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我是如何去美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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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2017年5月30日，本人應邀參加了民間智庫北京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在美國波士頓舉辦的「劍橋沙龍：中國近現代留學史學術研討會」並作了發言，介紹了自己1980-1981年考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CUSPEA）出國的經歷，這是一段37年前的往事。本文根據我在會上的發言整理補充後寫成。

撰文 | 華新民（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物理學博士，美國宇航局退休科學家）

責編 | 程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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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考前的經歷

1978年秋，我從雲南調回母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書，當時正值20周年校慶。從我畢業離校算起，離別科大已經十年了。雖說這是我的母校，其實校址和校園對我都是陌生的——1958年誕生於北京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此時已經在安徽度過了八個年頭。

?作者華新民 （楊青攝）

我1962年被科大錄取時，進的是近代力學系，可是從1964年秋天開始，我被調到外語教研室屬下的英語專修班攻讀英語，原定我們畢業後留校充噹噹時極為緊缺的英語教師，可是1966年6月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們的學業突然中斷，也把一切都打亂了。1968年畢業前夕，我重返原來的力學系參加分配。畢業證書上寫的是「近代力學系發動機熱物理專業」，實際上那個專業的課程，我一門也沒有上過。而十年後回到學校，我既沒有去力學系，也沒有去外語教研室，卻進了物理教研室。

重返學校，能夠從事基礎科學的教學，有機會的話，再做一些科學研究，這是自己過去十年時間裡在農場和工廠里一直嚮往的工作，所以雖然當時科大生活條件很差，我心裡也沒有多少抱怨。這樣的日子過了兩年，期間我除了當物理課的助教以外，因為有過去學習英語的基礎，還給學生開了課外的科技英語課程，時不時還被拉差去給來訪的外國學者當陪同和講學的翻譯。有一次是全程陪同一位德國學者（Gerhard Borner）講學和游黃山，還有一次是被借到南京大學給一位美國天文學家（Jeremiah P. Ostriker）當講學的現場翻譯——因為文革十年加上文革前以俄語為主的外語教育，那個時候教師和學生的英語水平普遍都低，外國學者講課時沒有現場的翻譯只有極少人能聽懂。

當時學校有一些出國訪問學者的名額給中青年教師，申請者獲得派遣的條件除了政審以外，無非看專業水平和英語水平。由於文革剛剛結束，教學科研工作乏善可陳，專業水平難以考核，於是英語成了一個最易度量的硬指標。那些有幸通過英語考試的待派訪問學者，也都需要經過一番英語培訓，我也曾一度充當過這類培訓班的助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班上有位名叫李克正的知識青年，據說原是南京街頭早點攤的職工，被陳省身先生髮現有數學天賦，招為研究生，他的英語也比班上那些一直在學校教書的教師高出一大截，讓我開了眼界。

二、報名和考試

我就這樣來回遊移在物理和英語之間，一時還挺風光的：常有準備出國的老師找我補習英語、幫助填寫英語的申請書，也有時幫錢臨照教授起草為出國訪問學者寫的英文推薦信。不過在忙碌之餘我心裡隱約有點擔心：再過幾年，文革後恢復高考入學的物理、英語學生將成批畢業，充實到教師隊伍中來，我這個既不是物理科班出身、也不是英語科班出身的半吊子教員，到時在科大怎麼立足呢？就在這時，大約1980年春天的時候，傳來消息說李政道先生髮起了一個中美聯合招考留美物理研究生的項目，簡稱 CUSPEA，由美國五十多所大學物理系參加招生，教師和學生只要在三十五歲以下都可以報名。當時我離三十五周歲正好差幾個月，於是報了名，希望藉出國深造彌補文革造成的殘缺學歷，得個學位，也算在物理專業「討個出身」。

報名以後才發現，像我這樣的教師報名者屈指可數。許多當年還算年輕的教師，屬於因文革而中斷學業的「老五屆」，都已經拖家帶口，大多傾向於出國做短期的訪問學者，學校也在通過各種渠道爭取這方面的機會。出國攻讀學位畢竟是一條漫長艱難的畏途。另一方面，剛上了三年課的77級的學生也報名十分踴躍。由於大學招生中斷十年，積壓在77級學生中的優秀人才進入大學後已經展現了他們驚人的學習能力，科大的學生尤其如此。教師跟學生一起參加考試，如果考得不如學生，豈不有失面子？這也是年輕教師報名猶豫的原因之一。不過我已經報名，無路可退，也就只能沿著這條道走下去了。

