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現代與思想變遷：略述韋伯史觀下理性主義的發展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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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文總體上是一篇對於馬克斯 · 韋伯（Max Weber）社會學思想與史觀的初步介紹與應用。在此主要側重於推廣韋伯理論與社會學的視角，而非具體的史料分析。若有史實上的謬誤，還請不吝教正，感激不盡。

在正文開始之前，我希望先用一些篇幅闡述一下我所見的一些社會事實。

當今社會的一些年輕人，時常會在生活中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空前的落差感。當然，販賣焦慮的風潮已經把它變成一種陳詞濫調了。舉例而言，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買房；可是父母總是催著自己攢足首付，儘管每個月需要還上的房貸往往比租房的月租金還要多百分之大幾十。又例如，他們完全不理解自己為什麼要早早結婚；可是父母依舊三天兩頭把相親提上自己的行程。他們想要的生活與他們實際經營的生活，有點天差地別的意味。至於那些想謀一條不一樣的出路的，或是自己創業、或是投資於子女教育的，則又常常遇到難關：各類戶籍、文憑、考核、審查置他們於莫名其妙的制度管控之下，使得他們徒有理想卻無計可施；從早晨到晚上，他們中的許多人幾乎沒有做過一件他們覺得合理的事情。

這使一些激進的人們開始發聲：我們雖然生活在一個現代社會，卻彷彿還活在五千年的封建社會留給我們的思想沉澱之中。

不論經濟漲勢有多麼喜人，總有那麼一股隱形的慣性拖重了我們的腳步，以至於我們想要的文明生活遲遲沒有來臨。反而，「中國式旅遊團」倒是向世界十足地展示了我們的不文明；抖音、快手、拼多多三箭齊發，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我們社會中下層的尷尬與無奈；最近的毒疫苗事件、滴滴謀殺案乃至異煙肼毒狗風波，更是給人一種時光倒流一百年，公共道德水準夢回魯迅小說集的錯愕感。

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呢？

有些人會說，這是由於經濟開始下行；有些人會說，這是由於體制缺乏改革；有些人則會說，這是由於教育不夠發達。

而另外一些人則會說，這是因為我們的思想在落後。

馬克斯 · 韋伯（Max Weber）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他是19世紀的一位著名的德國學者，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他對於現代（文藝復興）以來社會思想的變遷有著廣泛而深刻的研究，被譽為近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

我們熟知的社會五段論，即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馬克思從生產力的角度，也就是經濟的角度劃分的。而韋伯則採取了一種不同的視野。他認為，塑造人類歷史發展的，並不只有經濟，還有人們的思想。雖說「衣食足然後知榮辱」，但是思想作為人的主觀意識，也能反作用於物質社會。正是思想決定了人們的行為方式，塑造了他們的文化與社會結構。

（另補充說明：韋伯並不否認經濟的重要作用·，他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就名為《經濟與社會》；而是將經濟與思維交融在一起，綜合看待歷史發展。這一點在當時是很先進的。）

於是，從人們思維方式的角度，他將除原始社會以外的文明社會發展史劃分為傳統與現代兩個階段。而在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下簡稱《新教倫理》）一書中，韋伯則基於這一史觀，集中對比了主導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兩種思想：傳統主義與理性主義。

在韋伯的眼中，「理性」並不等同於「聰明」「講理」等。事實上他的「理性主義」與「理智」「知性」也有些細微差別，這有時會導致一些誤讀。他眼中的「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以量化性（明確的目的與明確的投入）、程序性（嚴格遵守使得效率最大化的手段設計）與反思性（隨時權衡利弊、調整手段、創新思維，不斷提高效率）為特徵。而在他的《新教倫理》中，韋伯則著重研究了他的另一種理性：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這種理性使得人們注重行為本身的價值，去實踐他們心目中的平等、自由之類的道德觀念，來實現自己的人生意義。

在傳統階段，傳統主義佔據社會的主流思想。人們處在一種自給自足的、得過且過的、自覺舒適的社會無意識之中。這可以說是我們作為社會性動物的本能，也是我們在任何社會中都隨處可見的樸素觀念。

