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齡化全球最高的日本，死亡方式反映了老人們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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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常盤平電 — 在日本，每個小學生都知道，蟬會在地下蟄伏數年，等到夏天才破土而出。

它們爬上離得最近的樹枝蛻皮，羽化成蟲後開始第二段短暫的生命。它們會在成蟲後短短的數日內不斷交配、飛行和鳴叫。直到掉落地面，身體抽動或四腳朝天。彌留之際，蟬鳴聲才漸止。

伊藤千惠子（Chieko Ito）討厭這喧囂惱人的蟬鳴。剛剛入夏的時候它們就開始鳴叫，接下來的幾周內，蟬聲會越來越密集，越來越響亮，住在三樓的伊藤常常不堪其擾，片刻不得安寧。

這種蟬剛剛安靜下來，又有一片獨特的叫聲響起。隨著蟬越聚越多，成群的蟬屍和瀕死掙扎的蟬便會如雨一般掉落在她居住的這片龐大的綜合住宅樓所在之處，直到夏天結束才停止。

她嘆了口氣說道：「從早到晚都在叫。」

伊藤千惠子 91 歲生日這天的午後，天氣格外炎熱，最近的連續高溫令社區負責人憂心忡忡。像伊藤女士這樣獨居的老人多達數百人，他們住在這些白色的大樓里，這些大樓幾乎一模一樣，數量更是高達 171 棟。高齡志願者常常在迷宮似的小徑間穿梭，向這些獨居老人分發有關中暑危害的傳單。

這些老人沒有家人，也沒有訪客，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就窩在各自的小公寓里長達數周甚至好幾個月。關上門，外界幾乎都不知道他們的存在。每年，公寓里都有一些老人悄無聲息地死去，直到屍體腐爛發出異味才會被鄰居發現。

伊藤女士家附近住了一位 69 歲的老人，死後三年才被發現。這是公寓里發生的第一起老人離世後才被發現的事故，或者說，這一事件第一次引發了全國關注。

每個月，房租和水電費都會自動從老人的賬戶上扣除，直到 2000 年積蓄耗盡，相關部門才來到他的公寓，在靠近廚房的地板上發現了老人的骸骨，腐屍早已被蛆蟲和甲蟲啃食一空。老人租住的公寓和他的隔壁鄰居僅相隔不足一米。

迄今為止，伊藤女士已經在這裡生活了將近 60 年。這棟綜合住宅樓是日本最大的公寓之一，它曾被認為是二戰後日本嬰兒潮的紀念碑，也體現了日本人對美國現代生活方式的憧憬。而現在，它又因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而再度聞名：在日本這個全世界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老人們正面臨著「孤獨死」。

今年夏天，據一本日本流行周刊統計，「每周有 4000 名獨居老人離世」，而這也拉響了日本社會的警報。

對於和伊藤女士一樣租住在這棟大樓里的老人而言，這些老人的死亡代表著日本自 1960 年代起經濟高速增長時代的終結，一切都是那麼自然而然，卻又令人心生恐懼。

高速增長期之後，日本迎來了長達幾十年的痛苦的經濟停滯期。家庭和社會都受到了來自高齡化趨勢嚴重、出生率下跌的嚴峻的人口形勢考驗。

日本老年人口與世隔絕的情況相當普遍，甚至還催生出一個特殊的清掃產業：「孤獨死」老人的屍體殘骸被發現後，由專門的清潔人員負責打掃公寓。

今年 83 歲的中澤拓海（Takumi Nakazawa）是伊藤女士居住的這片綜合住宅樓的居民委員會主任，他擔任這一職務已有 32 年。他說：「我們的死亡方式反映了我們的生活方式。」

對於那些孤獨死去的老人而言，夏天是最危險的季節，伊藤女士也不敢掉以輕心。她知道，不管是她生日還是在平時，都沒有人會給她打電話、給她寫留言條或查看她的近況。

伊藤女士出生在大正（Taisho）末年，從未想過自己能活到現在，而她的家人和朋友都已相繼離開或逐漸老去。1960 年，伊藤女士和她的丈夫搬來了這裡，無論是他們這代人還是當時的日本，都處於不斷發展的年輕階段。

