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學】石賢澤：英美國際關係學的知識關係演變及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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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賢澤
來源：《歐洲研究》2013年03期；時政國關分析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內容提要：英美是全球國際關係學的重鎮，它們之間知識關係的演變在國際關係學科史中佔有重要地位。這突出的學科發展現象主要體現在內在知識構成模式和外在知識格局兩個維度的演變上。前者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美知識合流」、二戰後至冷戰結束前的「英美知識分立」、冷戰後的「英美知識對話」的演變歷程。後者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知識主導的英美知識共治」、二戰後至冷戰結束前的「美國知識霸權」、冷戰後的「英美知識相互依賴」的演變歷程。這樣一種知識關係模式的演變既源於英美的國家外在情境的變化，也源於英美的獨特的學科知識傳統和制度作用，正是內外條件的綜合作用造就了不斷變化的英美知識關係模式。
關鍵詞：英美、國際關係學、知識關係、模式演變、動力闡釋
作為對於國際關係學科的知識考察與反思，國際關係學科史研究日益興盛起來，對於國際關係學的國別知識發展狀況考察及比較研究也隨之增多。其中，對於
「英國學派」與美國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比較分析更是成為國別比較研究中的一個熱點。
但是，上述研究多半簡單地接受這樣一個看法：
「在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存在跨大西洋分野，這種分野將以歷史為根基的英國國際關係學與較少歷史導向的美國國際關係學主流區隔開來」，真正將英美國際關係學置於一種「知識關係」框架中進行長時段的歷史梳理以及系統的比較研究的知識努力仍然較少，對於其階段性發展特點的闡釋也較為欠缺。基於此，系統地梳理英美國際關係學的知識關係的發展階段及其特點並對此進行闡釋就成為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
「英美知識關係」的基本概念界定
在闡述英美國際關係學的知識關係演變之前，有必要簡要界定論述中的基本概念：
「英美國際關係學」和「知識關係」。「英美國際關係學」主要指英國的國際關係學與美國的國際關係學，而這裡所闡述的「國際關係學」主要指「說明」或「理解」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國家間關係模式（主要是戰爭、合作、均勢等）的宏大理論（
grand theory)或者是大的知識路徑（
approach），所以，中觀的或者微觀的理論或路徑不在本文考察範圍內。
「知識關係」主要指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國際關係學在內在知識構成上的異同關係和外在知識力量對比上的結構關係。具體來說
，內在知識構成上的異同關係主要表現為相似關係、相異關係或者是融合關係；外在知識力量格局上的結構關係主要表現為知識霸權、知識分立或者知識相互依賴。
基於此「英美國際關係學的知識關係」的演變具體包含兩方面的內容：
第一，
英美國際關係學的知識構成模式的歷史演變，即英美國際關係學的各自內部知識狀況和知識發展之間是呈現為一種知識合流模式還是呈現為一種知識分流模式，是走向一種知識趨同還是走向一種知識分異。如果是走向知識趨同，它是一種方對另一方的單向度的知識
「看齊」，還是一種雙方的知識交互作用、呈現出知識融合與對話？
第二，
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格局結構的歷史演變，即英美國際關係學在國際性的學術市場競爭中，二者各自的知識地位和知識力量對比狀況，主要表現為
「知識共治」關係、「知識霸權」關係或者「知識相互依賴」關係。二
英美國際關係學學科史的簡要展開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英國，國際關係學科的歷史大體呈現出三個大的發展階段：兩戰期間的國際關係學、二戰結束到冷戰結束時期的國際關係學、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學。
（一）兩戰期間的英美國際關係學
就兩戰期間的英美國際關係學而言，
