸞卻說，
意見是孫先生的，我不過記錄而已，
不該引以為榮。
第二次從政，在1925年，
經同鄉好友推薦，
張季鸞被任命為隴海鐵路會辦。
任何年代，「鐵公基」都是肥缺，
然而，他上任不到一個月，
就拂袖而去，留下一句話：
不幹這勞什子，
還是當我的窮記者去！
自此以後，除了新聞，
再沒有什麼高官厚祿可以打動他。
就像于右任評價的那樣，
張季鸞是——
「恬淡文人，窮光記者，嘔出肝膽」。
在他逝世後，于右任寫詩追念他說：
發願終身作記者，
春風吹動耐寒枝。
1926年，
張季鸞和吳鼎昌、胡政之，
三人接手已經停刊的《大公報》，
決心辦一份中國最好的報紙。
這，成為張季鸞一生最大的轉折點，
也是中國報業史上最閃亮的開端。
▲天津《大公報》同仁合影，前排左起依次為張季鸞、吳鼎昌、胡政之
讓張季鸞感覺「新生」的1926年，
其實是中國新聞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這一年，
他的好友、著名報人邵飄萍，
因為辦報為文一向鐵肩辣筆，
慘遭張作霖羅織罪名，槍決而死。
這一年，
著名報人、民國「毒舌」林白水，
在邵飄萍被殺後，
仍然在報上痛斥奉系軍閥是洪水猛獸。
張宗昌氣急敗壞，效仿張作霖，
羅織了個罪名，將林白水槍決。
在這風聲鶴唳的一年，
張季鸞開始新的辦報旅程，
不懼強權，迎難而上。
過去的十幾年，他輾轉京滬等地，
持續辦報紙，做主筆，寫社評，
何嘗不是提著腦袋在針砭時弊？
對他來說，
最壞的時光已經過去了。
他曾因為，
報道了當權者認為不應該報道的新聞，
兩度被捕入獄——
一次在1913年，袁世凱當政時期，
因為披露「善後大借款」內幕，
震動全國，
新聞見報當晚，他和曹成甫，
這兩個北京《民立報》的創始人，
就鋃鐺入獄。
一直被關了三個多月，
在好友的多方營救下，
他才僥倖出獄，隨即被逐出京城。
而他的搭檔曹成甫，
不幸瘐死獄中，
這成為他終生的悲痛。
另一次入獄是在1918年，
他受聘出任《中華新報》總編輯，
披露段祺瑞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
再次被捕，
在首都警察廳被關了半個多月。
張季鸞體弱多病，手無縛雞之力，
但文章寫得又好又快，
犀利無比，能量巨大。
一代報人的風骨，
是他在與強權的持續抗爭中，
用生命錘鍊出來的。
面對朋友和同行，
他則是一個有情有義、古道熱腸之人。
曹成甫死後，
他全力撫養遺孤曹谷冰長大成人。
邵飄萍死後，
他雖然經濟上時常捉襟見肘，
但還是慨然相助，
把邵的母親和遺孀接到天津，
一住就是三年，
每月饋贈100元，
相當於一個高級編輯的月薪。
▲《大公報》大佬，左起依次為王芸生、張季鸞、胡政之
張季鸞寫下了《大公報》「發刊詞」，
旗幟鮮明地闡述他的辦報理想——
不黨：以國家利益為標準，不為任何黨派代言；
不賣：不以言論作交易，不為金錢所左右；
不私：向全國開放報紙陣地，做公眾的喉舌；
不盲：不盲從，不盲信，冷靜觀察，獨立發聲。
擔任《大公報》總編輯15年，
張季鸞不僅一再重提「四不主義」，
而且基本踐行了這一莊嚴承諾，
把這份報紙辦成了全國的標杆。
《大公報》最具戰鬥力的地方，
是它的時政評論，即社評。
張季鸞身為總編輯，
卻始終戰鬥在第一線，
隔三差五就要親自寫社評，
把它寫成了招牌。
《大公報》最早在全國出名，
正是源於張季鸞的「三罵」。
初創期間，
他在一年內發表多篇社評，
罵吳佩孚，罵汪精衛，罵蔣介石，
誰在當時的權勢最大，他就罵誰。
最重要的是，
他不是為了博眼球亂罵，
而是頂著巨大的壓力，
罵到了這些當權者最該罵的地方。
比如他罵汪精衛，
1927年11月，在其當漢奸的11年前，
就看出汪精衛好為人上，不甘人下，
遲早會不惜國家利益、人民生命財產，
去實現他的領袖慾。
1927年12月2日，
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次日，
張季鸞發表社評《蔣介石之人生觀》，
針對蔣介石所說「婚姻是革命成功的基礎」，
斥責老蔣說，
士兵們在前方出生入死，
而你身為將帥，卻在後方談情說愛，
真是「人生不平，至此極點」。
還罵蔣「不學無術，為人之禍」。
