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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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世說新語箋疏》後
1927年，魯迅在一篇名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的學術演講中，首次提出「魏晉風度」（魏晉風流）這個專有名詞。魯迅認為一般人學習何晏、王弼的服藥、空談，學習嵇康、阮籍的縱酒行為只是徒有其表，不得要領，社會上因此形成了很沒意思的空談與飲酒之風，以致相沿成習。
何晏、王弼，嵇康、阮籍之流的吃藥、飲酒是與遠離「政治」有關的，是在魏晉「亂世」背景下產生的畸形價值觀。後來大多數人則是附庸風雅。而這些「吃藥」「飲酒」及其附帶「行為」，則可以稱之為「魏晉風度」。
但我們現在所說的「魏晉風度」有擴展：
指的是魏晉時期那些名士的「言行舉止」帶給人的一種「整體印象」。
如今它已經成為一個中國古代「文學術語」、「美學術語」、「哲學術語」。
1．研究現狀
日前，國內學術界對「魏晉風度」的研究已經趨於飽和。關於「魏晉風度」的涵義、形成原因、表現方式等都有所涉及。
（1）有的從「美學」角度入手，見郝躍南，劉文勇《魏晉風度類型論》（天府新論，1999(04)：72+74+76-77+73+75），作者認為：
大而言之，魏晉風度就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形上與形下（或審美與功利）。
就形上、審美這一類型而言，又可以分為三個類型:以嵇康為代表的「烈士型」、以阮籍為代表的「名士型」、以陶淵明為代表的「隱士型」。以及「仿名士型」(由於形下、功利這一型多為模仿阮籍而來，故名之曰「仿名士型」)。
（2）有的從「女性形象」角度研究，如劉玲《從〈世說新語〉看士族女性的魏晉風度》（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6(12)：8-9）：
作者拈出《世說新語》中的女性形象，以之闡釋「魏晉風度」。認為她們是構成魏晉風度不可或缺的一環。
她們也能像其他男性名士一樣：重才情（清談、品鑒）；放達任誕（個性追求）。
（3）有的從「文化上」闡述，見皮元珍《論「魏晉風度」與士文化的審美開拓》（中國文學研究，2006(01)：26-31），作者認為：
「魏晉風度」開拓了士文化的審美範疇，
是一次人的覺醒，是對自我的肯定，是對生命本身的尊重。
具體體現在：
①自由人格的彰顯（首先，玄學的誕生，為自由人格的構建提供了理論依據。其次，飲酒娛情，放浪山水，也是他們彰顯自由人格的一種外在表現。）
②情性的回歸（以「越名任心」的強音震憾人心，呼喊真實情性的回歸。）
③藝術美的追求（藝術化地表現了生命的內在韻律：魏晉人尚情，還表現在對藝術的一往情深的執著追求。）
（4）有的從「哲學思想」層面分析，如馬元龍《郭象玄學與魏晉風度》（中州學刊，2000(04)：94-97），作者認為：
魏晉玄學是依傍老莊哲學而興起的一種本體論哲學，但在魏晉時期《莊子》才是玄學的中心文本。
並且認為莊子哲學本質上是一種人生哲學，是關於人生的美學。
作者也認為郭象對莊子的《逍遙遊》是創造性地誤讀，這誤讀為魏晉名士在精神和社會實踐兩方面的逍遙放達提供哲學上的依據。即把莊子的逍遙遊從精神世界落實到現實的日常生活中。
大部分關於「魏晉風度」的論文，其實大同小異。
學界關於「魏晉風度」的涵義、形成的原因幾乎已達成共識；意義與價值方面存在著研究視角的不同；關於「魏晉風度」的表現方式，則分類名目繁多，但大致相彷彿，有重複交叉處，偶有用詞的不同，概括性不強。
2．形成原因
（1）政治上：東漢黨爭，黃巾起義，董卓之亂，三國紛爭，司馬氏恐怖統治，八王之亂，永嘉之亂……亂世政治高壓，殘害異己，平民士人生命朝不保夕。
（2）社會上：由漢朝的察舉制轉變為九品中正制，門閥士族形成，成為「魏晉風度」的階級基礎。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
——《新唐書·柳沖傳》
（3）思想上：兩漢經學崩潰，老莊哲學興起。
（4）風氣上：由東漢末年的太學「清議」轉為「清談」，由漢末的「月旦」人物（《後漢書·許劭傳》）轉為人物品藻。由品評人物的「外貌」到品評其「內在精神風度」。
（5）文化上：得力於名士們深厚的文化素養。見劉湘蘭《從〈世說新語〉看魏晉風度的多層面性》（湖南商學院學報，2001(05)：109-111）：
魏晉風度是一種十分高雅的人格模式，這種人格模式的形成得力於名士們深厚的文化素養。對音樂的熱愛；在詩歌創作的實踐和理解上。並且名士們在日常生活中能貫徹詩學精神（即現在流行的「詩意地棲居」）。
3．表現方式
服藥、縱酒、清談玄理、品評人物、雅量、嗜好、反抗禮法名教、鄙棄富貴、追求隱逸生活、寄情山水、任性放誕、姿容、神韻、華麗好看的文詞、深情、率真曠達、崇尚自然、鎮定冷靜、不檢細行、精神內蘊、名士氣度……
關於「魏晉風度」的外在行為表現：
（1）王文革《從〈世說新語〉看魏晉風度的審美本質》（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03)：123-131）：
人物美是人自身形象所表現出來的美,包括身體的美、行為的美(即姿容的美)和精神的美。
在《世說新語》中人物美的這兩個方面常常是合在一起的,而且往往更關注精神的美。
