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難尋：一樁離奇的見義勇為追逃致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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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車禍之後，見義勇為的前警察和肇事者開始了長達20公里的追擊與逃亡，前警察窮追不捨，肇事者四下逃竄，接連發生三次撞車，直到生命結束也不肯停下腳步。追擊者本以為自己是見義勇為的絕對好人，意外的結局卻將所有人陷入困境。

故事並非只關乎「好人與壞人」之間的模糊界限，而關於頭腦中的自我如何影響了我們。在更深的層面上，它揭示了一種普遍的人的困局：我們被許許多多未經省察的東西塑造和限定——個性、經驗，或者一個嚴厲的父親、一個微茫的生活念想——只要時機足夠湊巧，它們足以決定我們的名譽、命運，甚至生死。

撰文 | 魏玲

編輯 | 林珊珊

事實核查 | 劉洋

前囚犯和前警察一起拐上了古柳線，漁民權威被撞飛了

張永煥死去的那天被車撞了三次，分別與一輛摩托車、一輛麵包車和一列貨運火車。死去之前，他始終被一個無法擺脫的身影追趕，追逃之路長達20公里。死去之後，張家把他吃的最後一餐原樣保存了一整年：很快變成固體的粥、碎魚刺和一雙結了蛛網的筷子。除去這個特別的紀念儀式，一年來他們舉家出動，窮其所能，還花十萬聘請了一位心臟不好的省會律師出差來本地調查，結果都表明，那天追張永煥的是個百分百的陌生人。

張永煥本人也被原樣保存了一整年——在河北省唐山市灤南縣殯儀館的一台冰櫃中。警察在事故報告中記錄了「原樣」：「上身著灰色棉夾克，內穿紫藍相間毛衣，下身由外而內分別著黑藍色外褲、灰色運動褲和黑色棉褲，左腳穿藍色棉襪，右腳消失。」

生命中最後一個早晨張永煥為什麼出現在一百公里外的海邊始終是個謎。剛出獄時他倒在海邊干過窯工，可以競選吉尼斯世界紀錄最艱苦工作的那種，後兩年沒領到錢，磚廠的意思是先替他存著，像銀行那樣，他也只好走了。一百天前妻子突發腦溢血死在家裡院子中央。所以那天他本該在工廠或者墓地。一年來超過三十人參與調查，誰也沒說出個能服眾的版本。不過按家人回憶，那個早晨張永煥吃完粥和魚，穿好「原樣」，還要打完一短一長兩通電話，披上一件假毛領大衣，再戴上頭盔，再騎上屬於他的車牌號冀BFY545的紅色小摩托才出了門。

後三件行李被他在逃跑路上挨個弄丟了。這也不算重要的事，失蹤的頭盔和毛領大衣什麼的，不過那天唐山最低氣溫零下九度，要是騎摩托車，感覺會比這再冷上十度，你會很願意自己穿著毛領大衣、戴著頭盔。那通短電話打給了一位住在海邊的「姨兄」，在「姨兄」的推理版本里，張永煥就是忽然想起要討薪了。

那是北京外圍的村級磚廠還沒因為霧霾被關停的時候，差不多有多少村就有多少磚廠，每座輪窯的爐火都像奧運火炬那樣晝夜不停地燃燒。磚皮上的隔熱泥早給烤成了粉，叫給磚塊降溫用的超大功率電風扇一通猛吹——沙塵暴就是這麼形成的，只不過那個更大型——你得頂著風和灰粉進去，紅磚熱到簡直要透明，橡膠手套一抓就直冒煙，發出刺鼻的膠皮臭。總之按他們說的那就是座四季恆溫五十五度的熱帶地獄。男的誰也不穿上衣，也不戴口罩，更不用說安全帽、防護服，他們最多能接受到吃韭菜炒豬血。窯工們相信豬血是腸道的吸塵器。最終他們之中總會有幾個死於自己勞動習慣所孕育的事故中，但考慮到每次衝進那玩意都得挺到碼夠三百塊磚，然後一天要衝上兩三百回，熱可比那些遙遠的健康損害要命多了。

