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機遇期】王帆：戰略機遇期的判斷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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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王帆：戰略機遇期的判斷與維護

作者：王帆，外交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國際問題研究》2018年05期；時政國關分析

〔提   要〕

當前形勢下，世界性大戰在短期內難以爆發，大國因第三國而引發的大戰在正常情況下有望得到理性控制。雖然大國關係出現階段性緊張，不確定性因素增多，但國際社會應對風險的能力也在增強。作為世界上一支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和平力量，中國實力的增強不僅可以保證戰略自主，而且可以進一步拓展戰略空間。中國外交正在經歷轉型，雖然面臨諸多挑戰，但也存在重塑自身地位的機遇。未來中國能否維護和延長發展戰略機遇期，主要取決於自身的戰略運籌能力和戰略選擇。

〔關 鍵 詞〕

國際形勢、戰略機遇期、中國戰略、大國關係

〔作者簡介〕

王帆，外交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圖分類號〕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正確理解這一論斷，對於我們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重大。

一、如何研判戰略機遇期

戰略機遇期的研判是戰略謀劃的核心問題，直接關乎戰略決策方向。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研判戰略機遇期比以往更具難度和挑戰性。2018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講話中指出，把握國際形勢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 這對我們準確研判戰略機遇期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一）把握大勢

習近平指出，把握國際形勢不僅要看現在國際形勢什麼樣，而且要端起歷史望遠鏡回顧過去、總結歷史規律，展望未來、把握歷史前進大勢。當前國際形勢的發展趨勢是發展中國家崛起不可阻擋，西方逐漸走向衰落，國際體系和國際格局處於漸變過程中。西方整體主導力下降，中國等新興國家影響力上升，但還無法成為新的主導國家，合作型主導將成為主流。未來，或將形成傳統大國與新興國家圍繞維持與變革現有國際體系的群體性較量，形成守成與變革規則之間的衝突，建立後西方秩序的可能性上升。

當前的國際體系變革表現出漸進性，轉型周期具有漫長性。西方創建與主導的國際體系已無法適應國際形勢發展變化，但變革並非突變與顛覆，而是合法、有序的漸變。經濟權力的分配和國際經濟體制規則的調整，業已成為國際政治變革進程中關鍵的方面。如果變革成本過大，即便現有體系存在不足，體系的穩定仍然得以維持。

國際秩序處於新的演變過程之中，但尚未達到轉折點。在這一漫長轉型周期中，戰爭等顛覆性因素難以出現，因而轉折點的出現決非易事，漸進往往長於突變。

從歷史經驗看，霸權衰落是一個緩慢與反覆震蕩的過程。英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完全喪失世界霸權地位。美國的霸權在世界大戰和冷戰中成長起來，可謂經過了一定考驗，其間又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相對衰落，也曾因幾次局部戰爭而遭受挫折，但霸權地位總體得到維持。關於美國是否衰落的討論經久不衰，但比較普遍的看法是美國的衰落至多是相對衰落，主要體現在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相對優勢縮水方面，而在軍事、科技、制度及文化影響力等方面，美國依然具有明顯的全球領先優勢。此外，龐大的全球聯盟體系也為美國霸權提供了重要支撐。

（二）把握本質

習近平指出，把握國際形勢不僅要看到現象和細節怎麼樣，而且要把握本質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總總、紛紜多變的國際亂象中迷失方向、捨本逐末。

研判當今世界趨勢的關鍵在於把握權力關係，它既包括世界主要大國力量對比的變化，也涉及權力構成因素的演變，更涉及對權力作用總體趨勢的把握。

世界主要大國力量對比正經歷深刻變化，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帶動國際力量對比出現「東升西降」態勢，其中，作為國際社會積極的建設性力量，中國實力的進一步提升有助於其發揮更大作用。世界主要力量之間形成的國際格局是研判戰略機遇期的重要因素。從傳統理論來看，權力轉移與體系戰爭因素相關度很高，但隨著各國相互依存加深，戰爭受到了很大制約，制度建設和制度完善的作用得到更大的體現。