「帝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成為最重要的一對主題，正是帝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的積極互動而不是廣為談及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間的爭論驅動著早期的國際理論的發展
」，但同時，早期的國際關係思想家們的主要目標是要「達成國際和平而非學科知識」。
在帝國主義議題上，出現過多種形式的討論：對帝國形式的批判、對帝國改革的建議以及對殖民地管理的對策建議等，相關的代表著作有：美國政治科學家穆恩的《帝國主義與世界政治》、英國經濟學家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研究》、英國學者沃爾夫的《帝國與非洲的商業》、《經濟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與文明》等。
在國際主義研究方面，在兩戰期間的英美，主要研究自由制度國際主義，英國的霍布森、沃爾夫、齊默恩、米特蘭尼，韋伯斯特，美國的肖特維爾、波特等都是自由國際主義的突出代表。自由制度國際主義強調通過國際制度和國際組織來限制國家主權並弱化國際無政府狀態，認為
「國際領域的迸步不能只留給倫理，道德進步的缺失必須用制度性機制來替代」。
（二）二戰結束到冷戰結束前的英美國際關係學
這時期的英國國際關係學主要表現為「英國學派」或「國際社會學派」的興起與發展，而美國國際關係學主要表現為現實主義理論的發展與革新以及其他理論如新自由制度主義、結構主義、反思理論等的興起與發展。
二戰後至冷戰結束前的英國國際關係學基本上是在一個具有多元特徵的
「英國學派」理論框架下實現它的代際知識發展，更多地通過代內和代際的知識傳承與分裂來實現發展，而沒有出現多個理論範式。大體來說，這一時期的英國
「國際社會學派」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階段一：
20世紀
40年代和
50年代為奠基階段，在倫敦經濟學院進行研究和教學的曼寧和懷特以各自的力量共同推動
「國際社會」研究，由此形成了開啟英國學派的合力，正如有學者總結「英國學派的真正奠基者是曼寧和懷特
，將他們聯合起來的是他們對國際法以及國際法對國際社會的重要性的專註。
階段二：
1959-1966年，努力尋求關於國際關係的共同主張，提高了
「國際社會」的核心問題意識。1959年，英國國際政治理論委員會成立，標誌著英國學派制度建構上的誕生。在英國國際政治理論委員會的推動下，英國國際關係學者達成了一些共識：
「首先，出發點並不是國際理論的界限和用途，也不是闡述對外政策，而是外交共同體本身、國際社會、國際體系
」。其次，「並不是直關注建立個關於國際政治的包攬切的理論框架即個國際政治的總體理論」。最後，
「具有普遍的道德關注
」。階段三：
1966-1977年，產生了關於「國際社會」這一核心問題意識的主要著作：布爾的《無政府社會》和懷特的《國際體系》，自我確認和強化「國際社會」的知識主題和闡釋性的研究方法。布爾的《無政府社會》被看做是
「國際關係的英國學派或國際關係的英國理路中的最為成熟的作品」。在關於國際社會的歷史思考上，《國際體系》開創了世界歷史背景下探究國際社會的先
例。
階段四：1977-1992年，運用國際社會的知識理路，填補一些研究漏洞。一些開創性的人物在繼續進行一些經驗層面的研究，突出的有「國際社會」「拓展」與「演變」研究。1984年，布爾和沃特森主編出版的《國際社會的拓展》和1992年出版的沃特森的專著《國際社會的演進》成為這一領域的代表成果。
就冷戰期間的美國國際關係學的發展而言，基本上是在現實主義理論家族的主導下，多個理論家族在知識辯論中推動知識的進步。這種發展具體表現為現實主義理論家族內部的
「內鬥」以及外部理論家族的批判，
「內鬥」使得現實主義出現代際變遷，外部批判激發或者推動許多替代理論尤其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發展。總體而言，美國現實主義理論家族的內部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發展時段，也出現了兩個現實主義理論的分支：二戰後的古典現實主義理論誕生並在
20世紀
60、70年代受到行為主義的方法論批判；
20世紀
70年代末期的新現實主義或者是防禦性的結構現實主義的誕生並長時間佔據支配地位。
這一期間，美國自由主義理論家族中最為重要的三個支脈是經濟相互依賴理論相互依賴自由主義）、民主和平理論（共和自由主義）和國際制度理論（制度自由主義），其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二戰後至
20世紀
80年代的強調描述的實證自由主義，如新功能主義一體化理論、複合相互依賴理論；
20世紀
