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濤 | 施特勞斯在中國——東方與西方的一場新對話

施特勞斯在中國

——東方與西方的一場新對話

「你們為什麼會對列奧·施特勞斯感興趣？」哈佛大學政府系哈維·曼斯菲爾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在2008年訪問上海與我首次見面時，提出這個問題。當時，我費力地運用生硬英語來回答這一問題，但我的回答既未讓他解惑，也沒有讓我自己感到滿意。在曼斯菲爾德教授訪問後不久，伊萬·奧斯諾斯（Even Osnos）（《紐約客》雜誌常駐北京專欄作家），記錄了曼斯菲爾德教授的行程，並在《憤青》（「Angry Youth」，New Yorker，July 28，2008）一文中對這個問題提供了他自己的解釋。不過，他把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施特勞斯的影響聯繫起來，而在我看來，他的做法非常具有誤導性。從那時起，時刻縈繞於我腦海的一件事情就是對曼斯菲爾德提出的問題做些回應。在2010年我去哈佛大學研究美國建國問題時，看到美國媒體對所謂的中國崛起上普遍具有強烈的關切與憂慮，而施特勞斯對某些中國學者的影響也在此背景下遭遇質疑。馬克·里拉（Mark Lilla）的文章--《在北京閱讀施特勞斯》（「Reading Strauss in Beijing」，December 30，2010）--就是一例。儘管他試圖保持克制，以避免對那些據說受到施特勞斯影響的學者與學生的意圖做出草率判斷，但他對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刻意強調，以及對所觀察現象的不準確解釋，似乎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理由來擔心施特勞斯在中國的影響。那麼，施特勞斯在中國究竟是如何被接受的？哪些人受到了施特勞斯的影響？他的影響體現在哪些方面？關於這些問題，我認為，由國人自己來做出解釋是非常有必要。在本文中，我將為這些問題提供儘可能豐富的信息。

一

總體上看，儘管中國學者對施特勞斯的智識興趣直到1990年代末期才出現，但其實在1980年代就已經有對施特勞斯著作的簡介和翻譯。例如，在1985年出版的《現代政治思想：關於領域、價值和趨向的問題》（［美］古爾德，楊淮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一書中，人們就可以找到施特勞斯的文章--「什麼是政治哲學？」。但是，當時大多數中國學者沉浸於來自歐美的各種「主義」、方法和術語之中，他們花了比較長的時間才注意到施特勞斯的重要性。在1980年代，在與西方思想發展趨勢與變遷的聯繫中斷多年後，中國學者企圖重新回到歐洲啟蒙運動，以重建他們對現代性的信念和對現代中國的想像。在卸去官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束縛過程中，他們在康德思想中發現了主體性的概念。然而，在他們徘徊於康德思想和新康德主義之時，海德格爾（笛卡爾主體性概念的批判者）又被引入中國。進而，「此在」取代了「主體性」，一度成為1990年代的熱門話題。海德格爾使中國學者把西方哲學置入西方形而上學傳統之中重新加以思考，進而讓他們意識到了這一形而上學傳統與西方文明危機之間的聯繫。儘管中國學者並沒有從海德格爾返回前蘇格拉底哲學的嘗試之中得到最終答案，但是他們從海德格爾那裡深刻地領悟了西方形而上學傳統之中的內在問題（在今日表現為技術問題或理性控制問題）。在這一時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與學生到歐美留學或從事研究。作為這一新近出國運動的結果，在西方出現的大多數「主義」、爭論和事件很快被介紹到中國學術界，進而引起新一輪的討論。中國學者曾閱讀並研究了韋伯社會學、法蘭克福學派、分析哲學、結構主義、結構主義、釋義學、羅爾斯自由主義、社群主義等等。然而，他們從西方聽到的最重要、最令人震驚的消息是：「上帝死了」、「人類理性死了」。但是，這個消息並沒有阻攔住中國學者對西方哲學的熱情。當從西方引入的「主義」很快地成為中國大學哲學院系與教室的日常內容之時，伴隨這些「主義」之中國門徒增多的是，中國學者探究人類社會根本問題、考察中國人基本生存處境的能力卻在逐漸衰退。中國學者對施特勞斯思想的興趣正是在這一背景中出現。

