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鮮見女性榮膺諾貝爾科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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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s H. Arnold（左）與Donna Strickland（右）分別獲得2018年諾貝爾化學獎與物理學獎。

撰文 | 陶思聖（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周程（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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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下午5時45分許，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2018年度的諾貝爾化學獎授予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女性科學家弗朗西斯·阿諾德（Frances H. Arnold）和美國的另一名科學家喬治·史密斯（George P. Smith）以及英國科學家喬治·保羅·溫特（Gregory P. Winter），以表彰他們在「酶的定向進化」和「多肽與抗體的噬菌體展示技術」領域做出的卓越貢獻。由此，第5位女性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誕生。

在其前一天，亦即10月2日，加拿大女性物理學家唐娜·斯特里克蘭(Donna Strickland)因在激光物理領域的突破性發明，與美國物理學家亞瑟·阿希金(Arthur Ashkin)和法國物理學家傑拉德·莫羅(Gérard Mourou)共同獲得2018年度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從而使女性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人數增加至3人。

自1901年頒獎以來，已有607人次摘得諾貝爾科學獎桂冠。其中，巴丁兩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桑格兩度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居里夫人繼1903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後，又於1911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如果按實際獲獎人數進行統計，榮獲諾貝爾科學獎的巨擘也已有604人。與之相對應的是，迄今為止，女性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只有區區19人（詳見表1），僅占同時期諾貝爾科學獎獲獎總人數的3%！

表1 女性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基本情況

不難發現，這19位女性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有9位是美國人，3位是法國人。西方七國（G7）中，除日本外，均有女性榮獲諾貝爾科學獎，累計達16人。另外3人分別來自於北歐的挪威和亞洲的以色列與中國。

表2 女性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國籍分布

如果按學科進行統計，性別不平衡現象也相當突出。

表3 諾貝爾科學獎各領域女性得主占該領域總獲獎人數之比

從表3中可以看出，比起由卡羅琳醫學院負責評審的生理學或醫學獎，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評審的物理學獎和化學獎可謂是「男性科學家的領地」。不過，今年的女性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名單中，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第一，首次有兩位女性科學家在同一年分別摘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第二，美國女性科學家再下一城，使美國女性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繼續佔據著女性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半壁江山」。

需要指出的是，在諾貝爾科學獎歷史上，多名女性科學家同一年獲諾貝爾科學獎這並非首次。2009年，共有三位女性科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科學獎。其中，伊麗莎白.布萊克波恩(Elizabeth H. Blackburn)、卡蘿爾.格雷德(Carol W. Greider) 因發現端粒酶獲得生理學或醫學獎；阿達·約納特（Ada Yonath）憑藉對抗生素抑制核糖體功能機制的研究獲得了化學獎。然而，能夠有多名女性科學家同年分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尤其是在女性科學家暌違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舞台55年之後，這確實令人振奮！

問題是，即使是在女性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最多的生理學或醫學領域，男女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數量之比仍只有17:1。為何女性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如此鮮見？

2016年10月6日，筆者曾在《知識分子》微信公眾號上刊發的1篇文章中專門討論過諾貝爾科學獎評審是否存在性別歧視問題。通過對幾個最具爭議、同時也是「性別歧視說」中似乎最有說服力的案例進行深入考察之後，筆者得出了如下結論：

不少女性科學家們沒能獲得諾貝爾獎，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諾貝爾科學獎本身的評審機制不夠靈活。這與朱克曼的許多「第四十一席者」（法國科學院總共只有四十個席位，那些有資格進入但由於某種原因未能進入的人被稱作為「第四十一席者」）的經歷並無差別，如此看來，有關諾貝爾科學獎評審的「性別歧視說」至少缺乏具體評審事實的支撐。

然而，不管如何統計，女性科研人員的數量與全體科研人員的數量之比都遠遠大於3%。如果研究貢獻不存在性別差異，按照等比例獲獎原則，女性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佔總獲獎人數之比就應該大於3%。這意味著在諾貝爾科學獎評審過程中不存在明顯的性別歧視的情況下，要麼是在研究貢獻上存在性別差異，要麼是在研究過程中存在性別歧視，要麼兼而有之。這樣一來，就有必要考察科學共同體內部是否存在性別歧視問題了。

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必須指出：世界範圍內一共有19位女性獲得諾貝爾科學獎，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將她們直接置於全世界的框架下進行考察，因為各個國家的情況存在很大的差異。有些國家雖然在性別問題上思想更為開放，女性地位更高，但國家的科技實力相對薄弱，並不能達到諾貝爾獎的評審標準，即使偶爾出現一位，那也可以被視作特殊現象；而有些國家雖然科技實力超強，但由於本國社會文化使然，女性科學家暫時還沒有嶄露頭角。如果草率地進行對比，就會忽視國家之間的差異，使結果不夠準確。