從權力構成因素來看，各項構成因素更加複合化。複合視角強調多因素的綜合作用，強調因素影響的權重比例分析及因素間的交叉互動。複合視角不是各因素的簡單疊加分析，而是充分考慮系統內各因素的互動變化加以綜合研判，尤其是因素自身變化對於形勢的影響。

從權力作用的總體趨勢看，要確立綜合研判視角。國家實力變化無疑深刻影響國際形勢，但不能僅由此判斷事物發展變化的方向，這是綜合研判之要義。力量重組的前景不僅取決於個別國家力量，也取決於力量重組和新的多邊機構作用，因而需要關注系統的疊加效應、積累效應、連鎖效應、突變效應。

權力因素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受權力政治學說影響，人們往往將關注點放在國家力量消長起落之上，忽略了其他非物質實力要素作用。換句話說，權力政治學說尋找簡化規律，刻意屏蔽了多種因素互動的現實，而一些全球性挑戰雖與國家面臨的挑戰不盡相同，但仍具有重大影響力，人口失衡、貧富分化、移民政策、氣候變化、衛生安全治理等終將對國家政策產生影響，也必然限制著國家未來的選擇。

總體來看，軍事因素的作用猶在，但不等同於國家的實力和影響力；發展模式和對外合作的作用上升；科技、經濟、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增強。

（三）認清自身

習近平指出，把握國際形勢不僅要冷靜分析各種國際現象，而且要把自己擺進去，在我國同世界的關係中看問題，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變中我國的地位和作用，科學制定我國對外方針政策。在當前國際力量對比演變中，中國變數引人關注。中國實力增長推動其國際地位提升，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不斷增強，成為世界舞台中舉足輕重的國家。目前，中國GDP穩居世界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百分之三十。 此外，中國還是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二大對外投資國。隨著中國實力不斷增強，無論是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和集團，還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希望與中國深化合作、加強協調。各種力量對中國的借重顯著上升，在全球經濟治理、環境和氣候變化等重大國際議題上，中國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上升，這種現象在十多年前難以想像。

無疑，中國變數正在客觀改變著當今國際體系和大國關係。然而，中國影響世界的能力仍有限度：中國的實力和資源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尚需提升；美國雖然在國際事務中出現一定程度的「卸責」，但並不意味著中國能夠全面接盤。阿查亞認為，「美國世紀的終結」並不意味著「新興大國」能夠以單獨或集體的方式填補空缺。至少在未來10年，中國等國仍無力改變美國主導世界體系的局面。此外，中國在多邊舞台中的作用不斷增強，但大多並非發揮主導作用。中國推進的主要倡議和機制（如「一帶一路

」、亞投行、亞太自貿區等）以及提出的處理國際關係的一些原則（如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型國際關係等），都是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有益補充，與現有國際組織、國際規範是共存共榮的關係。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綜合實力差距的縮小，給中國發展和運籌大國關係提供了更大空間。外部環境變化與自我能力提升使中國仍然擁有一個有利的戰略機遇期。從力量對比變化看，中國實力（尤其是經濟實力）發生的變化不僅具有經濟意義也具有政治意義。與此同時，美國實力雖相對下降，全球影響力猶在，其保守政策仍可能對國際形勢產生重大影響。歐盟依然是國際社會的重要力量，沒有消亡也沒有崩潰。因此，國際秩序發展只能說是接近於轉折點，這正是習主席強調「中國正在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的深刻含義所在。

二、中國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

戰爭風險、國際格局演變趨勢以及時代發展潮流是綜合研判戰略機遇期的主要因素，綜合分析這些因素，剖析其對中國發展的影響，可以發現在未來較長時期中國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