最初，施特勞斯的著作被引介入中國，僅僅是出於對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一般興趣。因為，自19世紀以來，作為一個古老文明的中國必須要回應來自現代世界的挑戰，西方思想的引介及其相關研究，已經成為這一回應以及使中國現代化的努力之中的不可缺少部分。在1980年代相對寬容自由的氛圍中，為引入與研究西方思想所需的翻譯活動再度興起。如果人們在這一歷史情境中考察施特勞斯在中國的引介，可以發現施特勞斯著作的漢譯，僅僅屬於西方學術著作翻譯的一般性工作，起初並不是由對施特勞斯思想中特定主題的關注所引發的。大多數譯者或編者只是把施特勞斯的著作當作諸多重要學術研究中的一種而已。例如，《政治哲學史》中譯本出版於1993年，隨後與喬治·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中譯本一起被作為政治學專業學生的一般性參考讀物。在一些大學，《政治哲學史》甚至被列入研究生入學考試必讀參考書目。同時，最早收入施特勞斯及其弟子著作的學術系列是譯林出版社的「人文與社會譯叢」，其中有施特勞斯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學》、曼斯菲爾德的《馴化君主》、阿蘭·布魯姆的《美國心靈的閉鎖》等書。有趣的是，這套叢書同時還收入以賽亞·柏林以及其他自由主義思想者的著作。相似的，其他施特勞斯學派人士的著作也是出版在一般性叢書中。例如，內森·塔克夫（Nathan Tarcov）的《洛克為了自由的教育》，斯坦利·羅森（Stanley Rosen）的《啟蒙面具》等。對施特勞斯的智識興趣，並沒有緊隨施特勞斯著作漢譯的出現而到來。

二

比較早地深入研究施特勞斯，並使讀者了解施特勞斯思想的重要性及其與中國思想相關性的是劉小楓。自1980年代起，劉小楓就一直活躍於中國人文學術界的前沿。他出生於1950年代末期，成長於文化大革命之中，於1980年代進入大學。這一代人親身經歷了過去幾十年中國社會劇烈變化，從而在思想探求受到他們在中國社會劇烈變化中豐富個人經歷的刺激。儘管他早期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德國哲學，但是他關切的問題卻極為廣泛。根據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接觸施特勞斯的思想，並不是直接通過閱讀施特勞斯的著作，而是通過邁爾（Heinrich Meier）的施密特研究。里拉說，他從一位記者那裡得知，施特勞斯與施密特在中國處在思想爭論的中心。他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劉小楓表明，在他研究施密特時，邁爾的施密特研究幫助他揭示了施密特思想的神學基礎，而且展示出施特勞斯對施密特批判的深刻性。通過施特勞斯的批判，劉小楓開始注意到施特勞斯從虛無主義中拯救現代理性主義的努力。由此來看，施密特僅僅是他研究自由主義的一個階段。施密特的意義在於，他對自由主義的批判使劉小楓意識到自由主義的純形式主義以及凱爾森（Hans Kelsen）法律實證主義之中的缺陷。在研究施特勞斯一段時間後，劉小楓寫下一些介紹施特勞斯的文章，例如《刺蝟的溫順》、《施特勞斯的路標》和《尼採的微言大義》等。《尼採的微言大義》是他把從施特勞斯那裡學到的東西，運用於解釋尼採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這些文章產生了廣泛影響，促使不少青年學者開始關注施特勞斯。除了一如既往的思想史研究，劉小楓近年來把精力集中於推動古典研究（中西經典）和通識教育。他主編了系列叢書《經典與解釋》，以此推動對西方思想和中國思想的重新思考。從書中的一部分是西學漢譯、中國經典舊輯重刊，另外還有一部分是國內學者所作的原創性研究。為了給投身於古典學研究的青年學者提供一個學術平台，劉小楓還創辦了《古典研究》雜誌。該雜誌並不限制古典研究的學派與方法，但它鼓勵從政治哲學角度詮釋經典文本的研究。與此同時，他還邀請伯格（Ronna Burger）、戴維斯（Michael Davis）、曼斯菲爾德和其他歐美學者加入榮譽編委。目前，該期刊已漸漸在國內古典學研究領域中得到重視。由於他的努力，經典文本的研讀已經在中國人民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中取得重要地位。總體而言，施特勞斯啟發劉小楓的地方是，施特勞斯對現代哲學的批判以及對古典傳統的重視。正如他自己所言，中國學者與施特勞斯的相遇在某種意義上是古典心性的相逢。