「姨兄」是在大棚育苗室接到的電話，權衡一番，他決定陪伴反季節蔬菜苗而不是遠房親戚，於是張永煥的行程取消了一環，比計劃中提前離開海邊一頓寒暄的時間，2017年1月9日接近十一點，騎著紅色摩托，拐上了古柳線。

漁民張雨來拐上古柳線的時間跟鬧鐘一樣精確。他需要準時送兒子到西河碼頭上章魚船。一進曹妃甸區，馬路變成八車道，路上空空蕩蕩，想開多快就開多快。他的「鑽豹」牌黑色彎梁舊摩托也開不了多快，但踩足油門，你感覺上也真的很快。元旦剛過完，沿途的河裡還有上下漂浮的冰塊。不過港口沒有冰。十三年前為了製造「中國鹿特丹港」，曹妃甸填海十八公里，一直填到不結冰的海域。這條嶄新嶄新像假路一樣的馬路，還有兩邊嶄新嶄新像假工廠假樓盤一樣的工廠和樓盤，都是他往昔打梭子魚和白蝦的海灣。

此刻他正騎行在海面上。曾有超過二十年他每天駕著船在這兒來來回回，三米多長的木質小船，和「鑽豹」一樣不起眼，去不了海灣外，肯定的，但小有小的靈活，開起來得心應手、趨避自如。那條船在碼頭曬足一年才幹透，劈成柴被他老婆燒掉了。誰家也擺不下、也不會擺一個三米多的紀念品。那以後他和兒子就到捕章魚的大船上打工。

海邊很冷，得不斷蹦躂著取暖，送完兒子，他即刻發動「鑽豹」返程，從八車道大馬路拐回古柳線——開車和駕船的主要區別在於開車非得沿著路不可，所以漁民們大部分都討厭開車，小部分連坐車也討厭——趁著中午人不多，他想開快點兒。

此後發生了什麼漁民一片茫然。警察一撥撥上門，只聽到他重複四個否定句：一與什麼車撞了想不起來；二車速多少想不起來；三啥位置撞的不知道；四，「我沒喝酒」。海上生活三十四年，陸地是張雨來不熟悉的世界，他的腦袋被縫了四十五針，記憶則鎖定在10點55分：前邊那輛紅色摩托在冷得要命的天氣里磨磨唧唧，他猛踩一腳油門，加速。

10點49分，朱振彪開著黑色奧迪SUV行駛在瀝青路面上。他29歲了，還保留著邊境緝毒警時期的筆直坐姿，只是比那時更瘦。作為朱家第五代漁民的獨生子，成年後他被船長爸爸禁止出海，送去安全、遙遠的內陸上學。他剛返回漁村幾個月。早起連人加車給發小的親戚幫完忙，此刻準備去隔壁村取一枚雞年紀念金幣——也許世界上真的有好人基因這回事，朱父獲得過三次中國漁政的見義勇為獎章，率領八艘船出海，「章魚感」極佳（像作家靠語感前進一樣，捕章魚靠「章魚感」前進），人人信服他，跟隨他，唯一的困擾是他一聽到求救信號就不能控制自己——等朱振彪因為五分鐘後一次不能控制自己的見義勇為舉動遭到起訴期間，朱爸爸將又又又一次從海上救回七個人。

從哪方面看他都是個小號版本的爸爸，至少他渴望是：上大學第三年，不安於象牙塔，他悄悄穿過邊境，接受訓練，成為一名緝毒警。在熱帶叢林和河谷間學習快速精度射擊，越障射擊，泥濘摔擒，武裝奔襲，剛認識妻子時，他表演「倒伏」給她看，雙手握拳，轟地一聲倒地。妻子會嚇一跳然後露出崇拜的眼光，每一次。夏天他帶戰友們回漁村，上船教他們捕殺章魚，父親在船上問過他槍法的事，對結果感到滿意。那次三人戰鬥小組中並肩作戰的夥伴沒來。回到邊境，曲靖一次出任務時，那個男孩死了。