如今，這片表面看來幾乎雷同的住宅大樓里只剩下了一些依然健在的老人，還有那些死去的靈魂。

伊藤女士說：「現在家裡的每個房間都是我的，我想做什麼都可以。但這都沒什麼用了。」

她說，先是女兒死於癌症，緊接著三個月後，丈夫也同樣因為癌症離開了人世。過去的 25 年裡，她每天都生活在孤獨之中。

伊藤女士還有一個繼女，但幾十年來她們已經漸行漸遠，彼此只會互贈新年賀卡，或在過節時偶爾問候一聲。

於是，伊藤女士向對面大樓的一位鄰居求助。伊藤女士居住的這棟樓和鄰居的那棟樓中間只隔了一個綠化帶。伊藤女士請求這位女士抬頭觀察一下自己的窗戶。

每晚休息之前，大約在傍晚 6 點鐘左右，伊藤女士會把紙窗合上。次日清晨 5：40 鬧鐘響起，她會再次把它打開。

「如果白天紙窗合著，」伊藤女士告訴她的鄰居，「那就意味著我死了。」

鄰居答應她的這一請求後，伊藤女士心終於放了下來。

為了請這位鄰居偶爾朝自己公寓的那個方向瞥一眼，伊藤女士每年夏天都會給她送去一些梨作為禮物。

一旦鄰居剛好注意到伊藤女士家的紙窗在白天合著，她就能及時通知政府部門。

伊藤女士考慮了所有細節並一一做好了安排：在她 90 歲生日那天，伊藤女士寫了一封「辭世信」，悉數安排好自己死後的一切事宜。

在日本，這樣的「辭世信」十分流行，人們希望可以清凈、有序地離開人世。伊藤女士還把家族「佛壇」的匾額也捐了出去，它是日本人在家供奉的一種珍貴的微型墓石，對於很多日本人而言，哪怕家裡著火、奪門而逃之際也不忘把它帶在身邊。

如今，公寓里的很多物件都會讓她想起已故的親人。幾百本平裝書把書架堆得滿滿的，她的丈夫在臨死前曾叮囑她看完後把這些書清理掉。

公寓里還擺放著一隻雕琢精美的抽屜櫃，她的女兒結婚後曾把它帶去自己的新家。女兒去世後，抽屜櫃又回到了伊藤女士家裡。

柜子里還塞了幾本伊藤女士自己撰寫的書籍，其中包括描寫她在這片綜合住宅樓生活的一本書，共有上下兩冊，內容平實卻詳盡無遺；還有一本 224 頁的自傳。兩本書都以一系列活動作為結尾。

諸事一絲不苟的伊藤女士甚至還留下了一筆錢，作為最終那一天到來後支付給專項清潔人員的費用。

除此之外，只剩下最後一件事還沒有做：把家庭合葬墓地石碑上自己名字上的紅色擦去，象徵她最終得以和丈夫、女兒團圓。

她說：「身邊的人一個接一個地死去，只剩下我一人。但每次想到死亡的時候我還是會害怕。」

▼他們的姓名無人知曉

酷暑開始造成人員傷亡。到盛夏的時候，公寓里已經發現了兩具屍體，從外表看，兩位老人都是死於早期中暑。

第一例死亡事件發生在伊藤女士居住的那棟樓，樓下的女人聞到屍體腐爛的味道後才發現死去的老人。

起初，她還以為是有人收到了臭魚乾（kusaya）。漸漸地，惡臭逐漸加劇，從晾衣服的陽台上傳來的味道尤為嚴重。儘管這位離世的老人在這裡生活了很多年，卻沒有鄰居知道他的名字。老人終年 67 歲。

緊接著兩天後，又發現了另一具屍體。屍體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臭，隔壁鄰居連續三個晚上都無法入眠。

這位故去的老人年紀更大一些，也在這裡住了好幾年，曾經和鄰居聊起過櫻花盛開的美景，但依然無人知曉他的姓名。從一個小小的通風窗望進去，他的公寓里堆滿了垃圾，絲光綠蠅在通風口亂飛。

大樓物業嘗試過掩蓋臭味，用膠帶塞住這間公寓的前門門縫、門的擺動頁甚至鎖孔等每一處縫隙，結果卻是徒勞無功。臭味仍然止不住地滲透出來，瀰漫在走廊里、樓梯間和每一位住戶的家中。

伊藤女士總是讓自己保持忙碌的狀態，努力不去想這件事。這座綜合住宅樓在距離東京郊區一兩公里開外綿延，像一個巨型的風扇向四周鋪散開來，因此她會散步去很遠的地方並用手機記錄每日行走的里程。

每天早晨，她會花上一個小時為死去的女兒和丈夫抄寫佛經。此外，她還加入了一個志願團體，維護當地幾處森林的衛生情況。

每個月，她都會參加住戶們組織的午餐聚會，這是一項用來防止老人太過與世隔絕、降低「孤獨死」風險的活動。每次聚會，伊藤女士都會習慣性地坐在一位名叫木下良和（Yoshikazu Kinoshita）的老人對面。

他的雙腿總是搖搖晃晃地顫抖著，胃口卻很好。這兩位老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伊藤女士總是精心規劃著每天的生活，精確到每一分鐘做哪些事；而木下卻只有在心情好的時候才會下床。別人可能以為他們只是在寒暄，但他們的談話卻是寓意深刻。

她是這麼形容這些活動的：「這是我管理生活的方式。」

伊藤女士說話很快，喜歡用長句，語氣中帶著一種她們那一代人鮮有的坦率和直白。即使在她感覺不舒服的時候，她也從不使用隱晦的日文來逃避。

在一些罕見的情況下，即使無法用言語表達，她也會保留長篇的文字記錄，對她的真實生活予以佐證，並根據年份和主題加以分門別類。

她的相冊里都是和他們家一樣的年輕家庭的黑白照片。那些黃色封面、伊藤女士用精美的書法親自題名的是她撰寫的書籍，其中包括一本描寫她在這片綜合住宅樓生活的兩冊書《常盤平團地》（Tokiwadaira）。