（一）大國戰爭風險相對較低

戰爭風險是研判大國崛起戰略機遇期最為關鍵的因素之一，也是中國能否捍衛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決定性因素。當前，國家間戰爭風險因歷史、現實、民族、宗教等因素依然存在，但總體上沒有增強之勢。國際社會共同面臨著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的嚴峻挑戰，且將持續較長時間，需要各方攜手合作加以應對。相較於大國與小國或小國與小國之間的戰爭，大國之間發生戰爭的概率更低。

大國之間爆發體系戰爭的可能性較小。核武器和技術革命使戰爭的破壞力空前增加，戰爭的成本難以承受，相互確保摧毀（MAD）和「戰爭無贏家」的新戰爭觀大大制約和降低了大國之間戰爭的可能性。大國之間的常規戰爭或局部戰爭也因核武器的相互威懾以及戰爭爆發後核風險升級等因素受到極大限制。然而，隨著競爭與衝突的加劇，大國之間衝突的形式日益多樣化。其一是以小國「代理人」形式發生的區域之爭。中東地區戰爭從來不乏大國博弈的身影，東亞地區島嶼爭端也難以規避大國區域主導權爭奪的戰略考量。其二是通過一些非傳統戰爭形式展開競爭，貿易戰、網路戰、金融戰等將成為大國較量的主要形式，其所造成的傷害可能高於傳統戰爭。

當然，戰爭也可能因戰略誤判或突發事件而發生。蘭德公司研究報告認為，戰爭風險具有傳導性，它帶來恐懼和壓力，使決策者易於出現誤判和錯誤決策。即便如此，這種戰爭仍可通過各種危機管控機制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不致引發大國間的世界大戰。 除戰爭方式外，霸權國也可能採取其他方式應對崛起國。

20世紀80年代，美國通過經濟手段實現對日本的打壓，使其經濟長期萎靡不振，不再對美國構成威脅。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戰，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國當年打壓日本經濟崛起的政策翻版。

（二）國際格局演變總體有利

國際格局演變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國際力量對比變化被認為是影響國際形勢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被認為是權力轉移的風向標。主要大國物質力量對比與組合的變化是影響國際形勢的重要因素，也是研判戰略機遇期的重要變數。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國際力量對比調整加速，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中國成為世界經濟重要引擎，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一超多強」局面雖在延續，但呈現「一超走弱、多強易位、中國影響突出」的態勢。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和西方國家整體相對衰弱，導致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東升西降態勢有利於中國等國獲得更好的發展機遇。

（三）大國關係總體求穩

在國際體系轉型期，大國關係趨勢性緊張不可避免。當前，雖然一超多強、西強東弱、北強南弱的總體格局沒有改變，但力量對比變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國家間尤其是大國關係，出現了美國維持霸權地位與其他國家影響力不斷發展壯大的矛盾。

目前，中美關係正在經歷深刻複雜變化。美國連續出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美國國防戰略報告》《美國核態勢報告》，將中俄定性為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兩黨形成共識，認為過去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即便如此，中美相互依存的局面和長期合作的基礎仍將發揮限制衝突的重要作用，兩國間競爭與合作交織的狀況仍將持續。對中國而言，積極維護兩國間的戰略穩定尤其重要。

中美俄三邊關係不會形成新的相對兩強爭奪相對較弱一方的局面。中俄兩國並非結盟關係，但雙方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仍有望不斷增強。美國同時將中俄作為戰略競爭對手，客觀上也會強化中俄之間相互借重。此外，中日關係自2017年下半年以來出現轉寰跡象，中印關係自今年4月底兩國元首武漢會晤得到明顯改善。

從當前全球主要力量的經濟、軍事、科技增長率研判，在未來五到十年間，大國多將以全方位外交為重，大國關係發展和新的組合一般不會以犧牲另一組大國關係為代價，大國關係總體呈現求穩態勢。國家間力量對比雖出現變化，但沒有達到替代關係。金磚機制、二十國集團（G20）與傳統的多邊機制仍將處於並行發展階段。隨著主要大國間實力差距逐漸縮小，大國間關係呈現複雜組合、相互倚重製衡局面，競爭性接觸仍將是大國間互動的主流方式。