科大校方大概也沒有料到這麼多「不自量力」的77級學生會報名，安排了一次預考，由本校老師出題，淘汰了一些報名者，使參加正式考試的科大團隊減少到23人，學校希望他們考出良好的成績，不要砸了科大的牌子。學校還派了一位物理老師，記得是尹鴻鈞教授，幫助我們備考。尹老師跟大家見過幾次面，解答了同學的一些問題，不過事後同學們覺得對考試幫助不大。這當然不能歸咎於學校和老師，因為誰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對於如何準備這類考試完全摸不著門。

當時只知道一共要考三門物理和一門英語。三門物理是：普通物理，經典物理和近代物理，英語考題由中國方面準備，物理考題由美國參加招生項目的學校準備，答題也都用英語。這三門物理中我只是十多年前在近代力學系學過普通物理和理論力學，兩門課都不是作為物理專業的基礎課上的，後者還是用的工程專業的教科書，其他如電動力學、統計力學和量子力學都沒有學過。在報名到考試之間不到半年時間裡，要補習這些科目，說得上是「時間緊，任務重」。感謝物理教研室給我提供了相當大的支持，這段時間裡基本上沒有安排我的工作。

我的優勢是，不必為英語考試做準備，可以把省下的時間都用在那三門物理上面。我原先在雲南省昆明鋼鐵廠從事科技資料的翻譯工作，借工作之便，購買了幾本影印的美國大學物理教科書，這個時候因為找不到備考的門徑，就找出來研讀，解答其中的習題。這多少讓我熟悉了美國大學本科物理課程的套路。另外，我當時正在為科學出版社翻譯《探求者物理學叢書》（E. M. Rogers: Physics for the Inquiring Mind, 1960），這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給文科學生寫的物理教科書，全書沒有用到大學的高等數學，也正因為如此，該書對於物理概念、定理和公式後面的思路解釋得非常清晰，翻譯的過程等於是仔細重溫了一遍基本的物理學。除此之外，我還有一個優越的條件：我所在的物理教研室有周又元、張家鋁、尤峻漢等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有什麼疑難的問題隨時都可以向他們請教。

考試在1980年十月中舉行，全國有若干考場，我們的考場就在合肥中國科大的校園裡。記得是連考四天，每天上午考一門。考完後我自己估計物理大約只做出了不到一半的題目，及格都困難。英語考試除了錄音聽寫以外，還算比較順手，但是我知道英語不計入考試成績，只作參考，所以心裡十分忐忑，不知有多少錄取的機會。不過，焦慮等待的時間不長，考試後不久就發榜了，在五百多人的考生中，有一百二十多人過了分數線，以成績排行，我竟然名列第23位。除了這個考試結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這次考試公布成績的方式也不同於以往。我以前參加的升學考試，從初中到高中，從高中到大學，主考當局從來都不公布考生的成績和名次。那個年代就是這樣，據說考試公布名次會「助長個人名利思想」，事實是，錄取與否並不完全取決於考試成績，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審查的影響，公布考試成績只會把政審因素造成的扭曲暴露在大庭廣眾面前。

這次參加考試的科大團隊，有15人過了分數線，僅次於名列第一的北京大學（16人）。考慮到科大只有23人參加考試，15人過線，比例達65%，明顯高於其他學校。這15人中，除了我和物理教師進修班的方祖雲以及一位研究生，其餘12人都是77級的學生，可見科大77級學生的實力。所以結果公布之後，學校師生有議論，認為當初校方設置預考排除了部分同學，實在多此一舉，如果開放更多的同學去考試，過線的人數應該能超過北大。後來科大就再也沒有給報名的學生設卡，說明校方聽進了這條意見。

不過，科大雖然過線的比例高，卻沒有人進入前十名，而北京大學就有四人進入了前十名，令科大自愧不如。這次考試還有一個引人注目之處是蘭州大學表現突出，該校有九名考生過分數線，就人數而言，僅次於北大、科大和復旦（11人），同南京大學並列第四，而且第一名胡青同學也是來自蘭州大學的。當時聽到傳說，蘭州大學的領導對這次考試十分重視，安排老師專門為考生開班授課，並收集到一些美國大學的研究生考試的題目，給考生做練習。據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王克斌同學回憶，他們也得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試題並作為備考習題，他們的考試成績也得益於這些答題練習。