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政府開始在東京和其他城市的外圍大規模建造住房，每一棟樓都可以容納數千名上班族——他們是重振日本戰後經濟的支柱。

這些連綿不絕的住宅樓群被稱為「團地」，由此也引入了西方以生活為中心的基本家庭（nuclear family，即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家庭——編注）結構，改變了日本好幾代人居住在一起的傳統居住模式。這些新的公寓樓一度被認為是日本復甦的重要組成要素，入住條件極為嚴苛。在常盤平團地，住戶的月收入必須達到月租金的 5.5 倍，以此確保入住大樓的都是日本社會最優秀的人才。

伊藤女士的丈夫伊藤英三（Eizo）曾在一家頂級廣告公司工作。當時，取得入住資格的競爭實在是太激烈了，夫婦倆申請了 13 次仍未獲通過，最後只得放棄。後來，一位親戚偷偷以他們的名義提交的一份申請，申請居住的那棟樓當時仍在建設當中，位於距離東京東部一小時車程的一處農場。

就在大樓尚未破土動工、神職人員都還沒來得及凈化土地的時候，常盤平團地就已經引發了來自全國的關注。當時的場景可謂是日本前所未有的盛況：這裡佔地遼闊，公寓多達 4800 間，就連同一線路上的列車站點都設置了兩個。

1960 年 12 月中旬，伊藤一家在公寓允許入住的首日便搬了進來。那是一個大晴天，一切都充滿了希望，從他們三樓公寓的陽台上望出去，遠方的富士山依稀可見。伊藤女士在她的自傳中寫道，她 4 歲的繼女「開心地在公寓里跑來跑去，甚至還引起了樓下鄰居的不滿。」

這個新家共有 3 個小房間、一間廚房和一間衛浴。他們稱之為「3K」。現代化的便捷高效令伊藤女士震驚不已，除此之外，堅固的混凝土結構看上去能夠承受最嚴重的地震，每個房間都能照射到陽光。當她第一次看到廚房的時候，伊藤女士發現了一個讓家庭主婦對團地生活充滿憧憬的物件：一個鋥亮的不鏽鋼洗碗槽，而不再是陶瓷材質的水池。

有別於老式日本房屋將廚房裝在房子背面的陰暗角落裡，這裡的廚房位於公寓的正中央。而廚房的中央位置也代表著家庭主婦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和其他有幸居住在團地的住戶一樣，伊藤女士很快就開始享受到最新的家電產品——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機以及一台黑白電視機——所帶來的便利。

伊藤女士說：「我們把它們叫做『三神器』。」這種叫法在當時很流行，相對於日本帝國時代的「三大神器」：劍、鏡子和寶石。這種稱呼重新詮釋了日本蓬勃發展的消費社會。

「那時候我們很開心，」伊藤女士說。

伊藤女士的女兒出生幾年後，一切都穩定下來。她的丈夫一周工作六天，每天乘坐擁擠的火車前往東京上班。她在團地的幼兒園做老師，負責「鬱金香班」。

和當時日本各地的情況一樣，團地的兒童數量不斷膨脹。短短几年內，兒童人口出現了大爆發，而這也被統一稱為「日本第二次嬰兒潮」。

每年新年，伊藤一家都會穿上和服拍照。他們還參加了每年的體育節，這是日本家庭的一項慣例，家長會和孩子共同參與競賽等活動。

夏天的時候，伊藤女士會帶著她的兩個女兒去「團地」的一個淺水池嬉戲。在她的照片中，這個泳池總是放滿了水，泳池裡有很多穿著保守連體泳衣的年輕媽媽，身邊圍繞著很多小孩。

團地甚至還有屬於自己的一首歌：「希望在燃燒，充滿健康和力量，讓我們一起精彩起來。」

過去，伊藤女士會站在裝著和紙的那扇窗前，望著樓下的操場和沙箱。附近幾棟樓的孩子總是在一起玩耍，夏天的時候能聽到他們最響亮的叫喊聲。

現在早已沒有人在這裡玩耍了，這裡幾乎都看不到小孩，再也聽不見孩童歡快的嬉鬧，取而代之的是頻繁響起的救護車刺耳的警報聲。

沒落的團地再也不是重建戰後日本經濟的年輕家庭的象徵。在常盤平，幾乎一半的住戶年齡都在 65 歲以上。

盛夏時節，伊藤女士在散步時指了指她幾十年前拍攝的照片里的那個泳池，裡面早已空空如也：只剩一個大大的圓圈，淺藍色的池底已然褪色，散落著幾截樹枝和塵土。

「這就是那個游泳池，以前我的孩子會在這裡游泳」，伊藤女士說著說著，突然陷入了沉默。

伊藤女士站在這個廢棄的操場上，緩緩環顧著四周。對她來說，照片里的模樣比如今看到的一切真實多了。

沉默了幾秒，伊藤女士說：「都消失了！過去這裡還有一個攀爬架，我會讓我的孩子在上面玩耍。現在已經沒了，很多東西都沒了。」

▼「第二次生命」

我第一次見到伊藤女士的時候，我幾乎沒有注意到那個下午沒人給她打過電話或者上門拜訪。要到了幾周以後她才非常激動地告訴我——彷彿她一直在等我問起——我第一次上門拜訪的那天正是她的生日。