80年代強調解釋的結構自由主義，主要代表是新自由制度主義，以及強調國內變數的自由主義，主要代表是民主和平論。上述自由主義強調
「商業在生成合作習慣中的重要性、互動在限定利益中的關鍵作用、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聯、進步性變遷的可能性。
」（三）冷戰後英美國際關係學的發展
冷戰後時期的美國國際關係理論除了在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理論脈絡中衍生出新的理論分支，還發展出試圖在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走中間道路的「建構主義」。
就現實主義理論的發展而言，
20
世紀
90年代末，誕生了以米爾斯海默為代表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它
「以結構為出發點，試圖重新闡述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以解釋國際擴張的絕對重要性，這可能很難與華爾茲的更加傾向於防禦的現實主義協調起來
」。同時，
20世紀
90年代末期以來，試圖將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結合起來並加以體系化的新古典現實主義也發展起來。
冷戰後的自由主義更多的是強調多變數解釋的複合自由主義，突出的代表是
「三角和平論」試圖將相互依賴理論、民主和平論、國際制度理論結合起來解釋國際領域中的和平問題，認為民主的擴展、全球經濟聯繫和國際機制將會加強和平形成了所謂的「三角和平論」。
在
20世紀
80
年代後期主要是
90年代中期以來，在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和國際關係分析中，出現了新的
「建構主義「理論家族，溫特式的建構主義也成為建構主義理論家族中的主導成員。冷戰後英國學派的發展延續歷史，主要分為兩個階段，即英國學派發展的第五和第六個階段。階段五：
1992-1998年，英國學派再次創新，在面對新挑戰和其他理論創新中進行自我定位。《冷戰後的國際社會：關於無政府狀態和秩序的重新思考》和《國際社會與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是其理論代表。隨著英國國際政治理論委員會的解體和中堅領導人物的逝世，英國學派呈現出種總體方向感的迷茫，但新代的英國學派學者如布贊、利特爾等正在成長起來。
階段六：
1998年至今，英國學派成功再生，英國國際關係學的發展由古典英國學派轉變為新英國學派或批判性的英國學派。之所以稱為新英國學派，是因為：制度上，布贊於
1999年在英國國際研究學會上，宣稱對英國學派進行制度形式上的
「重新召集」，使英國國際研究學會成為英國學派發展的新制度家園；知識成果上，對於國際社會的研究裂變為多元主義與社會連帶主義之爭，同時將國際體系與國際社會的二元框架擴展為國際體系、國際社會、世界社會的三元框架；在
「歷史研究方法」上經歷了一個潛在的轉變，由冷戰之前的強調歷史即敘述歷史，只注重敘述而不大注重分析的
「舊式歷史研究方法」轉變為注重「敘述解釋」的半社會科學式的「新史學」研究方法；在學科認同上，學科內省性成為新英國學派的一個突出特徵，這種自省不僅表現為對學科過去發展歷史的有意識的自我敘述，而且還表現為對過去的古典作家們的重新發掘與考察，鄧恩的《創造國際社會：英國學派的歷史》以及林克賴特等人的《國際關係的英國學派：當代的重新評論》等就是學科反思的標誌性著作。
三
英美國際關係學知識關係模式的演變
通過對一戰結束後的英美國際關係學發展歷史的簡要梳理，基本可以概括出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關係的演變模式，即在內部知識構成和外部知識格局上所體現的階段性模式。
就內部知識構成模式而言，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關係大致經歷了兩戰期間的「英美知識合流」、二戰後至冷戰結束前的「英美知識分立」、冷戰後的「英美知識對話」的演變過程，具體如下：
（一）1919年-1939年，英美知識合流
雖然兩戰期間的英美國際學科出於塑造階段，沒有完全成型，但自由國際主義和帝國主義成為英美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主導性知識成果，對於國際法、國際組織尤其是國聯的研究成為這時期的英美國際關係研究的重點。因此，兩戰期間的英美國際關係學更多地處於同個知識脈絡中，表現為知識上的相似而非相異。
（二）1939-199=66年，局部相似下的潛在總體分歧
「局部相似性」既表現為英美國際關係學關注對象具有相似性，如都關注國際關係中的權力和道德問題
，也在於它們都使用了相同的詞語如