正如表2所示，19位女性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有9人來自美國，而美國在諾貝爾獎歷史上也是獨樹一幟，培養出了近半數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這說明美國有著超強的科技實力；眾所周知的是，女性在美國的地位也相對比較高。如果連在美國都鮮見女性諾貝爾獎得主，在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說了。是故，接下來，擬以美國為例展開初步考察。

1 從事科學事業的男女比例失衡情況

早在1975年，朱克曼與J·科爾就在《美國科學界的女性》一文中，以美國物理學界和生物學界的女性科學家為研究對象，指出這兩個領域中的男女人數差距會隨層級的提升（大學生——博士生——科學研究人員）而大幅拉大。對這一現象，他們給出的解釋是：第一，乃社會選擇和自我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第二，有限差別的存在，即在有限資源和獎勵高度競爭的共同體之中，一系列特殊的外部因素衝擊著科學家，相對男性科學家，女性科學家所受的衝擊將會更大一些，這直接影響到了女性科學家科研成果的數量和質量。

即便在數十年後，朱克曼的研究成果也沒有過時。1994年，《科學》雜誌提供了一組數據：在1992-1993年的美國，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中的女性佔比分別為42.3%、28.9%、14.4%。另外，最近一份由歐萊雅企業基金委託波士頓諮詢公司編撰的報告也顯示，在邁向更高層級的過程中，女性相比男性數量降低更快，也就是更容易放棄，並且更難獲得較高成就。

?圖1 女性在科學界各層級的佔比情況

從圖1中可以看出，在美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女性佔29%，擁有高級科學研究職位的女性佔11%，而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女性只佔3%。與之相對應的是，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男性佔71%，擁有高級科學研究職位的男性雖佔89%，但獲得諾貝爾獎的男性卻佔97%。在晉陞高級科學研究職位過程中，女性明顯處於弱勢地位。

1979年，科爾的《公正的科學：科學共同體中的女性》問世，這是系統研究女性科學家的第一本專著。科爾同樣以美國科學界為樣本，從數個維度分析了女性科學家在科學共同體中的地位，包括性別地位與科學承認的關係、性別地位與任職機構聲望的關係、性別地位與薪水的關係、男女科學家產出率的差別等。他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女性科學家被歧視的程度相當輕微——肯定低於低聲望系裡的研究生所面臨的歧視；也就是說，在上述種種維度中，男女科學家即使有差別，這種差別也不會很大。

但正如圖1所示，能夠被稱作「科學家」的女性，在整個科學共同體內部的佔比不過11%，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代表性。實際上，科爾在其專著中也做了進一步論述，即所謂的「科研產出之謎」。倘若立足於「男女科學家差別不大」的結論，那麼就難以解釋女科學家的科研產出與職位晉陞明顯不及男性科學家的現象。

一般來說，科研產出的主要指標有二：成果的數量和成果的引用率。相比泛泛而談的人數比例，此二者能夠更加直觀、準確地描繪出女性科學家在整個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狀態。科爾的研究表明：第一，女性合作發表成果比率少於男性；第二，女性科學家在刊物上發表論文的困難比男性更大，成果的引用率也明顯較低；第三，隨著年齡的增長，女性科學家在爭取研究資助、獲獎等方面也處於劣勢地位。綜合這些因素，科爾得出了進一步的結論：男性科學家比女性科學家更容易獲得較高的職位，尤其是在享有聲望的大學或研究機構中。女性科學家的名望、地位不及男性科學家，她們很少能成為團隊中做出主要貢獻的成員，其工作也難以得到重視。以此來描述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男女比例的差異，顯然比單純強調人數更為有效。

也因此，與其討論科學共同體為何歧視或拒斥女性，不如討論女性在從事科學研究的過程中，為何在研究成果的產出上輸給男性。對這一問題有不同方面的解讀：第一，男性與女性在科研能力上有天然的性別差異，這一看法一直缺乏有力的證據支撐；第二，是社會選擇導致了性別分化；第三，是個人選擇導致了性別分化。

2 女性在社會中：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

性別歧視與性別刻板印象或者角色期待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簡言之，性別歧視是主觀的，有意識的；而刻板印象是客觀的，無意識的。其實，社會普遍認為男性應該更有好勝心、更適合科學等等，都是性別刻板印象，這是性別生理差異和社會文化所導致的。在討論研究貢獻上的性別差異和研究過程中的性別歧視問題時，絕不能混淆這兩個概念。

