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歷史研究及其檔案存查｜綠茶書情
綠茶按｜
本文選自資中筠先生新公號「斗室天下」
。文中資先生談到，別國檔案都公開，而中方都「保密」，自以為得計，實際上歷史將對中國不公平，因為今後的有關歷史只有對方一家之言。即使從「爭奪話語權」的角度，也對自己不利。
歷史研究與檔案管理
文｜資中筠
上一篇文章提到1985年11月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了第一屆中美關係史研討會上，有一個問題不斷凸顯出來，就是檔案資料問題。檔案對於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不必贅言。而我國近代史的檔案查閱困難重重。自改革開放以來，學者接觸到國外的圖書檔案，愈加痛感其便捷與我國成鮮明對比。
那次會上大家不約而同地圍繞檔案問題大倒苦水。特別是，外國學者看中國檔案反而比中國學者得到更多機會，令人著實意難平。有人舉例：西安事變是近代史研究不可繞開的一個課題，中國學者多少年來看不到有關的檔案。但是有一位常來常往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邀請某檔案館的管理人員赴美訪問一次，就取得了閱讀西安事變檔案的許可，從而根據第一手材料寫出論文，提出新的看法。中國學者對此即使質疑，也無強有力的依據提出不同的意見。這一例子使在座者痛心疾首，有人甚至拍案而起，認為再這樣下去，連研究中國歷史我們都與外國學者處在不平等的地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這場討論的結果是，大家一致認為必須向有關領導上書，力陳利害，爭取檔案依國際慣例開放。經大家討論議定內容，本人被公推為執筆人。現在還留有底稿。主要段落如下：
……（介紹本次會議的情況略）
就中美關係史的研究而言。近二十年來美國出版的這方面著作卷帙浩繁。近年來，我國學者也開始從事研究和著述。但是所能得到的依據主要也仍是美國的檔案或引自美國著作中的第二手材料。這樣，我國學者總是處於劣勢，跟著別人後面。在掌握美國材料方面，我們當然無法與美國學者抗衡，而美國人卻往往引用我們既不能肯定又無法否定的據稱是我國的
（包括清、國民黨時期以及我黨成立之後的）
原始文件檔案對我國的歷史、情況、政策肆意解釋。致使一些片面反應美國人偏見的論點在國際上流傳甚廣。……國民黨方面已有意識地向其有關學者開放部分檔案，並已成書多種。最近台灣報刊有文章建議加速對這一段中美關係史的研究，要求當局開放史料，以免在「美國或中共方面出版許多歪曲歷史的解釋後才圖對策」云云。說明國民黨方面已在有意識地與我爭奪對近代史的解釋權，並企圖造成先入之見。
此外，有個別外國人或外籍華人通過某種特殊關係即可查閱中國學者所無法接觸的材料，結果珍貴史料首次發表的權利落入外人之手，往往由他們做出我們所不能同意的解釋，在國際學術界搶佔權威性的地位。這種現象不但是克服種種困難從事艱苦的學術工作的我國學者為之寒心，更重要的是對我國政治上影響極為不利。
以上情況也適用於一般中外關係史的研究。有一名美國負責外交檔案解密工作的人員曾對我國學者
（按：此學者即本人）
說：「我們根據法律必須公布檔案，而你們什麼都保密，表面上似乎你們佔便宜，但是從長遠看，歷史將對你們不公平，因為以後的世界史都是我們一面之詞」。這句話是值得深思的。何況就在目前，對我們不利的影響已經顯示出來。……
根據目前現實情況，我們建議辦法如下：
1. 主導思想史上進一步明確為歷史研究服務是檔案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檔案工作人員的考績、獎懲應把服務查閱的人次列為標準之一。