戰友犧牲偏轉了他的冒險軌道。父親又開始日夜擔心獨生子死在陸地上。警察考試落榜，朱振彪在失落中接受父親安排，回到海邊一家化工國企上班。新工作除了禁止帶手機外各方面平平無奇。他像每個成年人應該的那樣盡職盡責，只是越來越瘦，越來越沉默。妻子說他是一隻鷹，「現在關到了籠子里」。

十五天前的聖誕節他們剛剛完婚，此刻朱振彪仍穿著婚禮上的大紅襪子，還學歷史教科書上的領導人那樣披著外衣。出發前他接到朋友請他幫取快遞的電話。臨時小忙耗時5分鐘，10點54分，他從村級公路拐出來，沿古柳線一路賓士，駛入鵬盛水產公司的攝像頭覆蓋區。

在水產老闆辦公室的新款全高清攝像頭下，樹和建築物看著像把望遠鏡拿反了那樣，小而遙遠又清清楚楚，馬路也就跟吸管那麼細。10點54分，一輛紅色小摩托、一輛「鑽豹」彎梁摩托和一輛黑色奧迪SUV像三顆玻璃彈珠在滾珠槽里前進那樣，一個接一個來到古柳線水產工廠的領地。

水產廠大門北側十米，「鑽豹」加速，二十米，準備左後側超車——一小時後調取監控的年輕警察會在看到這一幕時忍不住喊出聲：「他拐彎了！他咋拐彎了？」

畫面中紅色摩托突然左向打把，攔腰撞上正在加速的「鑽豹」，撅翻過去，被保險杠撐住，引擎熄火了，把駕駛員壓在車底：「鑽豹」沒有停下，黑色橡膠輪胎在瀝青路面擦出長長的痕迹，打著滑衝過路中央，漁民被彈射出去，滾落到馬路對側，撞上凍硬的車轍印才停下來。整個過程還沒有描述它的時間長。

後方十米，奧迪緊急剎車，朱振彪往披著的外衣里伸手穿袖子，剛穿完一隻，視野中被壓在紅色摩托下的張永煥爬起來扶正車子開走了。朱振彪舉起手機，打開攝像頭，開始錄像，動作快得如同本能，同時重新發動引擎，調整車頭，繞過血跡和倒地的車子，追了上去。

多米諾骨牌悲劇：執著及其所帶來的

朱振彪壓著速度，朝小摩托按喇叭。張永煥突然摘掉頭盔，回頭盯著他。「我以為他要拿頭盔丟我。」朱在狐疑中踩了剎車。

那個正午多米諾骨牌似的悲劇是從這一刻才真正開始的：對視幾秒後，面對貴一百倍、快五倍的四驅車裡的前警察，小摩托選擇了加速。

車距拉大，朱振彪也踩下油門。他舉著手機，把前囚犯牢牢鎖定在準星那兒。車載音響里陳奕迅正在唱《十年》。「我就是個播客。」朱振彪回憶時說。每當遇到行人，他就降下車窗解說，「這個人懟了人逃跑尼吶」。

很難說追逃從哪一刻超出「播客」範疇，變得奇怪起來的。也許從遇到「警車」。朱振彪停好車，才看見「警車」前蓋寫著「路政」。車裡坐著兩個公務員，只考慮了幾秒就決定加入。他們拉響警笛，亮起警燈，掏出喊話器，像一輛真警車那樣嚴肅地追起來。「我們也是見義勇為。」日後接受真警察筆錄時他們不好意思地解釋。

「警察」的加入絲毫沒讓張永煥停下——他明顯拼了，屁股底下的擋泥板瘋狂抖動著，憑藉一個靈巧的村口急轉彎，甩掉了假警車。他穿過一個個村莊、路口，避開了柴堆、草堆、積水坑，故意往窄處開，指望把胖奧迪卡在哪兒，再次複製急轉彎時，在一塊冰上滑倒了。

張永煥扔掉車撒腿跑起來。朱振彪追到十字路口，讓雙閃亮著，跑步跟進巷子，排屋間的缺口一晃而過，他恰好看到張閃進西邊第二戶人家。

那個中午，雪化在地上濕漉漉的，一切安靜又分明，正在院子里修水龍頭的養豬村民一頭霧水，看著不速之客們衝進他的院子，穿過他的客廳，搶走他的東西，不得不像節加挂車廂那樣跟了上去。