科大的領導顯然也聽到了這些傳言，接受了第一屆的教訓，在第二年的CUSPEA備考中，加強了對報考同學的輔導，同時美國一些大學物理系的研究生試題也在所有學校流傳開來，成為備考同學的複習資料，所以同樣還是尹鴻鈞任教練，科大在第二屆CUSPEA考試中考出了遠優於第一屆的成績：共有21名同學過了分數線，而且包攬了前三名，在前五名中佔了四席。在後來各屆考試中，科大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在1985年到1988年，科大連續四年獲得全國錄取總人數的冠軍，錄取人數占當年錄取總人數比例高達38-48% 。其中，1985、1986、1988三年的全國個人總分第一也為科大考生所獲得。總共9屆CUSPEA考試，有915名考生過了分數線，科大的考生佔218名，領先於所有的學校。

三、申請和錄取

考試過了分數線並不意味著已被美國大學錄取，只是獲得了李政道先生向美國學校推薦的資格。考試後的第二個月，我們就乘火車進京，接受美國招生學校派來的教授面試，作為對每個考生的進一步考查。面試安排在美國教授下榻的北京友誼賓館，兩位教授分別來自哥倫比亞大學和康奈爾大學，他們沒有用任何物理的問題來為難我，只是詢問了我的一些經歷，以及希望進入哪個物理學的領域深造，並據此介紹了若干學校，建議我可以向這些學校提出申請。然後，教授的夫人也同我們進行了更加隨意的談話，大概是考察我們英語交流的能力。事後，我得知教授對我的評價是英語交流沒有問題，回答問題顯得「mature」。我心想，我35歲了，孩子都有了兩個，能不成熟嗎？我們科大考上的同學中，最年輕的只有19歲。

我們進京面試時住在玉泉路的科大留守處的宿舍，這是我1968年畢業離校後第一次回到自己當年學習和生活過的母校校園。其間我還前往設在原北京林學院校址的科大研究生院看望一些同學和老師。特別是我見到了李佩老師，她是我在文革爆發前一年半的時間裡專修英語的老師，當時我們專修班只有八個學生，跟李老師幾乎天天見面。從李老師那裡我了解到，我們的英語試卷就是由她領導的研究生院外語教研室命題的，這時我才意識到，難怪有些英語試題似曾相識，做起來順風順水，使我的英語成績名列第二，原來跟我十幾年前的試題出自同一人手！

趁著在北京的機會，我還看望了在李佩的外語教研室里執教的蔡素文老師，她文革前是科大外語教研室的青年教師，被派到我們英語專修班擔任班主任，管理我們八個學生的學習和生活。1966年6月，文革開始沒幾天，她突然像蒸發一樣消失了，學校似乎沒有人知道她去了哪裡，開始一段時間，還繼續發她工資，由她的親屬每月到學校領取，後來就連工資也不發了，直到我畢業離校也不知她的下落。這次在北京相見，她告訴我，因為受到某高幹案件的株連，她在秦城莫名其妙地坐了將近十年牢。分別十四年後重逢，真有一番渡盡劫波的感慨。

面試後回到合肥，我們就根據李政道招考項目，開始向美國各學校提出申請。每個考生可以向三所參加該項目的學校提出申請，申請費各校不同，大約在二十美元左右，三個學校的申請費加起來，折算成人民幣，就超過我數月的工資。不過，因為我們通過了李先生的考試，這筆申請費就免了。另外，相信李先生在一開始就告訴參加招生項目的學校，所有這些中國學生，都是無法自己承擔學費和在美生活費的，學校在作出是否錄取的決定時，要考慮到必須給這些學生提供全額資助。當時我們對美國的大學及研究生院了解都很少，我只能根據美國教授的建議，向三個學校提出了申請：加州理工學院，加州大學聖迭戈（或譯聖地亞哥）分校（UCSD）和亞利桑那大學。同時把申請的學校報告給李先生的辦公室，李先生會將我們的考試成績通知這幾所學校，由這些學校決定取捨。