從原生家庭開始，無論男女，都會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種種束縛。我們知道，家庭對個人成長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童年期，個人性格和未來的職業選擇都與兒時的家庭教育密切相關。通過對諾貝爾獎女性得主的家庭情況分析，我們也看到她們大多出身於知識水平較高、經濟條件良好、思想相對開明的家庭中，這對她們勢必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除了讓她們擁有一些「雙性化」的性格特徵，也培養了一種不以功利為目的的追求科學的熱情。

然而普遍意義的大多數家庭還是會在培養後代時不自覺地選擇不同方式。研究表明，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男孩是積極、主動、充滿好奇心的；而對自己的女孩，則希望她溫柔、安靜、更加聽話，不要有「男孩氣」。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孩們探索世界的自由，不利於培養她們對世界和科學的好奇心。在學前生活中，孩子們經常接觸的玩具也有「性別」。相比而言，男孩通常能得到更多樣且科技水平更高的玩具，比如玩具飛機、汽車、拼圖等；女孩的玩具則比較簡單，通常是洋娃娃和故事書。在商場的櫃檯里，男孩與女孩的玩具也經常被分開擺放，且從顏色上就會給人強烈的心理暗示：男孩的玩具一般以冷色調為主，而女孩的玩具則多是粉紅色或色彩斑斕的設計，家長在選購時也會不自覺地認為看起來沉穩大方的藍色和綠色更適合男孩。父母的選擇實際上會影響孩子的選擇，久而久之，男孩和女孩也會形成如自己父輩一樣的性別刻板印象。

這種刻板印象的影響還在繼續。進入學校後，男孩與女孩的培養方式也會有理念上的差異，雖然看上去學習的科目都是一樣的。但在學習和活動當中，男生們更多被引導向科學領域，培養他們在物理、化學等方面的興趣和動手能力；而對女生，則希望她們能更多地關注文科或者藝術類學習。即便在教材中，對男性與女性的描畫也是有偏向的：男性更多是以社會精英的面貌出現，女性則更像家庭中的主婦一樣。即便有男生對藝術更感興趣，女生更喜歡物理學科的情況出現，受到社會對其角色期待的影響，他們或她們也不得不跟隨這種教育的模式。直到高中，文科與理科的分野更加明顯，女孩會更多地聽到來自身邊的聲音，認為女生不擅長數理科學。在缺乏足夠的支持與榜樣的情況下，許多女孩也會認為自己從事科學的路程一定無比艱辛，於是便選擇了早早放棄。

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女性已經證明她們事實上完全可以在學業上作出不輸男性的成績。這一點在歐美髮達國家已得到諸多數據的支持。美國的許多調查都顯示，女生在學校里普遍比男生成績更好，而近年拿到科學學位的女性人數也在穩步提高，逐漸與男性持平。隨著這樣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家庭和學校的刻板印象已經逐步改變，但其影響還不能完全被消除。

2012年，美國統計局發布了一份趨勢圖，顯示出女性在科技與工程領域就職的情況：

?圖2 女性在科技與工程領域就職情況

可以看出，相比上文中提到的，《科學》雜誌和波士頓諮詢公司提供的數據，近年美國女性在基礎科學領域就職比例有明顯上升，工程領域基本持平，計算機領域卻有了大幅下降，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則大幅提高。這說明，美國女性已經能夠獲得更多進入科學界的機會，並越來越能夠發揮自己的優勢。

美國女性能夠擁有更多進入科學界的機會，絕非一個單純的文化問題，其背後是美國在建國之初便開始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所作出的努力。

1836年，喬治亞女子學院（第一個提供學士學位的女子學院）建立，女性接觸高等教育的機會開始增加。1837年，歐柏林學院接受了四名女性入學，成為美國第一個男女合校的學院。1856年，愛荷華也開始實行男女合校教育。在內戰前，至少有12所州立大學或小規模的西部教會學院實施了男女合校教育。

同樣，在探索的過程中，美國的高校一開始也並不清楚應該給女性提供怎樣的教育。布魯克林的佩克學院想要「建立一種徹底和完善的教育，這種教育就是最好大學裡的男生正在享用的」。艾瑪·威拉德的特洛伊女子學校則希望提供給女性一種「不同於那些適合男性的學習，因為女性的特性和責任與他們不一樣」。但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女校和男校相比有如下特徵：第一，更重視科學教育；第二，高級數學在教學內容中佔比差異較大（男校更注重這一方面的教學）；第三，家政教育實際上不是女校教授的重點；第四，重視實驗教學和儀器操作；第五，師資力量明顯弱於男校。