「歲數大的男的往東跑，歲數小的在後面跟著。一個人拿著（我的）菜刀，一個人拿走我一把板凳。當時我就吵吵，』你們給我凳子放下！』歲數小的小夥子也吵吵，』他拿著刀呢！』」養豬村民說。

追擊隊伍現在擴大到四個人、兩台車，氣勢卻疲軟下來。全隊齊齊跟在張永煥身後，速度超慢但一刻不停，在某種難以忍受的平衡中蠕動。

朱振彪是跑步專家，速度快到讓他免試進了大學，使他一再隱忍的不是張永煥搶來的菜刀，而是紀律：部隊教育他，「一切行動聽指揮」。他以令隊友震驚的執著打遍了本地所有公安電話，向每一個接線警察索要「抓捕權」，一個不成功再換一個，「你們給不給我權力？給權力我就上去給他撂倒。」

曹妃甸公安局110指揮中心、曹妃甸交警大隊、灤南縣公安局、灤南交警大隊、柳贊邊防派出所當天的值班警察們都接到了見義勇為公民的抓捕申請。10通電話最短的10秒，最長的135秒。「保護自身安全，隨時報告位置。」他們集體拒絕了他。

最終，朱振彪唯一採取的行動是有節奏地喊「你停下」。

張永煥毫無反應。

沒多久撒腿跑降級成小跑，小跑降級成快走，後來幾乎是在散步了。過一條小溪時，他們選擇讓那些喝水的雞先走。養豬農民審時度勢，放棄菜刀，奪回凳子就回家了。在他們身後不近不遠的地方，公務員像個影子那樣存在感很輕地跟著。

穿過一座玉米桿堆成的小丘，朱振彪向村民發出警告，「別出來，把門插上！」

倉房的主人走了出來。

「他懟死人了逃跑呢。」朱振彪說。

「喔。」村民說。

「跑哪兒去？」村民問。

「我哪知道。」

羊和雞站在正前方的空地上。羊蠢頭蠢腦，雞脖子上的毛被風吹起來。為了躲避雞羊，趟水繞道，把鞋襪搞濕了。每個人都喘著粗氣。情況越來越荒唐。現在能看到橋墩上的廣告：梯田，租風鎬，電話-1308113654*，聽到微弱的遠處火車開來的聲音。他們來到了先前看著很遠的鐵路橋下。

撞汽車

「別追我了，再追我，車來了我撞死。」張永煥不是朱振彪的對手，卻有著同樣讓人驚奇的執著。他翻過橋底護欄，站到公路上。說話間能看到他的臉，眉毛很濃，領子豎起來，那種有兩個直角的平頭。一輛十二個輪子的重型卡車從旁邊駛過，帶起一陣吸勁兒很大的風。

「他跑了。他又跑了。」朱振彪在絕望中也沒忘記解說。貨車響起刺耳的喇叭。一個人影撞向路中央的車，栽倒在地，又迅速爬起來撞向下一輛。灰色的三菱牌麵包車撞到了腦袋位置。張永煥倒在地上不動了。

撞火車

永無止境的幾秒鐘過去，張永煥又一次坐了起來，血不斷從額頭的傷口流下來。他全程沉默，穿過屏障樹林，走到鐵路下方。

朱振彪不明白為什麼接連兩次撞車都不能使張永煥停下。那裡面有他不能理解、使他恐懼的東西。他和公務員機械地跟著。所有人都耗光了力氣。

「這打仗了咋整啊？」朱振彪說，鬥志依然是滿格的。

「啊？」公務員有點分神。

火車從身後開來，張永煥突然轉身翻起隔離網。「那個人爬火車道呢！」朱振彪急眼了，「他再坐上火車跑了！」

「別追了。」公務員下定決心，「回了。」

見義勇為隊伍第一次出現了分歧。「想想那個被撞的！」，朱振彪急得講了一堆道理，見義勇為不能高興干不高興不幹，起頭乾乾到一半不幹，「我一輩子不讓他跑了」。

沒等聽完公務員已經掉頭走了。接受法院調查時兩人誰也沒提起隔離網前的分歧。事實上那天之後兩人再沒來往過。但一年後朱振彪還在說，他們本可以成為「一輩子的好朋友」——只要公務員陪他翻過網。