相反，她只是隨意地把自己寫的書遞給了我：《千惠子在常盤平團地里的 53 年》（Chieko』s 53 years in Tokiwadaira danchi）。

這是一本包含了日期、姓名、時間和照片，長達 394 頁的百科全書。沒人讀過這本書，哪怕在自己眼中，她也不是很清楚為什麼會費這麼大的勁整理出速記的材料，在筆記本電腦上錄入，然後再列印出來。

她說：「寫作太麻煩了，所以很奇怪，但這個需要被紀錄下來。」

她生於一個講故事為生的家庭里。她父母的曾祖父是一個著名的職業說書人，曾經走遍全國，講述日本封建時代歷史中的篇章。

他的藝名是 Hogyusha Torin，作品被保存在國家圖書館裡。她的祖父也是一名職業說書人，伊藤女士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和他一起生活過。他會坐在她的桌前，在說書的文本上塗寫，還會摺疊說書時會用到的摺扇。

「也許這（寫書）存在於我的血液之中。」伊藤說。

在她的書中，伊藤將自己在團地的生活分成了兩個涇渭分明的部分。第一個部分從婚禮開始，直到 32 年後她丈夫和女兒去世為止。

她給人的感覺是，她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已經隨著他們逝去而終結了，尤其是她的女兒的逝去。

談起後者的時候她常用現在時，有時候她會在提到自己女兒逝世的時候講個笑話，或者流露出一絲憤怒。但大部分時候，她只是直直地望著前方。

第二部分被命名為「我的第二次生命」，關注的是朋友、旅行和團地里外發生的事。舊的友誼煥發了新生，也迎來了新的友情，但伊藤女士活得比這些友誼都要久。

時間一周周過去，無休止的蟬鳴變成了每次對話的背景。伊藤女士最後總結說，自己寫作是為了打破孤獨，讓她不要忘記。「哪怕是不幸的事情（也不能忘記），否則所有的事就都遺失了。」她說道。

1992 年她的丈夫和女兒去世後，伊藤女士的「第二次生命」開始了。當時，常盤平團地和日本的其他團地已經失去了大部分光彩。家庭大多選擇居住在獨棟房屋或者公寓樓里，老去的無子女夫婦和獨身人士則滯留在常盤平團地里。

伊藤女士最親近的朋友之一成為寡婦後也搬了進來。她們在當地超市的冷凍食品區遇到了對方，兩人太過高興，甚至都沒有抱怨冷凍區的溫度。伊藤說：「之後我們變得形影不離，我就是這樣的人。」

很多年過去了，那位女士也去世了，如同其他住在團地內外的朋友一樣。她的妹妹有了痴呆癥狀，一個哥哥也無法出門了，甚至一個弟弟現在走路也有問題。

「我已經孤獨了 25 年了，都怪他們去世了。我很生氣。」她說道。

在獨居住戶每月的午餐聚會上，胃口很小的伊藤習慣了在開吃前把一半食物送給桌友木下先生。得知他喜歡閱讀後，她借給他幾本書。而他也借了幾本給她，還送了點巧克力。

有一次，他讓她去自己的住處取回一本書。「那時候我才發現他住的地方滿是垃圾。」

▼光輝時刻

木下先生住在一層的 2DK 公寓里，這意味它有兩個房間和一個帶餐廳的廚房。

大量的舊衣服、盒子、書籍、報紙、空的食物包裝盒以及大堆的垃圾堆滿了地板，一條小徑從床邊通往廁所，經過了公寓里唯一一件乾淨的物品：一件掛在架子上的白 T 恤，外面還罩著乾洗店的塑料袋。

木下今年 83 歲，他的雙腿已經變得虛弱無力。他用一把「銀椅子」在身前支撐自己。每周大概只離開公寓一次。

伊藤女士見過他公寓的情形後，告知了社區的管理者們。團地里那些獨居、因為年紀而變得虛弱的男性是最容易出問題的。她得知志願者們已經開始關注他了。

幾個月前，當人們幾周都沒有見過他的時候，一名志願者去敲了敲他的門。沒人應答，但她能聽見電視的聲音。因為擔心他已經去世，志願者聯繫了警察。當木下終於從沉睡中醒來後，他有點不好意思，同時也鬆了口氣，甚至還有點高興——因為這讓他知道自己身處某些人的關懷之中。

「Thanks for your kindness（謝謝你的好意）。」木下喜歡講英文，也許是為了避免那些在日語里很難表達出來的情緒。

他在快 70 歲的時候離開了東京，14 年前搬進了這裡，那時候孤獨死剛剛變得常見。他搬進來的那年，常盤平團地出現了 15 例孤獨死。現在，志願者們成功把這個數字降到了每年 10 例。