「國際社會」等，還在於它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傳統的古典主義方法。「潛在總體分歧」主要表現為：美國國際關係學朝著「社會科學」方向前進，而英國國際關係學基本上傾向於
「人文學科」；美國國際關係學朝著現實主義-理想主義的二元區分下的
「現實主義」方向前進，而英國國際關係學試圖突破現實主義
-理想主義的二分法，走一條不同的知識道路，這就是重點發展現實主義、理性主義、革命主義三種傳統中的
「理性主義」傳統。（三）1966年至冷戰結束，英美知識分立、平行發展
1966
年爆發的以布爾為代表的古典主義與以卡普蘭為代表的科學主義之間的爭論，正式宣告了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分流。這場爭論將英國的傳統主義與美國的行為主義或科學主義對立起來，美國知識主流走向社會科學理論，而英國基本上在
「國際社會」框架下繼續古典主義的研究路徑。20世紀
70年代後期，布爾的《無政府社會》與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使得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差異具有了實體理論的支撐，隨後的結構現實主義在美國國際關係學中的支配地位使得英美國際關係學分道揚鑣。
美國國際關係學成為科學取向的、重理論輕歷史、重權力輕道德、重結構輕能動的實證主義理論，而英國學派成為
「融合歷史與理論、道德與權力、結構與能動的國際關係敘述」，此後的「美國主流國際關係學與英國學派之間的關係講述的是一個偶發接觸和多個時期近乎隔絕的令人不可思議的故事。」（四）
冷戰後（大致為
1992年以來）
，英美之間知識對話。
英國學派與美國主流理論之間進行知識交流、知識對話與融合，英美國際關係學打破隔絕狀態，重新連結起來。
冷戰後的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關係不再是種孤立平行的知識分立關係而是產生了知識交叉，形成了一種知識對話。這種知識對話不僅是理論思想上的而且還具有學科制度建設上的支撐。
相較於冷戰前的英國學派學者，冷戰後的新代英國學派學者更願意與美國國際關係學者進行知識對話，推廣英國學派的知識成果擴大英國學派的知識影響。布贊、利特爾等人在這樣的知識對話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他們試圖將英國學派的知識洞見與美國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如結構現實主義、國際機制理論、建構主義等進行知識嫁接。對此，沃爾茲表示「甚至不知道英國學派在英語著作中的突出地位……布爾和懷特所從事的理論並不是為科學哲學家們所認可的理論」。
對於英國學派的建設性的批判和回應由科普蘭於
2003年做出，他認為英國學派可以通過三個方面的改進
——將國際社會概念限定為自變數，然後解釋國際社會這自變數如何影響歷史上的國際合作的可能性，最後檢驗這一因果的重要性
——而轉變為真正的國際關係理論。美國國際關係學中的制度主義學派對於英國學派的肯定和對話明顯體現在西蒙思和馬丁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一文中，西蒙思和馬丁將
「英國學派」看作是關於國際制度的四種研究路徑中的一種，認為「英國學派注意到了國際制度安排的主體間性……提供了一種方式來思考規範與制度之間的聯繫」。相較於美國現實主義和制度主義較長時間的對英國學派的冷漠，美國的建構主義理論陣營對
「國際社會」概念關注較早，如美國學者芬尼莫爾在《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中認識到：「通過布爾的研究而為美國學者熟知的英國學派是（建構主義之外的）第二個將社會結構當做自變數的研究路徑
」，美國建構主義代表人物溫特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認為建構主義理論陣營中就包含有英國學派，「英國學派並沒有明確解決國家認同形成問題，但是它確實將國際體系看做是由共享性規範所治理的社會。在制度層面的知識交流上，美國國際研究學會設立了英國學派分會，美國的主流學術雜誌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關於英國學派的知識討論或者是運用英國學派的分析框架進行學術研究的知識成果。
就外部知識格局而言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結構模式基本經歷了三大階段：兩戰期間的「英國主導下的英美知識共治」、冷戰期間的「美國知識霸權」、冷戰後的美國知識霸權弱化下的「英美知識相互依賴」，當然這種相互依賴不是完全對稱的。
兩戰期間，英美國際關係學的知識格局主要是