（四）全球化進程不會逆轉

全球化浪潮整體上加速了世界經濟發展，增進了人類福祉。但從歷史視角看，全球化始終處於不斷調整變化之中,其發展演變充分體現了全球勢力在此消彼長過程中不斷形成新的均衡。

當前,全球化進入了新階段,在中國等後起之秀不斷推動全球化進程的同時，傳統大國開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潮流盛行，但全球化進程不會因此逆轉。

第一，當今全球化出現的變化趨勢不應被視為全球化的倒退或逆轉，而是一種調整，全球化轉型這一表述更為準確合理。資源的自由流動、自然配置被人為阻隔，但難以中斷經濟全球化業已深入的進程。第二，國家行為體一直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當前這一作用被進一步強化。在一些非國家行為體長期共存與衝擊下，民族國家的重要性和政治影響力被重新強化。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勢力在回潮，但還遠沒有成為各國社會的主流意見或主要大國的戰略選擇。第三，區域一體化受阻直接衝擊了全球化趨勢。地區多極化發展導致全球化分化為以區域為中心的局部全球化的集合。第四，相互依存因素對全球化的正向作用有可能下降，但仍將發揮相對積極的作用。隨著反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相互依存對於衝突的限制作用可能下降，但對多數國家間相互依存的制約作用仍會增強。第五，新一輪全球化集中於面向發展中國家和基礎設施建設，推動者主要為新興大國。阿米塔?阿查亞認為，中國的崛起和發展將引領全球化進入全新模式，不同於以往多關注貿易，新型全球化將更多地關注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和共同發展。過去的全球化基本上由西方國家主導，而新型全球化將更多地由東方世界主導，中國、印度等國家將發揮更大作用。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入新一輪調整，全球產業鏈和補償機制、全球治理也將隨之出現調整，經濟全球化進入轉型期。傳統發達國家對經濟全球化的驅動力量減弱，新興國家成為新的推動力量，並將由此帶來與新興國家發展相適應的觀念更新，例如更加強調公平、公正與均衡發展等。

三、如何維護和延長戰略機遇期

客觀分析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國際形勢，我們認為中國仍處於戰略機遇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我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做好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對外工作具備很多國際有利條件」。但不可否認，在現實主義回潮與經濟全球化轉型背景下，維護戰略機遇期的難度明顯增加。

隨著中國實力和影響力不斷擴大，來自外部的競爭和壓力也在增加。中國既要抓住機遇、有所作為，又要避免風險，尤其是潛在的重大戰略風險。習近平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中強調，「對外工作要堅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持戰略自信和保持戰略定力，堅持推進外交理論和實踐創新，堅持戰略謀劃和全球布局，堅持捍衛國家核心和重大利益，堅持合作共贏和義利相兼，堅持底線思維和風險意識」。這是把握戰略機遇期的重要指導原則。

為維護和延長戰略機遇期，中國在對國際形勢發展進行預判的同時，對國家威脅進行主次重點分析和目標定位，有針對性地論證、設計、調動、部署、分配和應對，強化和完善如下幾方面舉措。

一是努力把握系統性、整體性深層次改革。

中國要防止系統性失靈、強化整體性穩定與發展。新時代要有大格局、大布局、大空間，從全球系統層面思考和把握問題，拓展戰略迴旋空間。在百年未有之變局中，中國需要深度參與國際體系調整與重塑，強化全球治理能力，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推動國際秩序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在新一輪全球化轉型中，美國出現了卸責傾向，這對中國既是機遇也是風險。中國應主動深度參與全球治理，積極引導國際秩序變革；同時應把握好動態平衡和趨勢性因素，防止系統失靈，預防可能的被動捲入，在變局中把握主動，順勢而為。