木下先生在搬來團地前已經失去了一切。他因為破產失去了自己的公司，以及他從自己兄弟姐妹那裡借來的資金。後者斥責他說：「是你毀掉了木下家族。」他失去了自己的房子，以及第二任妻子。妻子告訴他：「沒法和賣掉了自家房子的丈夫繼續在一起。」

你很容易把木下先生看做是日本泡沫經濟破裂的又一個受害者。他的公司：I Love Industry 是一家地下建築工程的分包商，被他稱為「老鼠尾巴」公司——這種公司經歷了日本 1960 到 1990 年代的建築熱潮，直到公共項目的合同消失殆盡。

但他還是享受過片刻的榮光，如同伊藤女士紀錄在自己書中的常盤平團地一樣。在建設英倫海峽的海底隧道時，他為主要承包商之一的川崎重工業公司（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供應在多佛海峽下打隧道時使用的設備：一款軟管的捲軸。

拿出自己的舊名片、供應設備的草圖和自己全盛時期照片的時候，木下先生的大眼睛亮了起來。照片上是川崎重工總部的一場慶祝儀式、多佛海峽下的隧道施工現場，以及他獨自遊覽歐洲時在巴黎的留影紀念。

還有兩個護身符：一個歐洲隧道的鑰匙扣——給人展示時他把它緊緊捏在手裡，彷彿是害怕丟失。他還有隧道建設的紀念章，一塊被塑封的石頭，以及一件小心地放在乾洗店塑料袋裡的 T 恤。T 恤上紅藍兩色的圓圈裡寫著歐洲隧道的字樣。

自從他初次踏足歐洲以後，除了幾十年前從大學朋友那裡學到的蹩腳英語外，他還帶上了在說話中夾雜法語單詞的習慣。

他說：「在巴黎的每個角落我都一直聽到『多謝女士』（Merci madame），我迫不及待想回到東京對女性這麼說了。」

木下拿出一張自己 20 歲時的大幅黑白照片，當時他在一家稻穀倉庫里工作。渾身上下僅有的一條兜襠布襯托出他發達的肌肉和柱子一樣的雙腿，肩上扛著三袋大米，總重 400 磅（約 180 千克）。「When I was young（那時候我還年輕）。」他用英語說。

他出生於台灣，當時那裡還是日本殖民帝國的一部分。他的家庭在二戰後回到了日本西南部，當年他吃過在稻田裡抓到的青蛙充饑。哪怕身處貧困的家庭、戰敗的祖國，年輕的木下也在日本的活力和年輕人里瞥見了光明的未來。

木下先生說：「我們這一代人都有夢想。」他選擇了機械工程專業。

他從沒想過自己的下坡路，以及日本的下坡路會這麼快就來。他滿懷驚奇地說，夏普一類的巨頭企業如今已經被日本的前殖民地，來自台灣的公司收購了。

2011 年，日本遭遇了嚴重地震和海嘯，當時木下先生站起來，扶住一個柜子不讓它倒下。之後，那雙曾經撐起了米袋的雙腿就幾乎撐不住他顫抖的身體了。

他認識的世界縮小了。直到去年他都一直去一個健康俱樂部，因為那兒的按摩浴缸對他的雙腿有好處，他也喜歡有女士一起泡澡的感覺。但某天他在浴缸里暈了過去，人們聯繫了救護車，但他並沒有坐上去，這之後再也沒有回到那個健康俱樂部。現在，每個月他只出門幾次：去超市，或者每月一次的午餐聚會，和伊藤女士坐在同一張桌子上。

他和 「伊藤夫人」的友誼給了他活力——儘管大部分時候都是她在講話。「她非常堅定，堅定到我一句話也插不進去。」他說道。

他為她分了一半午餐給自己、借書給自己而感動，儘管他閱讀的口味更刺激。他說：「我更喜歡色情點的書。」

在一次離開常盤平團地的罕見旅途中，木下先生搭乘火車去了東京。他為伊藤女士和那個來敲他門的志願者帶回了好時巧克力。後者被木下先生稱為「 十一號夫人（Madame Eleven）」。

他希望為伊藤夫人和十一號夫人複製兩件自己的歐洲隧道 T 恤。在歐洲旅行時他買了幾十件，但包在乾洗店塑料袋裡的那件是最後一件了。

「我認為他們保護了我。」

7 月 24 日是她女兒去世的月度忌日，伊藤女士一大早就離開了自己的公寓去掃墓。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里，她都是走同樣的一條路線。

在自己的同代人中顯得個子高挑、手腳修長的她挺著背脊走路，保持著年輕得多的人才有的姿態。穿著牛仔褲和運動鞋的她沿著一條窄窄的人行道往前走，都快碰到因為早高峰而堵在路上的車輛了。

紀念亡靈的年度盂蘭盆節還有幾周就到了，所以伊藤女士也會順路拜訪一名當地種梨的果農，預訂一些仲夏的水果寄給自己的兄弟和其他朋友，包括那個每天觀察著她住處百葉窗的鄰居。

她一直堅持去掃墓，哪怕是在寒冷的冬季清晨依舊如此。但隨著年紀增長，她做出了一些讓步：先是每月兩次去看自己的丈夫和女兒，她滿 85 歲之後又改成了一月一次。她會帶上食物，在女兒的墓旁吃。她和女兒說話，回憶上次掃墓後發生的事兒。公墓總是很安靜，除了夏天蟬鳴鼎沸之時。