1981年的開春，美國各校就陸續發出錄取通知了，有的同學收到了兩所甚至三所學校的錄取通知書。按照李先生的規定，每個考生應該在四月份的截止日期前選定一所錄取你的學校，通知它們願意接受錄取。到四月份，我只收到了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的錄取通知而其他兩所學校沒有回應，於是我就通知亞利桑那大學接受他們的錄取。沒有想到的是，在截止期過後不久，我又收到了UCSD的錄取通知，是否接受呢？我知道李先生是嚴禁我們接受兩所學校錄取的，但是又捨不得放棄UCSD的機會，於是設法聯繫李先生的辦公室詢問是否能夠「改換門庭」。得到的回應是不能，除非得到原先的學校同意。幸運的是，我打聽到亞利桑那大學負責CUSPEA 招生的人是華裔教授范章雲先生，他剛好正在中國訪問，於是寫信給他陳述了我的請求，他十分大度地答應了我的請求。後來聽說麻省理工學院（MIT）的通知也沒有在截止日期前發出。我們一百二十多個過分數線的考生最後是否有人沒有收到任何學校的錄取通知呢？我不知道，即使有，恐怕也是個別的。

這個小小的曲折，讓我認識到：李先生的招生項目在美國完全是各大學物理系的民間行為，美國大學對我們這批中國大陸的留學生的錄取很大程度建築在李先生個人的信譽上，除了李先生的辦公室協調各項事務，沒有一個令行禁止的權威機構，各個學校雖然參加了CUSPEA，卻各自有不同的辦事風格和節奏，有時並不嚴格遵守李先生的日程規定。

李政道的招生項目在美國是非政府活動，在中國則是完全由政府組織安排的。我們這些被美國大學研究生院錄取的考生，按當時的規定，要像所有公派出國的人員一樣通過集訓。CUSPEA學生的集訓安排在1981年五月份，在當時大概創造了單一出國項目集訓人數的最高紀錄。不巧的是，我在那時胃出血的老毛病複發，只能請假延遲到六月份。參加六月份集訓的是各種零星的出國人員，意外的是我在前往集訓地（北京語言學院）的公共車上竟然見到了正在趕路的大學同班同學倪詩茂，趕緊在車站上跳下來執手歡敘。原來他考上了清華大學的研究生，學校派他到加拿大留學，也是要去集訓地報到。我們二人是畢業時被軍宣隊、工宣隊留在學校作檢查、「待分配」的患難兄弟，分別多年，竟然在出國集訓班相見，喜出望外！

CUSPEA學生中只有少數由於各種原因錯過上次集訓的人，參加了六月份集訓，除了我以外，記得有上海科技大學的幾個同學，聽說是因為他們中有一人政審出了點問題，風聞是此人跟女友透露了不打算學成歸國的意思，受到舉報。集訓的內容是學習文件之類，今天留在記憶中的只有兩件事：一是參觀了中南海的毛澤東舊居，可惜那時沒有照相機，沒有留下任何記錄。二是和我同組的一位出國人員是上海文革的風雲人物，復旦大學的學生領袖勞元一，據自我介紹，他是到MIT 讀工商管理（MBA）的。別人告訴我，那是可口可樂公司向國家科委贈送的一個獎學金名額。

集訓結束後，每人領到八百元出國置裝費，可以到城裡出國人員服務部購買外面市場上買不到的物品。這是我到那時為止的人生中從未單獨支配過的一筆巨款，我用它買了皮箱、西裝、革履、睡衣、浴衣、風衣……，盡量按照當時我們對於外國生活的想像來裝備自己。集訓返校後，我繼續在學校里從事日常的工作——當助教和接待外賓。直到八月底，才到上海，準備搭乘九月初的飛機直飛美國舊金山。

四、飛赴美國

翻出當年護照上的簽證，顯示我是1981年9月5日從上海飛舊金山的。那時中美航班開通不到一年，據比我們早一年公派出國的人說，那時他們需要到先飛到巴黎再轉機到美國，一路上都有使館接待，住在使館裡，交代很多紀律和規定，跟進入敵占區似的。記得那年年初里根總統剛剛上台，中美關係發生一點波折，我心裡一直擔心兩國關係的惡化會影響到我們的行程。幸好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這種擔心純屬多餘。

動身的那天，我平生第一次私人預訂了出租汽車，到虹橋機場後，教育部的人在機場跟我們見面，把機票和護照交到我們手上，簽證已經替我們辦好，都不用我們本人上領事館面談。又發給每個人五百美元，算是借給我們的——我們雖然屬於公派留學，但是中國政府沒有錢給我們。這五百美元一兩年後就還清了，這筆無息貸款就是我到海外的全部「啟動資金」。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飛機，回想十多年前，我正在西雙版納的熱帶雨林里伐木，頭上偶然有飛機飛過，抬頭觀望時心想，不知道這輩子有沒有機會坐一次飛機。真是「不飛則已，一飛衝天」，第一次上天就跨過了太平洋。