鐵軌上只剩下前警察和前囚犯了。毛領大衣被脫下扔掉。行李一件件減少，頭盔，摩托車，然後是外套。已經走了無比久，不知道還要走多久。持久崩潰中，朱振彪突然像一個夢遊的人那樣唱起歌，把自己嚇了一跳。

「藍藍的天上白雲飄——」

鐵軌邊白色石碑的數字從1變成7。

火車來了。

他在恐懼中閉上眼睛。再次睜開時，火車正開過眼前，只有車頭，沒有車廂。他看到車頭前有血跡。

面臨60萬索賠也不後悔追的前警察被悶住了

追擊戛然而止。朱振彪呆立原地，直到火車司機也舉起手機，打開攝像頭，開始拍照——就像追擊開始時一樣，現在換他被鎖定在準星那兒了。「我說你給我照相干什麼」，他茫然地朝反方向走去。火車司機喊著讓他停下。他索性坐在了鐵軌上。

衝擊損壞了細節記憶，只留下那段路的感覺，「特別累、特別涼、特別冷、特別漫長、特別長」。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兒，也不知道怎麼回家，終於找回奧迪後在駕駛室坐到傍晚才發動車子，隨後意識到不得不沿原路返回，完整的原路——第三次撞車地，第二次撞車地，第一次撞車地。追的時候只需跟住目標，回來的路卻是非常非常漫長的。那晚他做了許多筆錄、許多噩夢，然後十一個月過去，在他以為厄運已經放過他的一個晚上九點鐘，晚飯剛上桌，他接到法院電話，「吃到一半直接倒掉了」。

朱振彪成為這個國家第一個以「見義勇為致死」罪名坐進被告席的人。

案發到庭審持續了一年多。一年間他花掉大量時間看網路評論，常常認真回復到深夜，回復完，罵他的人更多了。有人說他是「絕對好人」，有人說他是殺人犯，有人說他在翻隔離網之前是好人，之後變成了殺人犯。上訪戶們帶著冤情打來電話，把他當做超級英雄。在他爸爸乾兒子的婚禮上，一桌人當他的面分成兩派，險些動起手來。岳父岳母感覺不能正確認識姑爺，崩潰了，給女兒打了許多秘密電話。夫妻倆雙雙瘦到了不協調的程度。許多夜晚他們躺在黑暗中，知道彼此徹夜醒著，誰也不說破。

「他現在變成了另一個人。」小孩出生也沒讓他快樂起來，他笑一下就不笑了。妻子說，她想念那個「原來的人」。最痛苦時，她一個字一個字抄丈夫追求她時寫的那些情書，直到可以背下來。

朱振彪的確肉眼可見地被悶住了，回答問題像拍電報般簡短、機械，大部分時間就干坐在那兒，展示他的禮貌。只有提到軍營歲月他的答案字數才會超過個位。他為警察考試居然考文化課不解，「在部隊不會看書，都是訓練」，也遺憾新工作讓他沒時間看講海軍特種兵的電影《紅海行動》，他告訴我他「真的可以打」，「軍人不會這些東西怎麼行，萬一有一天（戰爭來了）」。

「我一個月工資三千，（賠償他們要的60.98萬）需要干20年。」朱振彪說。「那我也不後悔。」

妻子給我看朱振彪往日寫給她的長長的情書，「每一封都有題記」。他們曾在載滿煤渣的大貨車翻倒瞬間從一旁駛過，險些被活埋，她並不恐懼，在她心中丈夫就是超級英雄本雄。「我從小就想嫁給一個大男子主義的人。」她說。自以為是、愛說教、不幹家務什麼的都不重要。大學當選班長時，班上樣樣事她都讓遠在部隊的朱振彪拿主意，「我感覺其實不是我在做班長，是他在做班長」。和那時一樣，她完全、徹底地支持丈夫在這件事中的每一個舉動。那些代價是做英雄的一部分。如果他不能像個男子漢一樣追趕壞人到最後一刻，她根本不會嫁給他。