「我從不告訴她任何會讓她擔憂的事兒，我從不告訴她自己遇到的任何問題。」伊藤女士說道。

她拿起一個水桶，盛滿水，再用一塊白布輕輕地擦洗著女兒黑色的墓碑。墓碑幾乎和她一樣高，隨著變老，她已經變矮了約 5 厘米。

「我夠不到後面了，所以我只是擦擦前面。」她說道，笑了起來。

她擺好自己買來的鮮花，其中有女兒最喜歡的百合。她總是避免買菊花——這種花在日本象徵著死亡，而且她女兒也不喜歡。她點燃幾支線香，閉上眼睛，雙手合十，低下了頭。

伊藤相信，和女兒和丈夫說話是自己保持健康的原因。「在這個年紀，通常你什麼也聽不見看不見了，或者就是沒了牙齒。啥都沒了。我認為是他們保護了我。」

死去親人的精神是活人生命一部分——這種想法深植於帶領日本人認識死亡的佛教之中，而照顧家族墓園就能保持這種聯繫。但在老齡化少子化的社會裡，這一任務的難度已經變成了日常交流時出現的主題之一。關注國民們對孤獨死憂慮情緒的同一本周刊問道：「我們拿自己的墳墓怎麼辦？」

和她女兒墳墓並排的那些已經顯出了疏於照料的跡象：野草從裂縫了長了出來，威脅著要蓋住墓碑。整個墓園被瘋長的植物和矮樹包圍，死者的名字已經被覆蓋。它們和遍布日本的老去村莊一樣，等到最後的居民變得過於虛弱或者去世，就會被大自然再度佔領。

伊藤女士的女兒千津子 29 歲就去世了。她長期飽受病痛折磨，但當她去世的時候，伊藤女士等在火葬場外面，讓丈夫單獨進去。

伊藤女士說：「我無法親眼看著自己的女兒被放到火里。」

正是女兒的去世給她帶來了徹底的孤獨。如果女兒還活著，她就不需要請鄰居關注自己窗戶上的百葉窗，也不必每年夏天都給鄰居送梨子了。

「如果那孩子還在，就沒什麼可擔心的了。」她說道。

在日本傳統習俗里，死者通常會有佛教的法號，並鐫刻在他們的墓碑上。一旦離開這個世界，他們就繼續在下一個世界裡生活，帶著和佛祖們一樣的名字。這樣一來，他們就不會在活著的親人喊出自己舊名字的時候錯誤地回到現世里來。

但伊藤女士的女兒沒有死後的法號。墓碑上刻著：「按照逝者的意願，她已化為一朵花，長眠於此。」

坐在伊藤女士的公寓里，我回憶起她提過有自家陽颱風景的相冊。我要求看看這些相冊，她展現出自己標誌性的精準記憶力，立馬找出了 11 本薄薄的相冊。

我之前認為陽颱風景的照片和她其他的照片類似：年輕的女兒坐在充氣泳池裡；或者是丈夫葬禮上掛出的那張照片——那是一個罕見的雪天，他站在陽台上。

但這些相冊里的照片上全是鮮花，都伊藤女士自女兒去世後種在陽台上的：孤挺花、天竺葵、康乃馨、玫瑰、喇叭花、水仙、萬壽菊，應有盡有，唯獨沒有菊花。

「我也好奇，為什麼我拍了這麼多照片。」她認真地說道。

▼生命的跡象

對團地的社區負責人來說，從木下先生等獨居人士的公寓里散發出來的濃烈氣味——那種混雜著汗味、尿騷味、腐爛食物的氣息和垃圾臭味的味道——正是令人感到安心的生命的氣味。

如果一間公寓的信箱擋板瀰漫著這樣的氣味，那麼他們就知道裡面的人還活著。或許更準確地說，這是一種苟活者的氣味。木下先生出門的時候，身上就有這樣的味道。

不過，因為木下先生的腿腳越來越不利索，他的世界縮小到了只有公寓那麼大的範圍。而隨著垃圾越積越多，他在公寓內的活動範圍又縮小到只有床那麼大的地方。盛夏的那幾周，他通常只穿一件纏腰帶，在床上或躺或坐，就這麼打發時間。

他已經放棄了打掃衛生的想法。今年曾有一名社工來他家裡拜訪，走的時候帶走了一台繪圖機——木下先生曾用它繪製歐洲隧道的設備圖紙。不過屋裡又堆滿了垃圾。木下感冒後，整個夏天都沒有出門，地板上扔著一碗沒有吃完的速食咖喱，裡面都長出了蛆蟲。