即便如此，當時整個社會的主流聲音還是反對女性學習太多科學知識的。在19世紀中葉，能夠在科學史上留下姓名的美國女性多是作為丈夫的助手出現的，她們的研究天分未必遜於丈夫，但其工作卻難以得到承認。然而，她們作為「助手」的才能讓美國科學界認識到，至少在植物學、生物學領域，接受了科學教育的女性可以擔任免費的助手。這是讓美國科學界支持女性接觸科學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兩次世界大戰時期，很多學校迫於生源的壓力以及戰時的特殊需要，開始大量吸納女性進入科學領域學習，女性也得以在科學領域發揮著更大的作用。20世紀六十、七十年代，女性運動的深入給了女性更多機會進入科學領域。很多學校迫於壓力，不得不取消對女性和少數族裔的公然歧視政策。1964年的民權法案和1972年教育法案第九條的頒布，從法律上確保了性別歧視屬於違法。

自美國建國以來，女性進入科學界之路並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大起大落，有時代留下的深深烙印。但無論如何，女性運動為美國女性爭取到的諸多權利、對平權理念興起的促成，以及對性別刻板印象的反思，客觀上的確為美國女性科研人員創造了較好的研究環境。

然而必須承認，即便在美國，科學結構也被建構為與傳統的男性角色一致，而這種結構也是基於傳統女性角色而存在的。女性在家庭中更多的付出有利於男性集中精力工作，從經濟的角度講，上司們難以對女性同樣委以重任；從生理的角度講，女性的體力先天不如男性，可能無法應對極為繁忙勞累的科學研究任務；從社會關係的角度講，男性會對自己女性的同事或下屬採取不自覺的「避嫌」態度。200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蒂姆·亨特曾公開發表言論稱，「讓我告訴你我和女孩之間的麻煩。有三件事會在實驗室發生：你會愛上她們，她們會愛上你，還有當你批評她們時，她們哭了。」這樣的想法不在少數，學術機構對於女性來說，也並非性別問題的絕緣地帶。

這些觀念的直接影響是，女性無法找到自己適應的在學術界中的角色，大大打擊了她們的積極性。極少的女性願意遵循學術界中的男性模型（成功並且將全部時間和經歷奉獻給科學工作，還會與同行產生競爭關係），她們更希望能找到一個允許工作和私人生活平衡的模型。

可想而知，在這樣的環境下，女性想要做出成就是多麼困難，這更讓我們對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科學家感到敬佩。當然，她們中的許多人也有很好的同事，在獲得諾貝爾科學獎一事上甚至對她們有很大幫助，但這些情況只能暫且稱之為個例了。

3 女性在家庭中：婚姻與生育的影響

很多人都會認為，婚姻和生育會對女性科學家產生重大的影響。而朱克曼卻給出了否定的回答。朱克曼以科學家發表論文的數量作為衡量科研成果的指標，選取了120位美國科學家作為研究對象，包括73位女性和47位男性。通過對各種情況下女性科學家論文數量的統計分析，重點回答了4個問題：作為整體，已婚女性並不比單身女性在論文出版方面更多產；在已婚女性中，有孩子的科學家出版論文的數量同暫無孩子的相比沒有明顯差異；孩子出生後女科學家出版的論文數並未下降；女科學家孩子的數目與其研究成果無關。最後的結論當然是明顯的，即婚姻與生育對女性科學家的科研成果沒有影響。

朱克曼的這一研究缺陷在於，沒有考慮到女性科學家婚姻與生育情況的特殊性。相比男性科學家，女性科學家的未婚率和離婚率都更高，生育的時間一般較晚，且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投入的精力比普通女性遠遠要少。相對的，樣本完全來源於美國的科學家，這本身又帶有較強的特殊性。有兩點結論是顯然的：第一，婚姻與生育一般會對女性科研人員產生難以忽視的影響；第二，美國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女性主義者對「傳統母親角色」的批判反思造就的文化氛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女性科研人員在這一方面的焦慮，幫助她們更加專註於科研事業。

更加強有力的支持一般來自於女性科學家的配偶。196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瑪利亞·戈佩特·邁爾（美國科學家）曾說：「如果沒有喬（她的丈夫，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我將永遠無法來到斯德哥爾摩。」1938年，瑪利亞·戈佩特·邁爾的第二個孩子出生後，她一度想放棄科學事業去做一個全職媽媽，在丈夫的強烈反對下，她才打消這個念頭。