2. 據了解，現在有的檔案館工作人員正在編印各種檔案（《資料彙編》），陸續出版，這是十分有意義的工作。……但是檔案資料浩如煙海，工作人員人手有限，……編印出版《資料彙編》不能代替原始材料的開放。
3. 目前主要有關史料分別存放於第一、第二和中央檔案館，其機密程度不同，可區別對待……
（以下4-8點提出一些具體辦法，略）。
這件事看來與國計民生無直接影響，卻關係到當前我國精神文明的建設、文化學術領域的現代化，以及教育子孫後代的問題。 我們作為歷史工作者，深感一個多世紀以來我中華民族備受外侮之痛，如今在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的情況下，面臨開放政策所帶來的在文化方面的挑戰，懷著歷史的使命感，願在中外關係史的研究方面做出與我們今天國際地位相稱的貢獻。特此懇切陳辭，希望中央各級有關領導同志體察，並給予切實的關注。
中美關係史學術討論會全體人員
1985年11月19日
這是一份中規中矩、「政治正確」的奏表，最終目的是爭取檔案開放，「對我政治上有利」，是能夠打動「上面」最正當的理由。今天大多數嚴肅的歷史學者恐怕不會把與外國人爭奪對歷史的解釋權作為研究的宗旨。不過直到今天，不論是上呈的奏摺，還是下達的敕令，恐怕還是以「對我政治上有利」為準繩，例如發展文化是為了在國際上顯示軟實力，等等。至於我自己，自那時以後，基本上擺脫了寫此類「奏摺」的任務，是一大幸事。
此件上達後，據說有關領導有批示，我沒有見到，但被告知，批示仍重申了他過去的指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檔案可以開放，「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暫緩。換言之，自從建黨以來，與之有關的檔案就不能開放了。不論怎樣，這份報告連同批示正式傳達到有關部門，包括檔案館，的確產生了效果。以後情況有所改善。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據說有的檔案館還組織了對這份文件的學習討論。最明顯的是南京的第二歷史檔案館
（主要是民國時期的檔案）
改進管理方式，加速整理積案，加強了服務於查閱的觀念。這裡所謂「整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二檔館是1936年建立的，建築設計十分講究、科學，在尚未有空調的情況下，做到防潮、四季保持恆溫。其中的檔案一部分被國民黨運到台灣，即「大溪檔案」。留在南京那部分原來也是排列有序，有完整的目錄。但是後來，在「革命」高潮中，為體現政治立場，把卷宗題目都改了，例如原來編目有「總統府」，就改成「蔣匪」，原來「XX部」，則加「偽」字，等等，而且裡面的細目也打亂了，所以同類文件可以放在不同卷宗內。總之，體系亂了套，查找十分困難。要重新還原，按照專業的檔案編目、整理，確實需要費不少功夫。後來我很少去那裡，據稱現在查閱已經很方便了。美國的檔案解密制度及國際慣例
美國依法30年解密政府檔案
（後改為25年）
，每年由政府出版部門出版，全世界都可訂購。我國當時能進口這套資料的只有極少數幾家圖書館。2011年，美國國務院出版的《美國對外關係（FRUS）》舉行150周年紀念。第一次正式公布外交檔案始於1861年南北戰爭期間。當時美國國務院還很小，外交規模也有限。實際上，臨時性的解密從開國以來就有，那時每當與外國簽訂條約需要國會批准，除提供條約文本外，還須附談判經過的原始文件。不過1861年是第一次全面、正式公布，不僅是個案，而是全部外交檔案；不僅對國會，而且對公眾公開，媒體都予以報道。其特殊動因是南方鬧分裂，正進行爭取外國承認的活動，國務院需要向公眾交代在外交上為抵制這些活動做了哪些工作。因此1861年那一卷被定為FRUS首卷。開此先例後，每年都有外交文件解密，或主動，或應國會要求。那時還不一定要等30年之後。後來美國對外關係日益擴大、國際關係日益複雜，保密制度日益正規化，就需要正式的解密的制度。1966年約翰遜政府通過《知情權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我國通常按字面直譯成「信息自由法」，我認為「知情權法」更準確）