「英國主導下的英美知識共治」。一戰後，國際關係學首先在英美兩國建立起來，兩國的國際關係學者處於學科的知識貢獻者的「領先」地位，從而決定了當時的國際關係研究屬於「盎格魯——撒克遜知識傳統
」，是自由主義的，使得自由國際主義和帝國主義成為國際關係思想中的主導思想，而排斥了歐洲大陸的現實政治傳統。在這樣一種學科知識框架中，英美國際關係學自然成為學科的知識中心。但是，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影響和知識力量也是不對稱的，英國國際關係學的知識能量更大些，因而起著知識主導的作用。
二戰後至冷戰結束，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格局是不平等的，美國確立了它在國際關係學領域的知識霸權，
「過去作為國際關係學的思想、概念和闡釋的主要來源的英國學者的著述已經下降到相對無關緊要的地位」，英國學派的知識成果更多地處於一種被漠視的狀況。冷戰後的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關係突破了冷戰時期的美國知識霸權的格局而朝著相對平等的
「知識相互依賴」結構前進，逐漸形成英美「學術共同體成員之間在理論、思想、概念、方法和數據上的適度對稱的『生產』和『消費』模式」，英美國際關係學術共同體的成員之間在研究成果上相互承認。
事實上，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不僅在知識上相互認同和借鑒，而且更重要的是國際關係學科的認知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再把美國的國際關係學等同於全球性的國際關係學認識到國際關係學的多元結構；英國學派在這一多元結構中佔據
「一元」。四 英美國際關係學知識關係演變的動力闡釋
在闡述了英美國際關係學知識關係的歷史演變之後，我們還要繼續探討這歷史演變的原因與動力。第一，為什麼兩戰期間的英美國際關係學表現為知識合流、英國佔據知識共治中的主導地位？第二，為什麼二戰後至冷戰結束英美國際關係學發生知識分流、美國處於知識霸權地位？第三，為什麼冷戰後的英美知識關係重新轉變為知識對話、知識相互依賴？對這些問題的闡釋主要有情境分析和內在分析兩種路徑。
情境分析強調
「學科的發展是根據學科發生於其中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來加以闡釋和解釋的」，「外在情境
」是決定「學科發展」總體方向的變數，主要突出特定的研究主題。內在分析則強調學科發展是特定的共同體有選擇的知識努力的結果，「內在知識條件和制度條件」是決定「學科發展」的具體路徑選擇的變數，主要突出闡釋特定主題的方法與路徑。外在關注有助於我們發現一些知識發展趨勢上的共性，而
「內在關注會幫助我們解釋學科發展上的不同的國別差異」。
因此，對英美國際關係學的知識關係演變的闡釋不僅要考慮總體的社會情境，而且要分析在特定情境中發揮作用的特定的知識條件和制度條件等因素。只有在這樣一種內外結合的框架下，英美國際關係學的知識關係的發展演變才能得到合乎邏輯的闡釋。
（一）兩戰期間英國主導下的英美知識共治與知識合流的綜合闡釋。
英美國際關係學在兩戰期間表現為種英國主導下的知識共治與知識合流，主要是由英美兩國所面臨的總體國際政治情境、國際關係學科的總體結構、英美國際關係學內部的知識稟賦、國聯的推動等因素共同塑造的。
從總體的國際政治情境方面看，當時的國際關係的特徵主要表現為英美之間的霸權接力。老霸主英國處於衰落之中，但仍然是國際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新霸主美國處於崛起之中，但由於國內孤立主義傳統的影響，並沒有準備承擔世界責任。因此，英國這
「霸權國家的精英不管是政治家、外交家還是思想家、理論家多半比其他國家更關心、更重視國際事務」。所以，英國需要更多的來自國際關係學界的知識能量，英國的國際關係學的發展就具有更大的外部推動力量。
總體的國際政治情境也極大地影響著研究者的研究議題。一戰作為一場
「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激發了和平運動，使那些相信和諧、相信道德和世界輿論的力量的些政治家和公眾處於時代的高地，這樣的一種總體氛圍使得兩戰期間的思想主流基本上是自由國際主義。同時，英國作為尚存的帝國，對於
「帝國的管理」仍然是研究者要關注的個重要議題。就國際關係學科的總體結構來說，國際關係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首先誕生於英美。誕生時期的國際關係學
「與大西洋兩岸的發達西方國家（主要是英美兩國）的近代人文和政治思想傳統相銜接而與歐洲大陸的保守主義哲學和政治態度的聯繫相對鬆弛」，英美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們認為避免未來的重大災難的方式就是通過改革國際體系和改革專制國家的國內結構這自由主義路徑來實現。