而在現代階段，理性主義超越傳統主義成為社會進步的主導。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不滿足，通過競爭與營利的形式（工具理性），意識清晰地朝著各自的理念前進（價值理性）。用通俗的語言概括來說，就是人們意識到，哦，原來我可以去改造我的生活。我對它的改造是正當的（價值理性），而我也知道我想做什麼、我能做什麼（工具理性）。於是他們開始不斷開發資源、積累財富、循環投資，社會也隨之開始進步。

韋伯在《新教倫理》中用一個風趣的例子闡釋了這種轉變：

……有一天，這種悠閑的狀態突然被搗毀了……所發生的事或許僅僅只是這樣：有個出身批發貨莊家庭的年青人從城裡來到農村，精心挑選符合他需要的織工，逐漸強化對他們的監督和控制，以此使他們從農人轉變為工人，另一方面，通過儘可能直接接觸終端客戶的方式，將零售業務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田園牧歌的場景，在激烈的競爭苦鬥展開下，全面崩解；巨額的財富賺了來，但並不放貸取息，而是不斷投資到事業上；昔日安逸舒適的生活態度，讓位給刻苦的清醒冷靜；迎頭跟進的人就出人頭地，因為他們不願享樂，只想賺錢。

那麼，究竟是什麼導致了傳統主義向理性主義的思想轉變呢？

在我們的印象中，轉變一個人的思想不會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可是，如果是轉變一整個社會的思想呢？在西方，這項艱巨的任務整整耗費了約五百年的時間。

這裡，我就將嘗試應用韋伯的史觀，粗略分析理性主義在西方由發展到繁榮的歷程。

自從誕生以來，理性主義就包含著抗爭封建的人文主義，抗爭權威的自由主義，與抗爭保守生活的資本主義精神。因此，理性主義始終是在冒險中不斷向前的。理性主義的發展史也就是一部抗爭的思想史。

在西方現代史上，總共有三場大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這三場運動對於理性主義的影響最為深刻。每一場解放運動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僅推動了思想的變遷，也一步步促成了理性主義的成熟。

在三場運動中，時間最早的文藝復興為理性埋下了最初的種子。

史學上普遍把文藝復興視為現代史的開端，這其實也蘊含著哲學與社會學的重要意義。在文藝復興時期，統治者的權威第一次受到了挑戰，一批藝術家與文學家開始跳脫統治階層劃給他們的安適樂園，發展自己的哲學與美學體系。同時，文藝復興也標誌著知識分子階層的誕生（它的經濟基礎來源於歐洲的城市化，其間聯繫在此不便展開），一種新的思想開始背離傳統智慧，在理念人的群體間呈現出它的雛形。

然而，文藝復興並沒有改變社會中下階層的觀念。他們依舊沉浸在中世紀的黑暗之中，滿足於傳統主義的知足常樂。這時，宗教改革這第二聲春雷又在16世紀打響了。

韋伯的《新教倫理》一書即是對這場運動的深入分析。他認為，新教倫理，尤其是加爾文宗的「救贖預定論」（Predestination），對於塑造中下階層的社會觀念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用。

加爾文宗主張人的命運在出生前就已預定，無論生命中怎樣贖罪都無法改變；而一個人能夠知道他預定前往天堂的唯一辦法就是「確證」自己的幸運——通過事業上的成功向世界證明「我就是天選之子！」，同時榮耀上帝無上的智慧與威嚴。

這樣一來，傳統主義那種依賴宗教、乞求救贖的「犯罪-懺悔」循環就被打破，田園牧歌的生活失去了價值；每個人都被置於一種黑暗中，只能相信自己、努力上進才能找到光明。於是人們紛紛開始尋找自己生命的天職。同時，這種入世的價值取向也直接鼓勵了人們的價值理性（回到上文——這種理性促使人們堅定地實踐自己的道德理念），啟發了人們自立、自強的精神，在微觀層面上促成了他們事業的成功與財富的積累。

在激勵自立的同時，宗教改革也架空了上帝，消解了教廷的權威。這更是極大地促進了知識分子階層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甚至有人說，「自由主義就是新教減去上帝。」

在另一條主線——經濟發展史中，新航路的開闢與世界殖民又與新教倫理的財富觀相結合，促成了資產階級的萌生與繁榮，而他們則為知識分子提供了出版書籍的市場，以及有力的經濟援助。啟蒙運動因此成為了可能。