到舊金山機場有領事館的人接機，我還要轉機到加州南端的聖迭戈，發愁到了那裡怎麼去學校報到。沒想到領館的人告訴我，聖迭戈的一位叫做 Booker的女士幾天前已經有電話給他們，讓他們轉告我，她將去機場接我，讓我心裡一塊石頭落地。原來，當地居民每年都組織起來義務接待外國新生，免費提供一個星期的食宿。Booker 太太在機場接了我，沒有直接回家，而是開車把我帶到一個山頂上，在那裡我們大學的校園及其周圍環境——浩瀚的太平洋、全美聞名的 Sea World 遊樂場和La Jolla 海灘在她老人家的指點下，都一一奔來眼底。

我臨時的房東家男主人Henry Booker是UCSD的教授，他是英國人，二戰時發明雷達的英國空軍研究組成員，戰後因為同美國姑娘結婚，移民美國，是美國的科學院院士。第二天，Booker太太找來一位名叫Luna Fung的華人女士幫我找住處和安家。見過面才知道，她名叫喻嫻士，丈夫叫馮元楨，也是UCSD的教授。馮教授在1945年赴美到加州理工學院學習航空工程，後來轉變學術方向，研究血液在人體器官內的流動，開創了用力學研究生物機體的新領域，成為生物力學的開山祖師。馮教授已經在前一年收了一個中國來的研究生薛浩，是科大力學系比我高一級的學長，薛浩剛好排隊輪到可以入住學校給研究生的廉租房，有兩間卧室，需要一個跟他合租的研究生，這樣我就不費力找到了住處。住處找到，要解決出行的問題，我問Booker太太附近有沒有公共車站，她說不知道。後來我知道了她家旁邊就有一個車站，才體會到美國人出門都是自己的小車，從來不關心公共汽車在哪裡停站。

我就讀的大學屬加州大學系統，是聖迭戈分校（UCSD），和我同時被UCSD錄取的 CUSPEA 同學還有來自華中工學院周琥。在我們前面，物理系已經有三位大陸留學生。其中一位名叫錢國新，竟然又是我上海市西中學的校友，他是67屆中學畢業生，屬於文革中的「老三屆」，別人上山下鄉時他在家裡讀書，77年大學恢復考試招生，他考到復旦大學物理系，成績優異，在一年級即被破格錄取為研究生，接著又被學校推薦到UCSD當研究生。他是UCSD招收的第一個中國大陸留學生，中學裡比我低五級的師弟在這裡成了高我二級的師兄。

剛到UCSD，幸有校友誠意相助，住所順利解決，但是口袋裡已經沒有多少錢了。上飛機前借給我們的五百美元，買了舊金山到聖迭戈的飛機票，馬上面臨的開支有：開學交學費，住房交房租，二、三百元錢哪裡夠？幸好系裡已經安排好了助教的位置，每月有一千多元工資，學費先欠著，開學後領到助教工資每月扣一部分，到學期結束，剛好把學費還清。剩下的錢夠付房租和其他費用，比當時公費的學生或學者的收入還高一些。安家需要的鍋碗瓢盆基本上不花錢，是畢業學生離校時捐給學校的國際學生中心的，幾元錢就可以買下。剛到時沒有床，就睡地上，反正房間都是新地毯鋪好的，很乾凈。也有學生離校會把床墊扔出來，不久後就可以撿到不錯的床墊了。

到校不久，阿特金森校長（Richard C. Atkinson）在他的官邸招待了全體新生。他聽說我來自中國大陸，專門把我帶到一張他同鄧小平合影的照片前，告訴我那是1979年鄧訪問美國時，簽署中美科技交流協議後拍的。原來他當時是卡特總統任命的國家科學基金會主席，在任內促成了最早的中美兩國科技交流協議，我們這些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得以成行，就是這項協議的成果之一。一年前卡特總統在競選連任時失敗，他也離開了政府，來到這裡當校長。阿特金森是位心理學家，也是美國科學院的院士，後來在加州大學總校校長的任上退休。

那時中美兩國剛剛建交，中國大陸留學生在美國的校園裡還屬於「珍稀物種」，美國的民間和官方、來自港台的留學生都對中國來的學生相當友好，我的美國生活就在這樣的氛圍中開始了。

寫於2017年8月6日

原載：劉志光等編著：《劍橋中國近現代留學史研究論文集》，美亞出版社，2018年2月，《知識分子》獲授權轉載，略有修訂。

製版編輯：黃玉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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