就國際關係學早期的知識稟賦而言，在一戰前的
20世紀早期，自由主義的國際理論得到了許多思想家們的極大關注，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霍布森和諾曼安吉爾，這些思想資源在兩戰期間得到極大的傳播和關注，兩戰期間的英美國際關係研究的主題也集中於自由國際主義和帝國主義、集中於國聯研究和國際組織研究、集中於國際法研究。
集中於自由國際主義研究的知識特性還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國聯在學科建制上處於初級階段的國際關係研究的突出推動作用。「由於自身的工作性質，國聯不得不著手研究那些可能影響國家之間的關係的各種各樣的問題，這就不僅涉及在戰爭與和平的重大問題上的專業知識的運用，而且還涉及關於日常發展的專業知識的運用。」
國聯不僅作為一個能動的主體在兩戰期間的國際舞台上發揮作用，而且為了實現和推動自身的功能實現，國聯還極力推動關於國際關係的研究，極力宣傳國際主義的思想，國聯和自由國際主義思想之間形成了種聯動共生關係。
英國在兩戰期間的國際關係學中佔據主導地位，除了因為作為衰落中的霸權國家需要更多的國際關係知識能量外，其獨特的內在知識條件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就思想資源和知識傳統而言，「分析並阻止作為國際體系核心的大國之間的衝突的傳統分析方法在兩戰期間的美國和歐洲的國際關係討論中居於支配地位」，而且這種傳統理路的分析主要是自由主義視角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古典的方法即歷史的、哲學的和法學的研究方法。
這樣的研究範式和研究方法主要是英國的知識傳統，這意味著美國的知識成果實際上是在英國的知識譜繫上的，它並不具有獨立於英國思想傳統的思想資源而且，在英國具有先天思想資源優勢的情況下，美國要想在這一傳統知識領域取得相對於英國的知識優勢，僅憑自己的知識人才是不夠的。
就學術制度化而言，兩戰期間，英國成立了獨立的國際政治研究的系所，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成為當時國際關係研究的重鎮，威爾士大學、倫敦經濟學院、牛津大學和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成為當時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機構。此時些美國的私人基金會對英國的國際關係研究投入不少財力支持其中最重要的當屬英國的威爾士大學的國際政治系的建立與美國的和平基金會的關係了。相比較而言，美國的國際政治研究依附於政治學，並沒有獨立的學科地位。
（二）冷戰期間的美國知識霸權下的英美知識分流的綜合闡釋。
二戰後，英美國際關係學的各自發展無論是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理論構成乃至在研究旨趣上都發生了根本性的分裂，國際關係學在大西洋兩邊完全是以一種平行的方式在發展。這樣一種英美國際關係學的知識分流和差異既基於二戰後的英美國際政治地位的變化和轉換，也源於英美國際關係學內部的知識傾向尤其是國際關係研究者的知識傾向和知識選擇，當然還離不開英美國際關係學賴以發展的各自社會體系中的教育制度和國際關係學自身的制度建構。這樣一種知識分裂還是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互動的結果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碰撞所導致的並不是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相互借鑒和融合，而是各自的知識傲慢和各執一端的知識片面發展，走向的不是知識之間的調解而是知識之間的截然分流。
就英美兩國在二戰後的國際政治情境而言，英美兩國有著非常不同的政治上的、經濟上的和文化上的實踐遭遇
「英美之間在國家能力和關於適當的對外政治行為的思想上的明顯差異對學術文化和知識氛圍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就二戰後的英美各自所處的國際情勢而言，「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問題是霸權護持」是如何確立、鞏固和完善美國的國際霸權體系美國所面臨的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的現實，美國的國際關係學幾乎成為一門「冷戰學科」；而在英國，國際關係學當然並沒有被看做是一門「冷戰學科」，它將更大的注意力放在
