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源於世襲君主制的固有缺陷

9 人贊了文章

崇禎是個很勤奮、很儘力的皇帝，但是他還是亡國了。他的問題，主要是不得其法。比如說造成李自成起義的陝北旱災。這不是崇禎時期才有的，而是天啟年代就有的。只不過天啟時代尚可賑災才沒有徹底轉變成農民起義。到了崇禎時代，連續三年旱災之後原本就是災難達到極致的時期，結果賑災措施不增反減，出現了裁撤驛卒等錯誤政策，這才進一步放大了災難。崇禎時代真正的問題就在於很多措施放大和加劇了危機。明末確實有很多危機，但是這些危機如此嚴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崇禎的一些錯誤加劇了危機。而這也不能完全怪罪於崇禎，因為他畢竟過於年輕。他和宋太宗還不一樣。宋太宗屬於無能。崇禎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經驗和正確引導。這大概和他的父親去世太早有關。

其實熹宗接受的引導也不多，一些錯誤的舉動也加劇了明朝的軍事危機和財政危機。只是明熹宗時代尚可維持，而且明熹宗成年以後逐漸對政務有了識別能力。比如說從盲目信任帝師的誤區里走了出來（孫承宗一直以來作為正面人物評價，但是其實他才是明末遼事徹底崩盤的重要責任人。因為是他在戰略選擇上選擇了耗資極其巨大援朝明朝財力的遼西築壘戰略。明熹宗在青年時代雖然還不能夠控制太監專權的問題，但是太監問題也沒有失控）。只是明熹宗死得太早，以後是否會有好的發展已經無法查證了。只能說看明熹宗時代的執政，初期明顯遭到了帝師孫承宗的愚弄，後期則能夠看破孫帝師及袁督師的無能，表明明熹宗對事情的判斷能力明顯在提升，而且逐漸可以做出正常應對。可以說正在逐漸成熟。

相比之下崇禎一輩子都不太成熟。我覺得主要原因大概是明熹宗時代至少還有一些明神宗留下來的堪用人才，明思宗時代則已經沒有老本可吃了，人才逐漸凋零，導致明思宗自己無法獲得足夠的幫助和引導。

光宗、熹宗、思宗連續三代帝王都早逝+早夭+年青導致明朝出現了過於漫長的權力過渡期。這讓我覺得明朝末年的危機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君主制血統繼承時很容易出現的國無長君問題，而不是什麼社會經濟總崩潰。

以國無長君代表的君主競爭力低下的問題，是國家權力結構設計中實行世襲君主制的國家元首制度的設計缺陷。這是家天下的封建君主制或早或晚會爆發的問題。從主要性質決定事物性質的角度來說，明末的危機主要性質應該來源於制度設計缺陷，而不是所謂的明朝已經發展到總崩潰。要知道，我們所熟悉的明朝話本小說，著名的三言二拍，好多都是明末出版的，甚至明末編纂了《天工開物》這樣的科技類百科全書。這都表明明末社會的創造力和生產力都處於繁榮階段，都在快速進步當中。在這種情況下機械地照搬歷史階段論，忽視中國地方廣大、不同地方分別發生旱災但是看起來卻像「全國」每年都有旱災的常見情況，奢談什麼社會經濟到了崩潰邊緣，忽視具體事件的特殊性，這思路根本就是錯的。

明末這個危機和蘇聯解體應該是相似的。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根本就不是蘇聯經濟要崩了，而是蘇聯的腦子崩了。明末的問題主要也是腦子崩了。當然蘇聯的問題和明末的問題不完全一樣。

說到君主世襲制，這個制度其實在秦朝建立郡縣制以後就該改革了。因為在此之前，從君主到官員都是實行的「世官制」，後來官員首先在中國改成了僱傭制。一直到近現代，歐洲國家才開始嘗試這種設計，結果近現代歐洲幾乎是一飛衝天。從官制上來說，從夏啟的家天下開始，君主最初是王族內部競爭，後來改成嫡長子，實際執行時夾雜各種政變；官員最初是貴族世襲，包括競爭王位失敗的王族，但是後來逐漸改成了僱傭制。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包括秦漢時代的很長時期，這些僱傭官僚甚至都沒有退休待遇。早期是爭取成為世襲貴族，成不了貴族就爭取干一輩子，實在不行了就辭職回家。漢代逐漸對一些高級官員實行退休制度（二千石以上），給他們發一部分薪水。然後歷朝歷代逐漸擴大範圍。一直到宋代，才發展到退休時提一級的地步。在這個過程中，秦朝開始全面推行僱傭官僚制度，但是軍功爵制度則一直推行。軍功爵制度其實就是非軍功不得榮升貴族。

僱傭官僚制度最大的優勢是吸引了大量優秀人才當官。但是此消彼長，官員能力的提升就反過來意味著世襲制君主的能力下降。原本君主和官員都是世襲的，大家都是爹二代混上來的，誰都是兒子，結果現在其中一個兒子換成爹了……權力立即失去了平衡。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都在舉賢，與此同時各國都在爆發激烈的內訌，賢臣擁立公子的事件層出不窮。