（2）劉開驊《魏晉風度:中國文化史上的獨特景觀》（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3(04)：75-79）：
自信自尊，曠達傲世；
蔑視禮法，率性任誕；任性而動，不滯於物；心不染塵，表裡澄澈；重情傷情，一往情深；雅量弘度，鎮靜自若；冶遊山水，棲逸林下。
也有研究者認為「魏晉風度」除了那些「怪誕」的行為外，還包括「樂善行為」、「愛國主義」、「正直精神」等「積極」行為。如孫秀彬，趙百成《〈世說新語〉中「魏晉風度」淺說》（佳木斯師專學報，1996(03)：53-57）。
4．評價
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表面行為與內在精神的矛盾，大部分作者僅僅指出它們的矛盾之處。如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一文中認為：
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因此那些表面破壞禮教的人，他們內心深處其實是最寶貝禮教的。
孫秀彬，趙百成在《〈世說新語〉中「魏晉風度」淺說》提出：
這一切只是眾人逃避現實，向內追求個性解放的表現。
武鋒在《魏晉風度之下士人的精神矛盾》（聊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02)：49-50+96）一文中主張：
魏晉名士通過言行舉止表現出來的「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表面上的超脫，深層上則是時代背景下士人的一種精神矛盾的體現。
又王文革《從〈世說新語〉看魏晉風度的審美本質》：
形象、言行是外在、具體的，
品性、旨趣是內在、抽象的。形象、言行除本身所具有的審美價值和趣味外，還往往是為了呈現人物的品性、旨趣而出現的。
趙欣《從〈世說新語〉評魏晉風度》（語文學刊(外語教育教學)，2016(01)：22-23）：
名士表面上所追求的崇尚自然、風流自賞、不慕功利、縱情任性的生存狀態，正是他們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中所構建的從內心到外在的一種特殊生命自救機制。
而李澤厚卻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矛盾的積極之處（見《美的歷程·魏晉風度》）：
在表面看來似乎是如此頹廢、悲觀、消極的感嘆中，深藏著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的欲求和留戀。
認為「魏晉風度」頹廢與熱愛並存，消極悲觀的背後蘊藏著的是一種向上的、激勵人心的意緒情感。
魏晉時期，是一個人人自危的時代，個人不能掌控自己的生命，只能寄情于山水、文章、美酒。只能通過放誕的行為，宣洩自己的不滿、恐懼、苦惱。
正因為熱愛生命，正因為想把生命活得有意義、有價值，所以才與不可捉摸無力反抗的「命運」對抗。
魏晉名士也許本無意留名青史，不去追求所謂的「立德」、「立功」、「立言」，而是把握當下，忽視外在的虛幻、有限，追求內在精神自我的愉悅。
在這不經意間，他們活出了自我，千百年後仍然活在後世性情中人的心間，無為而無不為，不追求永恆，卻終至「不朽」。
很多人嚮往魏晉名士那種表面上的瀟洒不羈，但是你的內心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嗎？
每個時代的文人（讀書人），似乎總有一種錯覺：
上一個時代比當今更精彩，更適合自己。
無他，官方正史記錄下來的當然都是重大、劃時代或具有某種意義的事，後人覽史，當然覺得精彩誘人，恨不能穿越前去……
對於平常人，不怎麼讀書的人，往往也會聽到上一個時代，某些名人的緋聞軼事。既然是緋聞軼事（不論真假），當然更加吸引人，所以一般人也可能嚮往那種「名士風範」。
其實，很多人嚮往的「前塵往事」，只是平凡無味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亮色，那些都是上一代人的芳華。並且在古代能載入史冊《列傳》的幾乎都是士大夫階級（文官），其他平凡老百姓如農、工、商，幾乎不見蹤影。
千年前與千年後，並沒有本質不同，只是文明向前發展了幾步。
現實生活對於普通大眾都是殘酷的，每個時代皆如此。你只看到那些耀眼的部分，大部分還是平凡枯燥失敗無奈的人生。
不用去羨慕別人，百年後，別人也會羨慕你。
每個時代「既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
「魏晉風度」舉例：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
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衣，諸君何為入我?中？」《世說新語箋疏·任誕第二十三》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
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世說新語箋疏·任誕第二十三》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世說新語箋疏·任誕第二十三》
如何評價陶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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