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建設的失敗者：羅馬帝國和漢朝的差距究竟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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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喜歡對比羅馬帝國與漢帝國的強弱，但其中的大部分都沒有抓住關鍵問題。

太多的人喜歡對比兩者軍事上的強弱，但實際上，羅馬最有可能勝過漢帝國的反而是軍事，他的軍事制度高度現代化、富有效率並具有學習能力，這是羅馬最為成功的地方。至於經濟，羅馬的地中海貿易和兼并的大量東方農業古國使得他的經濟水平不會與漢朝差到哪去，一些西方學者甚至認為羅馬在公元後的兩個世紀里經濟實力領先於東漢。（馬克思的奴隸社會階段現在看大概率是錯誤的）

羅馬帝國與漢朝的最大差距，不在軍事，不在經濟，而在於政治。雖然羅馬由共和國變為了專制統一的帝國，但他卻沒能建立一套適合大帝國的政治制度，他在國家建設上是極為失敗的，這是西羅馬帝國滅亡並最終沒能重建的根本原因。

相比之下，漢帝國為後世留下了完善的政治制度，包括中央集權制度、有效的官僚制度和統一的意識形態、正是這種國家建設上的差距，才使得漢帝國的繼承者可以重建中華帝國，而羅馬帝國則再無重建的可能。

漢帝國的成就如此斐然，以至於福山在國家建設方面直接列出了「中國第一」這一標題。

一、軍權與行政權不分：羅馬版「藩鎮」

羅馬帝國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沒有處理好軍權與行政權的問題，軍權與行政權往往合一，總督與地方最高軍事長官往往是一個人，羅馬帝國時期的總督可謂是大權獨攬，總管一切地方事務。就拿著名的在條頓堡森林身亡的瓦盧斯來說，他既是日耳曼尼亞行省的總督，負責徵稅、維持治安、法律裁判和外交等行政事務，也是這個地區最高的軍事長官，負責指揮所有的軍團。

（羅馬總督經常穿著戎裝，實際上表明了他們最高軍事長官的身份）

這種傳統來源於共和國末期戰爭頻發的情況，那時由於馬略的改革，軍隊很大程度上成為將領的私產，元老院早已無力控制將領的行為，凱撒對於高盧的戰爭很大程度上是非法的，元老院時常抱怨凱撒未經他們允許就繼續侵略他國，而征繳的稅賦也沒有充分上交，高盧的一切財富已經成了凱撒的私產。

一個地方最高行政長官處在戰場的第一線直接指揮軍隊，並在戰場中殞命，這在中國是不能允許的。衛青、霍去病、李廣利等將領只負責征服敵方領土，而並不負責治理那裡，治理省份的文官需要皇帝另外指派。

在中國，除非極為特殊的情況，絕不會出現軍權與行政權集於一人的情況出現。更常見的做法時，皇帝會用負責地方行政的文官鉗制監視武將，以防備他們有反叛之心，調動大規模的軍隊，更需要皇帝的兵符。

在中國，出現袁崇煥、李鴻章這種集多種權力於一身的地方實力派人物，往往意味著王朝的衰微，明末的督師以及清末的總督，都是中央衰微之下的無奈之舉。

（曾國藩等人物的出現實際上意味著中央的衰微）

羅馬的地方總督，更類似於中國唐代的節度使，而這種集權的後果就是地方反叛的風險大大增加，對於羅馬皇帝來說，最危險的不是外族入侵者，而恰恰是地方將領。一旦羅馬皇帝稍有不慎的舉動，羅馬總督可直接率領自己的軍團揭竿而起。羅馬歷史上著名的王朝更迭，幾乎全是地方將領通過造反而奪權，維斯帕西安、加里恩努斯、奧勒良、君士坦丁都是如此。其情況，比唐朝後期還要嚴重。

無力約束地方將領的行為直接導致了羅馬政局的長期不穩定，三世紀危機中地區了30多位皇帝，25位是被地方將領和近衛軍所殺，軍隊已經成了羅馬帝國最不穩定的動亂之源。

（羅馬大部分的皇帝都是軍人皇帝，這意味著他們都是通過叛亂奪位的）

相比於羅馬，漢朝自七王之亂後就開始削弱地方軍事權力，漢武帝的推恩令徹底拔除了封建制的殘餘，而文官舉薦制度又徹底讓行政權與軍權並行，形成文官鉗制武將的雛形。對軍隊的控制在宋朝到達頂峰，除非天下大亂，否則軍隊再無可能威脅到中央政權。

二、缺乏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思想建設失敗

羅馬帝國的另一大問題就是他沒能建立起一個凝聚帝國人心的主要意識形態，而這對於多民族的古代帝國來說至關重要。

對於外族的信仰，羅馬帝國的通常做法是將他們的神納入神廟，以成為自己的神，這種敷衍的做法除了讓帝國更為多元化和缺乏中心外毫無作用。在基督教遍及羅馬之前，羅馬帝國境內的各民族依然信奉自己民族的神靈，並且大比例保留了被征服前的生活習慣，羅馬人的神靈和文化從未對他們有根本性的影響。