寧可去死也不肯停下腳步的前囚犯是小兒子

張家幾乎每個小輩都為張永煥的死哭紅了眼睛。侄女說他身上沒有「長輩感」，侄兒媳則評價他是張家三代男人里疼老婆第一名。第二任妻子在他去世前一百天腦溢血死在院子里，在那之前，他每天都從打工的城市給她打電話。在村頭小賣部，妻子「想買啥就買啥」。怕她獨自在家悶，他還先後弄回家一條灰狗、一條黑狗和一隻橘貓，它們在農村戶口貓狗里罕見地過上了不幹活的寵物生活。

總之除了獄中七年，張永煥當了一生悠哉游哉的小兒子——大家庭的小兒子就像家庭版活佛，生下來就自動得到多於他人的食物、安全和愛，而一個人要是小時候沒感到匱乏，他吸收快樂的能力一般就不錯，可能欠缺點勇氣，你要對現狀滿意，就沒必要那麼有勇氣——麻煩是從他自己有了兒子開始的：家庭開銷超過了收入，他從鄰居家拿了一團毛線。

一旦當上小偷，越偷越多幾乎是必然的，張永煥卻過著量出為入的偷盜生活，全部努力不過為維持現狀。他從不偷錢。像每天逛菜場那樣，他需要一點大米，就偷一點大米，需要一點稻草，就偷一點稻草，還需要一輛自行車——來運輸大米和稻草。他也懶得走遠，像電影里那樣拿圖釘紅線連起作案地點就是一份現成的鄰居地圖。失竊的鄉鄰因為損失太小懶得採取反應，連續幾年，在需取有度的節奏中，生活必需品像小溪一樣流進他的房子。

平衡維持到1996年初他偷走鄰居家那匹馬的晚上。鄰居報警，人贓俱獲，前妻當即提出離婚，帶走了兒子和家庭共同財產：一台草繩機、一台草袋機、一個電飯鍋、一架縫紉機。

1996年2月2日，63歲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沛瑤在住所被殺害，兇手是專門護衛他的一名18歲武警戰士。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遇害事件，時任公安部長陶駟駒表態：「1月至2月，全國重大刑事案件上升12.6%，車匪路霸在一些地段又有抬頭，殺人犯罪案件增多，連續發生犯罪分子蓄意報復社會的爆炸案件……在民意壓力下，中央決定從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開展第二次全國性『嚴打』行動。」

按照新下達的「快審快判、從重處理」原則，張永煥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作案工具——那輛自行車——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被撞飛的漁民權威困在了陸地上

許多人忘記了這場悲劇還有另外一個受害者。「我睜開眼，他們說，撞我的人死了。」張雨來迷茫地回憶。說到這裡他歪過頭好從帽檐底下看著我，嘴咧得很大，苦笑起來。他說他的腦袋「漏了」，就是說「風能灌進來」。他睡覺時也戴著帽子。

這是張雨來妻子第二次從村裡廣播聽到自己的名字。第一次是海嘯那天，1990年8月，他們還是兩個年輕人。海嘯卷翻了海蜇船，張雨來拿繩子把自己和十幾個船員綁起來拴到浮桿上，「尋思死了找屍首好找」。那天他搏命救下的一個男孩，幾年後死於另一場海難。他自己生了一場大病，連續發燒，兩年沒有出海。除去這兩年，18歲到52歲，張雨來全在海上，年過五十仍拿得到和最強壯的年輕漁民一樣的薪水。靠著一桶桶章魚他給大兒子蓋了房子，二兒子的房子「還在船上等著」，他不打牌，不抽煙，不喝酒，一切需要花錢的壞毛病都沒有。「摳得邪乎」，妻子說。