在這一時期，文藝復興所催生的知識分子階層，再一次登上了歷史舞台的中央。現在，他們擁有煥發著蓬勃生機的自由主義哲學體系作為思想武器，擁有整個資產階級作為他們的忠實聽眾與讀者。理性主義因此能夠僭越統治者的管束，席捲社會的幾乎全部階層，使得「天賦人權」這一口號在社會上層的哲學基礎（自由主義）與在社會下層的宗教基礎（新教倫理）相匯合，在工業革命前後成為引領西方世界進步的思想引擎。

回顧理性主義的發展史，以知識分子為始，新的思想隨著經濟發展一步步向社會下層傳遞，環環相扣、精彩紛呈。

習慣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我們，通常會選擇從經濟的角度看待歷史發展。然而，在韋伯的史觀下，我們看到的則是歷史發展的另一條清晰主線。經濟的發展與思想的發展彼此交織，塑造出現代視野中形形色色的社會。

歷經五個世紀，人們終於將自己的社會改頭換面，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雖然他們的後續表現並不很優秀——人們很快高舉理性一腳踏進了新的危機之中，以至於社會批判理論至今仍然孜孜不倦地批判著現代西方社會）；然而，在世界的許多其他地區，傳統主義依舊作為人類動物性的一部分，普遍支配著人們的思維與生活方式。

這並不是說傳統主義就是劣根的、是不可取的，只是在當今的歷史階段，它已經過於陳舊、難以自保，反而釀成了阻礙人們獲得安穩幸福生活的慢性毒藥。

例如，韋伯對於中國的儒教評價頗高，可是我們也需要認識到，雖然儒家思想已經具備入世的先決條件與禁慾的特徵，但是它還是日漸僵化，禁慾不再是個人約束自己的慾望、使自己更加強大的工具理性，反而淪為了統治階層約束被統治階層的政治手段，在助長了傳統主義的慾望產生-慾望消磨循環的同時，卻並沒能給予人們傳統主義所承諾的安定生活。加之統治階層的高壓遏制了知識分子階層的政治分歧、思想的專制阻礙了新思潮的傳播、重農抑商與小農經濟的雙重枷鎖斷送了經濟繁榮所帶來的有機團結，導致傳統主義標誌性的循環往複在古代中國史中不斷上演，而理性主義的火光尚未燃燒就熄滅了。

最後，在看到了這一切之後，我們也不妨反思：我們現今的社會又處於怎樣的思想發展階段呢？誠然，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我們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在經濟層面上追趕發達國家；可是，我們的思想真的得到了同步的發展嗎？

當年魯迅怒而痛斥之的「劣根性」，至今是否仍然盤旋在我們上空，這是我們值得反思的。雖說「劣根性」的說法實在太過激進，但客觀上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沒有歷經過西方現代以來的三場思想解放運動；因此，我們的思想是否已然適應我們向西方學習而來的注重風險、鼓勵競爭的市場經濟，的確要打一個謹慎的問號。

以19世紀下半葉的美國為例，啟蒙運動的理性熱潮衰退之後，帶來的是搭著兩次工業革命的順風車、全面利用工具理性追逐名利的「鍍金時代」（The Gilded Age）。它雖然促成了美國一戰前的經濟繁榮，但也以思想的頹廢、壟斷的盛行、社會道德的淡漠與不斷被暴力鎮壓的工會罷工而臭名昭著。這樣的「鍍金時代」，在一百多年後有多大的可能性會重新上演呢？

（我知道這是一個極富風險的觀點，但我還是希望能夠把它寫在這裡。我估計這一顧慮是沒有太大必要的，只是我也相信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會是一個樂觀的0%。）

不如說，我們今日所目睹的許多社會問題，最終都能夠追溯到經濟發展與思想觀念的不協調，亦即發達的後工業時代經濟與傳統主義意識之間的矛盾所導致的社會文化道德的不協調。

這種不協調確實不是批評家們吹毛求疵的結果，而是客觀上影響人們的種種選擇的社會事實。至於如何緩解這種不協調，我們應當如何做去克服這種不協調，這就是時代要求我們去回答的一道難題了。歸根到底，至少我們已經看見了值得我們去努力的那個方向，可是應該從何處入手，或許只有實踐能給我們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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