（羅馬萬神殿，將帝國所有民族的神靈聚於一處）

帝國境內的其他民族之所以遵從羅馬的統治，全在於羅馬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物質財富，一旦羅馬喪失了這兩點，那麼帝國的分崩離析將不可避免。直到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後，情況才得到改善，但此時的西羅馬帝國已經病入膏肓了。

相比之下，漢帝國的意識形態建設是極為成功的，漢武帝對於儒家地位的確立使得帝國有了思想上的主心骨，漢武帝將是否通曉儒家經典作為官員選拔的必要條件，直接讓帝國把握了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再向平民傳播儒家價值觀，進而凝聚了整個帝國，推廣儒家文明，讓天下子民得到教化成了帝國的國策。

中國之所以能多次分久必合，全在於這片土地上的人，不論是漢族還是一些少數民族，都認為自己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完成統一，重新實現儒家天下大同的思想是自己的使命。統一藉由儒家理念深深刻在了中國人的內心，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擁有主流意識形態和主流文化是一個大國長治久安的基礎，一個國家內存在多種勢均力敵的文化往往是分裂的根源，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烏克蘭的動蕩、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分離和南斯拉夫的解體。就連今天的美國，也因種族多元和文化多元而日趨對立。

（印巴分裂的根源在於文化）

文化和意識形態統一，對於大帝國來說至關重要。

三、繼承製度混亂，政局長期不穩

如果說前兩個還是很多帝國的通病，那麼繼承製度混亂就是羅馬獨有的，也是羅馬國家建設最為失敗的地方。無論是中世紀的歐洲各國、奧斯曼帝國還是中華帝國，都有一套穩定的繼承製度，而這些繼承製度都以血緣為基礎。

相對而言，羅馬的繼承製度相當混亂，其中同時夾雜著共和遺風以及專制帝國的私情血緣。

在羅馬歷史上，同時出現了養子繼承製、均分繼承製、指定繼承、兄弟繼承、長子繼承等幾乎所有繼承製度的影子，皇位傳承完全沒有規律，全憑皇帝個人喜好。

奧古斯都將皇位傳給了繼子提比略，維斯帕西安傳給了長子提圖斯，提圖斯則傳給了他的弟弟，五位賢帝則是選賢任能，實行了養子繼承，到了馬可奧勒留，又傳給了自己的長子。到了狄奧多西，又將帝國平分給兩個兒子。

（四帝共治制度簡直是混亂之源）

縱觀整個羅馬，繼承製度混亂不堪，毫無規律，期間還充滿了暗殺叛亂等非法手段，這都是一個國家制度化極低的表現。

相對於羅馬帝國，漢朝的繼承製度相當穩定，皇帝中意的兒子會提前成為太子，並在皇帝缺席時監國。此外，皇子從小就要接受大臣們指點的儒學教育，以確保其以後能按照聖人的價值觀進行治理。

這種穩定的繼承製度使大家對於未來的有著穩定的預期，所謂的爭端不過是大臣擁立的太子和皇帝寵愛的其他兒子之間的爭端，但大家都清楚，未來的皇帝肯定是現任皇帝的兒子，而且他一定會遵照儒家價值觀來治理帝國。

（中國古代的皇子教育非常完善，圖為帝鑒圖說）

而在羅馬，沒有人能預期下一任皇帝會是誰，也許是皇帝的兒子、弟弟或者養子，也可能是叛亂成功的將軍，他可能來自於任何一個民族（出過好幾個日耳曼和北非皇帝），羅馬帝國血緣傳承的王朝太過短命，以至於根本無法做出預期。而多是軍事將領的身份也可能使得繼承者來自任一一個家族、民族和文化，這使得羅馬政權缺乏基本的穩定。

因為國家建設的落後，西羅馬帝國徹底滅亡了，而他的同伴東羅馬帝國則藉助東方尤其是波斯人的傳統建立了有效的官僚制度，並統一了意識形態，由此多維持了一千年。

不管我們如何嘲諷西歐的中世紀，但就國家建設和制度化水平來說，即使是中世紀的西歐各國也比羅馬帝國要穩定的多，其在之後發展出了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

羅馬帝國在政治上對後世西方的影響之小也可以從亨廷頓對於西方文明的界定中看出，亨廷頓明確將希臘羅馬稱為古典文明，而古典文明已於西羅馬滅亡時徹底毀滅，今天的西方文明起源於羅馬滅亡之後，本質上是不同的文明，僅有少量的借鑒關係。

（西歐中世紀的制度化程度遠比羅馬帝國高）

正因為國家建設上的差距，漢帝國的制度能流傳至今，中華文明仍然屹立不倒。而古典文明則隨著羅馬帝國的覆滅一去不復返了。

由於知識水平所限，其中很多內容未必完全準確，本文只是提供一種思路，即從政治制度、國家建設的角度去思考一個國家的成敗，而非總是糾結於不可考證的具體軍事水平和技術水平，這對缺乏資料的古代歷史，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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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制度和國家建設的角度看待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