總之廣播意味著什麼漁民的妻子心中有數。她風風火火地向我描述丈夫頭上那個窟窿有多大，「（大到）整不起來」，「擦的裡頭都是碴子」，快十小時才從麻醉劑中疼醒。張雨來糾正妻子他是冷醒的，「不覺得疼，覺得冷，忒冷」。儘管妻子有異議，他認為按照海上的規矩，撞他的人既然死了就不該再追究。隨後他聽說了好人救他的故事，又聽說好人被撞他的壞人家告了，感到對陸地上的世界理解不能。他為朱振彪鳴不平，默默幫著起訴，新聞上看到朱勝訴後，又默默撤了訴。

腦袋漏風后就沒人請他上船了。他也沒去公安局領「鑽豹」。和朱振彪一樣，兩個活下來的人都有了駕駛恐懼。一年來他呆在家修補漁網，照顧後院的4隻狐狸和11隻貉子，一次也沒離開過漁村。

世界上唯一知道答案的人

火車碾過了張永煥的腦袋。第二次的傷痕被第三次的覆蓋掉了。灤南車站派出所警察郭棟記錄：死者左前額有一處2x3厘米的塌陷，右前額則開了一個3x4厘米的洞，右腳消失，附近20米內的鐵軌和枕木上黏連著多處血跡、人體組織。橋涵編號涵-233，鋼軌坐標90k548m。這就是小兒子張永煥逃跑旅途和人生之路的終點。

而回到整個旅程的起點，那個早晨張永煥為什麼會出現在打工地一百公里外的海邊？

我在遷安一家深夜停電的服裝廠宿舍見到了世界上唯一知道答案的人：張永煥的新未婚妻。

未婚妻大姐四十五歲了，梳著西瓜頭，神情顯示自己雖運氣不佳，但配得上世上所有最好的東西。她說張永煥對她一見鍾情，不到一個月就急著求婚，許諾要「像年輕人結婚那樣結婚」：買婚紗，給十萬塊彩禮，把房子加上她的名字。「他告訴我他二老婆都不知道，他在老父親那兒藏了十萬塊錢。」未婚妻大姐說。這一點讓她確認了自己的地位，大方允許男友回家取彩禮順便為亡妻上百日墳。

張永煥的幸福存量入獄時清零過一次，憑藉苦幹與戀愛扳回一局，第二任妻子猝死時又清零一次，時不我待，現在他希望再扳一局。老父親那筆錢存了定期無法取出，他決心回磚廠討薪。湊足彩禮，再次擁有家庭，過上和他人一樣的生活，這就是張永煥那個早晨突然出現在海邊的原因。

「因為我也是一個優秀的女人，不是嘛？」未婚妻大姐帶著幾乎是甜蜜的表情回憶兩人一起去灤南打工，粉碎數以噸計的舊衣服，晾乾，下料，打糊，把它們變成大棚氈頂。張永煥就是在幹活時表白的。「他沒有文化，想找一個有文化的妻子」。未婚妻大姐說。她上過初中。在舊衣服的海洋中她孜孜不倦地向張永煥傳授牌技、成功哲理和紅燒肉秘方，她許他玩牌，因為她玩得好，不許他抽煙，「如果他喜歡我應該可以克服吧」，告訴張永煥從此以後再也不用去醫院了，「我學過傳銷，知道怎麼通過按摩治好感冒」。

未婚妻身份只維持了一周。她不會上網，錯過了電視新聞，也沒有任何共同認識的人帶來消息。在2017年1月9日早上的最後一通長電話里張永煥跟她說要去海邊要賬，「海邊冷，風大，不讓我一起去」。那之後張永煥就像煙一樣消失了。許多天她腦袋裡全是蟬鳴聲，「幾十上百隻」，「像關不掉的電視機」，過不下去時，工友給她講了一個前世拿草席蓋住曝荒屍首，屍首會在下一世作為戀人報恩的故事，報不報得成、報多久不能強求。她聽懂了，覺得，「能接受，挺公平」。

失落的與更失落的

2018年2月12日，灤南縣人民法院一審判決，駁回死者家屬訴訟。3月9日，最高法院長周強在工作報告中援引判決書內容，「朱振彪同志於2017年1月9日追趕交通肇事逃逸人的行為……經調查審議，確認為見義勇為行為。」7月4日，朱振彪收到《見義勇為行為確認書》，兩天後母校宜春學院將事迹展示在官方網站上，強調其在校期間就「為人正直、作風正派」。