人家新婚燕爾，張季鸞大唱反調，
把蔣介石得罪得夠嗆。
然而，蔣介石不以為意，
反而因此高看張季鸞，重視《大公報》。
蔣介石從不看國民黨的黨報，
但每日必看《大公報》。
老蔣這一讀報習慣，
可把國民黨宣傳部門急壞了。
在一次秘密會議上，
宣傳部長葉楚傖說，
《大公報》言論太大膽，常常使政府難堪。
會議當即討論決定，
要用重金收買張季鸞。
於是開出15萬元的匯票，
送到《大公報》總編室。
張季鸞看了一眼，
把《大公報》人員全部請進總編室，
一邊搖晃著手中的匯票，
一邊義正詞嚴地說：
文人就是不能發財，發了財，
文章就寫不出，寫不好。
當著眾人的面，他把匯票退了回去。
任何時代都是這樣：
你越是鐵骨錚錚，人家越看得起你；
你越是曲意逢迎，人家越瞧不起你。
張季鸞的文才、膽氣和人格，
贏得了蔣介石的尊重。
蔣介石不僅以「國士」待之，
在宴席上推張季鸞坐首席，
當眾稱讚張的道德和文章，名滿天下，
而且把《大公報》推為全國輿論中心，
說這份報紙，是「中國第一流之新聞紙」。
▲《大公報》
不要以為《大公報》得到最高當權者的肯定，
張季鸞就會改換頭臉，開始唱讚歌。
要是那樣，張季鸞就只是，
那個沽名釣譽、亟待招安的宋江，
不值得我們如此浪費筆墨。
民國時期，
遠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自由，
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
都存在壓制言論自由的新聞檢查制度。
所謂言論自由，
不是政府給的，
是當時一批英勇的報人，
一點一點，堅持抗爭得來的。
張季鸞是那個年代當之無愧的猛士。
看看他當時在《大公報》上的社評題目：
《改善取締新聞之建議》
《關於言論自由》
《國府當局開放言論之表示》
……
他在社評中一陣見血地抨擊當局：
若當局持吹毛求疵之態度，
則中國永無言論自由可言矣。
他認為，
輿論的意義在於監督和批評，
而不是附和和讚美。
他從未沾蔣介石的光，
哪怕在晚年重病之時，
蔣介石派人送了1萬元，也被他拒收。
據說，蔣介石多次動員他做官，
許以部長級的高官，
張季鸞不為所動。
1926年他和胡政之、吳鼎昌接手《大公報》，
約定三人不得當官，
如當官，必須退出《大公報》。
吳鼎昌後來當了官，出山前，
按約定，辭去《大公報》社長一職。
而張季鸞和胡政之，始終是一介平民。
▲吳鼎昌
九一八事變後，
張季鸞主張不能輕易跟日本開戰，
要為御辱而忍辱，為雪恥而明恥。
但他對張學良的不抵抗，蔣介石的軟弱，
仍然公開在報紙上進行抨擊，
絲毫不留情面，
認為應該有人為東北淪陷負責，
「雖自殺亦無以謝國人」。
但是，此時舉國盲目叫囂，
與日本決戰的聲音此起彼伏，
張季鸞的理性反而遭到唾罵，
他還收到炸彈郵包。
但他召集報社同人，決定——
寧犧牲報紙銷路，
也不向社會空氣低頭。
他是堅定的愛國者，
所以不容許當權者丟棄國土，
也不容許愛國賊誤導國家決策，
到頭來，卻兩頭不討好。
無法想像，
一個冷靜的民族主義者，
面對空喊愛國口號的洶湧人群，
張季鸞經歷了怎樣的痛苦和掙扎？
等到七七事變後，日軍進攻平津，
張季鸞認為，
堅決抵抗的使命到了。
他發表社評《艱苦犧牲的起點》，
號召全面抗戰，直到勝利為止。
他上廬山，面見蔣介石，
說服蔣速下抗戰的決心，
得到蔣介石的明確答覆後，
他欣喜欲狂，一路高喊：
委員長抗戰決心已定，
一個字——打！
淞滬會戰期間，
50歲的張季鸞老來得子，
親友和黨國權貴贈送了貴重金銀飾物，
作為賀禮，
他推辭不掉，只好封存起來，並說：
抗戰期間，
前方將士為國灑熱血犧牲，
後方民眾死於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幾萬家，
我張某不能為得一子而收此巨禮。
到了1939年，
社會各界舉行抗戰募捐，
他把這一大包金銀首飾悉數捐出，
妻子想留下一兩件作為紀念，
都他勸阻了。
▲張季鸞全家福
撤退到重慶後，
張季鸞的身體已經很差，
住在老朋友康心如家裡養病。
康家有很豪華的防空洞，
但每次躲空襲，
他都要專門跑到《大公報》的防空洞里，
和報館的同人呆在一起。
在最危險的情況下，