。該《法》的主要精神是把檔案的解密從「需要」變為「權利」，就是說，過去是因為某種工作需要了解情況而公布，現在是確定了解真相為公民的權利。因此定期公布檔案是政府的義務。原來英國早已有30年解密政府檔案的法律。美國援英例，此法也適用於一切政府部門的檔案，時限不等，不過只少於，不會多於30年。國務院專門成立了「歷史辦公室」，由專人負責整理分類，到期必須公布出版。如有特殊需要繼續保密的
（例如涉及國家安全，或者會引起外交糾紛的敏感問題等）
，必須有法可依，經過特殊批准。即使一份文件中，有幾句話因故尚不便公開，就在那份文件中用虛點標出，明告查閱者：此處有省略（我就在國家檔案館中看到過這種文件）
。也就是說，解密是自然的，不需要批准，保密需要批准，而且要明白告訴查閱者。根據《知情權法》，有關人士如果指定要看某項暫未解密的檔案，可以提出特殊申請，如得不到批准，可以到法院告檔案館或有關部門。據我了解，已經有不止一起學者因寫書需要而打官司勝訴的案例。美國的解密檔案每年都出版成書，按國家或地區分冊，全世界都可購買。英國原來也是如此。但是到上世紀60年代因經費不足，無力再出版。讀者只能到位於倫敦郊區的國家檔案館去查閱。我曾經去過，手續也很方便。其他歐洲國家大體如此。我還去過巴黎的法國國家檔案館查閱。
所以史學研究的發展，往往跟著解密檔案走，從尼克松訪華以來興起的中美關係史的研究也不例外。例如1985年的最新公布的就是1955年的材料。
本人在美查檔案經歷
我第一次知道有解密檔案這回事是1979年調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在圖書館發現了FRUS，如獲至寶，像發現金礦一樣，一頭鑽進去可以達到廢寢忘餐的地步。那家研究所地位特殊，在開放之前就有比較充足的經費從國外購進資料，特別是有關國際方面的年鑒、工具書十分齊全。後來我有機會到美國做訪問學者，如饑似渴鑽圖書館和檔案館，那裡有無盡寶藏，任你挖掘。還遇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
80年代初，第一次做訪問學者在普林斯頓大學，曾專程到華盛頓去國家檔案館查閱資料。那時檔案館尚未遷入新址，舊館設施陳舊，比較擁擠，在密密麻麻的卷宗架旁邊擺了一些長桌供閱覽。不過手續十分方便，工作人員熟悉業務，敬業而熱情。接待我的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先生，對我研究範圍的資料如數家珍，查找效率極高。他們的業績是以查閱資料的人次和數量計算的。這也是一種激勵機制。
有一次我要看的文件在目錄上有，但是標明此件暫不公開。他竟然慫恿我根據《知情權法》去向有關部門申訴，要求開放，如不允，還可到法院告他們。我大為驚訝，說外國人也有這個權利嗎？他說有，已經有先例，有一位蘇聯學者告過，而且勝訴。此前我知道有美國學者運用此《法》勝訴，並根據爭取到的檔案寫出一本揭露美國政府弊病的書，但是不知道此權利還包括外國人。當然我不至於因看檔案而打異國官司。
意外的事還不止此，我在華盛頓只能呆兩星期，由於國家檔案館正進行內部整理，在我逗留期間有一部分我要的卷宗不在架上，沒有看到。誰知我回普林斯頓不久，又接到檔案館那位老先生來信，告以現在這部分檔案已經上架，你可以過來看了。這種服務態度真使我受寵若驚。這一遭遇對我說來太神奇了。與我在國內試圖查檔案形成鮮明對比。