朱振彪成了走在街上會被認出來的那種人，出門令他恐懼，微信震動也是，「陌生人把我認出來，馬上要探討這個事情，一探討就是一次回憶，一探討就是一次回憶……那樣就是相當於這個事情永遠過不去，生活永遠平靜不下來。」他一度把微信頭像改成最高法報告，又改成了一片空白，買回紅色封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來自我教育，還異常努力地複習起教師資格證考試，決心後半生當一名小學老師——網民怎麼會罵他是壞人？他苦苦思索，一定是教育出了問題。

朱振彪開始像海上的父輩那樣厭惡起開車來。奧迪被閑置許久，不得不出門時他請朋友載他。他主動向我講起小時候在海上的事。海面浮光躍金，滿載的漁網一直壘到船緣，漁網如活物一般躍入水中。

事故後第二個章魚季來臨。朱爸爸向我演示如何穿著橡膠連體褲操縱漁船在浮冰間前進，往海底鋪開章魚網。他明確無誤，甚至略帶嚴厲地跟兒子討論過一個「海上人」應有的行動版本——如果那天目睹第一次撞車的是他而不是兒子——他會衝上去制服張永煥。那些請求授權的電話可能打，大概率不會打，因為它們不會影響後面發生的事。他說海上人的準繩只有良心。「哪怕你讓他捅幾刀，花多少錢我們家都給你治」，他告訴兒子，「但這個人必須活著」。只要張永煥活著，兒子就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沒有爭議的好人，如今他替兒子「憋屈」，像被圖釘按住一樣，他再也無法完完全全離開這件事了。

在漁村採訪的最後一天，張永煥的侄女張英指著她爸爸，地球上和張永煥基因最相似的人，讓我想像往他身上增加一點頭腦、一點言談才能、一點戀愛天賦……四叔就是那麼好。我表示我能理解，她的悲傷說明了家人的感情。她突然像壓到遙控器音量鍵那樣超響亮地哭起來，求我調查這件事背後的天大陰謀。她開始講述故事的第二個版本，第三個版本……大約第七個版本上，未婚妻大姐是朱家派來的卧底，帶著大陰謀聯手製造了叔叔的死亡。因為沒有一個版本能自圓其說，她又委屈地大哭起來，嗚咽著說叔叔絕對不會自殺，他一次也沒有用過手中的刀，他絕對是要繼續跑下去。

出獄十二年後，去世兩年前，張永煥攢夠錢，蓋起了和哥哥家一模一樣、連體雙胞胎般的房子，共享一堵院牆，他們去對方家閉著眼也能正確走進每一個房間。他大費周章，復刻之精細到了變態的程度，不過是讓所有人明白，他要求得到一模一樣的尊重。他在房子里住了一年多。如今這棟房子被遺棄在那兒，三嫂往院子里種上蒜苗。這就是他最後留下來的東西：一棟曾得到過尊重的空空的房子。

被他偷過的鄰居大部分還住在村裡，對他大多抱著同情和好感。有幾位在他人生中最後一個春節還跟他賭了「小錢」。妻子去世令他痛苦嗎？墳前流下的淚水真摯嗎？影響他繼續追尋生命中的歡樂嗎？家人們負責任地告訴我，答案是：是的，是的，沒有。去世前一個月，他帶未婚妻回來給包括小輩在內的全體家人考察。三嫂作為家庭代表發表了意見：先冷一冷。他沒把意見轉達給未婚妻，也沒停止籌備婚禮，只是從地上轉移到了地下。

鏡頭像探照燈牢牢跟著張永煥，使他處於視野的中心。白色石碑上的數字從1變成4。他回頭看了一眼，又繼續走，5，6，然後來到7。有一瞬間他似乎不知道該怎麼辦。隨後，出現在視線盡頭的火車提示了他。

他靜靜地等了五秒鐘。

十一點五十七分五十三秒，他往鐵軌中央走去，自然得像剛從一把椅子上站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