盛夏的蟬鳴聲在木下的公寓里迴響。即便這讓伊藤女士很是厭煩，但很襯木下先生的心意。他覺得這讓人有時間倏忽而逝的感覺。

木下先生說：「它們會拚命地叫，只要還活著就會叫個不停。」

他最喜歡每年夏末才出現的那種蟬，它們發出的「tsuku-tsuku boshi」的叫聲預示著季節即將交替。第一次聽到窗外傳來這種蟬鳴聲時，他激動地睜大了眼睛。

他還是個充滿慾望的人。伊藤女士送來的午餐他吃得很香，他還常懷念過去的溫存時刻。他說道：「我年輕的時候……」

一天晚上，木下坐在床邊，戴上假牙，穿上出門時才穿的短褲和襯衫，準備去看一場每個月舉行一次的音樂表演。這場在電腦維修店舉辦的音樂會是他的固定節目，是那個月他在掛曆上標記的唯一事項。

在店裡，一名歌手正在表演流行爵士曲目。她磁性的嗓音和挑逗的話語，讓木下先生不禁發出了幾聲讚歎的咕噥聲。他跟著音樂的節奏，用手打著拍子。

表演的間歇，十來個經常來看音樂會的觀眾相互聊著天，一起分享擺在大桌子上的食物和酒水。木下先生坐在一個角落裡，默不作聲地大口吃著桌上的食物，挑最好的威士忌喝。

主持人說道：「老爺爺，你的品味很高端呀，是吧？」他的聲音很大，在場的所有人都聽到了。

有些參加活動的客人說，以前從來沒見過木下先生，其實木下和他們一樣也是這裡的常客。這讓我想起，曾有一位社區負責人跟我說起過可能會孤獨死的老人的事。

這位負責人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而且很有哲學氣質。他說，那些脫離人際接觸的人都是「孤魂野鬼、虛無的人」，他用了日語當中的一個同音異義詞，這個詞同時傳達了上述兩個意思。

其他常客也都是老年人，或許他們確實從來沒有留意過木下先生。不過有一個穿著印著「教練」（The Coach）字樣的藍色 T 恤的男子是個例外，他和木下簡短交談了幾句。木下跟他說起了歐洲隧道的事，還給他看了自己的鑰匙扣。不過，在展示的過程中，他一直沒有撒手。

到最後一首歌的時候，木下扭轉了椅子的方向，面朝著牆坐著，沉浸在甜蜜的音樂聲里。

穿教練 T 恤的男子，輕輕在他的肩膀上敲了一下，說：「先生，結束了。」

▼懷念黃金時代

伊藤女士書中和回憶里的綜合住宅樓，與日本各地其他年久失修的團地一樣，已經成為近幾年一個重要的懷舊對象。市面上出現了大量的電影、書籍和博客，剖析、讚頌團地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種現象的背後是人們對日本戰後黃金時代的懷念，當時整個日本都團結在對未來的憧憬中。不過這些影視書籍所描繪的世界和現實已經相去甚遠，像常盤平這樣的地方，過去與現在已經一刀兩斷了。

時間到了夏末，社區的負責人們都期望這個時節不要再出現孤獨死的情況了。其中一位孤獨死老人的親屬們過來料理後事，還聘請了專門為此類死者清理公寓的專業人士。不過幾周過去了，那名 67 歲老人的房間仍然封著膠帶。他死在伊藤女士所在的單元，門外的樓梯間里仍留有他的氣味。

無數只蟬掉落在常盤平團地里，到處可見蟬蛻和蟬的屍體。伊藤女士在公寓外的樓梯里發現了很多隻。木下先生的公寓門前也有一隻。

盂蘭盆節快到的時候，超市裡開始販售盂蘭盆節禮包，裡面有薄木簽、一隻「小馬」和一頭「牛」。點燃的木簽可以指引逝去的祖先騎馬返回人間，三天過後，祖先又會騎著牛慢慢返回他們的世界。這是每年生者和逝去的祖先團聚的節日。

伊藤女士已經有幾十年不慶祝盂蘭盆節了。因為在東京的家人會燒木簽，所以她就不能在自己的公寓門前再這麼做了。不過和往年一樣，她訂的梨子已經趕在盂蘭盆節送到家人手上了。她也收到了感謝電話，有一個是她到丈夫墓前祭拜時收到的。

伊藤女士在丈夫的墓前接了一個電話，她說：「你好？您哪位？是惠里子嗎？」

惠里子是伊藤女士的繼女，她們很少聯繫。不過，伊藤女士會在盂蘭盆節給她寄梨子。母親節的時候，惠里子也會給伊藤女士送康乃馨。她們的通話持續了幾分鐘的時間。

「你要照顧好自己。你很快就到 60 歲了。沒有聯繫……我知道，有很多人。我現在都當上曾外祖母了。大家都很忙，所以我猜這可能是沒聯繫的原因。謝謝你送我康乃馨。好的。你照顧好自己。」

伊藤女士繼續打掃墓地，拔掉野草，往墓碑上澆水。墓碑上用紅字刻著她的名字，這種顏色表示生者死後會埋葬在這裡。

她說：「等我死了，他們只要把顏色去掉就行了」

她的骨灰會被埋在墓碑的下面。而她的所有身外之物，包括詳盡編錄的個人傳記當然也會被一同火化。

▼照看她的鄰居

伊藤女士的家與鄰居酒井豐子（Toyoko Sakai）的公寓，只有短短几步路的距離。83 歲的酒井住在一樓，伊藤女士拜託她每天留意一下自己的窗戶。

伊藤女士在酒井家的佛龕前點了一炷香，然後雙手合十。那裡放著酒井已故丈夫的一張肖像。肖像兩側各放著一束花，下面是一隻甜瓜和一個又大又圓的梨子。梨子是伊藤女士之前送給她的。