在國內的遭遇
中國的檔案管理以「保密」為主。管理的目的是防泄密，沒有為學術研究服務的觀念。而且「機密」的範圍可隨意擴大。我在研究工作中大量運用美國的檔案之後，照理應該有中方資料互證，才算完整。我從不指望在國內也像在美國一樣自由地鑽檔案館，要求不高，只想就與我寫書有關的有限史實，求得中方的說法。但是在國內尋訪的過程處處碰壁，痛苦不堪。
首先是不得其門而入，託了許多人，走了「後門」，才找到了門路，一路打報告，列出少量要查的文件，層層審批，終於拿到了特許的「批件」，找到中央檔案館，通過層層管卡，進入神聖殿堂，遞上清單。檔案館的規定是，只能看明確列出題目的那幾個文件，不能根據某一個範圍查目錄。即便如此，我列出的單子上最重要的幾個文件，卻被拒絕。管理員說，他們領導認為與我的研究範圍無關，「就不必看了吧！」我據理力爭，說明是有關係的，當然無效，對方言詞溫和而態度堅決。由檔案管理人員來決定學者研究的範圍，也是一大奇聞。還遇到過有關領導批准可以看某個文件，到機要員那裡卻碰釘子，那是他的一畝三分地，就有這點權力。
今天我國檔案開放的程度已經大有進步，當然黨史還是不能開放，各地各部門開放程度不一樣。史學界根據新的檔案資料寫出的佳作迭出，成績斐然，不過大多數可引用的根據還是境外的檔案。在實踐中還有種種阻力。我個人就碰過不少釘子，僅舉一例：
我寫《財富的歸宿》一書時，涉及福特基金會在中國設立辦事處之事。福特是改革開放後第一個被批准在中國正式設立辦事處的外國基金會，主管單位就是我供職的中國社科院，1986年雙方領導簽有正式協議，當時很多人知道此事，根本不是秘密。上世紀末，我遠涉重洋，在紐約福特基金會總部的檔案室中查到這份協議的英文本原件，回來後希望找到中文本。我原以為很簡單，就在本單位。卻不料與有關辦公室聯繫，得到的回答是：這份文件確實存在他們那裡，但是經請示領導，不能查閱，沒有給出任何理由。於是我在書中只好據英文本轉譯成中文。按理說，這一協議當時就是公開的，根本不是機密文件，只是一旦「歸檔」，就「侯門一入深似海」了。不許查閱，也不知根據什麼規定，是什麼心理作祟。
這種把本國的歷史檔案視作禁臠的主導思想就是不承認公眾有知情權，一切以掌權者制定的官史為準，不讓普通人知曉內情，得出自己的看法。但是現在各色人等的回憶錄紛紛出台，還有許多「出口轉內銷」的「秘聞」，人們對此興趣極濃，許多事說法不一，真偽難辨，官史野史交叉證明，任憑讀者根據自己的判斷取捨。也許正因為如此，現在連寫個人的親身經歷也限制日嚴。
正如那位美國人所說，別國檔案都公開，而中方都「保密」，自以為得計，實際上歷史將對中國不公平，因為今後的有關歷史只有對方一家之言。即使從「爭奪話語權」的角度，也對自己不利。因為寫歷史不是宣傳廣告，不是文學創作，也不是外交鬥爭，按一定口徑說話。而是必須言之有據，使人信服，而且本身也須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對當代人、對後世、對本民族，也對世界負責。嚴肅的學問與宣傳畢竟不是一回事。
無怪乎中國學者一出國，對歐美學者充滿不公平感。我本來對中國留學生或學者到外國研究中國歷史很不以為然，後來才發現許多中國史料只有在國外才見得到，特別是近現代史，在中國卻是「藏在深閨人未識」。我曾慨嘆：他們條件那麼好，再做不出學問來是無天理。而我們似乎是腳上綁著沙袋參加跳遠比賽。那還是前互聯網時代，靠一張一張翻閱，大量複印。現在進入互聯網時代，其方便更不可同日語，而我們在「牆」內的，又另是一番滋味。
何時我國也能出台一部「知情權法」，並且真正能落實，恐怕不只是歷史學界的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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