無論如何，生育對女性科學家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1977年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羅莎琳·耶洛（美國科學家）在其自傳中說：「當我們的兒子九歲時，我才能專心回到我生命中的科學研究。」對於這個問題，1964年化學獎得主多羅西·克勞福特·霍奇金（英國科學家）的一段話最能闡釋緣由：「現在關鍵的問題是一個人花費在工作上的時間。婦女一旦有了孩子，就要脫離科學工作很長時間，使她們的工作和學習失去了連貫性，所以她們比男人進步得要慢些。」

可想而知，而對於普通的女性研究員，婚姻和生育仍然會對她們造成負面影響。這種影響主要出現在三個時期：在研究生期間撫養孩子、在找工作時結婚、在任職之前懷孕。一般認為，不論是學術還是家庭都需要女性投入全部的注意力，而在妊娠期或孩子出生後，女性就無暇顧及事業了；甚至如果女性研究生沒有在學習期間保持單身，有時會被視作不認真對待課題。這種認為女性會屈服於生養孩子的壓力的想法，讓上司在對待女性下屬這件事上顯得特別謹慎，尤其是在經費緊張的時候。

婚姻是另一個女性進入科學界的障礙。原因有二：第一是工作地點不好選擇，實驗室通常不願意同時僱傭一對夫妻，那麼這對夫妻就必須分開尋找職位，最後的結果要麼是兩人折衷選擇，放棄了最好的機會，要麼經常是女性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事業來遷就丈夫使其能獲得更好的職位。第二則是，在傳統的角色期待中，男性必須嚴肅對待職業，而女性則應該把家庭看得比工作重要，並為丈夫作出犧牲，這種角色期待的壓力來自社會和親人，並且在這種期待中，女性不得不經受來自上司和同事對其職業生涯和能投入精力的偏見，結果顯然是女性很難擔當重要職位。

然而，寄希望於讓女性自己或她所在的小圈子來克服這種負面影響是不現實的。這其實是性別刻板印象和角色期待在女性的職業生涯中的一個表現，倘若社會對女性的認知不再是與家庭緊密結合在一起，那麼家庭對女性追求職業的影響也會逐漸減輕。

4 女性作為個體：自身優勢的發揮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女性科學家人數要遠遠超過獲得物理和化學獎的人數。這不能說是個偶然現象。美國取得生物學博士學位的人中，女性約佔46%，基本與男性數量相當，超過女性在其他科學領域獲得博士學位的比例。而英國一項2004年的報告顯示，英國全日制一年級本科生中生物學與醫學專業的女性人數都超過了男性，其中生物學專業女性人數更幾乎是男性人數的兩倍。此外，心理學、社會科學、教育學等領域，女性的活躍度也相當高，至少不遜色於男性。

我們提到了性別刻板印象，論述了它對於女性從事科學事業的影響，但反過來說，所謂性別刻板印象，也是對男性、女性性格表現的一個長期歸納和總結。不可否認的是，從總體來說，女性的確比男性更加細心，且適合從事教育、醫療等行業；而男性似乎也更適合工作強度較大、更需要邏輯思維的領域。性別刻板印象雖然限制了男性、女性在某些領域的發展，但同樣也在另一些普遍認為更擅長的領域為男性與女性提供了更多機會。另外，如果考察高危和高強度職業中的男女比例，會發現女性寥寥無幾。從這一方面來說，性別刻板印象也是出於保護女性的目的。如果有機會讓女性發揮自己的優勢，相信她們能夠作出更大的貢獻。

-結 語-

至此，我們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結論：

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男性、女性人數在其各自的群體中所佔的比例相差甚大，不能僅僅用科學共同體內部存在性別歧視來解釋，實際上還存在著更加深層的原因。

從社會角度來講，性別刻板印象造成了對女性的一種比較普遍的角色期待，這種角色期待恰恰不適合科學界的喜好，因此限制了女性在科學界的發展；從家庭角度來講，婚姻與生育對女性的影響較大，使得她們經常不得不降低科研期許，甚至中斷自己的科研事業，從而讓許多本來有機會成為科學精英的女性與諾貝爾獎漸行漸遠。

必須承認，傳統性別角色的迷思至今仍未破解。女性主義者和反女性主義者都出於爭取女性權利的目的以不同的態度對待傳統性別角色，也就是說，生育既限制了女性的權利，又反過來增強了女性的權利，因此如何破、立性別角色，至今仍是難題。婚姻與生育對女性科研人員的影響並未減輕，在這一點上，我們也許應該從傳統男性角色的破與立，以及整個社會層面的支持上來尋求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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