他一定要和他的事業同生死，共患難。
張季鸞曾說胡適好比龍井茶，
總是那麼清新。
他的弟子王芸生則說，
張季鸞好比新泡的龍井茶，
清新之外還有熱。
無論是為人作文，
張季鸞始終熱情、熱烈，
對整個國家抱有一副熱心腸。
他曾說過，
做記者的根本，
是要對人類大眾，
小一點說，先對於中國同胞們，
有深厚的同情，
他們有苦痛，
應該給申訴，應該設法安慰。
凡社會的不平和罪惡，
應該反對，應該冒著危險，
去替人類和同胞們用言論鬥爭，
不應該屈服於惡勢力，或者同流合污。
終其一生，
他一直如此要求下屬，
也如此要求自己。
他不求權，不求財，甚至不求名，
用他的話說，
「一個報人若只求賣虛名，得喝彩，
有時要犯嚴重錯誤，甚至貽害國家」。
所以，他在《大公報》上的社評，
從不署真名。
他對自己的文字看得很淡，
曾對弟子徐鑄成說，
我們的報紙，上午大家看了，
下午用來包花生米，挺好的。
他生前從未給自己出過文集，
一直到他病逝三年後，
他的老搭檔胡政之，
好不容易才給他出了本《季鸞文存》，
說張季鸞的文章議論，
就是時代的活歷史。
1941年4月，
《大公報》榮獲：
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榮譽獎章。
這是中文報紙首次獲此殊榮。
張季鸞的努力，贏得了世界的敬意。
在重慶新聞界舉行的慶祝會上，
他發表致辭，介紹其30年辦報經驗說，
辦報的秘訣在於「準備失敗」。
▲1941年5月，《大公報》獲獎慶祝現場
張季鸞最大的遺憾，
恐怕是未能親眼見證日軍的失敗。
整個抗戰期間，他一直號召：
「民族至上，國家至上」，
「抗戰第一，勝利第一」。
在生命垂危之時，
1941年8月18日，
面對日寇的狂轟濫炸，
他還寫了鼓舞人心的社評《我們在割稻子》。
1941年9月，
張季鸞在重慶病逝，
死時身邊僅有10塊錢的「積蓄」。
與他在物質上的清貧相比，
他得到了最尊貴的致敬——
蔣介石在他病重期間，
特地去探望他，
在他去世後，兩度致祭，
難掩悲痛，在唁電中說「握手猶溫」。
共產黨方面，
毛澤東第一時間發出唁電，
周恩來前往致祭，稱他為「報界宗師」。
在中國的媒體人中，
如此哀榮，絕無僅有。
▲周恩來稱張季鸞為「報界宗師」
然而，
身後的哀榮，到此為止。
張季鸞希望自己速朽，
不留名，不留文，
歷史卻殘酷地惦記著他。
1950年代，
張季鸞被定性為，
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賞識的「無冕之王」。
1960年代，
王芸生被逼寫文章總結《大公報》的歷史，
對《大公報》作了根本性的否定，
對張季鸞進行了無盡的詆毀。
張季鸞的兒子張士基，
自幼聰明好學，
但政審不合格，不能上大學。
張士基的三個兒女，
也由於政治原因未受完整教育。
張季鸞的墓地，
亦遭到嚴重破壞，
早已淪為荒郊野冢，不堪憑弔。
1999年，
張季鸞的孫女要重修祖父之墓，
當地政府一開始以為是港商回鄉投資，
熱情很高，
結果發現只有1萬港幣，
立刻失望得不得了。
最後，由張季鸞的後人自己重修了墓碑。
2008年，
張季鸞的孫子張哲明發現，
祖父的墓地，不知從何時起，
已被養豬場和磚廠包圍了，
連路都沒有。
因為養豬場被授予全省生豬繁育基地稱號，
磚廠一年則有300多萬元產值，
當地政府根本不願意實行搬遷，
反過來讓「張季鸞」搬遷。
▲被養豬場和磚廠包圍的張季鸞墓（中青報圖片）
遷延到了四年前，
2014年8月，
張季鸞的遺骸，
從西安市長安區遷葬故鄉榆林市，
這才告別了被養豬場和磚廠包圍的歷史。
張季鸞的身後命運，
何嘗不是我們時代的寫照？
因為違心批判張季鸞，
這成了王芸生最後歲月的夢魘，
他經常說，
於師於友於兄的角度，
他都愧對張季鸞。
臨終前，王芸生跟張士基說：
《大公報》的歷史不能由我寫，
我寫的那個不算數。
問題是，
誰寫的《大公報》，誰寫的張季鸞，
可以算數呢？
我們需要張季鸞這樣的人，
但首先，我們得學會珍惜張季鸞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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