「國際社會」上，英國國際關係學界所認定的理論核心問題就是國際社會的演進與發展問題。二戰後英美國際關係學內部的知識傳統的變化也是促成英美國際關係學知識分流的個重要因素。在兩戰期間，英美基本上是處於同個思想傳統即自由主義之中，而二戰後的美國國際關係學的發展主要受到歐洲大陸移民學者如漢斯摩根索等的影響，美國國際關係學極大地接受了歐洲大陸的國家主義思想。英國自由主義更多地強調
「選擇的哲學」，而美國的國家主義思想更多地強調「必然的哲學」。「選擇的哲學註定是倫理性的，而在必然的哲學裡，超出道德控制的力量被認為是居於主導地位的
」。英美之間的知識分歧是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制度援助密不可分的。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下的「美國國際政治理論委員會」和「英國國際政治理論委員會」的中心任務都是關注「國際關係理論」問題。「美國國際政治理論委員會」並沒有實現最初的預期，反而變得「討論散漫、不和、概念模稜兩可、對根本性的概念存在分歧、許多深人思考沒有結論」而最終解體。而英國國際政治理論委員會逐漸確立了自己的知識重點並且不斷發展壯大，形成了國際關係的「英國學派」。所以，洛克菲勒基金會為英美國際關係學確立自己的知識路徑，促成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分流提供了一個制度上的催化劑。
面對二戰後的美國國際關係學的強勢地位，英國國際關係學仍然能夠保持一種知識獨立地位可能還源於國際關係學在英國也是土生土長的，它具有英國的自我知識根基，具有不同於美國的知識傳統。而且，英國的國際關係學作為門學科具有學科的自我知識組織具有自我的學科制度根基。
二戰後的國際關係學的美國知識霸權的生成是
「一個特定的環境和三個原因的匯合」的結果。這一關鍵環境就是美國崛起為世界大國，
「國際關係作為門學科在美國的發展源於三個要素的集合：知識傾向、政治環境和制度性機遇」。另外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制度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美國的全球權力地位變化所產生的知識需求成為國際關係學迅速發展的社會條件，也成為國際關係學發展的外在推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二戰後的
「國際關係學的理論議程是由美國的政策議程驅動的」。
在知識傾向方面，美國知識界對
「科學理性」的信仰、社會科學化的知識浪潮和戰後歐洲移民學者所提供的智力資源和人才資源對美國國際關係學的巨大發展提供了可能條件。科學理性的信念使得美國的國際關係研究者試圖使國際關係學成為一門社會科學，科學性成為美國國際關係學的最根本的特徵。二戰後大批歐洲大陸學者移民美國，為美國國際關係學在戰後的迅速發展並處於主導地位提供了直接的人才資源和智力資源。
制度性條件主要包括三個，這三個重要的制度條件只在當時的美國存在，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不存在。第一個制度性條件就是學術界與政府之間的聯繫。第二個制度性條件就是財源豐富的基金會的存在，它是學界與政府的重要中介，它將政府的政策關注與學術研究共同體聯繫起來。第三個制度性條件就是美國大學的靈活性在大眾教育市場中運作這就賦予大學以創新的活力並且在他們的研究活動中專業化。
在國際關係學的美國知識霸權的生成過程中存在一個幾乎為絕大多數的國際關係學科史的研究者所忽視的、但又是潛在地起著必要條件的要素，這就是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二戰後美國的「國際關係學的理論議程是由美國的政策議程驅動的」，如果政策議程完全控制了學科議題，那麼學科的發展就會最終走向滯後。美國的特殊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得國際關係學的知識共同體能夠與美國政府的政策保持密切的聯繫，同時又能保持必要的冷靜的距離。
在國際關係學的美國知識霸權生成後國際關係學的美國中心並未消失相反它還存在一個知識霸權的再生產過程，使得美國在國際關係學領域的知識霸權得以維持，其中起作用的因素包括：
首先，作為國際關係學的美國知識霸權地位生成的諸多條件實際上絕大部分仍然在發揮著作用，成為維持美國知識霸權的動力的一部分。
另外，幾個獨特性的因素在繼續建構和維持著美國的知識霸權，即
「作為通用語言的英語的應用、出版物和發行物的編輯選擇程序、美國國際關係學的學術共同體的純粹規模」以及關於國際關係學科史的標準敘述方式。這裡著重說明的是，國際關係學科史的