實行僱傭官僚制度的秦朝也未能倖免。君主的弱勢問題在秦朝建立後就立即爆發了。建朝的秦始皇已經開始猜忌丞相李斯，然後秦二世直接被權臣趙高整死。這充分說明權力制度改革只改了官僚體制，使君主處於巨大危機之中。而這並不是孤立的例子。家天下剛開始實行時就有這樣的歷史。夏啟剛開始玩家天下的時候，他死後沒多久夏朝就爆發了內訌，天下被后羿拿去。后羿執政時是「因夏民用夏政」，類似於「清承明制」，一直到少康才打了回來。僱傭官僚對世襲君主的優勢在東漢時代表露得更加明顯。東漢時代發展到了君權旁落、無論君臣大家都要靠爭奪儒家經典的解釋權來獲取政治合法性的地步了，充分說明君主的神聖性和教育優勢在官僚面前已經消失殆盡。

這個官僚競爭激烈能力越來越高的問題到了唐宋以後，隨著科舉製成熟完善教育越來越普及推廣，就更加嚴重了。唐朝的皇帝在初期憑著北朝八柱國形成的世襲軍隊、中後期靠著宦官掌握的僱傭軍隊，還可以搞一搞中興。宋朝的皇帝就已經完全無法對抗官員了。宋仁宗想勤政一點，據說幹了一個月就被大臣們收拾得中風了。宋英宗乾脆被收拾成了精神病。宋神宗甚至收到了「你是要和人民站在一邊還是和官員站在一邊」的選擇題。南宋時期皇帝連岳飛這樣的重將乃至宰相怎麼死的都不知道了，甚至皇帝的廟號都能被搞成「宋理宗」，只因為大臣們將儒家理學發展到了至高無上的地步，決定給皇帝冠名。然後這種決策無能、無人負第一責任的狀態直接導致了有文字記載以來的第一次亡國。

明朝也沒解決這個制度問題。明朝內閣制是一個世襲君主制框架下的嘗試，但是隨著內閣逐漸從皇帝的秘書班子變成官僚的首腦會議，從低品官員為皇帝打輔助轉變成文官首腦會談，這個圈養的世襲君主搞不定野生的僱傭官員的制度缺陷就又一次爆發出來。崇禎時代其實是很典型的。比如說崇禎要議和，但是自己不想背鍋，大臣也不想背鍋，然後呢？就沒人背鍋，事也沒人管了……再比如說崇禎想逃走，但是自己還不想背鍋，大臣也不想，結果果然沒人背鍋，事也沒人干，然後誰都沒跑了……有人批評明神宗，說他不及時更新官吏，很多官職都空著。其實看到崇禎時代的情況，我們不難想像明神宗時代很多官吏多半也具有這樣「就算有好處也不去背鍋」的心理。我們可以推測這是因為明神宗惡待張居正的後果，但是張居正作為官僚的優秀，同時也造成了君主存在合理性的疑問。

明朝滅亡與權力制度設計缺陷的關係很大，清朝就好很多。因為清朝本質上是以滿蒙軍事聯盟駕馭明式制度的，在明朝官僚體系中安插了很多滿蒙官員進行監督。這種「另一套獨立體系」，起到了一個獨立於官僚體系的「政治集體」的作用。雖然滿蒙官員的整體素質不如明式官員，但是他們至少可以監督明式官員幹活。而且隨著滿蒙本身文明程度的提高，他們的監督能力也越來越合格了。只是比較悲劇的是，滿蒙軍事集團自己也在養尊處優中逐漸失去競爭力。結果在達到一個極致之後，這種兩個集團結合的政治結構還是逐漸融合、最後整體實力還是在下降。非軍功不得封侯這一自古就可以保證一定活力的制度，在八旗變成鐵飯碗之後其實就越來越沒有效力了。在現代國家制度中，西方和中國都想辦法解決了世襲君主制，轉而採取類似於責任內閣制的形式執政。這實際上就是將世襲君主制改成了「僱傭君主制」（這詞兒是仿僱傭官僚的，不見得準確，回頭我再想想）。這樣之後效果明顯進步多了，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幾乎是嗖一下就世界霸主了。而在此之前的西班牙人拿著火槍對付與世隔絕的印第安人都得通過政治聯姻來解決問題。

崇禎死前說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什麼的，其實只是個人吐槽，仍然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擊敗他的李自成，當時馬馬虎虎做了幾天開國皇帝。農民軍在崛起過程中舉行過多次軍事會議，比如「分兵定向」的戰略就是李自成在挖明朝祖墳時的起義軍大會上提出的。但是李自成是否在制度上有創意，由於他沒坐住，所以看不出來效果。而且，即便他做穩了江山，作為開國皇帝他本來就有很強的操控能力，暫時也暴露不出很明顯的問題。

說到這裡，其實權力制度本身就是生產關係，為什麼討論歷史的時候一站唯物主義立場就好像一定要將人事制度拋出去的樣子？難道是因為大部分人都不接觸人事制度嗎？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