伊藤女士說：「謝謝你照看我，我一定得送一些東西給你。」

酒井雖然聽不清楚，但是視力很好，能徑直看到伊藤女士三樓的窗戶，這讓她成為留意紙窗的優秀人選。

不過最近，酒井的注意力被另一座樓吸引了，她注意到那幢樓四層公寓的陽台上堆滿了垃圾。

「在第四層，」她興奮地說道，「你在這可以看見。」

伊藤女士掩飾住自己的焦慮，又將話題轉到自己的公寓，想確保鄰居不會過度分心，仍然留意自己位於三樓的窗戶。

酒井從自家的窗戶望向伊藤女士的家，說：「好，好。那裡，四樓。」

伊藤女士又提醒了她一遍，溫柔地糾正了鄰居的錯誤，說道：「三樓，我住三樓。」

酒井沒有聽到，又說起四樓的窗戶。

伊藤女士抬高聲調又重複了一遍，說：「我住三樓。」

酒井女士終於聽清楚了，說：「是三樓！」

伊藤女士說：「三樓，帶黑紗的那個。」想到酒井一直以來可能都看錯了，她們都笑了起來。

▼最後的準備

盂蘭盆節過去了。和往常一樣，木下先生的親屬還是沒有跟他聯繫。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裡，看一本叫做《色情男女》（Men』s H. Women』s H）的枕邊書——H 是日本俚語，表示性。

作為家中的長男，木下本來有義務照看家族的墳墓，不過他已經放棄了這項職責。他不打算死後葬在家族的墓地里。他說，自己的破產已經給弟弟妹妹添了太多麻煩。

他跟第一任妻子生有一個兒子，不過兒子還蹣跚學步的時候他們就離婚了。木下說：「我可能太忽視他了。」他們互相寄過賀年卡。木下臉上帶著笑回憶道，幾年前，他的兒子曾在卡片上寫道，他現在成為了父親，並為此感到高興。

他說：「就算他們在墓碑上刻上我的名字，也沒有人到我的墳前祭拜。」

木下已經在一家醫學院作了登記，死後將捐獻自己的遺體，這家醫學院會料理他的後事。每年秋天，它會在一家佛教寺廟舉行悼念儀式，祭奠木下和其他捐贈者。醫學院還會負責清理他的公寓，他的 T 恤和鑰匙扣或許也會像伊藤女士的書一樣被送進焚化爐燒掉。

他只是害怕自己會孤獨死。畢竟，他得證明自己的器官還有點用。他說：「如果你跟他們說，這有一具腐爛的屍體，你們帶走做醫學研究吧。他們是不會管的。」

▼秋天的預兆

數十年來，常盤平團地都是在每年 8 月的最後一個周末舉行盆舞大會。夏末的晚上已經有明顯的涼意了。

伊藤女士似乎很不安，為鄰居搞不清楚窗戶的位置而心煩意亂。她說，這個女人明顯就靠不住。過了一天之後，伊藤女士又細想了一番。這麼多年來，鄰居來自己位於三樓的家中探望過很多次，所以她肯定知道自己住的位置。伊藤女士說服自己，上次肯定只是酒井一時搞錯罷了。

盆舞大會即將召開的幾天前，伊藤女士接到飯友木下先生打來的電話。木下整天縮在公寓里度日如年，迫不及待想要參加，他打電話來是想和她確認一下具體日期。伊藤女士已經有幾十年沒有參加盆舞大會了，自從孩子長大之後，她就再也沒去過。在過去，團地還有很多小孩子的時候，舞會是在一個大公園裡舉行的。而現在，舞會的舉辦地已經換到一個小廣場了。

伊藤女士說：「現在的舞會沒什麼意思。」

日落後，人們逐漸聚集起來。在紅白色燈籠的照耀下，人們圍著廣場中間的檯子跳舞。

木下先生推著銀椅子緩緩穿過人群，坐在榆樹下的長凳上休息。他把臉扭到一側，就像當初迴避爵士歌手一樣，不看在台上穿著和服跳舞的女人，而其實他心裡早就渴望看到她們。當有人向新人介紹他時，木下只是說：「我這輩子唯一留下的東西就是歐洲隧道。」

天漸漸黑了。四下響起了蟋蟀的叫聲，在日本這是秋天到來的預兆。而在團地的更深處，往伊藤女士公寓的那個方向，死去的 67 歲老人的房間依然封著膠帶，氣味還遲遲沒有散去。再往裡走，經過廢棄的池塘和她女兒小時候常玩耍的遊樂

場，伊藤女士家的窗戶在黑夜中模糊可見。

紙窗是拉上的，等待著她早上再把它拉開。

△伊藤女士家的紙窗。圖片版權：Ko Sasak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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