「大辯論」式的敘說方式的流行實際上是將美國的國際關係學的學科圖景等同於全球範圍內的國際關係學的學科圖景，「錯誤地將美國的國際政治研究與作為一門全球性的學科的國際關係學相提並論」，這無疑是將美國的國際關係學置於全球範圍內的國際關係學的中心並且強化著這中心圖景。
（三）冷戰後的英美知識相互依賴下的知識對話的綜合闡釋。
冷戰後的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相互依賴和對話，一方面是因為國際政治情境的變化即冷戰的終結，另一方面是因為國際關係學的內省特性即國際關係學科史研究的興起，對美國之外的國際關係學視角的關注以及美國之外的國際關係學對學術身份地位的有意識的自我追求，特別是具有較為顯著的知識特色的英國學派在全球學術市場中的流行。冷戰的急劇終結和國際關係學科史研究的興起以及對不同地域的知識考察之間又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外在情境的變化導致了知識的內在構成的變化這種變化又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變動的外在情境。
就國際政治情境而言，冷戰結束以來國際環境中發生的變動趨勢正在改變著人們的思維關註：人們的知識注意力不再僅僅關注於權力鬥爭，而是對建立個正義的世界秩序重新產生興趣。這就使得國際關係學所要關注的問題不僅是權力問題還有秩序問題，以及更高層次上的正義問題，而且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不能以割裂的方式進行理解，而應該通過一種統的框架來理解國際政治中的權力、秩序和正義的關係問題這樣種知識關注正是英國學派的知識優勢所在。
就知識條件而言，冷戰後的社會科學體系的開放以及不同知識地域的國際關係理論視角的交流融合尤其是美國國際關係學界對非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的關注極大地推動了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交流對話。
冷戰的急劇終結使得美國國際關係學對於自己的學科狹隘性進行反思認識到自我學科知識構成上的內在缺陷，最為突出的就是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的知識主導地位所導致的對於規範問題的忽視和解釋力上的不足，而英國學派正是在這一問題上具有知識優勢。所以，冷戰後美國國際關係學界對英國學派的知識成果表現出極大的興趣。
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學科史研究不僅打破了美國國際關係學內部的知識封閉而且還打破了全球範圍內的知識交流上的封閉（這一封閉主要是美國國際關係學對外部視角的冷漠），推動了不同知識地域的國際關係學的知識交流尤其是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對話。
冷戰後的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相互依賴很大程度上還在於之前英國學派的理論成果的生成以及英國學派學者主動地與美國知識主流理論進行知識對話。雖然美國國際關係學界在冷戰後願意去發現和利用其他地域的知識成果，而且與英國國際關係學之間開展嚴肅認真的知識對話，更進而在知識上相互融合，但這樣一種知識交流局面要歸功於冷戰之前實際上就已經發展起來的英國學派的知識成果和極力擴大英國學派的知識影響的努力。
五 小結
正如現實國際關係中的
「英美特殊關係」一樣，知識層面的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也存在著種特殊的英美知識關係，這種知識關係經歷了複雜而動態的演變：從兩戰期間的英美知識共治下的知識合流演變為二戰後至冷戰結束前的美國知識霸權下的英美知識分流，再走向冷戰後時期的英美知識相互依賴下的知識對話。
這樣的歷史演變背後既有英美各自的國際政治地位情境的宏觀作用，也有英美各自的學科知識傳統、學科制度等內在因素的微觀作用。雖然目前的
「國際關係學的交流仍然是以美國的總體性的、理論性的國際關係雜誌為中心，實踐這一特別的交流模式是作為一個國際關係學者的一個重要標度」，但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對話正在更多地打破英美知識分野的鴻溝，圍繞著重大的國際政治問題的知識對話在增加，這無論是對英美國際關係學的內在知識發展還是對於國際政治問題的理解都具有積極意義。更重要的是，英美知識對話所彰顯的國際政治
「話語」的多樣性對於豐富學科從業者的知識體系、突破狹隘的國際關係觀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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