二是努力實現自身更大發展，提升戰略能力。

發展自身與把握機遇相輔相成。自身強大即是最大的機遇，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辦好即是核心。打鐵還需自身硬，要將中國機遇轉化為世界機遇，世界機遇轉化為中國機遇。

中國具有強有力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具有綜合調動戰略資源的能力優勢，當務之急是要更加積極地謀劃和使用好這些戰略資源，加快實現戰略資源向戰略能力的有效轉化。

如何更加有效地實現戰略資源向戰略能力的轉化是把握戰略機遇期的核心命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關鍵在於促進國家實力向戰略能力的轉化，促進中國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日益匹配。這需要發揮舉國體制動員能力和集中能力辦大事的優勢，合理適當地運用外交資源，把有限的資源用在最亟需、最具戰略性意義的領域和場域。通過把握前沿、佔據先機、統籌兼顧，合理調配使用資源，爭取實現超越式發展。

三是努力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

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的重點在於平衡好大國關係與發展中國家關係，形成有利的互促互動模式。

其一是協調好大國關係。隨著國際體系發展演變，大國關係在轉型期呈現漸進而深刻的變化。對中國而言，解決好中美關係矛盾和地區熱點問題至關重要。中國要在中美關係與周邊熱點問題上尋求新的突破口。

其二是推動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兼容並蓄的聯動發展。中國在非洲、拉美、東南亞的發展合作事關未來發展戰略全局，強化大國關係良性互動，保持新興國家整體發展勢頭，中國將在新興國家群體發展中得到發展，並將帶動新興國家群體發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要扶弱合強，與發展中國家共謀發展，改變以往大國的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為扶小合大、協調發展。

四是努力推動構建整體全面、層次豐富、領域多元的地緣政治經濟環境。

中國的戰略選擇要有全球視野，亞太仍將是地緣政治重心。周邊形勢風險與大國關係矛盾疊加是中國把握戰略機遇期需要面對的關鍵問題。在戰略布局上，既要突出重點，也要強調多元化與多面性，防止新的戰略真空出現，努力構建北合南穩、遠交近合的政治經濟環境。

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推進歐亞大陸的和合之勢，向東發展以太平洋為中心的亞太自貿區。「一帶一路」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抓手，是區域間的合作與聯通，也是地緣核心區的聯合。

在國際安全方面，中國要繼續發揮積極作用。中國向聯合國貢獻了最多的維和力量，在許多地區熱點問題中發揮著維穩促和的積極作用。中國在維和領域的貢獻得到國際社會的充分肯定，應進一步加大相關投入。

五是努力把握好相互依存度與戰略自主性的關係。

隨著中國的發展壯大，對外部世界的依存度也不斷增加，如何平衡好相互依存度與戰略自主性的關係十分重要。中國在經濟上要有更大的自主性和迴旋能力，從過多依賴外部市場到更多立足於國內市場，從而改變因對外部市場依賴過多導致的戰略選擇有限問題。

六是努力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落實。

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強調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堅持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境界，堅持雪中送炭而非落井下石，堅持合作共贏而非零和博弈。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貧富分化問題，中國推動的全球化轉型要旨在促進各國均衡發展。中國要與其他國家攜手，共同推動全球公共產品的均質化服務，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

四、結語

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的崛起必然要衝擊現有國際權力格局和利益格局，給國際體系帶來巨大震撼。

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的發展都將在阻力中前行，對此既要抓住機遇、積極作為，又要量力而行、避免冒進。把握戰略機遇期，既要加強戰略預案儲備，又要提升對於重大突發性危機的戰略化解能力，同時增進決策的科學性和戰略性以及迅速有效的糾錯能力。在危機和亂局中，要避免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在發展上升期，要客觀看待戰略真空下的戰略誘惑，避免戰略冒進。面對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歷史時期，要避免大衝突，強化戰略研判與預判，謀求亂中有序、亂中有度，在變局中把握住、把握好有利態勢和發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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