甘陽同樣為讀者了解施特勞斯及其學派做了過努力。他與劉小楓同屬一代人。當劉小楓在瑞士巴塞爾大學求學時，甘陽在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跟席爾斯（Edward Shills）和弗雷（Francois Furet）學習。儘管甘陽和劉小楓是好友，但他們對施特勞斯的興趣以及在引介施特勞斯上做出的工作，卻是偶然的。甘陽為施特勞斯的《自然權利與歷史》中譯本寫下一長篇序言，後來這篇序言作為一部獨立的小冊子（《政治哲人施特勞斯》）出版。與劉小楓在德國思想傳統中關注施特勞斯相反，甘陽不但全面地分析了施特勞斯的思想及其著述，而且還介紹了施特勞斯學派和美國的新保守主義運動。他以簡潔語言展示出施特勞斯及其弟子的獨特性，以至於不少青年學者很快被施特勞斯及其弟子的著作所吸引。或許是甘陽本人的學術影響力，曾一度有許多青年學生閱讀施特勞斯以及施特勞斯學派門人的著作。但是，對這一趨向乃至施特勞斯本人的反對很快出現。例如，一些自由主義學者因為甘陽和劉小楓在引介施特勞斯上對青年人的巨大影響而批評他們二人。其中一些學者甚至組織翻譯與出版了德魯里（Shadia Drury）批判施特勞斯的著作，希望以此抗衡施特勞斯的影響。至於引介施特勞斯所產生的爭論，這並不是甘劉二人的問題。因為，在美國，主流學界與施特勞斯學派之間存在著相似的緊張關係。在某種程度上，主要是因為施特勞斯的思想以及經由他而復興的古典政治哲學，質疑並動搖了現代學術的基礎。近兩三年來，青年學者和學生對施特勞斯的熱情已經自然地消退。或許，此時才是冷靜地閱讀和評價施特勞斯的良好契機。在《自然權利與歷史》的中文版序言之後，甘陽似乎再沒有直接寫作有關施特勞斯的文章。但是，人們可以感受到施特勞斯思想對甘陽的深刻影響。同劉小楓相比，甘陽更為積極地介入思想爭論。他發起和參與過有關中國改革道路、北京大學改革、自由主義以及通識教育等若干討論。近年來，與劉小楓相似，甘陽也一直在積極努力推動通識教育，併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一些國內學者對施特勞斯著作容易產生興趣的一個原因是，在閱讀施特勞斯的著作之前，他們就已經對古代中國與現代西方、進而古代人與現代人之間的衝突有著明確、清晰的意識與感受。比劉小楓、甘陽更加年青一代的學者，就表現出這一特徵。他們之中的一些人，不但對國學有深厚修養，而且對西方思想有深入研究。而且，他們大都在本科或研究生階段就以讀書組形式閱讀中西經典著作。重新思考古代中國思想，加深對西方思想的理解，是他們的共同關懷。儘管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對施特勞斯的認識受到劉小楓、甘陽的影響，而且不曾直接就施特勞斯的思想進行撰述，但是他們大都把從施特勞斯得到的啟髮帶入學術研究和對中國文明及其現代性問題的反思中。奧斯諾斯在《憤青》提到的青年教授丁耘，就是其中一位。丁耘任教於復旦大學哲學學院，他翻譯過施特勞斯的《德國虛無主義》、《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等文章，並寫過有關柏拉圖《會飲篇》的長文 「哲學與神學的政治對照」，以及藉助海德格爾探究中西思想本源的「是與易」。他的研究領域是現象學，但是他對希臘哲學、儒學和佛學均有深入研究。曾有人認為，他的廣博學問與精深思考使得他能夠為中西思想的對觀、交會準備條件。在北京大學，曾經有過一些來自不同學術背景的青年學者組成的讀書小組。里拉《在北京閱讀施特勞斯》一文提及的羅馬佚事中的李猛，就曾經是這個讀書組的成員。李猛現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系，主講亞里士多德和萊布尼茨。

除了國內學者自己接近施特勞斯，施特勞斯學派中美國學者也以某種方式把施特勞斯的治學方法與思路傳遞給中國學生，曼斯菲爾德就是其中之一。在哈佛大學，曼斯菲爾德的思想睿智與慷慨吸引了很多青年學者。在他的課堂上，人們總是可以找到中國學生。據我所知，沒有中國學生正式地跟從曼斯菲爾德在政府系學習，但是來自其他院系的一些中國學生邀請他作為博士論文委員會的成員。例如，吳飛在哈佛大學留學時曾經跟曼斯菲爾德教授學習過。同在哈佛大學求學的林國華也經常旁聽曼斯菲爾德教授的課程。他們針對古今之爭、自由主義等主題對曼斯菲爾德教授所作的兩次訪談早在2001年前後就已中文發表。曼斯菲爾德的《馴化君主》、《男性氣概》、《馬基雅維利新的秩序與模式》、《馬基雅維利的德性》和其他一些論文已經或將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曼斯菲爾德對馬基雅維利、執行權、間接政府、理性控制以及自由主義的研究，都引起了國內一些政治理論學者的興趣和關注。此外，還其他一些施特勞斯學派學者教授過中國學生，例如邁爾、羅森和塔科夫等。

三

至於施特勞斯對那些中國學者產生的影響，我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施特勞斯對西方傳統中啟示與理性衝突的闡釋，讓他們認識到現代理性主義的內在問題。其次，施特勞斯對古今之爭的強調，展示出現代理性主義之起源與哲學從沉思向行動之轉向之間的關聯，為他們提供了重新理解現代性的新視角。經過為現代化奮鬥百餘年的痛苦掙扎，今日中國已經成為現代世界的一個部分，而且全球化進程牢牢地把中國與西方世界捆綁在一起。因而，對現代性的反思，已經成為思考現代中國發展道路不可缺少的部分，因為現代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而且仍將繼續把西方現代性作為自己的參考案例。特別是，施特勞斯對古代自然正當的復興，促使中國學者返回考察他們在近代以來針對古代中國思想所形成的態度。最後，施特勞斯對哲學與政治關係的解釋，使中國學者理解了哲學與政治間不可避免的衝突，把握到超越政治的哲學沉思生活的重要性。經由這些啟示，一些中國學者得以克服現代學術分科體制以及各種現代「主義」論述的狹隘性，從而獲得整全視野來思考中國文明甚至人類文明之未來。

里拉的文章提及中國儒家傳統與施特勞斯影響之間的關係，他在這一點上的觀察是準確的。在一定程度上，儒家傳統的確有助於中國學者接近施特勞斯及其政治哲學，而施特勞斯及其政治哲學進而又讓中國學者積極看待儒學自身作為政治哲學在今日中國社會中的意義。在中國，儒家傳統是一個極為複雜、漫長的思想傳統，在不同歷史處境之中具有不同的形式與發展。儒家思想中的許多方面與柏拉圖政治哲學是可以相互溝通的。在一定程度上，儒學與柏拉圖政治哲學對於現代哲學的重要意義，便是那些中國學者重視施特勞斯的主要原因。事實上，從1911年晚清政府倒台之後，儒學及儒家傳統便遭到各種批判。新文化運動中自由主義者以及後來領導農民大眾進行革命的共產主義者都把儒家傳統視為現代化的障礙，而加以批判和破壞。但是，近些年來，中國學者（包括前述受施特勞斯影響的學者）越來越重視儒學與儒家傳統。就我所知，其中一些人希望深入儒家傳統，通過與中國古典思想進行比較，以深化對西方思想乃至現代性的認識，並在現代性處境之中，重新思考和確立中國文明的道德、價值和理想。在當下中國，是否應該復興儒家傳統，仍舊是一個非常富有爭議性的話題。2011年1月，官方曾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樹立起孔子巨型雕像，但這一舉動引發很多猜疑與爭議。由於這些不同意見，孔子雕像在同年4月被悄悄從原址移走。

那些受益於施特勞斯著述的學者，從施特勞斯那裡學習到的乃是一個思考方向。這一思考方向提醒他們西方思想的複雜性以及古典政治哲學的重要性，而不少現代中國學者往往在過去忽視了這兩點。現在預言施特勞斯對中國的影響，還為時尚早，因為今日中國已經同美國一樣，深深地嵌入現代性之中。同美國的施特勞斯學派相比，那些受到施特勞斯影響的中國學者，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傳統之中，繼承了完全不同的歷史遺產，而且面對完全不同的社會問題，受到完全不同的必然性的約束。但是，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那些受到施特勞斯影響的中國學者，同樣也是古典政治哲學的青睞者，並擁有古典政治哲學之中的節制與謹慎；而且，他們同樣熱愛人類自由、人類尊嚴和以由人類理性支撐的共通價值為基礎的美好生活。或許，正是因為這些差異與共同之處，讓同受施特勞斯影響的中國學者與美國學者之間的對話變得極為必要。在《古典政治理性主義再生》中文版序言中，潘戈教授（Thomas Pangle）說，「我們需要一種高貴的競爭：你們向我們展示了，施特勞斯的引領和典範可以照亮東方至深的根基，可以說你們此舉就是在與西方乃至西方的至深根基進行競爭與對話。」施特勞斯的意義就在於，他可以幫助我們在理解西方思想的過程中來重新思考東方。這一場對話，不但對於這些學者自身來說必不可少，而且對於這個世界的未來也同樣是重要的。

（本文最初以英文「Leo Strauss inChina： A New dialogue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發表在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的2012年春季期，英文版有刪節。本文中文版系作者從英文譯出，有增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